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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我们的“绑”该不该“松”？编辑同志：
今年3月30日，贵报登载了福建省五十五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的信，3月7日和4月14日，又先后发表了《七百万斤被糟踏的储备棉的“申诉”》和《严厉惩处坑国害民的“棉霸”》等文章，我读后深有感触。这些文章，说出了我们这些要求改革的企业领导人的心里话。作为一个厂长，从最近我厂发生的一桩“棉花案”中，我更体会到“松绑”的紧迫。
我们厂是一个有十万七千枚纱锭、二千九百台布机、年产值超过一亿元的大型棉纺织企业，生产用棉由洛阳市棉麻公司供应。1983年11月份到今年1月份，该公司供应我厂生产用棉的等级与生产实际需要差距甚大：高级棉的供应超出需要量一倍以上，而中级棉只占需要量的58．3％，特别是低级棉供应严重不足，只有需要量的12．88％。迫使我厂在吃中、低级棉库存的同时，不得不用高级棉生产中、低档纱、布，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三个月内，仅因原棉单价一项，生产成本即超支三十六万二千元。更令人痛心的是，为外商生产的中、低档纱、布，不得不用高级棉，使国家白白损失八万元左右。今年元月底，我厂低级棉库存不足半个月用量（正常储备七十天），生产已难以为继。
在这期间，我厂曾多次请求洛阳市棉麻公司，从国家利益考虑，从生产需要出发，尽快组织低级棉进厂。对方却一再强调“没有办法解决”。后来，我们了解到河南省通许县棉麻公司库存中、低级棉较多，并愿意支援我厂。元月底我厂与该公司签订了购进低级棉七千三百担的合同。谁知2月上旬，在棉花进厂的过程中，却被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视作“经济案件”查处，以我厂违反商业部（83）41号文件为理由，对我厂罚款六万零二百四十七元，没收贷款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四元。当我们一再向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述理由和苦衷时，该局一位副局长竟说：“成本再高，也不能这样做”，“成本是业务问题，我们是管政策的”。现在这场“官司”从市打到省，两个月过去了，尚未见结果，真是使人左右为难，啼笑皆非！
我们十分不解的是：我厂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却被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商业部文件处以罚款，那么，不能按我厂生产实际需要供应棉花，造成国家近四十万元损失的洛阳市棉麻公司，有没有谁以什么法规去处罚他们呢？自诩为“管政策”的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我们置国务院《成本管理条例》于不顾，闭眼让国家受损失，又有谁以什么法规去处罚他们呢？
作为一个国营企业，我们可以不可以有点选购原材料的权利，可以不可以“找米下锅”，捆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绑”可以不可以松一松呢？
河南洛阳棉纺织厂厂长 胡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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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此“绑”当在可“松”之列
吴昊
洛阳棉纺织厂是一家国营大厂，产、供、销要接受和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大厂不同于小厂，小厂在改革中较容易放开、搞活，大厂的改革需要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在当前的体制改革中，把适用于小厂的措施，往大厂里生搬硬套，是不妥当的。
然而，不管大厂小厂都要无例外地实行对内搞活的政策，都要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适当地实行市场调节，都要注意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都要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都要打破有碍提高经济效益的条条框框，等等。明确了这些前提，再看洛阳棉纺织厂的“棉花案”，是非就比较清楚了。洛阳棉纺织厂在国家按计划供应的低档棉数量不足、企业用高档棉生产低档纱和布时成本提高、企业亏损，而附近棉花产地又有适用原料的情况下，直接从产地购进原料，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计划渠道无“米”可炊，又不许企业“找米下锅”，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人家“饿死”么！
有人说合情合理不合法，而且拿出了某个部门制定的“法”为依据，该怎么办呢？不妨先看看是什么“法”，是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益的“法”，还是限制企业提高效益的“法”？如果确是限制企业提高效益的“法”，确是不利于全局的“法”，确是影响改革的“法”，不正是在当前的改革中所要抛弃的么？捆在企业身上的这类绳索不是松开得越早越彻底越好么？
一些人的脑子里，“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只要是“祖宗家法”，似乎就半点动它不得。近来各地的企业厂长、经理纷纷请求“松绑”，其实这是很客气的。老实讲，光一个“请”字、一个“松”字够用吗？你要“松”，他要“紧”，怎么办？有些“绑”，不是绳索，是铁索，怎么办？千万不要以为一“请”之后，“绑”即“松开”。对那些“请”而不“松”的“绑”，看来是非要有些措施不可的！
