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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联社充满了活力
——河南省沈丘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潘岗 本报通讯员 陈新安
这两年，河南沈丘县发生了这样几件事：1981年，刘庄店、李老庄、留福三乡的部分农民买化肥心切，被人骗走2万多元；1982年，全县的8万亩油菜籽收获2，000万斤，粮油部门按计划只购700万斤，农民求售无门，只好忍痛将油菜籽炒熟做了肥料；去年陈寨乡一个养兔专业户，要转养蛋鸡，派儿子三赴上海，仅路费花了500元，才买到10个种蛋；范营乡青年农民范学军，为掌握食用菌生产技术，自费去福建古田学习40天，花了400元才学成。……国家下伸到农村基层的十几个部门，犹如条条钓鱼线，互不联系，互不协调，不成网络，造成农民买难，卖难，学习技术更难。
这几件事对县委触动很大。去年3月，县委下决心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各乡镇以供销社为依托的经济联合社相继建立；9月，县经济联合社应运而生。
经联社成立后，首先针对近年卖农副产品难的问题，积极开展农商联营。他们先后派出500人次到全国各地联系推销，签订合同。付井乡大杨庄村，素有生产粉皮的传统，过去由于渠道不畅，年产量只有20万斤左右。去年，乡供销社与农民实行产销联营后，由于销路有了保证，这个村粉皮年产量一下子增到200万斤，每户平均收入近千元。这样的联营，不仅解决了农民的买难卖难，也使供销社在扩大业务中扭转了亏损，增加了盈利。县供销社主任刘德兴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供销社如不跳出只搞工业品供应的圈子，就非走进死胡同不可。
由于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资金短缺，沈丘县长期以来只卖原料不卖成品，县、乡经联社就紧紧围绕着农副产品的增值问题，从引进技术、设备、资金上开拓一条新路：通过各种关系，聘“财神”，滚雪球，搞引进。付井乡通过引进技术，从1982年起，将原来长期亏损的“吃钢铁”的工厂转为“吃农副产品”，生产销路较好的腐竹、果品、人造肉、牛肉干等。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大大提高了产值，这些工厂也很快扭亏为盈。
经联社的成立，在为农村商品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方面，起着供销社起不到的作用。现在，县经联社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已经建立了良种、植保、农机、农技、畜禽防疫服务公司。生产烟花炮是北郊乡传统副业，过去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磕头买原料，烧香卖成品”，产供销都有很大困难。乡经联社建立了烟花炮公司后，统一买火药配料，组织全乡17个造纸厂专门供应炮纸，两个印刷厂专门生产装潢，一个专业村专门生产炮捻。公司聘请15个推销员到外地签订合同，形成产供销一条龙，1983年产值比1982年增长75％。针对沈丘在外地做工人多的特点，县经联社还成立了建筑劳务公司，在外省设了10个办事处，负责洽谈业务、承包工程、签订合同、组织施工、保护外出劳力的正当利益，为本县多余劳力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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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关中专业村
本报记者 徐士杰 肖德木
“关中自古帝王都”，名胜、古迹、国宝，数不胜数；但是，我们在关中农村探到的宝，却不是带着古色古香的宝，而是带着新时代的气息的宝。它，就是专业村。
从西安出发，无论朝哪走，几乎都能碰上专业村。朝东沿灞河到蓝田县，沿路有养羊村、木耳沟、编织寨、五货坡……。往南到长安县的姚家滩。秋收时节，家家葡萄架上果实累累，去年110亩葡萄园平均亩产6，000斤，人均收入260元，约占总收入的66％。向西，沿着丝绸之路西北行，进入乾县，有炉火映天的铁业村、奶香诱人的奶牛村、果林遍地的果树村、烟云缭绕的石灰村，石器村、编织村、刺绣村……共有110多个专业村，一派蓬勃生机。在这个县的25个服装专业村里，还出现了一个可喜的苗头：服装加工在向专业化发展，目前已有一大批专门从事裁剪、缝制、钉扣、经销的专业户。
据不完全统计，西安附近的乾县、长安等四五个县就有两百多个专业村，商品生产率都在95％以上。专业村体现了农村社会分工的新发展，代表了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新趋势。
专业村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迅猛？西安市郊延南奶牛村的干部群众回答得好：30年干社会主义，探出这条走向富裕和现代化的道路，谁还能不憋足劲干呀！他们向记者说了一件“指腹买犊”的趣闻。延南奶牛村迎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1979年有四户社员养了四头奶牛，第一年户户收入千元左右。“一家富，百家学”，顿时养奶牛成风，眼下全村141户中有102户养奶牛176头，日均交奶四千多斤。于是，母牛犊的卖方市场出现了。开始是外村人投亲托友找“关系”买犊，后来口说无凭，干脆“指腹买犊”：只要哪家奶牛肚子大了，很快就有陌生人登门求犊，一叠子“大团结”往桌子上一放，说定只要是母犊，这就算定金。
奶牛专业村的旺盛生命力，让西安市专管奶牛业的干部说起来，比农民还说得神。西安市国营第三奶牛场养奶牛578头，市郊五个奶牛村养牛685头，专业村奶牛平均产奶量，比奶牛场高30％，每斤奶成本低40％。
专业村的出现是农民根据本地优势，向商品生产进军的产物。在乾县，我们访问了铁业村。旧社会这是个“家家有红炉，人人会打铁”的村庄，几百年来，这个300多户的大村落，“吃饭靠田，花钱靠砧”。但在十年动乱中，这个营生却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了，结果闹得最穷时四个劳动日值才够发一封平信。如今铁业村又红火了，全村90％以上的农户和劳力又打起铁来，去年人均收入300元以上。有个老铁匠告诉我们，他一家六口人，除收种大忙停炉外，平时打铁，加工麦钩、铁耙、门闩、铁叉等十五六个品种，一年收入五六千元，净收入2，000多元。村里的干部还说，由于他们是用工厂边角料作原料，手艺又精细，产品物美价廉，在省内外市场上颇有声誉。眼下，他们已和河南、甘肃等省、区的供销社、贸易货栈签订销售合同200多份，家家不愁没活干。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产生缺点。比如，目前一些地方有不看村情、行情盲目发展的苗头。一些农村干部对专业村要求改善供销、科技、运输、信息、信用贷款等方面的服务，还重视不够，但是人们都充满了信心，相信关中的专业村这个“宝”，必将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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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多乎哉，不多也
