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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情并没有结束
——记改革者秦世明的遭遇
本报记者 孟晓云 本报通讯员 祝 辛
“我是含着泪改革的。”被免职的贵阳永江仪表厂厂长秦世明对我们说。他曾是一个改革者，如今却成了一出悲剧中的主角……
一永江仪表厂是一个只有正式职工200多人的小企业，连续七年亏损，1978年前亏损总额达64万元。“生产无资金，产品无销路，食堂无油米”，连办公室的“凳子”都是用砖垒的，人称“吊着一口气的马路工厂”。1978年11月秦世明上任，第二年就扭亏为盈，之后，利润连年递增，1982年达到147万元。这个贵州机械行业中最落后的企业一跃成为全国企业管理的先进典型，秦世明也因此被选为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
在厂门口昂首扬蹄的骏马塑像和下面基石上刻着的“振兴永江，为国争光”的大字，表达了工人主人翁的自豪感。秦世明和工人一起创作厂歌，共同庆祝厂庆日。开展文体活动，组织业余文工团。还办起了《永江日报》，及时表扬好人好事。车间里摆上盆景和鲜花，安上空调，工人们每人一把人造革靠背椅，厂容厂貌焕然一新。
过去永江厂主导产品是汽车仪表，质次价高，长期滞销。秦世明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预测电度表在全国将会供不应求。在省机械厅1979年没有给转产资金的情况下，他向贵阳矿山机器厂借款5万元，毅然转产民用电度表，当年就扭亏为盈。电度表成了工厂的“拳头产品”。厂里建立起用户档案和区域档案，全国许多城市都有永江厂的信息反馈网点。1980年秦世明曾在《贵州日报》上登过引人注目的退款广告：凡过去买的永江电表，价格高于现行零售价格的，工厂一律退款。退款使该厂减少了6万元的收入，订货者却源源不绝，当年盈利40多万元。1981年永江电表又连续三次降价，薄利多销，盈利137万元。在短短几年内，永江厂年产电度表100万只，在国内同行业中，这种发展速度是少见的。
二秦世明如果仅仅在上级划的框框中迈步，他就不会挨骂了，可他也因此就不成其为改革者了。中国的企业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有志者都在探索和尝试着走自己的路。这中间必定会突破一些旧的条文规定，也自然会引起某些上级领导者的不满。贵州省机械厅的个别领导人对秦世明是反感的，他们不理解秦世明的改革精神，相反，却横挑鼻子竖挑眼。
对于永江厂这样一个产值和经济效益成倍往上翻的厂子，在完成上缴国家税利的情况下，职工的奖金能否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呢？秦世明请示了机械厅，回答是否定的。于是秦世明只好自作主张，按厂部下达的生产计划，超产一万只电表，奖励每个车间一千元。一万只电表的利润是2．4万元，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就这么一点小改小革，却被斥责为“不按红头文件办事，滥用职权，滥发奖金”。
随着永江厂生产的发展，需要增加新的劳动力，按当时劳动部门规定，工厂招工指标要经过批准。秦世明又自作主张，以厂属青年工厂的名义，招收428名临时工。这些青年与正式职工同在一条流水作业线上工作，根据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表现照样评级、定级，表现不好随时可以辞退。在经济上这些临时工是独立核算的。这种于社会、企业、青年都有利的做法，本是改革劳动人事制度的一种尝试，却被机械厅某些领导人指责为“私招乱雇”，他们只承认24名临时工（厂里的职工子女），其余都不予承认。
秦世明看到厂里17个科室相互扯皮，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他想把17个科室调整为四个室、一个研究所、一个服务公司。并与厂党委其他负责人商量过。当秦世明在去年春节召开的贵州省劳模座谈会上谈到这个设想之后，被机械厅领导人叫去大训了一顿：搞机构改革，一不请示，二不汇报，目中无人，不听招呼，胡讲乱说……。
改革者的步履实在艰难。秦世明每迈一步都有一顶“帽子”飞来。其中，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违犯财经纪律”了。机械厅对永江厂财务算了一笔细账，列了无数张清单，包括外来为厂工作的人员吃住、职工会餐、厂文工团员的服装、印厂歌小册子的开支等等，就连元宵节工厂为每个职工做八个小汤圆也被列在清单之中。秦世明自有他的考虑：要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要把职工的切身利益和工厂的利益挂起钩来，要让职工感到工厂温暖如家，就要给予适当的物质鼓励。如果说他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也许是并非每一笔开支都经过厂党委的讨论。
三1983年5月20日，秦世明向机械厅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对于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永江厂的秦世明，这番举动并非出于本意。
省机械厅趁3月间秦世明去天津参加电子计算机管理培训班学习之机，迅速派来工作组，以整顿企业为名，将厂领导班子作了重大调整，包括提拔了一个厂党委副书记，一个副厂长和几个中层干部，免去了副总工程师和几个中层干部的职务。按厂长条例规定，副厂长应由厂长提名，职代会通过，报党委和上级批准，中层干部任免也需通过厂长。秦世明得知消息后迅速返回永江，一面将自己的意见继续报告厅领导，一面抓工作。但机械厅领导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由于这次人事变动，厂长指挥不灵了，群众思想混乱，使秦世明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于是他写了辞职报告。
