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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老舍同志
周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我国杰出的文学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我们的心情感到十分沉重。他本应该坐在我们中间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可是，他已离开我们近十八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愈益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位品格正直、才华横溢、勤奋多产的作家的深切怀念，愈益使我们感到他的去世对于我们文学事业的损失之大。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文学事业的文坛巨人，也将永远记住林彪、“四人帮”陷害这位杰出作家对人民是犯了多么大的罪。
老舍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等，以现实主义的笔力和幽默辛辣的特色震动了文坛，成为新文学长篇创作中最早出现的硕果之一。从那时起到他不幸逝世的1966年，四十多年间，他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内都写出了许多第一流的优秀作品，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如果说老舍写于三、四十年代的《离婚》、《月牙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残雾》、《面子问题》、《四世同堂》等小说、剧本，既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成果的话，那么，1949年老舍从美国归来以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创作出的《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全家福》、《神拳》、《正红旗下》等剧本、小说，则明显地标志着作家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他没有写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而主要是以他所最为熟悉和擅长表现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和感情，作为描写对象；他是冷静的，又是热情的。他的幽默饱含对人民的厚爱，闪耀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光彩。老舍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作品，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一生留下的那些传世之作，不仅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丰富了世界的文学。他的作品已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了几十种译本。《茶馆》在西欧和日本引起的“老舍热”，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四十年代在美国也出现过“老舍热”，那是由《骆驼祥子》引起的。老舍的文学成就，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荣誉和光辉。
老舍主要是以小说家、剧作家和曲艺作家而著称于世的；同时，他在散文、诗歌、杂文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位文学大家几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多面手”。他的散文和诗歌，正象他的小说和剧本一样，风格独具，不同凡响。老舍在文艺见解上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于我们创造文学语言和艺术典型，大有裨益。
我们非常尊敬老舍同志，还因为他的品格高尚，是我国文坛德高望重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抗日战争爆发的那年冬天，老舍毅然抛弃大学教授的安适生活，别妻舍子，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从济南流亡到武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中。当云集在武汉的作家艺术家们酝酿实现文艺界的空前大团结，筹备成立抗敌救亡团体的时候，老舍为此到处奔走，备尝艰辛，表现了感人至深的爱国热忱。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他当选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就是“文协”的总管事和主要负责人。从“文协”成立到抗战胜利的八年间，老舍一直肩负着领导“文协”的重担。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老舍始终不渝地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抗日爱国的文艺家的大团结献出了他的全部精神和力量。“文协”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抗击横逆，支撑八年之久，所以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广泛地团结作家艺术家，使这一时期成为“五四”以来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其中老舍有很大的功劳。我第一次面识这位久已闻名的老作家，是在抗战期间的1939年。当时，他作为“文协”的代表参加全国慰劳总会的北路前线慰问团到达延安，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热情接待。他那谈笑风生的魅力，坦白真诚的性格，风尘仆仆的身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海外归来，继续担负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他作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日夜操劳，鞠躬尽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老舍是一位热情澎湃而又严肃深沉的爱国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浅出深入，外圆内方。在建国以后，他热情洋溢地赞美新生活、新人物，成为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这是众所公认的。对于他解放前所创作的作品，我们也应当给以应有的公正的科学的评价。