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老好人”好什么?
毛书征
当前,整党正在进行,但耳边还能听到似曾相识的嗡嗡之声,什么“多栽花,少栽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呀!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呀!什么“少说话,慢开口,遇到问题绕道走”呀!……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这种种说法,极少遇到当面的驳斥和严肃的批评。
有人说,这是“老好人”吃香造成的,是“十年浩劫”的一种“后遗症”。这自然也是事实的,但
“老好人”吃香,却不是从十年动乱才开始,那根源实在是深远得很。《红楼梦》里有个薛宝钗,就是一个善装“老好人”的典型。这位城府很深、貌似敦厚的大家闺秀,进入大观园不久,不仅所处地位青云直上,而且上上下下人缘好、名声香。更有意思的是,今天还有不少读过《红楼梦》的人,也很喜欢薛宝钗的为人处世之道。我曾听到一位知书达理的母亲这样教导女儿:“看人家薛宝钗多么聪明机灵,多会为人处事,要学就学薛宝钗,千万别学林黛玉!”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党内的同志都喜欢这种“老好人”。厌恶和反对这种利己主义“庸人哲学”的大有人在,敢于摒弃“老好人”作风,坚持原则,勇于顶不正之风的也不乏其人。兰州部队某部原政委张孝先同志,在领导岗位上二十多年,没有以权谋私,也不迎合和迁就别人的谋私活动。甚至一个曾经救过他的性命的老战友,提出要他走后门,把在山区工作的儿子调到城市,也被他断然拒绝了。为此有人劝他不要把人得罪光了,免得将来连个送花圈的也没有。张孝先说:“共产党员应该生不图利,死不图名。不管人家送不送花圈,只要我无愧于党,死也安心瞑目。”张孝先还教育儿子不当“老好人”。当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照着父亲的教诲去做而受到讽刺打击时,他写信安慰和鼓励儿子说:“为了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即使被撤职、降级、毁灭个人的前途,也是值得的。如果你是因为坚持原则被处理转业了,爸爸绝对不会责怪你。”(见1983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这种共产党人的无私精神和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问题也就在于,尽管这种正气尚存,却还一时不能刹住“老好人”吃香之风,这又足见其市场的广大了。
为了肃清这种市场,需要揭一揭“老好人”的老底,使人们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所谓“老好人”貌似不偏不倚,折中公允,悠悠然一副与世无争的笑脸,实则为了一己私利,是非不分,爱憎不明,置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是一些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的巧伪人。这同共产党人应有的人生观是泾渭分明、水火难容的。“生不图利,死不图名”,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是共产党人的人生哲学。私心重,骨头软,狡黠圆滑,投桃报李,是“老好人”的人生哲学。薛宝钗有一句名言:“又要自己便宜,又不要得罪了人。”就活脱脱地道出了“老好人”立身处世的诀窍。这种老好人在我们党内有市场,就证明我们党内还存在庸俗腐朽的角落。倘若对此不加抨击,不加剖析,不加荡涤,让“老好人”继续左右逢源,那还有什么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风何时才能得到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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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天山去
——俳句十五首
〔日本〕村井隆碎云片片挂天宇,戈壁滩上开荒地。银河谁渡,望中断续丝绸路。骆驼足细,不怯炎天行远地。峰云朵朵,谁移盆景到大漠。盛暑炎炎,太阳亦现朦胧面。旅宿梦难成,沙漠中宵祈雨声。郁郁绿洲,黎明早醒胜牵牛。露天理发磨剃刀,烈日当头照。伊斯兰月塔冲天,静静夜碎云片片。摘棉妇女笑盈盈,棉桃累累溢筐笼。丝绸之路连天远,无际红花展笑颜。瓜果色斑斓,露天闹市夏将阑。统率大羊群,手中野菊笑吟吟。赛里木湖夏日新,草海撒羊群。夜光杯,沙漠宴饮月无辉。
〔李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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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京街头所见
陶阳
献 血 者在东京火车站广场,我看见献血者。几位青年排队献血,他们不是卖血者,他们是自愿向医院献血。他们默默无语,但很庄重严肃,血是热的,血是人的命脉,正因为血高贵,把血献给别人,才更令人钦佩。献血者,默默地站着,轮到自己就默默地伸出胳膊,医生也是默默地抽血,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激动的泪水闪射。自私的人,不会把血献给别人,唯利是图的人,只想喝别人的血。献血者,救死扶伤为乐,他们默默地站队,又默默地献血。献血者,最爱沉默,但心灵却最纯洁。
断手观音一尊断手观音石像,屹立在双峰山山岗,论起石雕艺术的神态,可与希腊的断臂美人媲美,慈善的笑容细腻白嫩,身材窈窕象一位妙龄女郎。然而她作为救苦救难的菩萨,面前摆满了丰盛的供品,却不能不令人疑惑。呵,观音!你连自己的断手都不能更新,你怎么能够把幸福捧给别人?
