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笔谈
努力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
本报评论员
最近，《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各地老中青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进行座谈，探讨如何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繁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问题。这是一次很有启发意义的会议，对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必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短短几年间，我国广大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八亿农民正在沿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农村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之中。这是春潮汹涌、不可阻挡的总趋势，也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个总的背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要表现新时期的农村生活，就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当前所进行的意义深远的变革，表现出这个总的背景。我们的作家要敢于面对现实，大胆、热情地去反映农村的变革，表现农村的新变化，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搞四化，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顺利进行。这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呼唤，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矛盾论》）社会生活总是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的转折，也是充满着矛盾的。随着农村各方面的改革的日益深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的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的现象也会愈来愈显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随着这种变化，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的文学要真实地、深刻地反映当前农村的转折，表现农村变革的历史进程，这就要求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对生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判断，不回避矛盾，不把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回避社会矛盾，仅仅满足于“杯水风波”、小小悲欢（当然，也不是说写这方面的作品毫无意义），就很难表现出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期望作家以恢宏的气魄、高瞻远瞩的目光，大胆地去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改革与阻挠改革的矛盾，揭示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创作出更多足以概括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正如许多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创作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克服过去曾经存在过的“车间文学”、“田头文学”、“运动文学”的简单化的倾向，要深入地研究活动在复杂社会生活中的人，研究他们的实践活动、思想面貌和丰富的性格。要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写出人物的命运和多姿多彩的性格特点，揭示他们的灵魂，描写他们的精神境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要坚持典型化的艺术原则，从生活出发，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以丰富人类文学的人物画廊。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应该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在我们的四化建设事业中，在各条战线的改革中，涌现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改革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又富有自己独特风采的闯将。在我国农村，也涌现了一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他们是变革时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创业气魄和胆量，并开始掌握先进科技信息，用科学的方法去管理农业。我们的作家要去熟悉他们，研究他们，表现他们。我们的文学、戏剧、电影以及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应该更好地塑造出具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四化创业者的形象，描写性格鲜明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从而更好地激励人民从事四化建设的历史性的创造活动。