雨水
近年来，我国茶叶持续增产，初步改变了茶叶销售中的紧张状况。过去，消费者买茶叶要凭证，定量供应还感不足，而现在，敞开供应，消费者可以任意选购。去年年底，全国库存茶叶增加，超过正常库存和市场需要量，因此，有些同志又叫“茶叶太多”了。
如何看待“多”和少？是继续沿用过去的老办法：“少了赶，多了砍”，还是进一步打开销路，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这是关系到农村商品生产能否兴旺发达的大问题。茶叶产量大幅度增加，从表面看是“多”了，但实际上，十亿人口一平均，就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当前，我国茶叶扣除出口部分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占有量不到半斤，这样的消费水平难道可以说“多”吗？如果我们以过去的低标准去衡量，一看到生产稍有发展，就以为东西“多”了，该限产了，那么，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就无法提高，商品生产也就不可能有发达之日。不仅茶叶如此，许多商品也有类似情况。例如，有些商品一时看是有些“多”，但从长远看却是“少”；没有打开销路以前显得“多”，工作做好了，打开了销路，却又感到“少”；货不对路，群众不欢迎，就显得“多”，品种对路，物美价廉，产品畅销，就供不应求。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应该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多”和“少”，对少数一时“多”了的产品，也不能采取硬性限产的办法，而应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运用优质优价的政策，促进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或引导他们转产市场紧缺的产品，而不能再沿用“少了赶，多了砍”的老办法。
多年来，我们有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搞流通、销售的经验，而缺乏在商品比较丰富的情况下，搞好流通和销售的经验。现在，我们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建立在东西少的基础上的。商品少了好办，可以发票证，定量供应；东西一时多了就感到束手无策。可以说，商业工作的原来的一套方式、方法，包括人员、设施，以致有些具体政策，都偏重于对付少，而不适应“多”。这种状况需要尽快改变，改变得越快，越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兴旺发达。
减少商品积压，搞活流通，关键在于改变“官商”作风。商品少，即使经营不得力也会“顾客盈门”；商品“多”了，就不能再端着“老大”的架子，需要深入消费者中间，调查研究，想方设法把生意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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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锡盟试验风力发电取得成绩
一些牧民有了电灯 看上了电视
本报讯 记者邢凤炳报道：地处边远地区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利用当地丰富的风能资源，进行小型风力发电机发电试验，获得良好效果。全盟已有230多户牧民点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
锡林郭勒盟草原，风力大，风能多，日照长，从五十年代起就以风力提水开始了利用新能源的试验。1980年以后，进一步在太仆寺旗贡宝力格公社、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郭勒公社和阿巴嘎旗罕乌拉公社进行以风能利用为主，包括风力发电、风力提水以及太阳能电池、电围栏、太阳能热水器等项目的新能源试点。三年多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已安装风力发电机540多台，其中牧民集资购置风机400台，还安装了风力提水机15台，太阳能热水器15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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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长领导才干 发展商品生产
灵山卫社队干部用心学习管理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王锡光、记者贾建舟报道：山东省胶南县灵山卫公社党委，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社队干部用心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干部领导才能的增长，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1983年同1980年比较，全社农业总收入翻了一番。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上升到87％。
为搞好干部学习，公社建立了图书资料室，订阅的经济刊物有30多种。面对师资不足的问题，公社党委四出求贤，先后从省内外请到副教授、讲师、农艺师等8人担任兼职教师。去年6月，农牧渔业部农业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潘乃樾被请到这个公社，用8天时间，向社队干部讲授了经营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经营决策、市场预测等课程。
灵山卫公社干部通过学习，丰富了头脑，在领导农村商品生产中取得了主动权。对专业户、重点户和农民集资兴办的合作企业，从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物资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服务。从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出发，公社投资40万元建起码头，组织了由货船、汽车、拖拉机组成的水陆运输队。两年内，仅向青岛、上海等城市运送砂石的收入，除收回码头投资外，还增收近200万元。
大队和乡镇企业的干部通过学习，经营管理的本领显著提高。一些“庄户把式”正在变成农民企业家。
