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回忆和陈云同志在一起战斗的岁月
——为《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出版而作
肖劲光
我虽在病中，但知道《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公开发行，很是兴奋，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和陈云同志在一起战斗的岁月。陈云同志作为我的领导者和共过患难的战友，我讲一点我的体会。
我和陈云同志于1946年10月下旬，奉中央和东北局之命，从哈尔滨出发去南满。辗转一个月后，我们到了辽东地区，陈云同志担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在一起开始了艰难而壮丽的斗争。
陈云同志和我来到辽东以前，南满地区正处于斗争最艰苦、形势最严重的时期。当时，蒋介石的战略重点是在东北，妄图以其美械装备并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兵力，在我立足尚未全稳之时，占领全东北。其战略部署是所谓“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即先消灭我南满的军事力量，然后北上，再消灭我北满主力。就在我们从哈尔滨出发之前，即10月中旬，敌人集中8个主力师，十余万人，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进攻。当时我军野战部队只有两个纵队，不足4万人，在英勇战斗歼敌二十五师后，不得不主动放弃安东（现名丹东）。随后，敌占通化、辑安等重要城镇，我军被迫压缩在临江、长白、濛江、抚松四县狭小地区内，局势非常危急。陈云同志来到后，根据当时部分干部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对坚持南满根据地缺乏信心、希望向北满转移的情绪，首先抓紧统一干部思想认识的工作。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陈云同志和我分头召开座谈会，找主要干部逐个谈心，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我们的处境确实是极其困难的，不仅兵力不足，而且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群众也还没有发动起来，加上严寒环境，部队经常在坚冰积雪中露宿，思想情绪不很稳定。陈云同志和大家一起，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指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对争取全东北以及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但12月中旬在七道江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上，仍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主力北撤，保存力量”。正在这时，敌又向梅河口、辑安进攻，必须从速决断。于是我向陈云同志报告这一情况，请他最后决定。陈云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连夜冒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并立即同大家一起亲切交谈，征求意见。他从东北战场的全局出发，详尽地分析了撤出南满与坚持南满的利弊条件和利害关系，最后他说：“你们是让我来拍板的，我拍板就是要坚持南满，一个人都不走。坚持就是胜利。”话虽不多，却是掷地有声。陈云同志拍的这一板，确是关系整个东北战局的一板。凡是身临其境的同志，现在想起来，恐怕都能记得。陈云同志在决定问题之前，是那么善于听取多方意见，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而一旦情况已明，则是毫不动摇地下最后决心。由此可以想见，一个领导者，出主意要出得正确，即合乎实际，合乎规律，丝毫都不能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首先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即使是具有丰富经验并善于决断的人，如不谦虚谨慎，倾听多方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也是难以做到实事求是，作出正确决断的。
这次收入《陈云文选》的《健全党内生活》一文，是陈云同志到辽东后不久，了解到在某些干部中有不同意见，而这些不同意见又并非都是原则争论，而是一些无原则纠纷，因此，他在分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严肃而又诚恳地指出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况，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无原则纠纷，并提出了三条意见。这次讲话，对统一党内思想，加强干部团结，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这次会议，经过陈云同志既有原则又合乎情理的教育，辽东党内的生活健全起来了。这对于后来坚持南满斗争的决策能够得到广大干部的拥护，无疑是一个前提条件。
在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中，凡是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我都同陈云同志商量，向他请教。如在1947年的艰苦斗争中，当时敌强我弱，敌人不断进逼，而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我坚持南满根据地，军事上应采取何种方针，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经过再三考虑，并同有关同志商量，拟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以改变敌我形势，战术上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在内外线配合作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削弱和消灭敌之有生力量，以增强内部信心，并借此发动群众，求得根据地的生存、巩固和发展。当我把这些想法报告陈云同志时，他谦逊地说，他不懂军事，战争方面的问题由我们决定。其实，这是他对我们的一种支持。这个话是他经过认真思考后说出来的。
知道解放战争的历史的同志都知道，在东北战场上，有南满部队四保临江、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相互配合的著名战役。陈云同志始终是决策者。他的支持坚定了我们的斗志。在第四次保卫临江战役中，由于敌集中了七个师以上的兵力，摆开了一个宽大的正面向我大举进攻。而我们只有四个师的兵力，每师只6，000人，而且久战以后未得休整。这样，在一部分干部中又产生了打不打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又是陈云同志当机立断，统一了全军的思想。他在临江召开的分局和军区干部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重申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方针。他说，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决不能动摇。即使我们付出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代价，但只要打胜这一仗，把敌人主力牵制在南满，就有利于北满和东北全局。这一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说服并动员了全体指战员，所有同志都斗志昂扬、英勇顽强地进入战斗，加上我采取集中兵力、先敌展开进攻的灵活战术，一举歼敌主力一个整师和一个整团，干净利落地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反革命战略，迫使东北战场的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为我军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四保临江以后，南满我军又进行了夏季攻势作战，毙伤俘敌两万余人，收复通化、东丰、西丰、清源、梅河口等十四座重要城镇。随后，又配合主力进行四平攻城战，解放四平，给敌“重点防御”战略以沉重打击。接着又扩张战果，到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三大块解放区就联成一片，南满根据地空前扩大和巩固了。
1947年8月，南满军区在通化召开了师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总结四保临江和夏季攻势的经验，并研究今后作战的新特点和新战术，以及加强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等问题。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全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敌人营垒危机四伏，将无法摆脱其最后失败的命运。他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心的向背，而不是武器的优劣。我们目前虽还有困难，但光明的前途已经在望。我们应有大打的精神准备，一旦时机成熟，要敢于胜利。他的这个居高临下、综观全局、具有严密科学判断和强大鼓舞力量的讲话，对南满全军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南满军事上的胜利，是同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发动群众的工作分不开的。在开始建设根据地时期，没有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就难以充分发动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部队站住以后，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军事胜利同样是不可能的。部队和群众，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这是不能脱离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早就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说，争取战争的胜利，根本之点在于军队和人民的进步。离开了军队和人民的高度觉悟和相互支援，即使具有武器先进和其他有利条件，仍无法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南满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即发动群众的工作，是陈云同志亲自领导的。四保临江和夏季攻势胜利以后，陈云同志即提出南满地区今后应以群众工作为第一。而群众工作的根本，就在于发动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实行土地改革。早在1947年6月6日，南满分局即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根据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8月下旬，在分局召开的梅河口会议上，陈云同志在阐明东北新的形势的同时，要求地方党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推进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军队要全力支持广大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合理要求。