面对着急剧变化的农村生活，对于我们许多作家来说，都有一个重新学习，重新深入生活，重新研究社会的问题。农村生活的急剧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既令人欣喜，也使人觉得眼花缭乱。有些作家在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感到有些困惑，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要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改革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把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精神上来，对光明的远景和脚下的道路充满信心。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农村的变革，才能正确地、准确地认识农村的新人和新事物。当然，要写新人，就要熟悉生活，熟悉新人。现在，许多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而且创作过反映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作家，面对转折时期的农村新生活，都深深感到生活不足了，意识到要重新到生活中去，到农村去，熟悉变革中的新农村，研究八十年代的新农民。作家们的这种愿望，应该得到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帮助作家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到生活中去，扩大自己的视野，感受时代的气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作家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是一个作家走向成功的根本道路。
时代呼唤着文学，文学要无愧于时代。让我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热情地投身到伟大时代生活的潮流中，投身到革命变革的行列里，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吧！
第7版()
专栏：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笔谈
大胆探索 知难而进
刘锡诚
我国农村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之中。农村正在经历着的这场急剧而深刻的变革，给作家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题材和自由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因此，对农村形势进行研究和探索，便成了当前创作界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从创作的实际状况来看，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小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去年出现了象《玛丽娜一世》、《公路从门前过》、《抢劫即将发生……》、《沙灶遗风》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是，也应当看到，同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农村现实生活比较起来，小说创作还显得薄弱、单调。有些作品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是简单化的、表面化的，远远没有反映出农村现实正在经历着的革命变革的实际情况，以及这种变革在人们的道德、伦理、家庭、意识等领域中所激起的巨大反响。这种简单化、表面化的倾向，主要是由于作家对农村变革生活的探索和研究不够造成的。
文学的任务是根据生活的实际描写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生活和活动着的人，而不是为了简单地歌颂或简单地暴露。为了描写人，作家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人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当前我国农村的历史性的转折，强烈地冲击着现实的社会关系，整个社会象海洋潮涌一样，从海底到洋面都涌动起来了。变革中的农村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情况，比如：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制给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变化，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给农村固有的道德和伦理观念以至家庭结构本身以有力的冲击，有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而进入商品流通、运输等领域以及其他行业，从而使城乡关系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因素——这些新情况、新矛盾都有待于作家们解放思想去作大胆的探索。同时，作家本身的社会历史观点、伦理道德观点和审美观点也应该而且必须在探索客观现实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自觉的调整，使自己的思想能跟上飞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的脚步。如果我们自己的某些凝固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社会历史观点、伦理道德观点和审美观点不在探索客观现实变革的同时作某些调整与修正，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我们的审美观有没有由于长期的自给半自给经济的制约而形成某种局限性？又比如，我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有没有受某种固定模式（如一大二公）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时代前进了，思想还在原地踏步，往往使我们在观察生活的变革时戴上了有色眼镜，或者看到某些在大变革中必然出现的不健康现象，就加以夸大，从而对许许多多的新生事物看不惯。商品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分工的出现；科学技术的采用使那些善于接受它并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农民（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马腊腊就是这样的人物，她有较大的支配权），打破了旧的长幼有序的家庭结构和伦理关系；精明强干、善于经营、思想解放、眼界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创业者，比起传统观念中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勤恳恳地附着在土地上的憨农民，更加显示出明亮的时代的光彩。总之，面对着这个新旧杂陈、新旧交替、变化急剧的社会生活，作家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没有根据生活的实际发展校正自己的固有观念的精神，就很难理出头绪，很难判明是非，很难作出评价，因而也就很难从生活中提炼出创作的题材，选择并塑造出人物形象来。