机械厅毫无挽留之意。秦世明当然不是完人，他有些武断，任性，有了成绩容易居功自傲，思想方法比较简单，处理问题有时比较轻率。虽然在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毕竟是一个改革者。秦世明的辞职报告递上去半个月，机械厅没有人找他谈过一次话，做过一次思想工作。6月4日宣布免去秦世明永江厂厂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任命他为永江厂的调研员。
当调研员也可以，只要不离开永江厂。秦世明没有忘记四年前走马上任时给全厂职工立下的军令状：“如果三年不改变永江厂的落后面貌，主动辞职下台，下台后当工人也和大家一起干。”他舍不得离开永江，这里有他的事业，有他的心血，有朝夕相处的工人。没料想在他回厂上班时，又收到了一份书面通知，不许他回永江上班了。
秦世明的免职在贵州企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不仅是为秦世明个人的大起大落而叹息，更为一场被扼杀的改革而痛惜。慨叹之余，有人发出这样的议论：企业靠谁改革？谁敢改革？恐怕只有墨守成规、不越雷池一步的人保险系数最大。
末了，我们想告诉读者的是：我们走访了机械厅的某些领导人。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除了一连串对自己错误的开脱和推诿外，通篇列举的是秦世明的“罪状”。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在把秦世明描绘成一个小丑的同时，又为自己勾勒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在贵阳，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秦世明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作为一场斗争，不过只是拉开了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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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思想，调动群众种树种草、育林护林积极性
少数民族地区将更加放宽林业政策
本报讯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林业，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充分调动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种树种草、育林护林的积极性，让他们在经营林业上有权、有责、有利。这是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最近说的。
刘广运说，首先，要把自留山、责任山的政策放得更宽一些。凡是荒山荒滩很多的地方，要放手给少数民族群众增划自留山，使自留山所占比重较大、质量较好。明确宣布少数民族群众经营的自留山可以继承，林木收益完全归己，产品可以自用，可以出卖。自留山以外的荒山荒滩，优先鼓励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进行承包，承包的条件要格外优惠；鼓励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集资经营；允许承包者在当地和外地招请帮工。在没有收益之前，当地政府要在苗木供应、技术指导和发放贷款方面给予照顾；有了收益之后，还可以前期不提成，后期少提成，大头归个人。在没有荒山荒滩的地方和无地可种或不宜种植农作物的高寒山区，可有领导有计划地划出一部分灌木林、次生林承包给群众，解决烧柴和放牧问题。
其次，积极支持、鼓励和吸引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对现有林木的经营管理，扩大生产门路，增加经济收入。少数民族地区的集体林木，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林权归集体，收益按照合同规定的比例分成。对集体的成片用材林、防护林、水源林，提倡折股经营，办新式的合作经济。有的地方可以把小片、散生的集体林木作价归户。在国有林区，应当尽可能吸收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和承包采种、育苗、抚育、间伐和护林、护路及其他生产项目。有的也可以划定范围，由林业部门和当地少数民族联合经营，并且保证少数民族从中得到经济实惠。
第三，要进一步放宽引资造林、引技进山的政策。凡是荒山荒滩很多和抚育间伐、更新任务很大的地方，都要实行开放政策，鼓励平原地区的群众和城镇居民、职工到少数民族地区投资、投智、投劳，与当地联合开发或用补偿贸易的方式经营。
第四，进一步放宽搞活山区经济的政策。集体林区在实行木材采伐“一本账”的计划中，要给当地群众留下适当数量的木材。这部分自留材和抚育间伐材、困山材、小径材及其半成品等，应通过县林业部门或其委托的经营单位，统一组织同外地换粮换物或实行代销，所得利益的绝大部分返还给当地经营林业的少数民族群众。 张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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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改革者前途光明