他的创作风格前后期虽有所不同，但他那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有所发展的。这位生在“戊戌变法”时代的穷苦旗兵的儿子，从小就切身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王朝腐朽黑暗的双重痛苦。老舍走上文学之路，和他经受了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之后，以笔作枪的爱国实践分不开。如同他自己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说的，迫使他“非写不可”的东西，“就是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可以说，他的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对于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是有入骨三分的深刻认识和犀利观察的，正是因为感情上恨之愈深，在创作中才能刺之愈重，而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才能爱之愈烈。这位高度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不满足于只是描写旧时代，而总是不断面向新的时代，追求新的生活。在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他不畏艰险，深入朝鲜前线慰问人民志愿军，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式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这里，我要提到另一位同样参加了抗美援朝斗争，并且写出了好作品的著名的党外的老作家巴金同志，他们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的情感；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也是令人钦佩的。
老舍是一位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语言艺术大师，他追求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和谐统一。这是老舍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老舍十分重视作品的思想性，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希望作品能对更多的读者、观众有所启发帮助；但是，他不把读者、观众看作被动的接受者。他并不是在作品中赤裸裸地写“思想”，而是讲究人物形象塑造的栩栩如生，讲究文学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讲究整个作品的艺术完整性，通过满足欣赏者的审美要求，用艺术魅力去打动读者，感染读者，让他们在不知不觉、自然而然间受到影响。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老舍呕心沥血，苦苦锤炼运用文学语言的精湛艺术。他说：“思想内容与语言是血之与肉，分割不开的。没有高度的语言艺术，表达不出高深的思想。”（《戏剧语言》）在这位语言艺术家的笔下，无论写什么文体，都能以高度凝练、准确传神的语句，刻画出独特的内容，传达出丰富的思想与感情。即使写一篇小散文，他也要力求语言简洁生动、幽默犀利、琅琅上口，并且富有音韵美。可以说，他的许多作品，在语言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老舍是一位文艺修养极为精深博大，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革新家。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他同我们的另一位杰出作家赵树理同志有不少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们都十分热爱和熟悉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不同的是，老舍对于中外的古典文学还具有更多方面的精深修养。老舍和赵树理相识较晚，却相知甚深。他和赵树理一见如故，志趣相投，他们曾共同致力于曲艺革新的事业。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又是如此相似，同样横遭不幸而又正气凛然，他们的英名将永远为后人所记忆。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老舍比较早也比较好地注意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从三十年代起，他就放下大作家的架子，同民间艺人交朋友，拜他们为师，学习通俗文艺的艺术技巧，成为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他从民间文艺那里汲取营养，同时也熟知人民群众喜爱什么和不喜爱什么。他非常尊重人民大众的欣赏口味和习惯，他认为“土”比“洋”可贵，“土”比“洋”更难。这绝不是说他不懂洋玩艺。我们知道，老舍曾先后在英国、美国旅居七八年，非常熟悉欧美文学。他最初的创作，也曾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是，他从不盲目地崇拜、模仿别人。他对于西方各种“主义”文学作品，都有所研究和借鉴，但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却始终坚持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出发，坚持为本民族广大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精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本领，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邓小平同志多次号召和提倡要创造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和艺术。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老舍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一位前辈作家，也是一个先驱者。但他却一直在追求并坚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为一切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作家做出了足堪垂范的楷模。老舍始终没有离开哺育了他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决不会忘记他。1951年，中国人民刚刚站立起来当家作主，就把“人民艺术家”的荣誉授予了老舍同志。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顾老舍同志的一生，综观老舍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一光荣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本文是1984年3月15日作者在纪念老舍同志诞辰