神乐假面我在民俗祭典,饱赏了神乐假面,戴在脸上和放在架上,它的本相丝毫不变。笑面就是笑面,怒容就是怒容,比起喜怒无常的人脸,假面倒是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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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花城三月
晨 梅
花城,花城,果然名不虚传——广州三月,虽然花市已过,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和煦的春风一吹来,这多情的南国之城,便终年都有花开。更何况是在百花竞秀的阳春三月呢!真是处处花团锦簇,缕缕芬芳袭人!你看,那路边一丛丛潇洒、奔放的扶桑,那明快、热烈的红棉,那绚丽,如彩蝶起舞的紫荆花……象列队欢迎的亲人,热情地挥动着花帕,在把祖国的儿女们召唤呢!
一天上午,灿烂的阳光象一位美丽的姑娘,用温柔的手指渐渐把梅雨和春雾拨开,使人觉得暖融融的。我到第一军医大学附属珠江医院门诊部去拜访战友。忽然走进一位约有五十余岁的侨胞,他身穿尖领花格衬衫,外罩一件天蓝色马甲,黑黑的肤色,厚厚的嘴唇,脸上流露着十分痛苦的表情。原来这位先生名叫蔡水颇,打从五岁便随父亲侨居国外谋生,十多年前患了痔疮,日渐严重,花了许多钱,久治无效,近几年痔疮又有发展,坐卧就象针扎一样,行走磨擦更是疼痛。他听说祖国医学事业发展很快,加之离开祖国四十七年还未曾回来看望过,很是想念。几经周折,最后经由香港回到了祖国母亲怀抱来求医。广州华侨大厦热心的服务员立即介绍他来这里门诊。门诊部张振仁副教授当即对他的病情作了检查,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采用了自制的硬化剂消痔液注射,亲自为他作了第一次治疗。
不巧,后来张副教授突然患了半身不遂症,接下来就由他的得力助手郭西天军医继续为蔡先生诊治。到了第三天,蔡先生高兴地来到医院,告诉军医,大便时不再出血了,痔核也已完全收缩回去。就这样,经过四次精心治疗,便治好了折磨蔡先生十多年,在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都久治未愈的严重的痔疮。
蔡先生病愈就要回东南亚了。一天,他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地来医院致谢、辞行。这位身高一米八○的壮年男子汉,半生都不曾掉过几滴眼泪的,而今天,他却热泪簌簌,泣不成声。过了好一会,才用那激动得发颤的广东方言说:“太感谢你们了,要是在国外,治我这样的病,没有一千美金是下不来的;就是花钱受了罪,也没有治好我的病呵!我知道,送东西,你们是不会收的,再说祖国五讲四美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医务人员热心为侨胞服务的精神,用多少钱也是买不到的呀!这是我从国外带来的一点糖果,请大家尝尝,也略表我一点心意。”说着,便拿出两大铁盒精装巧克力糖和两瓶名贵的醇酒……
医院领导代表大家领受了蔡先生的心意,但谢绝了他的馈赠,向他解释说:“为侨胞服务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今后仍然欢迎您来祖国就医,探亲访友,观光游览……”
蔡先生回去后,又托他的一位远亲,送来约折合一百元人民币的马币,和一封令人感动的信。信,医院收下;钱,仍然交给他那位亲戚寄回蔡先生了。
这个小故事,使我深受感动,于是便顺口吟成下面几行小诗:
啊……
游子千里念祖国,
母亲时时挂儿女。
明月依旧故乡圆哟,
饮水还是故乡泉,
故乡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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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道教“丛林”白云观
贺海
北京西便门外,我国著名的道观白云观,经过精心修缮,最近对外开放。
