第5版()
专栏：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序（摘要）
王首道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又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黑暗面的历史。它记载着党在六十多年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有着极为丰富、生动的内容。
加强党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原则，特别要强调全面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研究党史，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是决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历史并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党史研究工作者应当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还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中国人民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党六十多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坚持了这种结合的原则时，党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违背了这种结合的原则时，革命事业就受挫折，甚至失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发展。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实际，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党史学科，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理论。
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历程是不平坦的，党的历史也如同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遭受了无数的挫折，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风险。研究党史，固然要讲历史的规律性，但也要讲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既要讲革命高潮，又要讲革命的低潮；要讲成功的经验，也要讲失败的教训。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些历史经验，使革命的人民了解中国的昨天与现实今天的历史联系，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念；用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传统和好作风，教育和鼓舞人民，有益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历史的借鉴，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党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任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我国结束了几千年以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它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篇章。研究党史，应该把党的活动纳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范畴来考察，不要离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孤立地讲党史，防止党史研究中简单化的倾向。要正确反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与党史的联系，从当时历史的全局和整体出发，把党的活动放在恰当的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才能全面地说明党的活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
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党史更是一门党性很强的学科，党史研究的成果应该是过去客观存在的历史的真实反映。研究党史必须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某些方面，我们并没有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喜欢搞一言堂，由一个人说了算，以权代史，以言代史，于是历史受到践踏，这就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正是利用了人们思想中“左”的和封建的意识，以达到篡改、伪造历史的目的。他们大搞现代迷信，神化领袖，荒谬地把党史写成个人英雄史，或者写成只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历史是无情的，不尊重历史，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和伪造历史的人，只能落个遭千古世人唾骂的悲惨下场。党史学科是深受他们破坏的一个重灾区，更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
党史的科学性和党性是一致的，周恩来同志生前再三强调撰写文史资料要“存真、求实”，“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这也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在党史研究领域中，“左”倾思潮和封建意识的影响还相当普遍，它不仅是十年浩劫的产物，而且由来已久，烙印极深。有一些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和追怀战友的纪念文章，写得不够真实，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拔高、编造的现象。但对另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则避而不论，如实在回避不了，不是在材料的取舍上有所偏颇，就是在对问题的分析上有时无限上纲，对一些史实的评论不够公允。历史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其本来面目。不要搞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好的写得过于好，故意拔高；坏的写得过于坏，故意贬低。对历史要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尊重历史，忠实于客观事实，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粉饰，不讳过。在这方面马克思对待拉萨尔、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科学态度，以及我们古代一些史学家很多好的范例，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主张客观主义。在党史研究中资料是重要的，应当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论证历史，必须从具体资料出发，从具体资料的分析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把论断建立在确凿的历史资料的牢固基础上。切忌从概念出发，作主观的推论和附会，标奇立异，把历史引入歧途。但要把党史研究推向前进，又必须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如果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就要敢于面对传统的或权威的挑战，敢于坚持真理。研究中出现不同的结论，各抒己见，也是正常的。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鸣，以有助于党史研究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要提倡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总之，要注意做到党史研究文章应是研究成果，应是既有科学性又具有党性的学术论文。