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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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认识的老舍
阳翰笙
老舍同志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写作，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由一个爱国的进步作家，逐步从人民大众的立场走向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革命作家，成为中国人民所敬爱的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作品，品类繁多，既有脍炙人口的小说，也有深受欢迎的剧本，还有老百姓喜爱的曲艺，还有散文、诗歌等等。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不仅为中国读者所喜爱，也吸引了不少的外国读者，象这样高产量、高质量的多面手大作家，在我国文坛上是不多见的。无论是今天的读者和将来的读者，都会永远记着老舍这个光辉的名字。文艺研究家、文艺史家们是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老舍的。我们深深怀念老舍，更要好好学习老舍。
我认识老舍是1938年春天在武汉。从武汉到重庆，我和老舍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终于成为好朋友。这是由于抗战期中我和老舍成了同行。我写剧本，他也写剧本；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党做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以无党无派的身份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解放后，我和老舍的交往进了一步。因为我们又几乎做着同样的工作。可是我因负责的组织工作过多，创作上我远不如他。我只写了一个话剧剧本，两个电影剧本；而他是作家劳模，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等一连串的剧本。算起来，我和老舍的交往有二十多年。随着友谊的加深，彼此的了解也加深。不久前，我重读了四十年前（1944年）在重庆举行“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时，我发表在《新蜀报》上的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在那封信中，我对老舍苦撑“文协”大旗和他的创作成就作了应有的高度评价；同时还提到老舍过去二十年所走的漫长的崎岖道路。当时，要全面评价老舍，为时尚早。因为他还在前进，还在发展。现在是可以全面评价老舍的时候了。这是一项必须做的很重要的工作，然而十分繁重，因为老舍有那么多作品。但是，我相信文艺研究家和文艺史家们是会把这副担子挑起来的。我们这些人，与老舍同时代的同志和朋友，也有责任提供材料，谈谈自己对老舍的认识，以备参考。
我也谈谈我所认识的老舍，主要谈他这个人，谈他所走的道路。对不同时期的老舍，我有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可分三个时期。
对抗战以前的老舍，我所知甚微。那时我不认识他，只读过他的部份作品，如《老张的哲学》、《二马》等。从这些作品中，我看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的作家。他嘲笑旧世界、旧事物，对旧中国的现实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他富于幽默感，善于讽刺。他的作品笑中有泪，笑中带刺。他是一位进步作家，但还不是革命作家，因为我没有从他的作品中看出革命的倾向来。这是和他的经历、生活分不开的。“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教书；1924年他到英国教书，一去就是五年；回国后又去山东教书。他初期的几部作品是在外国写的。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的圈子，当然要影响他的创作。不少作家都是这样。
对抗战时期的老舍，我的认识就不同了。这是因为老舍在抗战时期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进步。我还得从1938年谈起。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救亡的中心，吸引了大批爱国的文艺家和其他方面的人士，从四面八方奔赴武汉，为抗日救亡工作。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我正由党组织的指派，和冯乃超等同志负责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要成立了，由谁去主持？这是领导权问题。我和乃超同志商量，决定推荐老舍主持“文协”。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也同意。这样做是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张道藩等抓领导权。于是我和冯乃超分头活动，老舍当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文协”不设主席或会长，只设理事。老舍的职务并非仅管后勤事务工作，而是抓总，全面负责。
老舍主持“文协”工作达八年之久。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情况又异常复杂。抗战时期重庆的政治气候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老舍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罗荪、丰村等同志的帮助下，表现非常好，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这位名作家，完全放下架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操心，兢兢业业，不辞劳瘁。经常有一些麻烦事情，要和国民党交涉。还要和特务头子潘公展之流打交道，我们不便出面，老舍就爽快地说：“我去顶一阵”。他不止一次知难而进，挺身而出，解决了麻烦问题，使工作得以开展。“文协”的经费有时也要他张罗，不得已时我就去向邵力子借钱。由于老舍无党无派的身份和在文艺界的声望，他能出面讲党所不便讲的话，做党在当时不便公开的事，发挥了其他人难以发挥的作用。就是由于老舍这种作用，“文协”的领导权没有落到国民党手中，也没有变成一块空招牌。“文协”在抗战期间，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些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重大效果，是和老舍分不开的。
在抗战期中，亲眼看见他的种种表现，听了他的言谈，读了他的文章和剧本，我进一步认识了老舍。这位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文艺家，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在火热的战斗中，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拒绝国民党的利诱，不怕他们胁迫，一心跟共产党走，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