洛阳棉纺织厂厂长来信中提出的“绑”，是“松”开呢，还是继续捆下去呢？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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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里花钱“搭台” 乡下出人“唱戏”
原平县各行各业兴办经济实体
本报讯 山西省原平县国营工商企业和机关单位想方设法，积极兴办各种形式的经济实体，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开辟门路，提供服务。去冬以来，已办起生产服务性实体一百三十八个，在多层次的农村经济中形成了一支力量。
实行联产承包制后，这个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但不少农民由于资金、技术、资源等短缺，一时找不到生产门路。农民的家庭经营也亟需提供社会服务。为了多途径地发展商品生产，去年年末，县委总结推广了同河灌区水利委员会的经验。这个水委会原来只有三个职工。他们采用“滚雪球”的办法，先后办起了钻井队、焊条厂、猪场、蘑菇场、粉坊等十四个小企业，以大包干和利润分成办法承包给农民经营。上缴灌区的利润，一部分用于水利建设，一部分用于小企业的发展。现在，这个灌区已拥有一百一十万元固定资产、一百五十七个农民“合作工”。农民把这种做法叫“搭台唱戏”，即企事业单位“搭台”，让农民来“唱戏”，发展生产。水委会的经验推广后，广泛受到欢迎。县里的企事业单位，从工矿、机关部门直到文教单位，都发掘潜力，有钱出钱，有场地出场地，有设备出设备，很快办起一批经济实体。
他们在“搭台”中，坚持从生产发展的需要出发，从自己的条件出发，坚持自力更生，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联营或承包方法。这样做，既利用了闲置的生产资料、资金、劳力，又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分工分业。县农机厂和两个大队的二十多个农民签订合同，让农民承揽零部件粗加工。工厂建在县城，“车间”设到乡村，农村赚了工厂的钱，工厂也扩大了生产。蔬菜公司组织农民加工豆腐，产品由公司包销，今年头两个月就销售豆腐二十万斤。县委办公室也在县城开了个“庄户人书店”，吸收农民参加经营，2月下旬开业以来，每天营业额达一百多元。
各行各业“搭台”，农民“唱戏”有利于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积极性，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今年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比，原平县工业利润增加了149．7％，商业购进额增长85％，财政收入增长28．8％，生产资料购进额增58％，离土务工经商劳力已占全县总劳力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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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赞“搭台唱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以来，农村商品生产出现了进一步蓬勃发展的势头。山西省原平县的“搭台唱戏”，就是适应并促进这一形势的一个好办法。
所谓“搭台唱戏”，是指工商企业、机关单位，以组织经济实体的形式，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创造条件，开辟门路，提供服务，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随着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和逐步完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趋高涨，致富的愿望日益强烈。农村有剩余劳力，但是就大多数农民来说，资金、技术、资源还很短缺，信息不灵，想发展商品生产而苦于找不到门路。各部门、各单位一齐动手，或出资金，或供场地，或给设备，或传技术，帮助“搭台”，让农村大量剩余劳力有用武之地，发展商品生产这一台戏就会唱得更加有声有色了。
这样做对农民、对各部门、对各单位都有好处。厂矿、机关单位“搭台”，在扶持农民致富中自己也会得到发展，并且密切了同农民的联系。对农民来说，有利于在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冲破“左”的束缚，使农村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逐步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组成多层次、多形式、纵横交错的经济网络和服务体系。
当然，“搭台”要讲求自力更生，从实际出发；要按照互惠的原则，双方建立适当的经济联系；要加强领导，有计划地“搭台”，有计划地“唱戏”；切忌不顾条件光图热闹，一哄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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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振兴长江水运 开发沿岸资源
重庆市与云贵两省实行经济协作
