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愿我们有一个新的妇女观
王友琴
在我们的节日里，可以写一千支颂歌，来赞美女性的美丽、善良、勤劳、忍让……但是，我愿意把认识、思考和剖析我们自身看得更为重要。
生活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技术革命，经济改革，文明建设，时代的浪潮洗刷和震撼着已有的妇女观。过去，对成绩优秀的女生，人们赞扬她“简直和男生一样好”。今天，这种称赞的方式受到了挑战。在大型计算机终端，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在学术会议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努力工作，顽强学习。目前北京大学有近三分之一的女大学生和五分之一多的女研究生。这不是为照顾比例关系而预留的名额，是通过同样的考试被录取的，甚至对她们的要求还要更高更严一些。她们开朗自信的态度，聪慧灵敏的气质，飞扬流动的进取精神，比所有的服饰和虚名都美丽辉煌得多。她们投身于科学，用自己的工作来推动时代和社会的前进；科学也给予她们回报，为她们事业和心灵的发展与开阔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她们将成为“超贤妻良母”，也就是说将超越传统规定的这两个职责，在更丰富的生活层次中发展自己。女性不但人口占据着量的一半，而且正追求质的平等。
但是，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都不是天经地义、令人满意的数字。谁都知道，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男女比例是几乎相等的。是什么阻挡了我们呢？
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历史诸背景中找到其原因，清醒地认识我们的处境，但是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的，是我们的自身。我们不是天生的弱者，但我们确实有种种弱点。这些弱点是后天教养方式的熏陶和传统文化的渗透造成的。精神的裹脚布会造成心灵的扭曲和畸形。往往有这种情况：阻挡我们脚步的不是高山大河，而是我们心中的障碍。
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妇女往往有一种“二等公民”意识。这种意识的表现多种多样：做装饰品，做附属品，用屈从来换取被保护，用病态的手段来谋取私利……这是精神的“黑洞”，它会把一切闪光的、生机勃勃的思想吸完荡尽。
认识它！克制它！改变它！
我们应当确立和坚定自己的生活原则。要看到，通往四化的道路是崎岖的，艰难的，我们只有把吃苦耐劳作为我们人生哲学的一部分，才可能激流勇进。我们追求幸福，但这幸福应该有新鲜的、健康的价值含义。安逸、轻松、享受如果要和丧失独立的、奋斗的意志联系在一起，那就一钱不值。
建立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的更为合理的妇女观，这是一个前进的民族的使命！
（原载第3期《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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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老舍先生在重庆
杨伯峻
老舍先生是位多才多艺而又多产的作家，我从他初期的小说，如《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起，便是他的读者。值他八十五岁诞辰时，应该就我所知道的写点文字以为纪念。
1932年，冯玉祥将军住在泰山，我在冯处工作，老舍则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冯很喜爱老舍的文笔，当时余心清来往于济南和泰山，冯曾托余心清代邀老舍到泰山。不知是什么原因老舍始终未去。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齐鲁大学面临危境，老舍便离开了济南，只身到武汉。当时武汉是各方人物聚集之所，他初到武汉，受简又文的款待。冯住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知道这情况，通过某一关系，把老舍接到福音堂居住。冯托老舍、何容、老向（本名王向辰）办《抗到底》。老舍曾说，这份小刊物办得并不理想，可是国民党还把它列入黑名单。冯又托赵望云办《抗战画刊》，老舍在文字方面帮助赵望云。老舍一口京腔，说话亦庄亦谐，随时可以编出笑话，使听者笑不可支，他却并无笑容。这一点，颇似鲁迅先生。这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老舍任常务理事，活动更多了。
1938年我们转移到重庆。老舍最初和我们一样住两路口巴县中学，不久，他便搬到青年会去住了。文艺界抗敌协会原来由国民党教育部每月拨款200元，到重庆后，进步作家到重庆的更多，教育部连这区区200元也停发了。老舍请冯先生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筹措一些钱作为“文协”经费，并在临江门租房作为会址。
