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纸钱之火
舒展
农民买彩电、摩托、汽车、轮船、拖拉机等等，似乎已不是新闻；订阅几十种科技报刊，安装电话，直至买钢琴、飞机，倒成了令人振奋的新鲜事。农隔三日，也当刮目相看了。
但是，如果您看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流泪的红蜡烛》等等写农村的影片，才会对我国农村的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商品生产方兴未艾，生活的初步改善，并不能使几千年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自行消退，蓬勃发展的农村生活，还有值得我们深省的另外一面。
据北京林业部门调查统计：1981年～1983年7月，北京郊区发生火灾366起，受灾面积38，000多亩，毁林554，000多株，仅林木的直接损失即为58．7万元；门头沟斋堂公社史林大队，一场山火烧毁人工林1，447亩、灌木丛1，317亩，经营多年的大片油松、落叶松毁于一旦。引起火灾的原因，70％以上竟是由于上坟烧纸！
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迷信。愚昧无知所带来的破坏，需要多少人多少个植树节的汗水才能补偿呵！这熊熊的大火是向我们这些唯物论者公然宣扬：有鬼！也是向我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紧急的、而且很不客气的挑战。
我国上古以来的祭法规定，人死之后所得敬享的等级差别是很严格的。不论设庙的数目，祭祀推远到几代，还是祭器的多少，祭品的种类都有明显的区别。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至一庙。他们可以用牛、羊、鱼作祭品。老百姓呢，只能祭其父。没庙，就得上野地。祭品呢，粗菜而已。以后由于货币的流通和纸的发明，为了糊弄死者，遂烧开了纸糊的元宝、钱钞以至房屋。
鲁迅说过：“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
（《鲁迅全集》第六卷625页）您想想：纸钱上那票面的数字，大得吓人，烧一次即可以让死者发一笔横财。这不是自欺欺鬼么？
其实，烧纸钱的人未必相信有鬼。即或信，也未必相信鬼就那么容易受骗。王充说过：“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何故独能为鬼？”向鬼烧纸钱，实际上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愚昧无知者向权势者进行贿赂的反映。“野风吹树庙门开，神像凝尘壁拥苔；笑尔不能为祸福，村人谁送纸钱来！”（引自《管锥编》第771页）中外无神论的著作遗产异常丰厚，应该译出来，广为普及。列宁说：“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列宁全集》第33卷200页）我看，举办破除迷信的展览，在大中城市固然必要，但在农村，特别是边远的山村似乎尤为急需。农民买飞机的事发生在北京郊区；山林纸钱之火也发生在北京郊区。这无疑是对于无神论宣传的一个严峻的召唤。农民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乐于接受无神论的宣传，此其时也。
清明节快到了。扫墓寄哀思，花圈慰英灵。无神论与有鬼论者在感情的表达与祭祀方式上是大相径庭的。但愿纸钱这种人祸之火，不仅仅靠法制、罚款而能止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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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乡村教师手记
吴魁山
一个当教师的，最能牵动他心绪的，当然莫过于他的学校，他的学生了。
今年，开学伊始，我们这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学校，几天之间竟“膨胀”起来，招收的新生人数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就说我这个班吧，低矮简陋的教室里，就开着五六十朵“祖国的花朵”，满屋里闪动的眼睛好象天上的繁星。
一所乡间学校，自然和土地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它是农村这棵丰茂大树上的一根枝条，农村的“喜怒哀乐”，往往反映到学校里来，因而根据学生升学、退学、上学人数的时减时增，就可以大致描绘出一条农村近年来走过的道路。
最初，刚从十年动乱的迷雾里走出来时，农村在一段时间里还拖着过去的长长的尾巴，农业生产依然是“一窝蜂，大呼?”。朴实而机灵的农民是最讲实效的。于是，都把他们的子女送往学校。这些孩子能挣多少工分呢？何况工分又那么不值钱！与其让孩子东游西荡，惹是生非，莫如送到学校让“孩子头”管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班里的学生有些竟不知不觉“失踪”了。起初，我有点困惑不解。作过几次家访后，才明白了其中缘由。以下引一段我当时的日记：
