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深切怀念武竞天同志
薄一波 郭洪涛 刘建章 张明远
原铁道部副部长、铁道部党委副书记武竞天同志，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含冤逝世已经六年多了。
六年多来，与竞天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同志，特别是在工业交通部门和他共过事的同志，每逢提起他，都对我们党和国家这位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干部，表示深切的怀念！
竞天同志于1926年参加革命，在漫长、曲折的革命道路上，经受过许多严峻的考验。不论什么环境，他都坚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在国民党法西斯的监狱里和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延安整风期间一度被误解，他毫无怨言，一心向党；在十年动乱期间蒙受冤屈，惨遭迫害，他矢志不移，忠诚于党和人民，不愧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武竞天同志，原名武宝善，1908年生于山西省寿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1926年冬或1927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间，阎锡山公开支持蒋介石反共，太原形势恶化。我党和国民党左派转入地下，“八七会议”后，多数党员干部分散到农村开展工作。竞天同志大约在此时即1927年5月间和组织失掉联系，离开太原，想南下去武汉。走到河南邓县，听到武汉政府正倒向蒋介石，宁汉合流，他又遭土匪抢劫，流浪了三个月。
此后，他辗转到了北平，在晋军李服膺部当了个文书，以资糊口。1929年秋，经朋友介绍到了天津，与王伯唐等合办《国民通讯社》。由于他工作勤奋，积极为党工作，天津地下党组织于1930年恢复了他的党籍，并指派他在党的天津市士兵委员会工作。不久，又调顺直省委做内部交通。
1930年5月，武竞天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被捕。敌人为追踪党组织和领导人，对竞天同志施以酷刑，竞天同志矢口不一，经受了考验。判刑后，关押在天津河北第三监狱。在狱中，竞天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党支部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他积极参加了第三监狱的两次绝食斗争。在狱中，他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近代史。
1931年5月，敌人把武竞天等三十名政治犯押送到北平，武竞天被关在河北第一监狱。从天津出发前，狱中党支部曾决定到北平后继续绝食，迫使敌人改善监狱的待遇，至少要达到天津第三监狱已争得的待遇。敌人对第一监狱的政治犯采取了绝对隔离措施。被关押的同志人自为战。竞天同志绝食九天。1933年到1936年期间，狱中同志经竞天同志联系，又组织了多次斗争，争取改善生活待遇、阅读书报等，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在狱中，他经受了严峻考验，博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通过宣传鼓动工作，争取了一位普通犯人加入了党组织，这个党员利用给监狱服劳役之机，为大家传递消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二1936年6月，武竞天同志刑满出狱。同年10月到达陕西，进入中央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学习。1937年初进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政治教员、政治股长等职，曾为初级班讲授过中国革命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课程，他自己还听高级研究班的课。1939年8月，武竞天同志调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后任秘书处长。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使竞天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在“抢救运动”中，竞天同志受到诬陷，住进中央党校特别支部接受审查，经中央党校复查小组复审，澄清了事实真象。竞天同志自入党以后，虽一度与党脱离关系，但一直表现很好，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六年，出狱后从北平到陕北，为党做过不少工作。为此，复查小组为他作出“历史上没有政治问题”的正确结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武竞天同志由中央组织部派往太行山工作，初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1946年起，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他被改任为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部运输处长、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交通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为支援解放战争和发展解放区交通运输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任交通厅长期间，修建了河北邯郸到武安、冶陶的轻便铁路，修复了德石铁路。这对疏通解放区物资运输，支援解放战争，起了一定作用，从而在1948年受到当时华北人民政府的表扬。
三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铁道部，滕代远同志任部长，吕正操同志和武竞天同志任副部长。当时，武竞天同志负责铁道部的日常工作，他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组建铁路队伍、完成繁重运输和抢修任务中。他精力充沛，事业心很强，工作不计时间，凡是报铁道部请示决定的事情，他都及时审阅处理，并且要求落到实处。对职工生活有关的问题，他都当作重要的事去抓。铁道部的几个住宅区和铁路医院等，都是在他领导下筹建起来的。遇有重大问题，他随时向代远、正操同志汇报或提交党组讨论。他勇于负责，北京新车站是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工程量大，工期短，质量要求高，任务艰巨，武竞天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从研究设计方案，组建队伍，一直到材料供应和正式施工，他都一抓到底。他经常到工地去检查，有了问题，不论多晚，立即解决。经过全体工人和干部的努力，这项工程在1959年“十一”以前竣工，全部工程仅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而且保证了工程质量。