在党史研究领域中，我们虽然已取得了一些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成就，对党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应该承认还存在许多空白，需要我们努力去探索和开拓。例如在军事、政治方面着眼较多，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相对地注意还很少。
深入研究和如实地把党的历史传之后世，是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者应有的追求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党的十二大以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开拓新的历史局面而奋斗。我热切期望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无私无畏，发扬敢于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德，共同努力开创一个党史研究工作兴旺、发展的新局面。
第5版()
专栏：
欢迎学术上的诤友
李新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了解自己，希望友谊，希望知音。知音有两种。一种是伯牙与子期那样的友谊。伯牙对子期能欣赏他的“高山流水”，表示衷心的感激，以至子期一死，他便毁琴不弹。另一种知音是顾曲的周郎。“曲有误，周郎顾。”周郎能听出曲中的错误。那不是很知音的人吗？他不但听出了，而且及时地以目顾之，让奏曲者注意，避免再发生错误。这种诤友式的知音，不是更值得感激吗？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以来，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有不少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有鼓励的，也有批评的，可谓知音不少。但最使我感动和感激的要数赵冬垠同志。
我去年12月到广州，听黄彦同志说，赵冬垠同志对我们的书有意见。我特地去拜访了他。他知道了我的来意后，没有任何客套话，直截了当地就向我指出了《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册中的错误和缺点。他的意见既很具体又带有原则性，有时还提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如批评我们的书中对清末农村情况忽略了，关于同盟会系统的革命团体，只对湖北的讲得最详细，而对江苏、浙江等地则写得太少，等等，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我对他的意见，当即表示接受和感谢，并希望他对下册也照样审阅和指正。他说没有收到我们寄赠的书。我回到北京后随即召开了民国史研究室全体人员的会议，传达了他的批评意见，并希望大家要善于主动地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和正确地对待各种批评意见。在会上，我也简单地介绍了赵冬垠同志这位老党员的为人。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中坚贞不屈，在“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中更是令人钦佩，根本不把“四人帮”放在眼里。他的性格耿直，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只是在对待一些有错误的人，有时批评过严，要求过苛，使人面子上过不去。他从三十年代起即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生好学不倦，中外文的基础都好，学识渊博，所以他虽然是经济学家，却能对我们的民国史提出很好的批评。他还有一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优秀的品德，就是一贯地注意提携后辈，培养青年。所以他现在虽然从广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居第二线了，但院内重要的研究骨干如我所熟悉的张磊、黄彦等同志，对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非常尊敬。
这次会后，我们研究室随即给他寄去了民国史一卷下册。不到一个月，他即把批阅了的原书寄回来了。因为我们当时有约，请他在书上随意批改，然后将原书寄回，我们再寄一本书赠他。他果然那样认真地信守诺言，毫不爽约。我接到书后心中充满无限感激。他在书上批改的意见虽然只有几条，但都很重要，很值得我们修订时考虑和采纳。较大的意见不是一篇短文说得清楚的，随便举一条小意见来说吧。我们的书上说同盟会搞暗杀活动，曾受到俄国虚无党的影响。他用铅笔把这句话勾了一道，一直勾到书眉上，并作了这样的眉批：“俄国并无虚无党”。我对这一眉批很注意，找了几个精通外语和俄国历史的同志请教。结果证明，我们的写法错了。虚无主义是一种思想，各国都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但并没有虚无党的组织。俄国也的确没有虚无党。俄国搞暗杀的主要是民粹派，也有个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但不能把这些人称为虚无党。同盟会搞暗杀活动确实受到过俄国的影响，其来源主要是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跑到日本的一些民粹派和个别社会革命党人。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的影响则更广泛，但其作用不在于搞暗杀活动方面。总之，由于我们学识浅薄而又钻研不够，所以同盟会当时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我们现在依然没有搞清楚，因而写出了不科学的词语。这个问题似乎不大，但却暴露了我们的学风还不够严谨。对问题不寻根究底，不搜求第一手资料，人云亦云，辗转抄袭，这种作风是历史工作者的大敌。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即使文采很好，风行一时，也不能算历史科学著作。因此我们对赵冬垠同志的批评指正，衷心感激。他真是我们的知音——诤友式的知音。