本报贵阳电 记者黄文福报道：贵州省和重庆市决定合资经营黔渝航运联合公司。从今年起，贵州将有大量煤炭和物资在重庆装船东运。重庆还将和云南、贵州组织运输联营，并在港口建设、船舶制造等方面积极协作、联合，以振兴长江水运和为开发金沙江沿岸资源服务。这是4月上旬重庆和贵州、云南达成的六十八项经济合作协议之一。
作为经济中心城市，重庆历史上与云南、贵州经济联系密切，后来由于受行政区划限制，这种联系大大削弱。近三年来，重庆和云、贵两省打破行政区域界限，进行七十三个项目的经济协作：资源联合、合资经营；联合生产、联合销售；技术协作、物资协作；技术转让、人才代培、联合科研等。这些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协作，有效地发挥了重庆的经济中心城市作用。贵阳、昆明过去不能生产手表，重庆和贵阳、昆明加上成都的钟表企业合资经营，重庆提供机芯和技术指导，贵阳、昆明、成都生产零件，使得贵阳和昆明手表厂年产能力分别达到十万只和十五万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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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炮弹怎当废钢卖编辑同志：
上面这张照片上的炮弹，是今年二、三月份，首都钢铁公司从山西垣曲、洪洞二县土产公司发来的三车皮废钢中挑出来的，共七十四枚。他们还从河南驻马店供销社发来的两车皮废钢中，挑出了四百三十三枚炮弹。因为炮弹等危险品混入废钢，有些钢厂屡次发生爆炸事故。
为了保证炼钢工人和炼钢设备的安全，国家三令五申严禁把爆炸物混在废钢中调运给钢厂。难道收废品的人连废钢和炮弹也不能识别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对这样做的人，我认为轻的应罚款，重的应追究法律责任。国家物资局 陈荣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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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简政放权 层层放权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江夏、魏辅政报道：4月25日结束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简政放权、层层放权，把一部分权利和责任下放给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经济管理也不能沿用老办法，要把应该给企业的权利真正下放给企业。
这次座谈会是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于4月16日至25日在江苏常州市召开的。参加座谈会的有二十五个城市和有关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机构的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的同志。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关于城市改革的讲话精神，交流了重庆、常州、沙市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着重讨论了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开创城市改革新局面等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在扩大试点城市权利和责任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他们认为应该赋予试点城市企业以下几个自主权：
生产计划权。企业有权自由选购自己需要的物资和商品。在完成国家收购调拨任务和供货合同后，可以自销部分产品。
资金使用权。企业可以自主使用自有资金，包括向其他单位投资。有权转让、出租闲置的固定资产，将所得收入并入生产发展基金。
劳动工资管理权。企业可以根据国家规定，自主选择用工制度，逐步增加合同工、轮换工和临时工的比重。有权择优录用和辞退职工。可以自行选择工资形式，有权调整部分职工的工资。集体企业实行全额浮动工资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干部任免权和机构设置权。企业可以自主确定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可以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界限，从社会上招聘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长或经理由国家任命，副职由正职提名，上级批准；中层干部由厂长或经理任免。国营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或经理实行选举和招聘。
目前，除了国务院已经确定的试点城市外，辽宁的丹东市、黑龙江的牡丹江市、湖南的衡阳市、河南的安阳市、安徽的蚌埠市，已被确定为省里的城市改革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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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写
汽车厂的新主顾
新华社记者 李安定
“五一”节前夕，我到南京汽车厂采访，在销售公司大楼里，遇到河南渑池的一位副县长，还有这个县的计委主任、物资局长。这位副县长姓张，一见我就热情地谈起他们的来意。他说：“我们是来给县里农民买汽车的。来之前，县委开了个常委会，决定把渑池办成运输专业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一定把汽车买到手，不然就不要回去。”
