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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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冤树”下的新故事
——记一宗冤案和一位省长
秦牧
我亲历了一桩使我激动和深思的事情。
事情的头绪可真是遥远呢，得从二十几年前的1959年谈起。那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恰值
“大跃进”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食物供应很紧张，番薯、芋头都成了珍品，食品商店里除了酸黄瓜之外，很难找到其它罐头。为了组织一批稿件在国庆期间登载，我和两位同志到了广东南路的高州。在我们的报道计划中，除了采写一般突出的好人好事外，还想选择一些人们想方设法采取紧急措施，有效地进行度荒的事例，写成报告文学，宣传一下。
高州城里有一株缅茄树，名闻遐迩。这是一种常绿乔木，缅甸特产，在我国仅有寥寥数株。它能结一种荚果，荚壳里的种子拇指大小，上半部有一个金黄的蜡蒂，下半部漆黑色，异常坚硬，那个“蜡蒂”可以加工雕刻。这项产品，使高州城里的雕刻工艺应运而兴，颇有声誉。
这株“缅茄树”，别名“含冤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古怪的名称呢？原来明朝万历年间，高州府有一个姓李的人，在朝里当了大官。缅甸王进贡了一批缅茄，这个李某受皇帝赏赐了两颗。他回归故里之后，试种了一颗，未能萌发，仅存的一颗，就让孩子佩挂，矜耀人前。谁知小孩把它遗失了。大官的妻子疑是婢女梁某偷去的，不断严刑拷打逼供，婢女竟被活活打死。实际上，那颗缅茄是小孩丢失在床底下的。不久，那里竟长出一株小缅茄树来。大官就把那房子拆掉，让它生长。几经沧桑，高门大宅早已不见，而这株缅茄树，则已经长成为浓阴蔽日、亭亭如盖的巨树，要有好几个人才能把它合抱了。由于有这么一段悲惨的故事穿插其间，这株缅茄树也就被称作“含冤树”。旧时代，一些妇女含冤负屈、伸诉无门的时候，常常披发跣足，狂奔到这株树下来哀号祷告。我参观那株树的时候，虽然没有看见这番景象，但是却也目击附近插了不少香骨。
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之后不久。我想到有好些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人，仅仅因为讲了一两句对某些事情有所批评的话，就给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心里颇有点感慨。不过，当时天真地觉得象那个明代婢女所遭受的奇冤，在我们时代里应当再也不会有了。没有想到后来，特别是十年动乱中，许许多多的事情竟使我常常想起这株老树，更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要写一篇报告文学，又得以这株树的故事作为开端。
当时我们在高州城里参观了许多地方之后，打听到新垌公社有一个复员军人，因为见到副食品的供应这样紧张，就专心从事畜牧事业，特别是研究养鸡，并且把他的复员费拿了出来，协助公社兴办了一个畜牧场。他对事业是这样的认真，甚至到县里开会的时候，也带着一个母鸡正在孵蛋的鸡窝，研究怎样才能提高出雏率和保证养好小鸡。这人的姓名叫邓镇宁。他曾经结过婚，又离婚了，当时孑然一身，把全副心血都扑在畜牧业上，因为工作专注、着迷，竟赢得了一个“戆佬”（“笨伯”之意）的绰号。他的工作很有成绩，畜牧场的产品很多，已经多少起了缓和供应紧张的作用。我们听后很感兴趣，就专程去访问了他。我们所见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畜牧场，邓镇宁当时是个三十岁刚出头的青年，热情、爽朗，甚至还有一点天真未凿的稚气。他兴头十足地带我们观看鹅群、鸡群和其它禽畜，一路讲述他的经验和计划。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把满腔心血都倾注在事业上、以大力解决群众的副食品问题为乐的人，他谈起畜牧一类事情的时候，真个是眉飞色舞呢！那年头要吃到一些鲜美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因为自由市场上的番薯也已经卖到一元多钱一斤了，淀粉质的东西要吃饱也不容易，何况肉类和蛋品！但在这个小牧场里，我们竟然吃到了炒鲜鹅蛋；自然，那用的是曾经母鹅孵过几天，照出未能育雏的鹅蛋。
回到广州以后，我在《羊城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描绘了这个被人呼为“戆佬”的人的事迹，赞美他拿出复员费来办牧场，全心全意扑在有利于人民生活的事业上的革命精神。
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建设事业正在逐渐发展的时候，又来了十年动乱。经过拨乱反正，1980年，突然看到邓镇宁的一封来信。我得说明一下，从我初次见他，直到接读这封信，时间前后相距已迈二十年，这中间，我们从未联系过，我也几乎把这个人全忘却了。这封信寄自青海西宁，这个发信地以及它的内容都使我相当震惊。原来，1960年邓镇宁被人诬告强奸妇女，给判了十二年徒刑，被押送到青海服刑，1972年刑满释放，留在西宁一间皮毛厂工作，他已经以公民身分又劳动了八年了。邓镇宁在信中力言他是冤枉的，但是申诉无门，希望我主持公道，为他出出主意。我拿着信笺，手颤抖着，再三沉吟、思考，根据情理判断，这十有八九是一宗冤案。因为，十二年的徒刑他已经服满了，如果不是冤案，他何必直到现在还到处申诉呢？何况，还是向一个二十年前偶然一晤，根本谈不上什么交情，二十年间也从未互通音讯的人求援；再说，他并不想离开青海，仍然愿意留在当地工作，而仅仅是希望平反恢复名誉罢了。而且，他直到现在仍旧是孑然一身，再未结婚。象这么一个打光棍大半辈子，被人称为“戆佬”的人，会是一个“强奸犯”吗？