对变革着的社会生活进行大胆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是克服目前创作表面化、简单化的根本途径。表面化、简单化现象的出现，归根结蒂是对变革着的现实生活缺乏远见卓识和深入研究造成的。一个急速变革的社会，它的生活是极其复杂的。过去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的作家，对今天生活的复杂性变得陌生了，把握不定了。对农村生活本来就不太熟悉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就更有去熟悉、去探索的必要。一个作家，只有当他对农村的现实（主要是各种形态的社会关系）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与研究，对大量扑面而来的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识并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趋向的时候，他才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克服表面化、简单化的弊病，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出各种各样透视着时代变革气息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大转折时期的中国农村的生活画面。只要深入到变革着的现实生活中去，对实际生活的变革过程进行解剖，对人物及其现实关系进行解剖，对伦理、道德、家庭的变化进行解剖，就能够掌握无比生动的第一手的创作素材；对于作家来说，有没有掌握第一手创作素材是大不相同的。
作家大胆探索和描写农村生活的变革，大胆肯定新生事物，并不意味着肯定生活中的一切。我们要看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要看到农村变革是在冲破重重阻力中前进的，我们要努力反映农村历史性变革中美的、有生气的事物，对于变革现实的过程中出现的阴暗面，则应该予以鞭苔。一句话，作家要在历史的发展中把握现实，真实地、准确地反映现实。
第7版()
专栏：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笔谈
要勇于揭示变革中的矛盾
楚良
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生活五彩缤纷，叫人目不暇接。但同时，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令人眼花缭乱。
面对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我们的不少作家满怀激情，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但是毋庸讳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现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单是数量还不够多，更主要的是写得浅，表面化、简单化。我也刚开始学习写作，写了几篇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我感到，要使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得到深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作家要敢于触及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矛盾，当前变革中的农村也是如此。就拿“富”来说吧，近些时候报刊上经常宣传“万元户”，有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当个
“万元户”很容易，其实满不是这回事。千儿八百，那还不算难；家财万贯，谈何容易？投资、经营、生产、销售，这里有多少苦恼，遇到过多少难关，担过多少风险？要劳动致富起来，不有十磨也有九难。政策开拓了农民致富的前景，这是大前提。但政策不可能提供某一户致富的方法。比如种地要化肥，养猪要饲料，养鸡还怕遭鸡瘟。致富之艰，创业之难，矛盾重重，成败兼有，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要推行、贯彻一种新的生产制度，就必须革除旧的那一套生产秩序，不然，何以用之曰“推行”呢？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会是百分之百的人所称赞的，即使是赞成的人自身也还有个除旧布新的适应过程。要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尤其是扩大以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这个最灵活、最活跃的社会细胞权利与作用，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放开对它的控制，意味着某些人得让出手中的部分权利或权力，这不象是出席舞会那么轻松愉快的事，这里就有斗争、矛盾，甚至是痛苦。就拿社队干部要鱼来说吧，一口鱼塘承包给了一户人家，一个队长就不敢轻举妄动去捕几条大鱼来“打牙祭”，至少得先讲个价。这在过去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不那么痛快了。而且，农民们在政策的指导下，日益在扩大他们支配自己的劳动的权利和支配自己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权利，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在总体的社会组织之下，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就意味着某些局部的东西被破坏，某部分人的个人支配权被缩小。由于习惯所构成的心理，某些人在这种变革的事实面前，感到不舒服，产生几丝愤懑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种心理所致，或感于部分权益的丧失，产生一点对抗的情绪或者耍点手段，甚至于凭借着在握的某种权力，作出种种对抗的反应，这也不敢断言说没有。当然，这些矛盾，包括有时以暂时对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矛盾，大都只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比如，当前在农村，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农副产品的销售就是比较突出的矛盾。农民想买的难买到，想卖的卖不出去，这里有一个流通的问题。生产资料的供应统一由国家经营，这种经营无可否认，国家则委派具体人去办事，具体人则具有具体的权力，至少有相当可观的机动权。于是，某些流通领域里的不正之风就产生了。这种权力被极少数党性不强的干部所滥用，就会激起群众的情绪，有时甚至发生到对峙的地步。这就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矛盾之一例。我在农村，经常接触、观察到这种矛盾，这就形成了我对《抢劫即将发生……》的构思。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关于化肥供应中的一场尖锐的矛盾。小说中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复杂，矛盾的双方谁也不是敌人。但事态的发展确实提醒大家注意。我最近刚写完的另一篇小说《钉子户》，也写了一场尖锐的矛盾，即农民对乱摊乱派的抵制。抵制的人有理可申，有据可抗；摊派的人也有苦衷，这纯是一场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它的冲力所向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以往留下来的、现在已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物。我感到，只有敢于揭示当前农村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才能写得深一些。但能否正确揭示这种矛盾，则有赖于作家能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正确地去把握这种矛盾，和艺术地把它表现出来。