老舍在重庆写了一部话剧《残雾》，揭露并讽刺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公演以后，自然得罪了贪官污吏、党棍党痞，于是许多明枪暗箭集中射向老舍。在那短期中，老舍随慰问团已离开重庆去川北，准备写《剑北篇》长诗去了。我为他鸣不平，虽于新文学是外行，也写过点东西支持老舍。老舍从川北回来后，很高兴。正值他的《骆驼祥子》初次印行，特别送我一本，并题了几个字。这时重庆已被大轰炸，我们都迁居到郊外陈家桥。老舍每日从早到午不会客，规定至少写多少字。我很佩服他那有恒不倦的精神。尤其他那一手毛笔字，真是一笔不苟，整整齐齐。
当时重庆还有一班艺人，如山药旦、董连枝等，老舍都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唯恐他们吃亏上当。自然，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C ．C．一方面厌恶老舍，但又想利用他的影响，耍了不少花招，老舍没有上他们的当。
我和老舍先生只在抗战期间有一段较密切的来往，解放后各人均因事忙，见面机会不多，但深知其为人正直。无论作为艺术家、作家、诗人，必须先作个正派人，他的作品才有价值。老舍值得我们纪念的，固在其作品，尤在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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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姐，您好！
戈扬
九、“我哪有这个时间？”
有趣的故事，传奇的色彩，把人们带到了史诗一般的革命斗争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了，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李知凡太太”又是怎样结束她的李知凡太太的生活的呢？
我向大姐提出了这个问题，陈溶同志也同时提出了她一直感到纳闷的一个问题：“大姐，那回疗养院从西山撤回到城里，坐的是一辆大汽车，上面插了一面美国国旗，车上还有一个美国人。芦沟桥事变已经发生，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城，进城很不容易，是不是周总理的关系给我们搞到的汽车？”
“不是。”大姐说，“恩来那时候根本没有去过北平，怎能是他的关系呢？”
“那一天，你不是和我们一道坐汽车离开西山的吗？”陈溶同志问。
“不对，你记错了。”大姐说，“那一天我是先走的。吃了早饭，上午九点钟我就离开了疗养院，你们不是都出来送我的吗？我坐的是人力车，到了西直门，城门紧闭，有伪军把守，进不了城。已是中午，我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到下午一点来钟，有一辆汽车过来了，上面确是插了一面美国国旗。我一看都是平民疗养院的人，便和你们打招呼。你们在车上叫我：‘上来吧，上来吧！’车上人很多，我挤上了车。我没有看见美国人，我估计那辆车可能是芦大夫通过美国红十字会的关系搞的。”
“李知凡太太”进城以后，这回已不是忙着治病，而是要设法走出已经沦陷的北平，绕道上海去西安，恢复她的本来面目，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她和病友握别，径直去地安门外的邢太太家。邢太太就是张晓梅同志，住在地安门外的慈慧殿。她在晓梅家里住了两天，便乘火车去天津，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谁知轮船停在大沽口，一停停了3天，怎么回事呢？最后船主通知旅客，这条船不能去上海，只能去烟台和青岛。原来“八一三”事变发生了，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上海正在打仗，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
“李知凡太太”当机立断，决定去烟台，到那里乘烟潍铁路火车到济南，然后南下转陇海路经蚌埠回到西安。这以后，她就是我们在武汉、在重庆经常看到的令人崇敬的女革命家邓颖超同志。直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人们才从一位已故的女青年的遗文中，知道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有过这样一段“李知凡太太”的插曲。
会见结束时，大姐照例吃完药，穿上大衣，和客人们说着话走出客厅。这时候，我不禁这样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经历的艰苦斗争，他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他们光辉的一生，是我们光荣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哪怕是随便谈谈，把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记录下来，也将是革命后代的宝贵财富呵！
不想陈溶的女儿小王，一位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和我想到一处了。我们便将这个想法向大姐提了出来。大姐却坚决地摇摇头，说道：“不行呀，我哪有这个时间？”