武竞天同志虽然十分繁忙，但对工作抓得很细，从不粗枝大叶地想当然地决定问题。遇到一些大的复杂的事情，他坚持亲自做调查研究。例如1960年冬，有位领导干部反映：呼和浩特铁路局有个机务段的一些领导人有意弄虚作假，破坏生产，已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应逮捕法办。竞天同志知道后，立即到这个机务段亲自调查，终于弄清了情况，正确判明这个机务段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内部矛盾，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处理，这就避免了错误，保护了这个机务段的一些干部。
武竞天同志多年来分管干部工作。他认为要管干部，首先要全面地了解和熟悉干部，不仅了解历史情况，更重要的是了解现实情况。他经常找干部谈心，对铁路系统局一级的干部和部机关处一级干部的历史情况、思想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他一般都比较清楚。他和许多干部交了朋友。他认真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他待人和蔼热情，从不疾言厉色。有的干部受了委屈，要找他谈谈，他总是让人家把话讲完，然后耐心地帮助干部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对犯错误的干部，他严格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去办。他不仅善于团结党内的干部，也善于团结党外的干部。对铁路上的一些技术专家，如石志仁、汪菊潜、庆承道、林诗伯、梅旸春等同志，都很尊重，遇事同他们商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还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培训工作。在兼任铁道部党校校长期间，每次干部轮训班开学，他工作再忙，也要到党校去住上几天，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并帮助解决党校教学和学员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竞天同志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吃过苦头，他从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在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来处理干部问题，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57年反右时，他强调能不划“右派”的就不划。《人民铁道》报社的一位领导干部，当时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公职，1960年他把这个干部重新调回铁道部，还分配到部机关工作（现在这个干部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并负责一个局的领导工作）。甚至在当时他就想方设法恢复一些明显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党籍。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竞天同志也是尽力保护干部的。有的铁路局的领导干部在地方上挨了整呆不住了，他就设法把他们调到北京或别的地区工作。有人检举铁道部机关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局级干部曾叛变过革命，负责审查的单位未经核实就准备将这个干部定为“叛徒”，武竞天同志认为，对干部的历史问题不能草率行事，“叛徒”帽子有关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必须实事求是地把事实弄清楚。于是，他就请一位副部长亲自去调查处理，最后终于弄清了问题，证明检举人是错误的，并为这个干部做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正确结论。但他的慎重，并不等于他不讲是非，不讲党的原则。有个铁路局的党委书记是老红军，进城后思想逐渐蜕化，道德败坏，引起党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武竞天同志把问题核实后，不顾有人反对，作了严肃处理。许多同志认为，竞天同志确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有坚强党性的领导干部。
他对下级民主精神好，关系处理得也好。对中央正确的东西执行得很坚决。他唯一的缺点是对同级领导过分求全责备，这一关系常常处理得不甚恰当。
1961年邓小平同志过问了铁路工作，指出铁路必须集中统一指挥；铁道部对下面的单位要实行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体制；要成立铁道部党委，立即重新成立铁道部政治部，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领导。铁道部响应小平同志号召，在部党委领导下，由竞天同志抓总，坚决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在竞天同志担任铁道部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监委书记和党校校长期间，他在部党委领导下，与铁道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把加强铁路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当作首要任务。他按照中央精神，为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并且积极倡导轮流培训各级领导干部。经过几年的调整、整顿，铁路系统在三年困难期间一度出现的生产上和思想上的混乱状态，逐步得到扭转，运输生产和职工精神面貌都出现了新气象。后来他常常向周围的同志回忆这一段历史，感到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给铁路工作带来了大转变。
竞天同志很关心职工的生活。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要机关积极办农场，搞农副业生产，以改善大家的生活。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平时生活刻苦，衣着简朴，一直保持着延安时期的作风。他家里人口多，经济上不大宽裕。但每当朋友有困难，总是倾囊相助。有的老战友把孩子寄养在他家，他照顾得十分周到，超过对自己孩子的照顾。被他抚养的孩子，至今仍在怀念武伯伯对他们的教诲，年年到安放他的骨灰处凭吊。四
“文化大革命”初期，武竞天同志就受到很大冲击。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党的机密。铁道部的干部档案等重要机密材料，经过周密计划，都被转移到当时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对一些被冲击的干部，他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党校副书记樊西曼同志遭到诬陷而被人打死，他就把樊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以后又设法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1966年10月以后，造反派占领了铁道部大楼，他与吕正操等同志（那时吕正操同志任铁道部部长）一起，转移到比较隐蔽的地方办公，继续坚持领导全国铁路的工作。1967年1月，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反革命分子点了吕正操和武竞天同志的名，他们两人被诬陷为铁路系统最大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派”。