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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应当和生活同步前进
冯牧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到这次已经是第六届了。可以说，我们的每一次评奖活动，都是对过去一年的短篇小说创作的一次检阅，同时也是对过去一年的创作形势的一种估量。我感到，这次评奖活动，引起了广大读者格外热情的关注。他们想通过这次评奖活动知道，我们的文学创作形势到底如何：是形势很好呢？还是并不那么好？我认为，我们文学创作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的文学创作正在一如既往地持续地走向繁荣发展。这是肯定无疑的。去年，邓小平同志曾经鼓励我们说，
“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通过这次评选活动也可以证明，邓小平同志所作的论断是完全符合我们文艺创作发展的实际状况的。这次获奖的20篇佳作，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者艺术质量来说，都比1982年的水平有所提高，有所前进。在这次获奖的21位作者中，除了几位是曾经连续获奖的知名作家以外，有14位同志都是从我们沸腾的生活底层脱颖而出的很有才华的文学新人和青年作者。所以，当一位记者问起我这次评奖有什么突出的特点的时候，我借用了我国古代作家欧阳修和李商隐的两句诗来作为回答。这两句诗是：“今年花胜去年红”，“雏凤清于老凤声”。
长期以来，我们经常怀有这样的期望：我们的文学应当富有更加鲜明的时代光泽，应当和我们沸腾的现实生活一起前进，应当使读者从中受到更加强烈和更加深沉的思想感染和艺术享受，应当使人们能够感受到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壮怀激烈地为创造新生活、改造旧世界而英勇进军的跃动的脉搏。可以说，这次获奖的一批优秀作品，正是以这样一种艺术特色和发展趋势而赢得广大读者的赞扬和喜爱的。这些作品都是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好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向我们证明：只要我们时刻保持着同火热斗争生活的密切联系，只要我们坚持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只要我们善于从过去的成就中总结经验和从以往的失误中汲取教训，从而澄清那些可能阻碍我们前进的思想迷雾，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文学事业继续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这个意义说，我感到，党的十二大和二中全会的精神，对于我们文学事业得以顺利发展所给予的巨大思想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我们从许多优秀作品中看到：我们许多作者正在自觉地提高着自己的革命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陆文夫的《围墙》，不止是在河北省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而且正在以其精美的艺术魅力为全国有志于改革事业的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鼓舞和坚定的信心。《抢劫即将发生……》的作者楚良，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的很少为人所知的文学新人，但是，他通过这篇作品对于农村的巨大变革所表现出来的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具有引人深思和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我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值得我们重视的青年作者，这就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作者史铁生。史铁生是一位身患重病的瘫痪青年，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不幸的困境所压倒。他不但以顽强的精神同疾病进行着艰苦斗争，并且以坚强的意志进行着文学创作。我们欣慰地看到，疾病夺去了他赖以行走的双腿，但是，非凡的毅力和对于生活的信念，却给他插上了在广阔天空展翅飞翔的翅膀。通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为我们唱出了一首多么动人的饱含深情的陕北高原人民之歌和生活之歌。
通过这次评奖活动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富有经验的老作家正在继续焕发着自己的革命青春，我们许多中年作家正在精进不已，发挥着巨大的创作潜力；同时，一批又一批的才华焕发的文学新人，正在以喜人的势头，从农村、从工厂、从学校、从营房、从我们社会生活的四面八方涌现出来。他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朝气蓬勃，带着各自的生活积累和勇攀艺术高峰的豪情壮志，正在络绎不断地走进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大军。他们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生力军。从他们的辛勤劳动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明天和希望。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的，是工人作家邓刚。