这座规模宏伟的道教建筑,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当时唐玄宗“斋心敬道”,敕命所建,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历史。初名天长观,金代毁于火,后又重建,改名太极宫。元代,全真派道士邱处机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来此掌管天下道教,扩建了这座道观,并改名为长春宫,从此它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道教的中心,获得道教“全真第一丛林”之称。邱处机死后,他的弟子又在此续建了不少殿堂,并取名为白云观,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白云观是一座规模宏伟宫观式的庙宇,山门外面有雄伟壮观的木雕牌楼,经中轴线上的灵官殿、玉皇阁、邱祖殿、三清阁,直到后花园,包括两厢的殿堂建筑,大小五十余座。它既是一座道观,也是一座景色清幽的园林。
后花园也叫后圃,以三个庭院相连组成,明、清两代都曾进行过多次修葺和扩建。其中有云集山房、戒台、角楼等建筑。园中满布太湖石,楼阁亭榭,绕以回廊,景色秀丽,故有“小蓬莱”之称。
这座千年道观,藏有大量历代石刻、经卷、碑帖。原有“镇山三宝”,一为多达5,480余卷的明版《正统道藏》,一为唐代石雕老子坐像,一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的《松雪道德经》。其中明版《道藏》已成海内孤本,也是研究我国道教历史的重要资料。
白云观自明清以后,每年春节后开庙,尤以正月十九日的“燕九节”最为热闹。这一日,香客游人大多骑着毛驴来此赶会。白云观附近游人如帜,车马喧腾,各种摊贩云集,并有秧歌、高跷等民间花会。那时民间的迷信传说叫作“会神仙”,因此,清代成书的《燕九竹枝词》曾说:“正月十九燕九节,神仙肯授长生诀,只今留得白云观,峭寒遍地霜花结。”在那灾祸连年,民不聊生的旧社会,人们来此祈求“神仙”,也无非是希望能消灾灭病,有个太平年景,实际上只不过是幻想而已。(附图片)
修复后的白云观牌楼 李祯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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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出版史料》的特色
由上海市出版协会编辑、专门刊载书籍出版编印著译活动和重要社团、事件的《出版史料》第二辑,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这一辑发表了一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在老解放区从事出版发行工作的老同志写的文章,如周保昌、宋玉麟的回忆《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卢鸣谷的《从东北书店到东北新华书店》、宋原放的《忆华中新华书店》等,还发表了一组阐述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我国出版传播的文章,如吉少甫的《马恩列斯著作在我国的传播》、丁景唐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社会科学讲座〉》、陈汝言的《〈资本论〉广告在中央日报刊出始末》等。前者集中地反映了当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革命出版发行工作者的英勇艰辛的战斗风貌,后者记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在文化出版工作中的反映。
这一辑中,还有老一辈作家和编辑家叶圣陶的《我和商务印书馆》、张仲实的《我的编译生活》、郑振铎关于出版文化学术活动的书简以及杨荫深等人的文章,记述了他们在书籍编辑出版工作生涯中的体会与事迹;选载的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则记述了陈独秀、胡适等支持协助创始出版白话标点本古典小说以及在“五四”时期的文艺书籍出版情况。
文章的史料翔实可靠和叙述的生动可读,以及图片的丰富珍贵,仍然是该刊的特色。 (稚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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