赵冬垠同志还是我们编写民国史最热忱的支持者。1976年冬，我们和广东几个单位合作，与张磊、黄彦等同志共同修订《孙中山年谱》。那时“四人帮”刚倒台，搞科研的条件很差，困难很大。赵冬垠同志不仅为我们解决了各种困难问题，而且亲自陪同我们到中山，到肇庆，参加我们的工作，一字一句地对《年谱》进行修订。《孙中山年谱》成书后，在序言里本来提到了他的领导和支持，但他坚决地把它删掉。稿费他更是分文不取。这种可敬可爱的高尚品格，真无愧于老革命的光荣称号。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些老同志满腔热忱而毫无顾忌的支持，我们搞民国史的同志们才受到鼓舞，不怕艰难险阻，坚持不懈地搞下来，从而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这样热情地支持我们搞民国史呢？因为他从事革命和科学工作数十年，懂得科学，热爱科学，知道从事科学研究的甘苦，特别是对我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搞民国史，还能坚持科学精神，他内心很同情我们。他对我们很了解，就象子期对伯牙一样。所以我们过去并不相识，却一见如故。真是高山流水识知音呵。我们这样的知音是两重意义上的，既是感情相通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又是能提出批评意见的诤友式的知音。简单一句话，这是真诚的革命同志式的友谊。
本来，在一切革命同志之间，都应该有真诚的深厚的战友之谊。这样的友谊，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区域，是同志间正常关系的表现。在解放区，这种关系是普遍的，不仅在党内，就是在人民群众之间也广泛地存在。在白区，这种关系只能存在于狭小的范围内。所以鲁迅遇着瞿秋白，就感到无比的喜悦，觉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全国解放后，以这种革命友谊为基础，在人民群众范围内，建立起更加广泛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相见，都以同志相称，十分亲切。新中国的确是一个新社会，在剥削制度下面，怎能有这样普遍的同志关系呢？
现在我们正在整党。我们多么需要通过真挚、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同志间建立起比任何知音都更高尚、更深厚的革命友谊呵！在“四人帮”余毒尚炽的时候，我们得到赵冬垠同志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在今天开始整党的时候，我们又得到他充满善意的批评和指正；我们怎能不表示由衷的感谢呢？因此，我特地写了这篇短文，代表我们编写民国史的同志向他致谢。我未征求赵冬垠同志的意见就这样做了，为的是求得自己心安。我想赵冬垠同志即使不以为然，也会原谅我的。
第5版()
专栏：书讯
《世界经济年鉴（1982）》出版
钱俊瑞同志主编的世界经济方面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世界经济年鉴》1982年刊，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近期将在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第5版()
专栏：书讯
《工业企业劳动定额定员管理》出版
钟华镇编著《工业企业劳动定额定员管理》已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定额的任务和作用、劳动定额的形式和制定方法、工作日写实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具体做法。
（庞兴忠）
第5版()
专栏：书讯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出版
朱成甲编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选收全国报刊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中共党史研究论文共九十八篇。全书按历史时期顺序编为上、中、下三册。 （益涛）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包括广西西部左江、右江以及红水河流域部分地区。它是1929年冬、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运用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改造旧军队，创建革命武装，并与韦拔群领导的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创建的。
1929年7月，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分别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区主任。俞作柏原是国民党左派，与我党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他掌握了广西政权后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广西大力发展革命力量，陆续派出龚鹤村
（即龚楚，后叛变）、陈豪人、徐开先（即徐光英，后叛变）、张云逸、袁任远、李谦、叶季壮、袁也烈等去广西，与原在当地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等汇合，并由广东省委书记贺昌到南宁直接领导，开展工作。9月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西工作的领导，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南宁组织广西军委。
党十分重视对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安排了陈豪人任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南宁市公安局长；促使俞、李释放“清党”中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下令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并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党还把兵运工作作为统战工作中的重点，通过俞作豫和其兄俞作柏、表哥李明瑞的关系，推荐张云逸任教导总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长。第五大队长是俞作豫。党派了一大批党团员担任这些部队的各级干部，在连队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速部队的改造，很快地掌握了五千人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在贺昌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以秘密方式，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地方党各级组织，并于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郊区召开了广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扩大农民武装，加强城市工人运动，选举了广西特委，由何誓达任书记，聂根、陈洪涛、严敏、雷经天、张弟杰等为委员。
1929年9月下旬，俞、李在汪精卫改组派的拉拢下决定出兵反蒋。我党认为广西局势未稳，主张暂缓行动，但被俞、李拒绝。于是，党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应付突然事变，将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维护后方。10月初，俞、李带兵去前方时，又任命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接管全部金库和军械库。10月中旬，俞、李因部队叛变，逃回南宁。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等决定按原计划将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拉出南宁去左右江，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准备武装起义，实现工农武装割据。10月15日前后，俞作柏、李明瑞随同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开赴左江龙州，俞作柏到龙州后出走香港；邓小平、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携带大批军用物资分水陆两路开赴右江百色。