1949年，周恩来同志提出，要邀请老舍这位朋友回来（那时他在美国讲学）。经过联系、安排，老舍欣然回国。他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由我陪着会见了周恩来同志，老朋友相见，畅谈了很久。这件事，对老舍后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老舍的世界观，在党和人民的影响下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自觉地、不懈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满腔热情地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同时更加深刻有力地揭露旧社会，鞭挞旧事物。老舍的创作表明，他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党的立场上，把写作当作党交给他的战斗任务。四十年代我在那封贺信中，祝他“昂然迈步前进”。五十年代他果然前进了很大的一步。他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参加共产党，但他的世界观，他的思想感情，他的立场和共产党是一致的。他和许多党内的好同志一样，全心全意地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创作、而工作，他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作家了。
作为老舍的朋友，我很佩服他的为人，老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光明正大，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他有啥谈啥，从不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决不趋炎附势随风倒。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一向称自己为写家、文艺界的小卒。他十分讨厌别人对他的不适当的恭维，更不用说吹捧自己了。文如其人。因为他有这些品德，所以他的作品处处都流露出作者的真挚的思想感情。
我和老舍之间的友情也是很真挚的。举一件事情便足以说明。1964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对我写的《北国江南》展开围剿。那时，老舍被陈登科同志请到安徽访问去了。他看了批判《北国江南》的文章后，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他在信中只字不提报纸上的批判，也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只谈他在安徽的行踪，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活动，看见了什么等等，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体。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叙述了他观山玩景时的舒畅心情。这几封信很使我感动。从字里行间，我看出他的内心的不平，看出他对我的处境和健康的关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励我。危难之中见交情，这也表现了老舍的为人，表现了他一贯的正义感，对邪恶、淫威、暴虐的蔑视和无畏。
老舍同志是十年动乱中第一个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文艺家，他在1966年就离开我们了。我再说一遍：我们深深怀念老舍，更要好好学习老舍。学习他的作品，学习他勤奋写作的精神，还要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在革命道路上的昂然迈步前进的崇高品质。
（本文是1984年3月15日作
者在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
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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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就来自勇敢实践
——读《青年诗选》有感
公刘
诗歌是感情的晴雨表。我向大家推荐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青年诗选》第一辑和第二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种“感情的晴雨表”。这两部《诗选》收录了粉碎“四人帮”以来迄1982年间，出自青年诗人之手的较有影响的篇章。应该说，有了这两部选本，人们对于历史新时期的中国青年诗坛，大致看得清一个轮廓了。
青年人可塑性强，他们成长为什么样的接班人，关键在于我们给以什么样的引导。正确的引导乃是包括出版机构在内的全社会的任务，而且必须以社会方式来进行。中国青年出版社发扬脚踏实地、不事张扬的优良传统，抓紧这一重要选题，广搜细筛，三年之内连出两部，并且打算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而就已出的两辑来说，也都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文学主张：提倡明朗的、健康的、革命的诗风，反对晦涩的、腐朽的、倒退的诗风，这些，理当受到赞扬和感谢。
人人都有青年时代，但不可能人人都当青年诗人。然而，尽管如此，人的一生却无一例外地包含了一个诗的阶段，这就是青春期。待到步入中年，一般说来，生活就逐渐散文化了，不再象过去那样充满了激情、梦幻、冒险和跌宕。我们有许多以小说、戏剧见长的老作家，往往从爱好诗歌和写作诗歌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更多的从事别的专业的老一辈，也几乎都有一段与诗或者诗意有关的往事。看来，这大概是一条规律。青年，就其气质而言，的确与诗同属一类。
没有必要照抄名单，光凭第一辑四十四名、第二辑五十二名这样两个可观的数字，就能检阅队伍的阵容，而增添乐观和信心了。两数相加，共计九十六位。说他们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冲锋在前的光荣的尖刀连，实在当之无愧。诚然，一支队伍的结构，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更替之中的，从开始到后来，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原封原样；有的成员坚持下来了，有的成员由于不同的原因退了出去，这是合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即以这九十六位而论，才过去不多几年工夫，就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差异：有的继续在写，而且有所突破，这部分人数目不大；有的也不断有新作问世，却基本上原地踏步，这部分人为数颇多；还有起点便是顶点，甚至从诗歌的地平线上悄然消失了的，这一部分也是少数；更有个别人发生了迷误，正在回顾自己的脚印。我以为，发生这样的分化是正常的，值不得惊惶和忧虑。