吴昊
贵州省贵阳永江仪表厂厂长秦世明，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遭遇确实是值得同情的。这样的不幸，按理说，不应该发生在今天。
“历来改革无善终”，这是前人的哀叹。在旧社会，虽然由于改革者的努力，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不少改革者的个人遭遇，确是很不幸的。如今时代不同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确定了改革的方针。今日之中国，正是改革者扬眉吐气的春天。各地改革的形势越来越好，改革的措施越来越得力，改革的成果越来越明显，改革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众望所归，势不可当，前途光明，一切改革者肯定都会有好下场的。对于改革者，特别是对于暂时受挫的改革者，讲讲这个形势，议议这个大局，是必要的；对于反对或非难改革者的人，讲讲这个大局，议议这个形势，也是必要的。
那么如何看待秦世明的遭遇呢？事情很简单，改革既然要立新破旧，就要触动一些人的权利和利益，因而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非难，应该说是预料中的事；至于那些看惯了“老皇历”的人对新的事物看不惯、唱反调，对他们用不着大惊小怪；没有这种力量的存在，还要改革者干什么。改革肯定有阻力，改革者要担风险，要付出点代价，但这和旧社会的“没有好下场”是两回事。
改革的事业前途光明，改革者前途光明，这一点用不着怀疑，倒是那些阻碍改革，非难改革，打击改革者的人，应当想想自己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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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赞扬王府井各商店带了好头
延长营业时间的做法应向全国推广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商业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最近对《经济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说，北京王府井大街各商店延长营业时间这个头带得好，应当在全国推广。
这位负责人说，适当调整零售商业服务业的营业时间，是全国商业部门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各级商业领导部门应当以改革的精神，以方便消费者为原则，把零售商业服务业的营业时间调整好。除了中心商业区的营业时间要适当延长外，居民区的商店也要根据群众习惯调整营业时间。同在繁华街道的商店，那些与群众每天生活密切的商店营业时间，要比一般商店的时间长一些。各商店之间，可以交错起止时间，或者规定值班商店，特别是那些小吃店，要保证群众早、午、晚以至夜间能吃上东西。
这位商业部负责人说，调整营业时间一定要合理安排职工上下班的班次，做到顾客多时柜台有足够的售货人员，顾客少时又不浪费人力。
这位负责人说，在适当延长营业时间的工作中，各级商业部门一定要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职业道德、职业责任的教育，提高广大职工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做好服务工作。同时，要关心职工生活，解决好因延长营业时间而给商业职工带来的一些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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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三万”入党
本报记者 姚燕戈 马常青
4月8日，“史三万”——安徽省怀远县著名专业户史廷怀身穿新衣服，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入党。
喜讯不胫而走，各地专业户引为自豪，议论纷纷。有的说，老史能入党，说明党对咱们劳动致富的农民只要具备了党员条件，是会吸收入党的。
史廷怀是怀远县五岔乡新河村农民。1980年实行责任制后，他家承包了十三亩责任田。1982年向国家交售了一万斤粮，出售一万斤生猪，收入一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史三万”。他有一手加工传统食品玉兰酥果坯的技术，利用当地盛产的糯米，去年加工了四万多斤果坯，行销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山西、新疆等十七个省、自治区，获纯利一万多元。他指导、带动全村成为玉兰酥果坯加工专业村，影响了全县许多农户。安徽省和蚌埠市的负责同志多次来到“史三万”家，赞扬他响应党的号召，敢于勤劳致富、富了不忘乡亲的精神。
在入党宣誓大会上，史廷怀激动地说，组织上批准我入党，是党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今后要按党章严格要求自己，自己富了，决不忘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要把全村都带富起来，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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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富裕之道