辽东地区1947年秋季开始的土地改革，有两千干部下乡，做了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开始阶段，集中打击地主和恶霸富农，并采取了“点点前进、求透不求快”的办法，政策和方法都是稳妥的，成绩很大。后来由于运动迅速扩大，土改工作团在掌握政策上出了一些偏差，主要是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其实，1947年底，陈云同志已离开辽东，回到北满。当他知道辽东土改中曾发生一些偏差以后，1948年4月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检讨了错误，承担了责任。这个报告，现在收入了《文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陈云同志对自己担负的工作，是严格要求的。他一发现有错误，甚至是很小的失误，都是立即检查，坚决改正。不仅如此，凡是有功劳和成绩，他从不居功，认为这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的这种有功不居、有过必改的好品德，与有些同志的有功必居、有过必避正好相反，使许多干部深受教育。这种共产党人应有的高尚品德，任何时候都是应该提倡的。
陈云同志在南满分局主持工作的一年多中间，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的是，在处理领导干部彼此的关系上，他总是力求统一思想，维护团结，真正做到彼此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无论环境如何复杂，斗争如何艰苦，有了这种相互支持的亲密团结，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胜利也就有把握了。而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陈云同志总是遵照中央的指导方针，紧紧把握住基本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决定。后来有个别同志，对南满的工作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我认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领导者或一个干部的功过，总是由历史事实来证明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评论可以改变的。事实证明，陈云同志领导南满根据地的斗争，所作出的决策和贡献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全改变了态势，我军从被动转入主动，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这对于北满根据地的巩固，以及整个东北全境的解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条件。当然，这是南满地区全体军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功劳不能记在哪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但陈云同志的正确领导，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陈云文选》出版以后，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我认为，在整党期间出版《陈云文选》，确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陈云同志作为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许多革命领袖在一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凡是知道党的历史情况的同志都清楚，陈云同志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大事业中，具有突出的贡献。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任何工作中都从实际情况出发，把普遍性的原理、原则同当时当地的情况密切结合起来，找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事事处处坚持原则，严守纪律，以身作则，待人以诚，生活上更是严以律己，从不特殊。陈云同志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的这些党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正是我们在整党中需要恢复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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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区职工运动的正确指导思想
——学习《陈云文选》两篇文章的体会
王礼琦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的公开发行，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文选》的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党史、革命史、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以及工运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所反映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仅就《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两篇文章谈谈学习体会。
一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简称“一苏大”劳动法）。它对于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保障工人的权利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脱离苏区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苏联劳动法的条款，规定了许多不适合我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情况的过左政策。其中有些规定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也不适宜。“一苏大”劳动法从193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一、由于规定了过高的劳动条件和过高的物质待遇，超过了私营企业的负担能力，因而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陈云文选》第9页，以下只注页码）反而造成更多的工人失业。
二、劳动法把师徒关系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混淆起来，规定同样的政策，提出同样的要求。甚至有些工会还提出“反对师傅”、“废除学徒制”的口号。这就造成了师徒之间的严重对立，师傅不愿带徒传艺，影响了苏区手工业的发展。
三、增加了工农矛盾，影响工农联盟。劳动法对中农、贫农雇请劳动力同资本家雇佣工人不加区别，采取同样政策，这自然引起中农、贫农的不满情绪，不利于发展生产。
四、阻碍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合作社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内的工人一般都是社员，本来他们可以延长一些工作时间，以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收入。可是，由于强调合作社要和私营企业一样执行劳动法，结果使得合作社无法保证赢利。社员们觉得加入合作社亏本，还不如自己摆小摊为好，以致许多合作社也纷纷倒闭了。
五、国营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国营企业的主人，不应把管理人员同工人的关系当作资方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来看待。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管理人员无视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强迫他们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结果造成工会同国营企业管理人员的严重对立，影响了国营经济的发展。
1933年1月，陈云同志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负责领导工会工作。他一到中央苏区，就找干部和群众进行广泛调查，发现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着“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主要是“左”的错误，而且十分严重。因此，他写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这篇文章，以纠正工运中的左倾错误。
此文发表的当月和下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农业工人代表大会