两本《诗选》给我的总印象是：生活底蕴厚，无病呻吟少，调子大体高昂，情绪基本饱满，即便是抚摸伤痕，也并不曾失掉希望和勇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作者都迈步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上。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有一部分浪漫主义的或者糅合了浓重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入选。我相信，人们对此将不会感到意外。由于诗本来就是审美客体的心灵化，就其本质而言，诗和浪漫主义是无法分割的。革命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绝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离开了不同流派的竞赛，终归是不能设想的。
我们的新诗如何继承、发扬民族传统，这是读了这两本《诗选》以后，必然会考虑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个诗人的功力如何，固然首先表现在有无新的创作与开拓上，但是，不可否认，同时也要看有无深刻的继承。仔细分辨一下，从不少青年朋友的不少诗作中，能看见他（她）师承的影子。师承当然也是一种继承。不过，若以传统而论，范围就比这广泛得多，古典的，民间的，都不能排斥在外；局限于“五四”以来的新诗也是非常不够的，更不必说把目光仅仅固定在现今的几种报刊了。从一首诗里，不但要读出诗人的“我”，读出诗人的同时代人，而且要读出诗人的列祖列宗。这，的确是青年同志们的一大薄弱环节。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虚心的，他们将努力加强学习。一个诗人的成就大小，除了必需的客观条件之外，我看主要还是取决于本人的深入生活、辛勤劳动与勇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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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挚的感情 时代的歌声
——略谈晓雪的诗歌创作
毕坚
晓雪同志是白族诗人。他从五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二十多年来，出版了四本诗集和诗歌评论选集。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晓雪诗选》。这些诗朴素优美，自然流畅，好象诗人面对知心朋友在直抒胸臆，娓娓动听地诉说着自己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一片真情挚意。
晓雪生于云南省大理洱海边的一个白族村庄。这里的每一个水塘都有美丽的故事，每一座山都有动人的传说，从幼年时起，晓雪就受到白族口头文学的熏陶。洱海苍山又是美丽富饶的地方，他热爱故乡诗一般美丽的风光，热爱勤劳善良的白族人民，这一切，在诗人心里凝聚成一串串诚挚的音符，热烈的乐句。他以饱满的激情，悠扬的歌声，纵情歌唱家乡的山山水水，歌唱在党的领导下家乡的变化：从银发飘飘的洱海渔翁，到鱼跃人笑的洱海早市；从在白云深处荡秋千的姑娘，到蝴蝶泉边山茶花似的女队长……从晓雪的一首首取材相近而旨趣不同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党对人民的一往深情！
晓雪认为，作为精神的花朵，智慧的果实，人民感情的寄托，真正的诗都应当是美的。所以，他的诗作追求美，力求表现出我们生活的美，自然的美，时代的美，人民内心的美。在《她》这首诗中，诗人写道：“她眼睛那么明亮，因为每天映着洱海水；她脸儿那么美丽，因为每天沐在霞光里……”；“摩登小姐，富庭美女，原靠绸缎、珠贝来打扮，她呀却不用任何装饰，象一朵芙蓉刚出水……。”诗写的是“她”，“她”本身就是诗，这是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所不断追求着的理想美、生活美和心灵美。
晓雪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明朗，他怎么想就怎么说，胸怀坦荡，情感明朗。这和诗人的美学主张是分不开的。他说：“作为时代的歌手和人民的代言人，我们的诗里面，都应该有照亮人民心窝的阳光和点燃人们心灵的烈火，应当给人们以温暖和光明。”正因为诗人有坚定的生活信念，坚信“即使是最漆黑的夜晚，天上也有星星在闪光；即使是在黑夜中摸索前进，远处也常有灯光在召唤着行人”，因此，对光明的追求，对美好前途的热烈向往，构成了晓雪诗歌的主要基调。诗人在《舞》这首诗中写道：“苍山上飘飘的白云，象少女挥动的长袖；洱海边绿绿的垂柳，象婆娑起舞的渔姑。弯弯曲曲的十八溪，象十八条飘带的白绸；碧蓝碧蓝的洱海上，每一个浪头都在起舞。树摇花笑都伴随舞的旋律，风鸣水吟都符合舞的节奏；是善舞的民族造就了明山秀水？是明山秀水哺育了善舞的民族？”这首诗构成的美的动的意境和斑斓、明朗的色彩，打动和感染了读者，给人以美的享受。
美，来自生活，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爱。二十多年来，晓雪走遍了边疆的山山水水，从大理三月街到西双版纳的竹楼；从“奔流呜咽亿万年”的独龙河到“欢乐的歌声飘向四方”的圭山；从“刘三姐的故乡”桂林到“象仙乳从云端泻下”的黄果树瀑布……诗人的情感与祖国大地、各族人民的情感交融在一起了，才写出：“采了一天的茶，我靠在苍山的怀抱里，睡着了，睡得那么香；我梦见，苍山就在我的怀抱里。我打了一天的鱼，我躺在海边的沙滩上，睡着了，睡得那么甜；我梦见洱海就在我的心窝里。”如此深沉、灼热的诗句。晓雪的诗，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气息，而且诗意葱茏，令人遐想。如《水是那么蓝》：“阳光在水波上流淌，春风在海上翻动浪花”，既有飘逸如仙的丰姿，又有清丽隽永的神采。再如《塔》：“苍山顶飘来的彩云，化为你的腰带，森林里起飞的雄鹰，歇在你的塔尖”，短短四句诗，把苍山脚下千寻塔那壮丽雄伟，独具风格的景色一笔描出，志在写景，也是抒情，恰似一幅惜墨如金的淡彩水墨画。晓雪从生活中汲取美，用朴素的形式表现美，这使他的诗作具有泥土的芬芳。
诗人不仅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而且还写了不少取材于白族民间传说的叙事诗，如《播歌女》、《蝴蝶泉》、《羊龙潭》、《大黑天神》等。诗人写这些诗时采用了大题小作的手法，短的四五十行，长的也只有两三百行。象《蝴蝶泉》这样的传说，把它展开来写，拉成两三千行的长诗也是可以的。但诗人却采用了朴素的风格，做到了寓丰富于单纯之中。再如诗人的故乡洱海边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专横残暴的玉皇大帝，不喜欢人类，派他的忠臣大黑天神到人间撒“瘟丹”，想把人类消灭。大黑不忍下手，又不能再回去，便把全部“瘟丹”一口吞下，牺牲自己，拯救了人类。根据这个民间故事，诗人写了叙事长诗《大黑天神》，塑造了善良、朴实、坚强的大黑天神的形象，歌颂了他为造福人类而英勇献身的精神。这首诗深受读者的好评，曾在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荣获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