就在点名后的第二天，在上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被批斗之后，武竞天同志仍住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的群众，考虑铁道部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要求一些干部在最困难的处境中，尽可能地维持机关的工作秩序，为消除当时的混乱状态出力。之后他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长期关在“牛棚”里。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他受尽了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和屈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竞天同志的身心已受到严重摧残，丧失了说话能力。他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地流出了眼泪。不幸的是他没有见到泼在身上的污水被洗刷干净，没有等到拨乱反正，就于1977年6月12日去世了，终年六十九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道部党组于1979年11月为武竞天同志彻底平反，全部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恢复了名誉。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模范共产党员、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干部武竞天同志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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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名将杨虎城
刘杰诚
杨虎城将军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周恩来同志指出：“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胡耀邦同志说：我们还深切怀念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杨虎城。
一杨虎城出生在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的父亲杨怀福，早年参加“哥老会”，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被清政府以绞刑惨杀于西安。十五岁的虎城，搬尸归葬，奔走数百里，受尽了人间辛酸。杨虎城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挥拳相助。然而，当时的蒲城农民生活非常凄苦。为了安葬父亲，他先后和本村的八户农民成立了一个丧葬互助合作的组织，名叫“孝义会”。穷人们互相帮助，使他渡过了难关，也使他初次感到了穷人联合的力量。后来，他又以“孝义会”为基础，联络更多的人扶弱抑强、打富济贫，结成了“中秋会”。杨自任领袖，到辛亥革命前夕，已发展到拥有合阳、渭南、蒲城等县的会员数百人。
1911年10月23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陕西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率领部分“中秋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队伍，编入秦陇复汉军向紫山的向字营，与清军在乾州、永寿一带作战，打败清军，为建立民国立下了功勋。但是该部纪律松弛，骚害百姓，杨虎城非常失望，便于1913年退伍还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没有改善农民的处境。当地有个恶霸名叫李桢，依靠官府，包讨债务，霸人妻女，气得农民咬牙切齿。1914年夏收后的一天，杨虎城躲债到姑母家，李桢又领着一帮打手，赶来讨债。贫苦农民惶恐不安，纷纷来找“中秋会”会长杨虎城。杨虎城带领贫苦农民去和李桢讲理。李桢仗势欺人，令打手殴打群众。杨虎城忍无可忍，带领农民，将恶霸和打手们狠狠地揍了一顿。李桢勾结官府抓人；杨虎城借了一支枪，只身闯入孙镇粮行里，把李桢打死。县衙门派差役捉人。杨虎城带着一部分青年农民，磨刀提枪，武装反抗。
二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在井勿幕等同盟会会员的策动下，杨虎城率领数百武装抗暴的乡民，响应孙中山先生“讨袁护国”的号召，参加陕西护国军，截击袁军，迭获胜利。1916年整编军队，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
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隶属于北洋军阀段祺瑞系统，横征暴敛，压制民主，奉段祺瑞之命，通缉在陕同盟会员李歧山、杨仁天、曹毓生等人。李等逃至杨部，共策反陈，陈树藩勒令杨将李等交出，杨虎城拒不肯交。陈改用官禄引诱，杨虎城不为所动。有人劝他，他说：“护国为民，革命为义。我不能见利忘义，卖友求荣，变成利禄小人！”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树起了“护法”旗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于右任、井勿幕等民党人士，组织陕西军人建立了靖国军，于右任任总司令。杨虎城拥护孙中山，率部参加靖国军，被任命为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为了提高部队素质，杨请来留日学生韩望尘、张瑞卿等，组成“广益社”，向部队演讲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救国主张。北洋军阀发动“八省援陕”，集中了豫、晋、直、甘、川、奉、绥、鄂等八省军阀，围歼靖国军。杨虎城率部大战关中，东挡西杀，对靖国军的存在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北洋军阀对靖国军改用分化瓦解与收编的政策。吴佩孚曾派曹锟的参议武斌叔找杨谈判，答应将杨部改编为一个旅，委杨为旅长。杨虎城断然拒绝。他说：“靖国军是为救国的，保全革命人格要紧。”
1922年，直系军阀又派阎治堂、郭金榜率3万多人进犯武功，消灭靖国军杨部。杨虎城率部与敌激战二十多日。虽获胜利，但因众寡悬殊，部队伤亡过重，处境危险。杨虎城派人护送于右任去向孙中山请示，自己则率孤军转战千里，进入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势力范围。井让杨暂离部队，住在榆林。当时，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杨虎城虽通电讨陈，但知无补大局，心里苦闷极了。面对军阀混战，国势日衰，他觉得救国无路，报国无门，没脸见人，经常连门也不出。不久，他又染上了伤寒病，卧床不起，几乎殒命。用杨虎城后来的话说：“那真是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了！”