（1933年4月）、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店员手艺青工第一次代表会议（同年5月）等会议，纠正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倾向，并对“一苏大”劳动法作了一些修改，拟定了适合于农业工人、店员、手艺工人和学徒的新纲领，通过了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等决议。会后，陈云同志于6月来到汀州找基层党员、工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过去订立的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及其执行情况。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很多合同的条文，都是照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的斗争纲领，所以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甚至“有些合同的条文就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第13页）为了帮助基层工会领导纠正过左错误，陈云同志亲自指导并具体帮助改订了适合于汀州京果业实际情况的富有弹性的劳动合同，从而树立了一个样板。为了以点指导全面，陈云同志又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这篇重要文章。
二
这两篇文章虽然谈的都是工人经济斗争方面的问题，但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经济斗争的范围。它们不仅彻底揭露了工运中的左倾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而且提出了对今天仍有实际意义的克服这些错误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它们的意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了党和工会向工人群众进行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陈云同志指出：
“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第10页）
第二，指出了党和工会的正确工作作风和工作方针。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对于集体合同，“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个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群众已经举手通过”。集体合同的签订，“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而要自下而上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第10页）
第三，指出了斗争的策略思想和具体政策。要审慎地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对于故意停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要“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对于确因各种客观原因而停业的资本家，应领导工人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继续营业，甚至应动员工人自愿减少一部分工资，以使“企业不致倒闭为度”。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第10——11页）
第四，指出了斗争的艺术和具体办法。陈云同志指出：“在斗争的战术上，必须分裂资本家的团结。”每个商店、作坊的工人斗争，应根据本店资本家的经济状况来进行。同时，“工会应该组织同业的和各业的工人，用开会、慰问、示威、包围等各种同情援助的方式，来提高阶级团结的情绪，组织阶级团结的力量。”（第11页）
由于陈云同志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揭示了“一苏大”劳动法及其执行中的严重问题，1933年3月28日人民委员会第38次例会上，讨论并决定修改劳动法，并于同年4月组织了修改劳动法起草委员会。经过六个月的工作，于同年10月1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颁布了经过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在王明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修正的劳动法虽然还不可能彻底解决“一苏大”劳动法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但它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实质上是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其中包括陈云同志的上述思想）对王明左倾错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陈云同志的这两篇文章内容丰富，给我们的教育很深刻。这里，着重谈谈以下三点体会：
第一，要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盲目机械地执行上级决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一苏大”的劳动政策之所以存在左的错误，就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原则。历史经验证明，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不能得到成功；盲目机械地对上级指示、决定照抄照转，强迫群众执行，这是最大的消极怠工，是对革命事业极大的不负责任。历史上的这一深刻教训，我们应当永远牢记。
第二，任何时候都要反对工团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倾向，“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第9页）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它反对政治斗争，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工会（工团）是团结工人的唯一组织形式，鼓吹由工团领导和组织生产，认为把生产资料转入工会手中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当时这种工团主义错误思潮所以在苏区表现比较突出，除了受国际工团主义思潮影响之外，还有我国的社会经济根源。因为在旧中国，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经济非常落后，工人生活状况十分恶劣，资本家和反动政府对工人的压榨非常残酷，工人文化水平很低，这就为工团主义思潮的流行提供了条件。党和工会忽视对工人尤其对工会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反而附和他们的过分要求。所以，陈云同志十分强调：党和工会必须加强对工人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正确处理革命利益和工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人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不妨害长远的整个阶级的利益。
第三，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认真实行群众路线。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倾向，长期未能得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领导上“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形”。（第9页）其实，广大工人群众对过左的劳动政策，对上面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早已不满，而且不少工人干脆拒绝执行。这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中已有多处叙述。陈云同志同那种官僚主义的领导完全相反，他深入群众，“首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考察已订合同实行与否，了解工人的要求”。（第14页）然后，“以党的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支部对工人签订合同的领导，并通过群众工作巩固党的组织”。（第14页）为了订好合同，他召开过三次党的支部会议，听取意见，进行调查，并教育党员反复征求工人的意见，然后领导工人同每家店铺的老板去签订合同。从这里可以看出，陈云同志是怎样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重视调查研究，认真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他这种民主作风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是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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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专利法基础》出版
王家福、夏叔华著《专利法基础》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专利法的概念、它的产生及发展，专利法的本质、特征及主要内容，专利法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制定专利法、实施专利制度的作用等。《李平心史论集》出版
《李平心史论集》一书，收集了已故著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历史学家李平心的史学论文，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古籍校释，甲骨金石文考译、古籍疏证和词语解诂，以及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共三十四篇。本书由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絜敖著《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已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