邓刚今年三十八岁，是一位有着二十五年工龄的熟练工人和技术能手。他近年来所发表的作品，以对于海洋生活的瑰丽多彩和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描绘而为人们所称道。从这位工人作家身上已经显示出来的深厚创造潜力来看，我们可以对他的创作寄以很大的期望。在去年出现的部队作家当中，刘兆林和唐栋是两位引起了普遍重视的青年战士作者。他们的作品以其浓厚而清新的军队生活气息，和强烈真挚的思想感情，打动着千万个读者的心。我感到，这两位作者的作品，不但使我们看到了真实感人的英雄战士的壮美形象，而且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军事文学正在走向繁荣兴旺的美好前景。我们为年轻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连续三次获奖而高兴，我们同时也为朝鲜族作者林元春用朝鲜文写作的作品《亲戚之间》的获奖而感到衷心的喜悦。用兄弟民族自己的文字创作的作品获奖，在我们的评奖活动中还是第一次。我们热切地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用民族语言写成的优秀作品获得这项荣誉。
我们为这次获奖作品所达到的新的思想
艺术质量而感到喜悦；我们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正在持续发展稳步前进而受到鼓舞，因为这正是我们的短篇小说创作状况的真实写照。但是，我们决不应当也没有理由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满足。同我们的叱咤风云的伟大时代相比较，同日新月异的急剧发展的现实生活相比较，同我们农业战线和工业战线上正在进行的震撼祖国大地的伟大变革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壮丽生活面貌相比较，我们的文学还不能说已经摆脱了长期存在的创作落后于生活的局面。在我们所谈到的大量的成功的作品中，那种真正使我们听到了亲切的时代前进脚步声的作品，还不是很多。我们的时代的生活正在向文学发出大声的召唤，而我们的创作，在这样的绚丽多姿的伟大现实面前，常常不能不觉得有些黯然失色、相形见绌。比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工业战线正在进行着巨大的深刻的变革，而真正能够用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来反映这一伟大变革的作品，还是寥寥可数的。又比如，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曾经经历过二十几年惊天动地的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历史；在五十年代，我们曾经为涌现一系列反映这些英勇壮丽的战斗生活的优秀作品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几年来在反映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生活方面，我们的小说创作并没出现本来应当出现的新的艺术突破。
这种状态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认为，要想早日消除这种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之间的无可否认的差距，我们就必须做到：让文学和生活一同前进，让我们的作家和我们伟大的人民一同前进。生活，只有生活，才能给我们的文学以新鲜的血液和巨大的动力。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远景和宏伟目标，正在吸引全国人民为之奋斗不息。在中国大地上，亿万人民群众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创造着无限光辉、无限丰富的战斗业绩。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大量的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矛盾、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正在等待作家去认识、去思索、去了解、去探索、去剖析、去表现。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是不行的，没有对于生活的炽热深沉的感情是不行的，没有锐意进取、努力学习、坚韧顽强的勤奋精神是不行的。因此，摆在一切文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加强思想武装，深入人民生活，到四化建设的火热战斗中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线去，到孕育着伟大史诗的时代洪流中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将要把组织和帮助作家深入生活，使我们的文学进一步和新人、新的时代相结合，作为我们今后的一项中心任务。对于一切热心于深入生活的作家，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给与支持和帮助。我相信，为时不久，在我们的文学战线上，深入火热斗争生活，将会蔚然成风。在全国各条战线正在进行改革的时刻，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改革工作中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深入生活这条宽广而坚实的途径，把我们的协会办成一个摒除一切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的，同广大人民及其火热的斗争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团体。