是啊，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正在指导亿万人民开辟四化建设的新航程，为国事操劳，哪有余暇回忆往事？何况历史是永远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要注视着历史的前方，他们的脚步哪里能有片刻的停留呢？
陈溶母女先和大姐告别，大姐和她们一一握手。最后，大姐握着我的手时，又一次说道：“替我向编辑部的全体同志问好！”两次会面，两次嘱托。这是多么深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呀！这是对我们每一位编辑同志说的，我们又怎能忘记呢？ （1983年12月23日于北京）
〔原载《人物》杂志，本报发表时作者有增补及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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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老舍
王倬如
我认识老舍是1938年在武汉的时候。“七·七”事变以后，他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在济南陷落的前夕，他只身来到武汉，后来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主要领导人，为爱国抗日宣传工作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当时冯玉祥先生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由于蒋、冯矛盾日益加深，冯先生兼任的第三、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先后被撤销。随后副委员长的名义也被撤销了。
冯先生对老舍同志是异常钦佩和敬重的。他邀请老舍帮助他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把老舍当作良师益友。后来冯又约请了十几位文艺作家、画家住在千家街福音堂。其中有赵望云、何容、老向等。冯的办公处成了文化界人士聚会点之一，很多到过武汉的文艺家和画家几乎都到过千家街福音堂。当时我在冯先生处工作，有机会认识老舍并和他接触频繁。我认识到，他不仅学识渊博，社会经验丰富，有锐敏的洞察力并有多方面的天才，待人总是彬彬有礼。他工作时十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和大家闲聊时总是谈笑风生，趣味盎然。他在一次“文协”的纪念大会上表演过一场单口相声，口齿伶俐，演技纯熟，一点看不出是业余相声演员。
冯先生派人去河南请来十几位唱河南坠子的艺人住在福音堂。老舍为他们编写了不少有抗战内容的鼓书词，经过短期练习后再把他们送回河南各地演唱。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冯先生和老舍研究决定在武汉出版了《抗到底》半月刊和《抗战画刊》及各种宣传抗战的小册子。
1938年秋武汉失陷以前，冯先生率部迁往重庆。老舍到了重庆仍住在冯先生处。他除了主持“文协”的工作以外，有时为冯先生改“丘八诗”，但主要是埋头创作。冯先生请他住在环境幽静的陈家桥别墅便于写作。话剧《残雾》就是在这时写的并在重庆上演过多场，受到好评。还写了《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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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昏，在田野上（外一章）
韦晓吟
我急切地走向田野。
除了风在耳边打着唿哨外，四处空旷无声。也许，我是在继严冬而来的料峭春寒里第一个在这田野上漫步的人。
我渴念着春天的气息，我渴望着春天的面容。
因为冬日里的荒芜，这无垠地伸延的土地仍在沉睡着。枯黄的小草向着远方冻得发红的灰云唱着瑟簌的歌。
然而，却有一队飞自南方的大雁，在天际唱着无言的春之序歌。
我看见了农民春种的忙碌和秋收时的欢悦。我也看见了秋日里这队大雁沿着同一条路飞回故乡。我突然怅惘了，我听见了发自心底的询问：热切地漫步在早春田野的人，可想到过自己春天里的播种吗？
我愧对着安谧的田野，踏着匆匆的步子离去。
踌 躇
我漫步在帕米尔高原，倾听着针叶树的低诉。连绵无际的山脉在我面前无限地伸展过去。我拾起了长眠的松果，把一朵因强光的照射而开得特别蓝的花朵别在长发上，为能领略到大自然的毫无矫饰的真正容貌，心里唱着欢悦的歌。
向上望去，庄严的山峦有冰凌在闪光。突然，在一道虹边，我远远望见了一个形似山洞的轮廓，这洞口好象有两扇门紧闭着。我因惊奇而伫立不动。那里会见到什么呢？我想攀登上去。可是，我孤身一人能登上那皑皑的雪山吗？
我转身向下面有毡房的地方走去，那里有温暖的火和熟悉的面孔。
我跟着人们驱车离开了这里。
渐渐地，一种强烈的自责开始越来越猛烈地摇撼起我的心，我愈发不安起来。那里，也许有人们从未见到过的景象，也许什么也没有。可是，我因怯懦而永远丧失了敲击那洞门的机会。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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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江〔中国画〕 冯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