去年春天，一家一户的农民，腰缠万元现金，到南汽来买汽车，成了报纸的一大新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县长也给催来了。这家汽车厂销售公司的卢经理说：“这几天，河北、河南、山西、江苏都有县长、市长带人来为农民成批成批地买汽车，听说湖南、广东还有几位县长也动身要来我们厂，大概正在路上。”
老卢这么一说，老张有点急了。他生怕买不到汽车，有辱使命，忙说：“耀邦同志去年视察咱渑池，提出摘掉渑池的穷帽子，要开发矿山，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林业。现在，矿产品、林牧产品多了，全县涌现出三百六十户汽车专业户，仍然满足不了运输的要求。去年，由于车少，山里的苹果烂了六十多万斤，硫磺散失了七万吨，还烂掉大量的荆条。一定请‘南汽’的同志们，为我们农民第二次翻身助一臂之力。”
老卢有点感慨了。他说：“搞了三十年汽车，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汽车和农民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不久前我去河北赞皇县，看到一辆汽车可以富三家。有的汽车专业户一年收入两三万元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
大家说得正热烈，电话铃响了。老卢拿起话筒，听了几句，顿时满面春风，对大伙说：“厂里顾书记来的电话，请老张听听。”
屋里立时静下来，老顾的声音在电话里很响：“我们把你和别的几位县长来买汽车的事向北京报告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指示我们，要把支持农村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汽车工业的战略目标，要求‘南汽’和联营厂，今年要再增产五千辆汽车，全部卖给农民，我们想开个全厂职工大会，请你们给职工讲讲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村出现的好形势，给我们鼓鼓劲。我们准备选定十个县，集中投放一批‘跃进’车，同时提供配件，培训司机，帮助这些县成为运输专业县。”
听到汽车厂的同志和农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老张喜形于色，不禁连声说道：“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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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镇兴旺四乡变活
本报记者 侯志义 本报通讯员 赵双来
河北省霸县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振兴了胜芳镇，带动了周围的一百五十个村庄。
胜芳镇交通发达，与周围乡村经济来往密切，历史上就是城乡商品集散的枢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这个镇在周围农村中的中心作用，霸县县委、县政府采取四条措施，振兴胜芳镇。
一是放宽政策，从资金、场地、服务等方面扶植和发展个体经商户，搞活流通渠道。去年全镇个体商业户发展到一千六百六十九户，营业额达一千一百万元，占全镇商品零售总额的二分之一。
二是大力发展为城乡服务的加工业。他们除了利用本地的传统技术和资源恢复和发展松花蛋、藕粉等传统名牌产品外，还开辟和发展了服装、塑料、建材、食品等三十多个行业。全镇从业人员达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三人，去年全镇工副业总产值达五千一百万元，实现利润一千零二十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加二点三倍和二点一倍。
三是对从事农业的专业户实行优惠承包的办法，采取多种土地转包的形式，既能使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又能腾出大批劳力从事工商和服务业。目前全镇有三百多个个体工商户将两千多亩土地转包给一百五十多户农业专业户。另外，还有边远的三百三十九亩土地由集体转包给镇外村队。目前，全镇专门从事农业的只有两千七百人，占总劳力的17％。
四是组织农民集资建设镇。三年来，他们从镇办企业和农村吸收、筹集资金一百六十四万元，发展了镇内交通，使客运、货运能力分别比原来增加二倍和二点一倍；兴建了电影院、剧场；扩建了高、初中学校各一所，小学二十二所；医院一所，医务室三十二所；还成立了书法、美术协会。
胜芳镇的振兴带动了周围乡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工农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交换场所。据统计，胜芳周围五个乡的一百五十个村有37％的农户因小镇的繁荣增加了收入。同时，这个镇还积极为周围农村提供信息、培训技术骨干等服务项目，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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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温江县柳江乡渡桥村农民周全贵，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后，在春耕生产中，增加土地投资，在一片七分大的秧田里，即投绿肥三千斤、化肥八十斤，决心夺取好收成。
新华社记者 陈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