陈云同志曾经对曲艺工作发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响亮号召。我认为，这一号召也同样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出人才，出作品，走正路”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必须坚持的正确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我们将要把各项文学评奖活动坚持下去，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活动，是促进创作，培育人才，总结经验，提高思想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应当把出人才，出作品，走正路的方针体现在我们今后的一切文学工作之中。我深信，我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是有理想、有志气和富有进取心的人，都是从善如流、不甘落后的人，都是勇于和善于从过去的正反经验教训当中吸取力量的人，通过勤奋的学习和实践，他们都将会满怀信心地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毫不迟疑地选择和走上健康而宽广的文学正路。
祝愿我们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获奖的和没有获奖的文学工作者都能够更加迅猛地茁壮地成长，不断提高自己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坚持不渝地在社会主义文学的康庄大路上奋勇前进！
（本文是作者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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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王崇伦
终生从事工人题材文学创作的老作家草明同志，又把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奉献到广大读者面前了！
这是她继中篇《原动力》、长篇《火车头》和《乘风破浪》之后，又一部以工业为题材，歌颂我国工人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的优秀著作。
《神州儿女》凝聚了草明多年的心血。自1965年，草明从鞍钢来到北京以后，一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十年风风雨雨，她住过牛棚，到农场劳动，被抄家，进学习班……备尝了十年动乱的苦头，体验了以前不可能体验到的特殊社会生活。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没有忘记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没有忘记她的生活基地，没有离开她熟悉的工人师傅们。多年的积蓄、实践、含辛茹苦，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神州儿女》所描写的是十年动乱时期的社会生活，但它不是血泪、死亡、悲悲切切的生活翻版，而是真实地、生动地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殊死斗争的壮丽画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神州儿女》的主题正是这一伟大斗争生活生动而又形象的反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州儿女》不仅是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这些人民公敌的犀利檄文，更是一曲歌颂党、歌颂人民群众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凯歌。作者以一个工业城市为背景，比较全面地再现了十年动乱的历史过程，并力图挖掘这场动乱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广阔而又深刻地反映当时纷纭复杂、瞬息万变的特定社会生活。
小说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的。书中刻画的劳动模范、中年干部赵建中，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老干部宋祥宁，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知识分子刘彦以及新一代工人宋小顺等人物形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赵建中的妻子张世芳，更是一个塑造得比较丰满感人的典型。在她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妇女纯洁而又崇高的精神境界。