张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学贵，过去带领社员一心务农，经过学习，徐学贵把眼光从本村的400亩土地扩大到城乡广大市场，带领群众陆续发展起养貂、刺绣、运输、建筑安装等工副业生产。去年，这个只有100户人家的小村，工副业纯收入达30多万元。全社农民人均纯收入去年比前年增长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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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绍兴市帮助乡镇企业培训干部
新华社杭州4月12日电 （记者邵进）绍兴市积极帮助乡镇企业培训管理干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去年这个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4．2亿多元，比上年增长41％，名列全省各地、市的首位。
为了帮助乡镇企业培训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绍兴市近年来年年开办经营管理和技术培训班。
经营培训班设置了经营管理、生产责任制、全面质量管理、财物管理、合同签订等课程。技术培训班有工艺设计、织造、企业会计等门类。几年来，绍兴市已为7，000多个乡镇企业培训了1，000多名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
上虞县中塘乡新舍丝织厂工人杨文才参加了技术培训班回厂后，改造了丝织机，试制成功新花绸，为企业打开了新的产品销路。这个县乡镇企业的财会人员接受财会培训后，普遍健全了企业财会制度，改进了企业经营管理。
日前，绍兴市正在筹办乡镇企业干部学校。这所专科学校将开设电子、建筑、化工、机械四个专业，专门培养较高水平的管理、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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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挖掘智力资源 提高企业素质
邛崃县向农工商联合企业派顾问
本报讯 记者彭自襄报道：四川省邛崃县为帮助农工商联合企业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根据企业的要求，近几年陆续向48个企业派出130名经济顾问，并在34个企业中设立顾问组，帮助出主意、传技术、当参谋，起了较好作用。
邛崃县从1980年以来，逐步建立了一批农工商联合企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有些企业由于管理水平低，技术力量不足，经济效益不高。经济顾问到这些企业后，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帮助他们提高经济效益：
一、帮助企业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战斗乡兴办的企业缺资金，生产门路少。经济顾问建议他们利用红薯等土产，建立食品加工厂，组织群众自愿投资入股，很快解决了资金、厂房等问题，办起了有109个小企业参加的小塘农工商联合企业，1982年产值比1981年增长5．7倍，去年又比1982年增长六成。
二、通过言传身教和讲课、辅导等，培养了一批企业管理人员。
三、帮助企业分析市场供求形势，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去年有10多个造纸厂生产的土纸积压，顾问们了解到打字纸、书刊纸较缺，便建议他们及时转产，使这些造纸厂的产值和利润持续上升。
四、协助上级搞好所在联合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协助企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派有经济顾问的48个联合企业，去年总产值达5，668万元，较1982年增长24．55％，人均收入337元，比1982年增加42％，远远高于全县企业人均收入水平。
担任经济顾问的人，大都是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业务骨干、技术人员，也有离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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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麒麟山公园不准个体户照相编辑同志：
从今年1月份起，福建三明市麒麟山公园管理处不准个体户上山为游客照相。他们采取驱赶和抢夺照相机等粗暴方法，断绝个体户的生意。
这些个体户除了按规定上缴工商税外，每月向公园管理处缴纳40—60元的“管理费”。他们大都经过考核，服务态度较好，顾客是感到方便和满意的。
去年底，公园管理处决定建立自己的“公园摄影部”。为了解决技术力量不足等问题，他们除吸收少数有关系的个体户当临时工外，其他的个体户一律不准进园营业。个体户严亮彬，今年1月6日和2月4日进公园照相，先后被公园管理人员围攻、殴打，两架照相机均被夺走。待业青年林祥忠，今年2月6日进公园照相，一架照相机被抢走。这3架照相机，至今仍被扣在公园管理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指出：“各部门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扶植、指导集体和个体户零售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不能寻找借口，人为地加以限制。”公园管理处擅自对个体户收取高额管理费，不准个体户进公园照相，都是与国务院上述规定相违背的。这些个体户过去在麒麟山公园整日奔忙，每月营业额平均200余元。今年1、2月份，他们平均营业额才几十元。
我们问公园领导人“你们是否考虑过个体户的生活问题？”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孙芳良说：“这个我们管不了，他们可以到街上照相去。”
个体户纷纷呼吁：请麒麟公园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事！
郭增榕 蒋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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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机器人显身手
上海机电设计院设计的工业机器人，“手”能转，“腿”能走。在上海第一石油机械厂大显身手。图为它正张开大“手”准备把加工件送入机床。
新华社记者
张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