我写了一封信给高州县委，申述我的意见，把邓镇宁的信也附了进去，希望他们彻查。因为在旧时的那一段日子，冤案是时有所闻的。十年动乱，更是大量制造冤案，旧冤案不可能在那个时期得到昭雪。信发出后，我又一再去信催问。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过了好些日子，邓镇宁的事查清了，他已经得到平反。复查书是这样写的：“查明邓镇宁1960年1月在高州县云潭畜牧场工作期间，被指控强奸妇女一案，原判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材料矛盾很多，构不成强奸罪，原判以强奸妇女治罪判刑不当。”高州县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判决，撤销谢鸡区人民法庭（60）谢法刑字第十四号判决，为受冤者恢复了名誉。
邓镇宁在信中给我道了谢，说他决定继续留在青海工作，希望余年能够有所贡献。我也复信加以安慰。
我以为事情该告一段落了。谁知不然，以后又有新的波澜。
人生时常有许多巧遇，象池塘里的两片浮萍，本来离得很远的，忽然刮来一阵风，却会使它们碰在一道。1983年7月间，我到青海访问，因病住在省人民医院里，忽然一个似曾相识的人闯进来看我，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一问，才知道就是邓镇宁，他已经变成一个小老头了。
谈了几句闲话，我就立刻转入正题，问他二十年前是怎样被人诬陷为“强奸犯”的。
他说：“这是场里一个会计对我的陷害。畜牧场里的巡夜，我是参加的。有一夜，我到各处巡查的时候，看到一个女职工的单身住房虚掩房门，亮着灯光。我高声问道：‘为什么还不熄灯呢？’里面毫无应声。我只好又到其它地方巡查，转了一圈回来，看到那房间情形依旧，我就敲门、推门进去，问个究竟。我高声问道：‘为什么这么晚还不休息呢？’那女的坐在床上，没有回答，我就退出来了。隔不了多久，在一次上头有人参加的集会上，突然宣布我是强奸犯，判十二年徒刑。我当场据理抗辩，群众鸦雀无声。但是主持会议的人立刻宣布散会，我被扣押了。”
“真是无法无天了，原告在场指证了么？”
“没有，那女的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个姓裴的会计代她控告的，因我查他的账目，他对我有怨恨。平时有些风声说，那女的和他很有来往。”
“你为什么不上诉呢？”
“容不得我上诉，我一给扣押，很快就给解送到青海来了。”
“那么，你现在平反了，知道对那个姓裴的会计怎样处理吗？”
“他早已经病死了。”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诬陷你呢？”
“他的族里有许多有势力的人。”
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扼腕长叹了。不过，话说回来，在法制极不健全的日子里，完全可能发生如此无法无天的事情了。十年动乱中比这还要严重得多的悲剧，不是到处都有么！
那么平反之后又怎样呢？
当时，皮毛厂的领导按照中央的政策办事，要汽修大队的负责人，把邓镇宁留在汽修大队，安排为国家正式工人。但是，汽修大队的个别领导人，硬是以执行五十年代的一项政策为名（他认为：“你既不算劳改释放人员，你就毋须留此就业。”），强逼邓镇宁离队，使他平反后反而走投无路，因为他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年，一时难以接洽到什么工作岗位。他无法可施，便写信向香港的亲友求援。结果，亲友从澳门发来了聘书，聘请邓镇宁到澳门某工厂担任司账，月薪两千港币。邓镇宁当即向公安部门申请去澳门就业。这时，皮毛厂的各级领导，又同意留住他了。他们呈报上级，批准邓镇宁转为正式工人。邓镇宁受到感动，就主动地撤销了前往澳门的申请。
我听了这些叙述之后，就问道：“那么，你现在安下心来工作就行了。你今年多少岁啦？”
“已经五十八岁零几个月了。从我转为正式工人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今年患了脑动脉血管硬化，双眼原本已有白内障又有发展。年纪轻的时候，对氧气不足的高原气候比较适应，现在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夜里，周身发痒，常常因为搔痒，终夜不能好好睡眠。所以，我想退休回老家。”他慨叹说。
“那还不容易么？你已经五十八岁，工人五十五岁可以退休，你申请不就行了么？”
“没有这么容易呀！”他又慨叹道：“我已经一再申请，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我们厂里，一般正式的工人五十五岁是可以退休的。但是，劳改释放就业的得到六十岁才准许办退休，上级不管我被判刑十二年的事情是冤案，案子已经得到了平反，却仍然把我当做劳改释放就业的。这样，我就申请来申请去，都没有得到批准。其实，我现在不过在当搬运工罢了，让我走有什么关系呢！”