从1954年起，草明同志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从那时开始，我们就认识了。她虽然身材稍瘦，但精力充沛，在兼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期间，和那里的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工作，亲密无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还利用业余时间热心培养文艺青年，其中有一些人已成为工人作家和文艺积极分子。草明对工会工作也十分关心。1978年，她应邀参加了工会“九大”。近几年来，她还对工会的宣传工作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草明同志是一位老文艺工作者。远在三十年代初期，她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有幸亲自受到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教诲，用草明的话说：“我吃过他的奶！”以后，她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又荣幸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和目标。抗战胜利后，草明拖着多病的身体，毅然骑着毛驴从延安到了东北，在邮政局、水电站、机车车辆厂、鞍钢等厂矿工作和体验生活，始终战斗在工业战线上。几十年来，她坚持生活在群众之中。人民是她的母亲；她是人民的女儿，也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她用自己的实践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的方向。因此，她的新作——《神州儿女》获得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本文是作者为工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
草明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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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邵式平日记》出版
由高景春同志编选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邵式平日记》，已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胡耀邦同志为这部日记题辞道：“邵式平同志是赣东北红军创建人之一，是我党早期一位著名的活动家。他一生为革命而坚贞奋斗的光荣业绩将久远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这部富有文采的日记，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邵式平同志丰富多采又很有意义的生活经历，而且还侧面反映出了党和国家的某些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面貌，因而，这部日记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日记中流露出的作者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和他与民共欢乐的真挚感情，感人肺腑。（公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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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陆文夫作品讨论会在苏州召开
陆文夫作品讨论会最近在苏州召开。会议是由作协江苏分会、江苏省社科院、苏州大学和苏州市文联联合举办的。
陆文夫是一位有特色的中年作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献身》、《小贩世家》、《围墙》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去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万元户》和中篇小说《美食家》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与会同志认为：陆文夫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时代，较为深刻地表现了生活，发人深思，激人奋进，同时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陆文夫对苏州风俗人情的精采描绘和他对苏州其它传统艺术门类的借鉴，也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李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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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变革的现实生活呼唤着文学
——读1983年度获奖短篇小说随想
雷 达
今天，现实生活已经毫不犹疑地把两个赫然醒目的大字：变革，竖在每一个文学创作者的面前。在我们的眼前和四周，到处涌动着变革的波澜：从联产承包的田野到讲求效益的企业，从商品活跃的市场到日新月异的街道、家庭，从物质到精神……我们就象置身在一个目不暇接的旋转的世界里一样。这伟大的变革，激动着每个作者的心灵，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呼喊着，强烈要求自己在文学的领域里占有一定的位置；变革的现实，也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管作家的艺术个性有多大的差异，都要力求把变革的历史情绪和时代精神或隐或显地注入作品之中，否则，作品将会与人民的心隔膜。在我读完了1983年度的获奖短篇小说之后，以上的感触便非常强烈。因为，现实变化了，文学也不能不变。既然“变革”已成为我们生活旋转的轴心和主要形态，我们的文学怎能不作出应有的回响；何况，我们谈论的短篇小说，从来都是以它的敏锐性、现实性、灵活性见长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读者，我的心情是既欣喜又夹杂着不满足的。欣喜的是，这些作品毕竟弹奏出了时代的变革之音；不甚满足的是，比起热气腾腾、急剧发展的现实生活来，我们短篇创作的气势、迅捷、丰富、深刻，都还存在着追赶不上生活变化的吃力之感。我想，简单化地评判这个年度短篇小说究竟是突破了、飞跃了，还是平平，抑或停滞，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因为一个年度的小说和一个年度的工业产值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把文学放到生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讨它在哪些方面进展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艺术质量的途径又在哪里，却是很有必要的。