右江地区，原有我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其中以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武装最为著名。第四大队到达百色，邓小平立即召集军委会议，决定在右江地区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开展扑灭豪绅反动武装的斗争；进一步整顿、改造和扩大部队。群众性反豪绅的武装斗争很快在右江地区开展起来。10月28日，第四大队在农民武装配合下，消灭了盘踞平马、那坡一带的反动武装警备第三大队，扫除了起义的障碍。
11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起义计划，同意在左右江创建根据地，颁发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的番号，并批准撤销广西军委，成立右江前敌委员会。前委成员是：书记邓小平、委员有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等。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会议，决定于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
1929年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同日，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马镇召开，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百色、东兰、奉议、恩隆、恩阳、思林、果德、凤山、向都、凌云、隆安等十一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百色起义前夕，邓小平在起义部署就绪后，率领何世昌、严敏、袁也烈等一部分干部从百色到了龙州，随即与李明瑞、俞作豫共同研究了左江起义的部署，然后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根据右江前委指示，1930年2月1日，李明瑞、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八军，李明瑞为红军第七、第八军总指挥。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兼红八军军委书记），同时，宣布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王逸任主席。
龙州起义后，右江前委调红八军主力攻打南宁，龙州地区革命力量减弱，反动势力蠢蠢欲动。2月7日，邓小平由上海回到龙州，立即调回红八军主力，停止打南宁。随即召开红八军军委、左江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听取邓小平传达中央指示后，结合左江情况讨论决定：红八军发展的总方向，是与红七军汇合，设法向右江推进。为此，立即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建立各地革命政权；迅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加紧红八军的改造，肃清反动的旧军官，然后向右江靠拢。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临时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兼红八军政治委员），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涂镜吾（即涂振农）为委员，并决定由涂镜吾接替王逸任左江特委书记，加强对地方党的领导。会后，左江地区群众性的反霸、剿匪斗争开展起来了，龙州、上金、凭祥、养利、崇善等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时，在龙州开展了空前的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左江的革命斗争虽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四周敌情日益严重。前委决定迅速与右江取得联系，红八军全部向右江挺进。3月初，邓小平在工作部署就绪后，随打通去右江通道的第一纵队，离龙州去右江。3月20日，龙州在敌人四个团的突然袭击下失陷。以后，在转战途中因内部旧军官的叛变，红八军大部溃散；余部辗转滇桂及中越边境至右江编入红七军。
在龙州起义前夕，右江前委错误地提出打南宁的计划。2月初，在红军主力尚未集中隆安时，隆安即遭到桂系军阀四个团的袭击。红七军虽在隆安、平马、亭泗三地给敌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敌众我寡和指挥失误而退出右江沿岸，转入东兰、凤山地区。3月初，前委决定一、二纵队去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三纵队由韦拔群率领留守右江地区坚持斗争。3月下旬邓小平回到东兰，立即召开会议。在他向干部介绍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军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后，决定立即在右江实行土地革命。会后，邓小平、韦拔群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并根据右江情况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右江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掀起了群众性的参军热潮，红军不断扩大。6月初，红七军主力由黔边胜利回师右江，再度解放百色，并收复了右江沿岸城镇。部队一边整训、扩军，一边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右江地区革命形势顺利发展。
1930年9月底，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派来代表，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阻止敌人向北增援，以保证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1月10日，经过整编的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离开右江根据地。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转战，部队损失很大，所余一千多人，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根据地，编入红一方面军。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余部仍坚持右江地区的斗争。1932年冬，由于韦拔群、陈洪涛相继壮烈牺牲，东兰、凤山地区被敌占领，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
（时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