“天下有这样的事情！你再据理力争，或者再写信四处申诉一下，如果还是得不到解决，你就写信告诉我吧！”我明知，招揽这样的事情是会惹来许多麻烦的，但是基于一点打抱不平的感情，我还是这么说了。
以后我回到广东，心想，邓镇宁的事情该是可以解决了吧！谁知，不久我又收到他的一封信，诉说他虽再三交涉，事情仍然没有解决。夜里，他周身痒得更厉害了。
这时候，我迫得非为他想点办法不可了。我想起了青海省长黄静波同志。在我们访问西宁期间，这位省长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平易近人，对任何岗位的工作同志态度都很亲切友善。有一次他向青海文艺界和各省前往访问的人们作报告，桌子上摆满了大蒜头、冬虫草、结晶盐和旱獭皮之类的东西，以说明青海有些什么特产。省委为了照顾他的健康，规定不让他前往海拔过高的地方。他还是不辞险阻，说服了司机，亲自到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去了。我就把无辜的邓镇宁半生遭受冤抑，直到现在，已经超龄还不能获准退休的事情告诉了他，并把邓镇宁的信也夹在一起挂号转去了。
我原本颇担心，那封信寄后，会不会转来转去，最后，一如石沉大海呢？不料，约莫三个月后，邓镇宁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从青海回到广州，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退休的事得到完满解决了，完全按照正式工人待遇，给我发了各种补助费一千多元。幸亏黄省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才能够解决得这么顺当。”
“你是从青海直接回到广州来的么？”我问。
“不！”他说：“我绕道到上海去，买了最好的种蛋，准备回乡发展养鸡事业。”
在这一席谈话中，我才知道：黄静波省长得知关于邓镇宁的事件以后，亲自约见了他，听他仔细讲述过去被人诬告的过程，以及皮毛厂怎样总是将他当作刑满释放就业人员转工看待的状况。然后，省长通知了司法厅长，要邓镇宁当着厅长的面再把事情讲述一遍。在省长亲自过问之下，司法厅长通过调查了解到全部情形，认真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中央政策。皮毛厂劳资科这才对邓镇宁按政策给办理了退休手续。在这个全过程中，黄静波省长前后接见邓镇宁四次。最后一次，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托邓镇宁带回广州给我。
省长在复信里，用潇洒漂亮的毛笔字认真写
了三页，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关于邓镇宁同志的问题，接您的信后批交有关单位解决，时到今
日，据邓镇宁同志讲，已全部得到解决，近日启程南返广州……”读到这封信时，老实说，我心头是充满了温暖和感奋之情的。
可能有读者以为我和这位省长有什么私人间的交谊，其实并非如此。静波同志虽然在广东当过省委书记，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例如省人大常委会开会之类的场合，我偶尔见到他时，我们从未交谈过一句。我是在访问青海的时候才真正认识他的，那段期间，也不过晤面数次而已。
邓镇宁的这桩事情老是萦绕在我心头，有一种冲动，驱使我把它写了出来。我用《“含冤树”下的新故事》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是有一点寓意的。别以为在我们的时代里，象几百年前高州
“缅茄事件”那类的冤案就全无市场了。坏分子，旧势力，官僚主义者，都可以继续制造冤案。十年动乱那样的血腥时期，冤案累累，那就不消说了，就是在今后的日子里，难道就用不着我们提高警惕么！所幸的是，在今天法制逐渐健全起来的历史新时期，和冤案斗争的力量毕竟空前壮大起来了。
诬陷好人的坏分子固然是可憎可恨的，但是，即使不是这样的坏分子，那些漠视别人的正当权益，冷淡地对待旁人疾苦的官僚主义分子，难道不也应该受到相应的谴责吗！前一历史阶段的许多冤案，现在大量被清理了。但是难道它没有留下一些尾巴吗？继续解决这条“尾巴”的问题，那担子，落在一切有正义感、责任感的革命者的肩膀上，特别是落在公检法部门、纪检部门和负有直接责任的党委的身上，高州县委和司法部门对这宗陈年积案是处理得不错的。
青海省长黄静波同志对这样一桩事情亲自一抓到底的精神，非常值得称道。我从他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延安精神”。我们报纸上不是经常在抨击坏人坏事和赞扬好人好事么？对于坏人坏事，万不可因为责任者是什么“人物”就可以轻易放过。对于好人好事，同样也不宜因为当事者职务高而可以忽视赞扬。我现在就是以一个同志的身分赞扬黄静波同志。如果各级领导都能够象他那样对那些含冤负屈的事件认真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幸事件的“尾巴”就可以及早割治了。
邓镇宁同志是一位受冤抑半辈子，现在终于雪了耻辱，得以回归故里，安度晚年的好同志，他仍想以其余力对人民作出点贡献，我祝愿他有一个灿烂的、幸福的晚年。
那株缅茄树，听说现在仍然长得生机蓬勃。我希望，今后它只是一株风景树。人们披发跣足，到树旁插香跪拜的事情，永远成为历史陈迹，那就好了。
（1984年3月·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