急剧变革的现实促使文学自身不断变动，也促使着每个作者去研究新的生活形式、斗争形式，去研究新的矛盾冲突的特定内涵和时代特征。这一点，对于我们观察文学现象也是十分重要的。全国的短篇小说评奖，至今已持续了六届。如果孤立起来一届一届地看，我们也许会发出缺少“轰动性”作品的感叹。但是，倘若把六届获奖作品放到一起，把它放到生活的发展背景上，我们就会看到一条河流，看到一种连续性，看到生活是如何推动着文学向前发展的。在拨乱反正时期，我们的文学曾经充满了血泪的倾诉，愤懑的呐喊，对新生活和创业者的热切的期待和召唤；接着，我们从王蒙的《春之声》里听到了闷罐子车厢里飞出的春天就要到来的声息，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里看到改革者大步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何士光的《乡场上》听到了刚挺起腰杆的冯么爸一声怒吼，从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里看到了由动乱岁月走入纷飞战火的新一代士兵刘毛妹的丰姿……然而，生活并不总是以瀑布轰鸣和火山爆发的形式出现的；文艺作品“轰动性”的直接效果在日渐消失。这其实是并不值得惋惜的。因为，瀑布的下面是深深的潭和湍急的流，火山爆发后的岩浆既炽热又饱含矿藏；进入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以后，生活的内涵和表现形态变了，我们的文学也就必然要回答比集中地揭示伤痕、批判血统论、呼唤创业者之类问题复杂得多的新课题。例如，春天到来后生活中出现了怎样的新旧交错的繁复音响？“上任”以后的乔光朴们将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棘手难题？冯么爸们如今在商品生产的大学校里头脑发生了什么变化？刘毛妹们在非战争条件下的军营生活中又有了什么新的意识，等等。敢于触及诸如此类的新课题，文学就有可能随生活一道前进；回避新的矛盾，则只能意味着停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了我们短篇小说创作的进展，看到了文学的变动和前进。就象邓刚的《阵痛》这篇小说的题名所昭示的，四化建设是艰难的甚至不无痛苦的事业，要分娩出一个四化的局面，我们必须经历漫长的阵痛。这种对生活矛盾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的深入理解，已经开始在某些作品中有所体现。《围墙》虽以讽喻作品常见的喜剧面目出现，但它的主题却极严正而深刻，显示出一种高度概括的艺术力量。它要抨击的决不限于坐而论道、清谈误国之类古已有之的现象，其中所谓“三大派”（“现代派”、“守旧派”、“取消派”）人士难道不是寓深意焉？全篇描写人们围绕一小段围墙的争执，其命意却在围墙之外。年轻的改革家马而立所面对的阻力，可谓顽固而又复杂之至，但马而立终究还是迈出了艰难的脚步。记得当年《乔厂长上任记》的出现，曾给人们极大的兴奋，它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迫切愿望和理想。但是，它毕竟出现在四化刚举步之际，人们很快就发现，光有一个乔光朴还不行，光有一纸“军令状”也还不行，生活的发展，预想不到的矛盾，迫使作者们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而《围墙》正好是它的延续，表现了我们文学的现实主义深化。同样地，在《阵痛》里，改革已不限于在上层领导者中间进行，而是象涟漪般地向着普通工人的生活渗透和冲击；变革愈是深入，每个人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严酷的抉择。变革之流是何等湍急，它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着多么奇特的悲喜变化：动乱年代受人艳羡的“人材”，突然间变为四化建设中的“废品”，其责任又不在个人，但这“废品”要重新“化废为宝”，却只能依恃自身的变革，在一场阵痛中去获取新生。这篇作品的主题，首先是生活赐予作者的，比起前几年仿照《乔厂长上任记》的构思，大量描写某个改革者“上任”的作品，它显然是深化了，前进了，目光更加广阔了。象《围墙》和《阵痛》这样的作品，既冷峻又热烈，既不无笑谑又令人深思，它们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新鲜的生活矛盾进入了作品，也是文学的变动适应了生活变动的结果。