1923年春，正当杨虎城兵败无路、身病命危、非常苦闷的时候，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给杨介绍来了马列主义宣传家、西北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魏野畴。杨魏二人，促膝谈心，愈谈愈深。魏野畴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谈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从靖国军的失败过程，谈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才能救中国。
杨虎城听了豁然开朗，病也好了。他下定决心和共产党合作，请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帮他训练军官，教育部队。此后，著名的教育家、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杜斌丞先生，成了杨虎城重要的决策人物，魏野畴则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合作的重要代表。根据魏的建议，杨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除派少数人去黄埔军校学习外，还办了一个教导队。后来，又办起一所“三民军官学校”，请魏担任学校政治部主任。这个学校培养出的许多青年军官，如张汉民、孔从洲、刘威诚等人，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在杨部担任团、旅、师长等职，对杨的救国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冬，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推翻了曹锟政府，成立了国民军。1925年春，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率部回师关中，连战皆捷，形成了与西安的军阀隔渭水对峙的局面。5月，魏野畴领导陕西青年学生，展开“驱吴运动”，驱逐北洋系的陕西督军吴新田，杨虎城大力支持。杨部驻地三原县，成了中共领导下的西北革命群众运动的中心，杨虎城的部队也成了这一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力量。后来，吴军向汉中撤退，杨率部追击，重创吴军，缴获甚多。国民军第三军孙岳率部入陕，任陕西军务督办，编杨部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
1926年，直奉军阀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刘镇华以“打到陕西升官发财”为口号，组成镇嵩军十万之众，冲过潼关，兵临西安。魏野畴、刘含初等共产党人鼓动杨率部守城御敌。杨虎城在三原召开了有魏野畴参加的高级将领会议，决定效法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国共合作，动员群众抗刘守城。他于4月中旬，率部入城，坚守西安8个月。为保卫西安，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立下了重要功勋。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清党”反共，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杨虎城拒绝上司反共命令，仍任用共产党员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长，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许多共产党员如吴岱峰、杨实初、张学敬、刘子华等，来到杨部，杨都委任职务。因此，杨部的党组织发展到200多人。杨虎城曾以贺龙为榜样，在那白色恐怖时，申请加入共产党，但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没有批准。
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对抗蒋令，支持陕西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国。1933年，杨虎城大力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通过他的部下和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共产党员许权中联系，给许提供了枪支弹药，并派去一批青年军官，充实许师的实力。同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逼近长城各口的时候，蒋介石到了石家庄，要把长城抗战压下去。杨虎城亲自去石家庄，见了蒋介石，要求带兵上前线，抗日保国。蒋介石态度冷淡，要杨好好“剿共”，不必多事。杨虎城怏怏而归，对部下说：“日本人已占了大片国土，可他还要‘剿共’，‘剿共’要亡国，要叫人骂祖先。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不能当卖国贼，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于是，他办起了步兵训练班、学生训练大队，训练抗日骨干。并和红四方面军秘密协议，互不侵犯，准备集中力量，“为抗日救国硬干”。
1935年夏，蒋介石指挥东北军开到西北，大举“剿共”。初冬，杨虎城听到我党的《八一宣言》，愁眉舒展，豁然开朗，几乎如绝处逢生，表示愿意和共产党谈判，请南汉宸派人到西安研究具体办法。
党中央派汪锋同志带着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喜出望外，非常振奋，表示愿意联合抗日，因而他和共产党之间很快地达成了互不侵犯，相互合作的协议。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连日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和他们部下的军长、师长，威胁利诱，要他们专心“剿共”，不成功便成仁。杨虎城、张学良委婉劝蒋，要求抗日，反遭粗暴训斥。万般无奈，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对他的部下宣布说：
“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又迫使杨虎城辞职出国。
杨虎城到欧美各地，都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芦沟桥事变后，杨即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后来明知蒋介石要报复，但他抱着“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的态度，乘船回国。爱国之心，日月可鉴。
回国后，杨虎城即被蒋介石囚禁。在长达十二年的囚禁期间，杨虎城与世隔绝，受尽了种种精神折磨。国民党曾派戴季陶、朱绍良等人进行过诱降。戴季陶劝杨虎城“悔过”，说是只要他揭发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欺骗”，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还可以作为他“反奸党的政治资本”，升官发财。杨虎城大义凛然，当即拒绝。蒋介石见诱降不成，便密谋策划，于1949年9月派人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杨虎城虽然牺牲了，但他那舍生取义，坚持真理的英雄气概，他那以身殉国，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巡地，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