先知当地情
江苏省盐城市郊区龙冈乡杨树村的蘑菇专业户沈洪高，种蘑菇四年，发财四年。别人歉收他丰收，别人增产他高产，每年都要净赚几千元。沈洪高说：高招就一条，“要走山中路，先知当地情。”
这几年，盐城一带农村出现了一股“蘑菇热”，有关种蘑菇的经验，通过报纸、电台、广播、书籍……接二连三地传来，老沈和大家一样，该听的听，该记的记，从不放过一次学习机会。不过，也有和大家不一样的地方，他注重因地制宜，讲究创新，总是灵活运用他人的经验。例如，照科技书上讲，盐城地区的长菇堆料，每平方尺要七斤干牛粪，三斤稻草，可以满足蘑菇九十天采摘期的营养需要。老沈一琢磨，我们这里只有两个月的采菇期，堆那么多的料无疑是“船上桅杆挂蚊帐——浪费了料”。他只堆一半料，既降低了成本，又保证了蘑菇生长需要。（看来，“知情”的过程，就是根据本地情况，因地制宜学习、运用他人经验的过程。）
（洪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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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富裕之道
巧卖也生财
浙江省江山县吴村乡三塘村的传统特产荸荠，皮薄、色红、肉质细嫩鲜甜。近年来，这个村的一些农民种荸荠没赚到多少钱，不种了；而同村的王旺春种荸荠却年年赚钱，别人问他的诀窍，回答只有两个字：巧卖。
别人种的荸荠，春节前就开始收获，现挖现卖。当时上市量大，每斤只能卖一角钱左右，赚不了几个钱。王旺春种的荸荠春节过后才挖，挖起后用盖沙法贮藏好，等天热了，荸荠上市量少了才卖。那时水果摊贩上门，一买就是百把斤，足不出户，每斤也能卖到一角五左右，有时还供不应求。（巧在懂得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供过于求时，贮藏起来，求过于供时，赶紧出手。）别人的荸荠不分大小一起卖，顾客挑走了大的，剩下小的只得减价出售。王旺春把大小荸荠分开来，大的让人买去当水果吃，顾客欢喜。小的育成种苗卖，比大荸荠还赚钱。（充分利用了产品的使用价值，为产品安排了恰当的用场，自然能获得理想的价钱。看来，王旺春的“巧卖”是既花了脑力，又费了体力，“物尽其用”，是生财有道的。）
（严元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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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富裕之道
信誉比钱贵
河南沈丘县槐店镇东关村面粉加工专业户马仁民，靠四台磨面机勤劳致富，去年纯收11，000元。经营磨面的人有句行话：“钱少利薄来得慢，赚点磨底吃饱饭。”可马仁民却不这样做，他代人磨一份面，清扫一次磨底，是谁的就归谁。别人磨一斤小麦收一分钱的加工费，他只收八厘。一般来讲，磨100斤小麦，正常损耗一斤至一斤三两，马仁民却挂出牌子：磨100斤小麦，损耗不超过八两，若多一两，宁赔一斤。他的办法是：机器经常检修，工具天天清理，粮粒不漏不跑，面粉不飞不洒。一次，马仁民有事不在，他妻子多收了一个顾客七分钱，晚上结帐时查了出来，他让妻子回忆当天多收了谁家的钱，连夜把钱退给顾客，并当面表示歉意。就这样，方圆十几里的农民都乐意来马家加工面粉。
（信誉比钱贵，贪利失顾客。马仁民经营高人一等的地方就在于，搞加工以诚待客，做生意薄利多销。） （王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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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编读往来编辑同志：
你报3月19日二版《富裕之道》专栏刊登的“束鹿枸杞畅销的启示”一文，我们认为是不妥的。
束鹿县生产的枸杞，与其他地方生产的药用枸杞不同，是异化品种大枸杞。对此，中国药材公司于今年2月10日已发文致河北省药材公司，提出束鹿县种植的大枸杞“含铅元素过高”，“为确保用药安全有效，暂不宜发展生产”，对“已经收购的大枸杞，不要向外调出、销售”。你报的报道，不符合上述精神，给经营部门和一些患者带来不良后果，望纠正。
河北省供销社市场情报研究所
《束鹿枸杞畅销的启示》见报后，收到全国各地不少读者来信。上面这封来信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了挽回影响，特此声明，将此稿撤销。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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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第一个”茶话会
江苏省无锡县堰桥乡党委书记倪品良（后左一），利用春耕前的乡镇集日，在全乡第一个运输专业户范林根家里举行茶话会，邀请本乡第一个从事农副工综合经营的专业户胡仁义、第一个蜗牛养殖专业户黄鹤清以及在本乡第一个创办家庭农场、第一个创办建筑联合体、第一个开办个体商店、第一个承包集体企业的农民座谈，热情鼓励他们在劳动致富的康庄大道上迈出新步伐。这几个“第一”，都是在乡党委的积极支持下出现的。
新华社记者
杨绍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