上午，刚走进课堂，就发现吕景芬又没来。这孩子聪明，爱学习，怎么也中途辍学呢？！我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傍晚，走到村口，突然看见，在一块地里，吕景芬小小的身影灵巧地向前移动着，右臂一挥一扬的，在抛撒化肥。旁边的地头上还有一个人也在忙着什么。我走近招呼一声，吕景芬猛然收住脚步，头一抬，腼腆地叫道：“吴老师……”旁边地里那个壮实的、大约四十上下的农民也殷勤地来答话。他是吕景芬的爸爸。我问起景芬为什么这几天没有到校上课。他一听，面色忧郁地告诉我：“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了，劳力多好一些。景芬十三四了，就让她在家里帮着干活吧。乡下孩子读不读书没啥关系。”
回校路上，我不胜感慨，一些农民的目光未免太短浅了。新农村怎能不要科学文化呢！新形势将迫使你对生活重新作出安排，那时候，你会把孩子再送回学校来的……
我的想法后来果然应验了。
一天清晨，吕景芬和父亲来了。她父亲先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今年的收入比哪年都多，不但补上了过去的亏欠，还有很多富余粮，继而，他不好意思地说他想给景芬复学。他感叹道：“虽说我今年丰收了，但比起人家，还差得远呢！景芬远房的一个叔，家里地没有我多，劳力不比我强，可是他收的粮食偏偏就比我多，还不是因为他读过几年书，有文化，什么良种、肥料、管理他都懂，才能有这样的好庄稼。看来种田还得靠学科学才行。吴老师，景芬这孩子交给你了，你得好好培养她啊！”
这以后，各班以往退学的学生都陆续返回学校，而且他们比以前学习明显地勤奋多了。
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可不，有些家长已经表示要捐献一些钱，扩建校舍，增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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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沫文谈偶集》后记
蒋天佐
编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是解放前的旧作，是由于一些偶然的机缘到了我手里，所以题为“偶集”。我做文艺工作虽已多年，但文章实在写得不多，更没有写好。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工作时断时续，生活变易较多，并且任务也并非专事写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自己主观方面，第一是学识和思想的浅陋，第二是努力的不够，第三是方法也有问题。所以成绩极微，水平甚低，今天检查起来，不胜惭愧！
为什么叫《海沫文谈偶集》呢？抗战初期，由于平万、韵铎两位的盛情鼓励，我曾经决定编一个论文集，但是因为素无准备，作了不少努力，拖了一两年时间，才在1940年七拼八凑地弄到一二十篇文章。当时给起了一个名，叫“海沫文谈”，这个名字我倒是蛮喜欢的。但是，隔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我才知道这个集子并没有与读者见面，据有关书店说，已经印好了，却给日本人毁掉了。详实的情况如何，无从得知，我也未再问，只是发狠要重新编一个评论文集。可是这在我当时真是十分困难的。两手空空，工作又忙，而且这么多年来生活飘泊无定，到哪里去找出自己的文章来？这样又拖了一年，幸而得到藏书家魏绍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又凑上些战后新写的，这才勉强凑出一个《低眉集》来。其实内容十分贫乏，至多不过有两三篇文章值得一读。所以解放后我主动停止重印。
1979年秋冬在北京，由于偶然的机会，感谢一位青年同志的帮助，弄到一本《低眉集》的复印本。其后一年，多谢熊融同志将其所存一册寄赠。1981年在南昌，偶然从所谓“清退”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一批放大照片，其中有我的几篇文章，都是1946年自己在上海没有找到的。于是我把这两部分来源的材料整理了一下，编成现在这个文集，题为《海沫文谈偶集》。因为身体太不行了，老发病，弄得很难伏到桌边，这点事情拖了一年多才办完。附带说，《低眉集》有一篇写于1946年7月的“自序”，现在重读起来觉得很难过。这篇文章的思想和情绪可以说是很不健康的，虽然回忆起来事出有因，也足证我的思想改造很不够，这也正是我这一生之所以犯了许多错误的根源。现在不录这篇文章，以免贻害读者。只在这里交待一下，表示并无文过饰非之意。
解放前的大约十年间，我在上海、南京、北京、根据地和香港都生活和工作过。写过些乱七八糟的文章，自然不止这里的几篇。不过，不仅难于收集，也确实毫无收集的价值。如果说，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专家们有什么雅兴，要从我这一滴水珠来观察一下阳光的反射的话，那末，有这些也就足够了。我觉得，即使花许多力量再搞到那些材料，把一滴水增加为两滴，那也是徒然浪费。水总是水，而不是血。这话不是什么自谦、自贬，甚至也不仅是对自己的文章而言。
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和南昌当然都不免也写过几篇文章。但现在既无法去找，回忆起来好象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这个“偶集”的文章，总的说，对于研究新文艺运动史的同志也许可以作为资料来看，从中找到一些可供参考的东西；而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新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文章来看，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只有反面教员的价值也未可知。但是我向来比较爱说“铳话”，老而不改，因此也不多所顾忌，只请求好心的读者原谅一个“时代局限性”吧，因为时间毕竟过去了几十年。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文章都有一些朝气，有一股憨劲，是值得自己留恋，也值得青年们引为同调的。这正是我敢于把它们呈献于读者之前的原因。