我所写的那几篇作品，不能说很好地反映了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哪怕是象我这样拙劣的业余作者，我认为，也有责任拿起笔来反映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斗争生活。
第7版()
专栏：影评
“第一步必须迈出去！”
——影片《在被告后面》观后感
蓝翎
在文艺创作中，在现实生活里，不是经常有人提出要“探索人生道路”的问题，而又似乎尚未得到圆满的答案吗？答案在哪里？不在抽象思辨的头脑中，而是在现实生活发展的浪潮里。这个浪潮的第一层浪花，正在拍击着每个人的双脚，它迫使你必须回答如何迈出第一步，然后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既定的目标走去。“我们讨论问题，应该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已不是夜漫漫或雾茫茫的时代，而是有了明确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宏伟蓝图，有了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而掀起的改革浪潮，并且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弄潮儿”，因此，不是没有路可走，关键在于第一步如何迈出。看了影片《在被告后面》（史超、李平分编剧，常彦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主人公李江川的一句话：“第一步必须迈出去！”
身为中华机械厂厂长的李江川说出这样一句话，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对自己曾经不自觉地走错了几步路的沉痛总结，是从总结中觉悟到的坚定信念和力量，是他作为“被告”的坦率答辩。实际上，当他讲出这句话时，观众已经完全明白，他指出的真正应该被审判的被告——由党风不正和社会风气不正所结合在一起的“关系网”，这才是真正阻碍社会主义改革的绊脚索。如果不彻底把它斩断，那怕你一抬脚，就可能落入网眼里而欲进不能。
李江川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他不自私，有闯劲，每年为全厂完成500万元利润的任务尽了最大的心力，可称得起是位敢于改革的实干家。但是，这位实干家却成了“被告”，不署名的控告信说他违犯财经纪律、拉关系、请吃请喝。省委书记批示：“立即派出调查组。了解确实后，严肃处理。”不能说控告信全无道理，正如省纪委调查组长邵彦说的：“可惜，为了这500万，你们损失消耗的不光是用数字可以统计出来的原材料，党的作风也被破坏了！”李江川作为还不是非常清醒的实干家的弱点，恰恰就在于当他迈出第一步时，只考虑到要把生产搞上去，而没有把党风不正和社会风气不正所结成的“关系网”，当作首先要踢破的绊脚索，反而采取了迁就妥协的态度，能利用还要利用。尽管他十分痛恨这个“关系网”，但为了工作，他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请吃请喝，财务科长替他保着密，以致写控告信的并不了解真情，调查组直到调查结束写好了结论，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李江川原来总是把端正党风的希望，寄托在上级身上，放在纪委身上。但事实教育了他：“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表现！正是这种等待、消极观望的态度，使我们有可能在不正之风面前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不下决心下狠心顶着干，从自己做起，就会使事业一败涂地。
作为一种腐朽的社会现象，“关系网”是地地道道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遗毒，是“人情大于王法”在新时代的翻版，变形为“人情大于党纪、国法”。“关系网”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很多角落，网越结越大，网眼越来越密，使少数人如鱼得水，从中捞到好处，使多数人愤慨不平。而到了关键时刻，“关系网”就能使一个单位或个人陷于绝境，那可是祸国殃民的大灾星了。中华机械厂的储煤一天天减少，马上就要停产。李江川迫不得已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为了搞到煤，他宁肯忍受拿“糖葫芦换红果”式的敲诈。煤搞到了，银行不给转账，只得把银行驻厂员的双腿残疾的儿子“挂名”在本单位。银行的关打通了，铁路局运输科张科长却不给车皮，为的是李江川要处分他的亲家和女婿搞不正之风。李江川就挣扎在这个“恶性循环”的网里，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调查组正在进行调查的期间。如果不摆脱这种困境，一旦停产，影响到国家的生产计划的实现，那后果将更加严重得多，而这也正是张科长之流所希望看到的。张科长之流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一般的以权谋私的拉关系，实际上变成了以邻为壑、落井下石、置人于死地的阴险权谋。但李江川毕竟不是懦夫，他和全厂职工，不惜破釜沉舟，冒雨奋战，用汽车拉煤，解救停产危机，恪守国际信用。李江川在困难中站了起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那光荣而神圣的称号——共产党人！”调查组也得出了另一个调查结果：“铁路分局、银行、税务局的问题相当严重……建议省委成立专门调查组，详细了解一下。”真正的被告正是这个尚未完全了解透的“关系网”。