文学对生活反映的深刻程度，往往取决于作家描绘社会变动下各种人心灵激起的波澜的深刻程度，也取决于作家能不能充分揭示出包孕着丰富社会内容的人物的精神活动。在《条件尚未成熟》这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尖锐、深刻的心理真实，一个卑鄙的抗拒社会潮流的灵魂。作者的笔调看似冷静，内在的节奏却十分紧张。在选拔干部的关键时刻，岳拓夫妒火中烧，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施展出了勾心斗角的种种手段。作者把这个人物的阴暗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心理状态在大变革的潮流中却不可能是个别的。这样的作品，对我们认识变革的艰巨和复杂很有警醒意义。与《条件尚未成熟》形成对比格局的，是《抢劫即将发生……》。作品里描写的新提拔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余维汉的心理活动，恰恰是岳拓夫心理状态的对立面。小说的事件带有突发性质，事件的成因却正是当今生活矛盾的必然产物。能够解救燃眉之急的“尿素”如何处理？是为民着想，还是为乌纱帽效忠？是迁就不正之风的蔓延，还是力挽狂澜，挺身而出保护群众？如此尖锐的矛盾，箭在弦上的危急情势，正考验着刚上任的余维汉。他无畏，却也不是无所顾忌；他果敢，灵魂深处也不是没有一丝怯懦。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今天复杂现实矛盾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他独自作主处理完化肥，踏上归途的时候，一种即将遭受到周围同事、上级的冷眼、孤立、打击的寒冷预感袭上心头，但他已作好精神准备，他是无愧的，他的精神便从这里放射着光华。
从以上几篇小说使我联想到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邓小平文选》142页）。是的，变革的深入，必然要搅动无数灵魂的不安，必然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活，必然要出现重重障碍，这就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作品外，还有不少佳作为我们奏出了变革中的都市和乡村的交响乐。《除夕夜》把我们带到除夕之夜的一家个体经营的小饭馆里。这里，节日不休息的烧锅炉的老头，清除垃圾的工人，饭馆的小掌柜和女服务员，组成了一个普通人的圆桌。作者并不想归纳什么深奥的哲理主题，他只是要告诉读者，除夕之夜是美好的，人们的精神面貌是健康的、向上的，他们谈论着奖金、利润和年景，他们又为别人的幸福舍弃了珍贵的团圆之夜。这篇作品洋溢着新生活的欢悦、希望和热气。《旋转的世界》则把家庭关系置于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之下，从家庭的细胞里爆出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从衣食住行这样的日常生活里，探寻着历史前进的轨迹。《那山那人那狗》乍看起来，象一首宁静的诗，作品的背景，是在极僻远的山坳里；伴随着老少两辈人的，也只有那条小黄狗。可是，这里并非遗世独立的桃源仙境。当老乡邮员郑重地把邮包交给他健壮的儿子的时候，当老少二人各自进行了最后的和最初的乡邮生活，把温暖送到乡亲父老心坎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即使如此遥远的山村，生活并不寂寞，一样回荡着时代的涛声，只是它格外地深沉和内在罢了。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任何对变革时期生活的狭窄理解，都是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广阔性和多样性的。《公路从门前过》只是描写了西南边陲荒寂公路边的一位老人，他曾经“逃世”，如今却做了一个好梦。他梦见公路边搬来许多新的住户，变成喧闹的街市。没有责任制带来的希望，他也不会做这样的梦；他做这样的梦，反映的不止是对责任制的满足，而是依稀地神往于更美满的生活……这样的作品或许只是一朵浪花，透过它们，却是可以听到大海的雄浑的呼吸声的。
生活按照它的需要塑造人的灵魂，而文学也就应该创造出饱含时代色彩的人物形象。我们也许会遗憾地感到，在这个年度的短篇小说里，坚实的、血肉丰满的人物还不多，但是，这里有《抢劫即将发生……》中的余维汉、《肖尔布拉克》中的司机，有《兵车行》中的上官星、《雪国热闹镇》中的牛奔、《船过青浪滩》中的滩姐、《秋雪湖之恋》中的严樟明、《琥珀色的篝火》中的尼库等等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肖尔布拉克》中那位司机的形象，是用坚韧的雕刀刻画出来的。虽然这里展开的是普通人的悲欢，但人物身上的道德力量，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激情，却令人深深感动。《兵车行》中对上官星的着墨并不很多，但下笔准确，几个细节就展示出新战士的风采。他说，他永远是喀喇昆仑的兵！表达了一个战士圣洁的感情。我相信，每个读者在看到他留给秦月的诗时，是怎么也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的吧。
我们既提倡描写变革时期的现实生活，也不忽视那种虽不是正面切入、但能折射现实的作品的存在。只是，生活在今天时代的作者，在处理任何题材时，都不可能不贯注变革的时代精神。《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出现在作者离别陕北十年之后，昔日的生活已经翻出了新意。这富于感情的标题，就透露出作者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热烈追求的心情。《秋雪湖之恋》在文学集中描写十年动乱的洪峰过后才出现，它却从过去的生活里发掘到了现实性极强的主题。所以，变革的现实所需要的文学，是清晰的主旋律和繁复的配器组成的多种多样的文学。
正象前面说过的，面对这个年度的短篇小说，我们还不满足。能够正视社会矛盾，触发千万人感情共鸣的作品还不多；我国农村的惊人的历史性巨变，远未得到深刻反映；工业题材一向薄弱，一些作者视为畏途，至今也没有多少改观……这些都说明了文学在变革时代生活面前的单薄和距离。文学的深度和作家投入生活的深度密切相关。喜忧与共、甘苦同尝地与人民一起搏风击雨，发而为文，才能挟带时代的风云雷电。现在，虽然题材广阔了，手法多样了，艺术上时有创新，但也存在着一些作家与人民斗争实践程度不同地脱节的现象，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所以，更勇敢地跃入生活的大海，更热情地作为人民之一员与人民一起奋斗，更深入地思考现实，也许是今天每个作家的当务之急。让变革之音在文学中发出更加宏大的声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