（《海沫文谈偶集》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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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高价“学费”》补遗
我们的有些“时弊”，实在“空谈”得太旷久了，再不认真地想出令行禁止的办法，还不知要唠叨到哪年哪月。就如《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刊在“今日谈”栏目的《高价
“学费”》所谈的类似的事情，昨日、前日、甚至还在更前的时日，都曾谈过，而“今日”还在继续谈着。
有些看来难除的“时弊”，其实并不难解决。就拿假“学习取经”之名，慷国家之慨，大开眼福一类的事来说，只要对那最初的发起人，最后的拍板人，大开绿灯报销“学费”的管钱人，通通给以确有实效的处理，并把“药方”、“疗效”公诸报端，我想，虽不能说绝对地确保“斩草除根”，但甘愿自掏腰包，赔出那高昂“学费”的人，怕是不会太多的。
质言之，不是问题不能解决，而是有些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想彻底解决。或者说，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在肇事者之中。我们的一些
“坏事”之所以难除，归根结蒂，与那些“掌权掌物”的人有着牵连，或者就是同情者、支持者、伙同者、共谋者。勇于正视客观事实的人们，对此是一定会想办法来解决的。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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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注视未来
重庆 金践之
偶然，和两位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交谈，聊起“世界技术革命”问题。一个是茫然无所知，言不及义；一个则漠不关心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西方国家那一套。
跟不上形势而又不思进取，这是落后、保守的态度，后果是严重的。
安徽省委是有眼光的，他们特邀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温元凯为领导干部作关于世界技术革命的报告，以开阔眼界，积极推进改革。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了解当代科技发展动向，摆脱保守观念，争当新的技术革命的促进派。也有的省市组织干部参观各种科技展览会，上科学技术课，研究开发新技术，培养新人才。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跃进时期，尖端的电子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生物工程等，都有了新的突破。一些“信息”表明：在近二三十年内，这些新技术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将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动向，迫使我们必须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对策。
面临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赵紫阳总理明确指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时机利用得好，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缩小；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者漠然视之，那就会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扩大，有可能把我们甩得更远。
严峻的形势摆在面前，我们再不能拘泥保守，无动于衷。只有警觉地奋起迎战，注视未来，放眼世界，以积极的态度学习、掌握和推广新技术，研究世界技术革命动向，吸取新技术成果，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说来，特别要重视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这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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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翠屏〔中国画〕 吴传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