人们看电影，主要不是从中了解如何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过程和办法，而是从影片所提供的艺术形象，产生对生活的思索与判断，进而提高对生活中是非、善恶、美丑的识辨能力。艺术的认识功能也仅止于此，现实生活里的任何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不可能靠艺术来完成的，它只能起间接的促进作用。比如《在被告后面》里的张科长、刘主任、胡队长、林科长之流，现实生活里也颇不乏这类人物。在一般的社会舆论面前，这类人物无动于衷，不会有什么畏惧，甚至照样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但是，当他们面前出现省纪委调查组长时，一个个立即心虚胆怯，手颤杯落，溜之大吉。当他们弄权时是猖狂的，而一旦同更严厉的执法人相照面，他们也是纸老虎。这就告诉人们，对于以权谋私的人，一方面必须有党纪国法严加监督，另一方面必须发动群众坚决顶住，上下夹攻，他们就寸步难行。影片最后以冒雨抢运煤来解决燃眉之急，毕竟是暂时的办法。而且仅仅扯动了几个网眼，还没有把网全部抖搂出来。但观众并不从这一点去苛求，相反的是从这里看到了不解决这种不正之风，我们的改革就没出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有可能被这些打着党的旗号的人“给毁了”。影片让人思索的正是这些。
没有思索的起步是盲目的，缺乏清醒思索的步子是摇摆的，只有全面地思索之后迈出去的第一步才是坚实的，才是达到胜利的可靠起点。《在被告后面》之可贵处恰在于告诉人们，正确的道路始于足下，而不是离开起点去探索空洞的达到天堂之路的所谓“哲理”。那类作品貌似高深，其实难以动人，就因为它并无真正的哲理，只不过是玩“哲学相士”的江湖诀。
这次整党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搞掉以权谋私的歪风，彻底斩碎“关系网”，使每个党员和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都能顺畅地走在改革的大路上，不致再被绊住脚。而整党，也有个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那就是坚决避免走过场。走过场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至少是暂时隐蔽或收缩了的“关系网”，将会在适当的时机更加恶性膨胀，李江川所曾面临的绝境，可能会出现在更多的基层单位，那是很值得思虑的。从这一点看，《在被告后面》在整党正在进行的时候上映，它给人思索的启迪远远大于欣赏的喜悦。
第7版()
专栏：影评
表现一代青年的灵魂美
——电视剧《燕儿窝之夜》观后
郑荣来
前年，我读过魏继新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它塑造的几个青年女工的形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前些时候，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上海电视台录制的同名电视剧，那鲜明生动的屏幕形象，又一次给我以美的感染、美的享受。
《燕儿窝之夜》是美的赞歌。与洪水拚死搏斗的34位年轻的姑娘，就象34把火，照亮了漆黑的燕儿窝之夜，表现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美，一代青年的灵魂美。
美，要以真为前提；假，便无从谈论美。电视剧《燕儿窝之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比较真实地刻画了八十年代青年的思想风貌。剧中着重塑造了六个女青年工人的形象，她们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既没有“靠山”，又没有“本事”。她们各自有明显的毛病，用老眼光看，她们也许都排不到先进人物的行列中。白莉萍孤僻傲慢，翠翠幼稚傻气，倩倩轻率调皮，林秋月古板“冷冰”，任云常忧郁，耿海琼爱吵架。她们各自有不同的经历和身世，有的过去背负过或正在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白莉萍的父亲是错划右派，刚落实政策；林秋月的爱人刚被判四年徒刑并向她提出离婚，苦恼正缠绕着她；任云的朋友牺牲在抗击侵略者的前线阵地上，她承受着失去爱情的悲痛；耿海琼的丈夫长期调不到近处，她一直为之心烦意乱……个人的命运，家庭的遭遇，生活的坎坷，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心境和性格。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没有给人以生编硬造的印象；她们的性格鲜明突出，也没有脸谱化、概念化的痕迹。编导者没有回避表现她们个人的烦恼和不幸，甚至还写到她们背负着精神包袱前进。这样写，既真实可信，也更显出她们灵魂的高洁。唯其真实，就愈见其美。
对林秋月等六个人物的塑造，改编者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增删，并运用电视的特殊手段，使人物的性格特点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如在序幕中增加了翠翠来油库报到一段戏，不仅使翠翠的性格更有特点，也增加了全剧的乐观色彩，为后面的紧张战斗的故事作了气氛的铺垫，使整个故事显得张弛有致，富有节奏。又如削弱了耿海琼的“泼”劲，增加了林秋月和她在平台谈心以及她转变的戏，使这个女共产党员形象增添了光彩。这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燕》剧为了更集中、更鲜明地刻画林秋月等人的形象，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的安排上，都是下了功夫的。例如通过翠翠的报到，把其余五个人物一一带出。它犹如舞台上的亮相，但又不是简单的脸谱的介绍。它通过一两个典型细节，向观众作人物性格的介绍，轻轻几笔，不仅勾画出了几个人物的个性，也透露出某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和隐伏着的矛盾冲突。如任云对驾驶员搜身，耿海琼见状在旁边啐骂，仅仅两个镜头，就揭示出了两者的性格和两者的矛盾关系。
《燕》剧在处理人和自然的矛盾中，着眼于人物的刻画；在人物塑造和故事结构的关系中，着力于人物塑造，特别是着力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和展现。从全剧看，不论编导还是演员，都是在这上面花了大力气的。演员都是青年人，艺术实践并不很多，有的还是第一次演电视剧，但她们都尽最大的努力，比较恰当地把握并塑造出了人物的性格。
《燕儿窝之夜》所作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文学是人学，电视剧亦应是人物剧。提高电视剧的质量，最重要的是要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寻找新题材，构思好故事，安排生动情节，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把主要力量放在人物塑造上，作品就不大可能成为好作品。近来有些电视剧，并不乏戏剧性的情节，但是观众看了却不满意，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原因之一，就在于编导者过多地在离奇故事和惊险情节上用心计，而忽略了人物个性的刻画，使作品犹如过眼烟云，给观众留不下印象，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燕儿窝之夜》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某些细节的失真，对六个人物的平均使用力量，等等。但我认为，这些都没有影响它成为一部好电视剧。因为它提供了比这些缺点更加值得重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