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打电报告状的启示
舒展
河南正阳七户农民打电报给省委第一书记询问富民政策一事（见本报2月8日第一版）——实际上是巧妙的告状，使我想到另一件农民打电报直截了当告状的事。
中纪委的一位常委到某省某市办案，该市以保卫领导同志安全为由，在他的住处遍设岗哨警卫。一些有状要告的群众状子被没收并被拒之门外。有一农民格外精明，就在附近邮电局将两千多字的状子以加急电报形式发出。中纪委的这位同志收悉后，立即察觉被人为隔离的状况，于是挂出牌子公开接待上访者。这一正直清明之举，受到了群众的热烈赞扬。
这位农民以170多元的电报费（有收据为证），揭示了某些地方是多么害怕、如何阻挠群众告状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当然，其所以如此害怕，如此阻挠，又决不只是官僚主义问题。
《刘巧儿》里的那个马专员，是确有其人的。在老解放区，农民直接找有关领导干部陈诉冤情，干部当场面对面地解决问题的事，是平常而又平常的现象。它与旧社会的告状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常劝年轻的朋友看看戏曲，借以了解中国的过去。就拿告状来说，你若看了《四进士》、《窦娥冤》、《赵五娘》、《打渔杀家》、《胭脂》、《杨三姐告状》、《铡美案》、《十五贯》……才会对旧社会的“仪卫”、衙门，清官、昏官、赃官有个感性认识。击鼓告状，拦驾申冤，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给告状者一顿板子，打完再说。至于以下告上，那更不得了，即令所告完全属实，那也不行。《大清律·刑律》中规定：“奴仆首告家主长者，虽所告皆实，亦必重治其罪。”至于皇帝有了错儿什么的，比如不孝，那么打打龙袍，可也。曹操的马踩了庄稼（按他自订的法令当斩），处以髡刑（剪去头发），可也。而平民百姓在旧社会告状呢，有两句谚语说得明白：
“有条（金条）才有理。”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对于体现剥削阶级意志的法律，列宁有过尖锐的揭露：“骑在不敢说话的人民头上的官黑压压地好象一片森林；普通的做工的人永远穿不过这片森林，永远得不到公道。对于当官的贪污、掠夺和残暴行为的任何控诉，都是石沉大海，官场舞弊使得一切状子都毫无下文”。（《列宁全集》第六卷333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纪检和信访工作大为加强，公检法走上了正轨。这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通过农民告状难也启示我们还有急需改进的地方：
其一是对状子转回原单位的上级处理这一公例要改革。如果这个上级是一个关系网中人或靠山后台，那就无异于与虎谋皮，告状者将遭到更加残酷的打击报复。其二是如何把加强纪检部门的权威性与群众有组织的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有效性结合起来。列宁关于工农监督、舆论监督的思想，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应当继承并大大发扬。其三是在整党中如何加快积案的清理，限期拿出结果。邓颖超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我认为最普遍、最严重的一种官僚主义作风就是四个字：压、推、拖、了”。农民不惜重金使告状的手段现代化，难道不是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一个无声而严重的抗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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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凤还巢
汪克訨
凤阳花鼓，几乎妇孺皆知；然而，与花鼓珠联璧合的凤画，却为世人鲜见。
兴许是土生土长的缘故，孩提时代，我便对凤画独具的韵味萌生了特有的情趣。听长辈们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把凤阳定为中都的第二个春天，一只五彩凤凰飞落古城。百姓为之轰动，扶老携幼前往观赏。一位画师即刻挥毫，将凤凰形象跃然纸上。从此，象征吉祥的凤画便在民间传开了。
上面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六百余年来，凤画经历代丹青妙手不断创新，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即凤凰的形神须具备“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鹰嘴、鸡爪、如意冠”的妙姿奇态。在吸取工笔花鸟画勾线、敷色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凤画兼蓄年画的通俗画风，深为大众喜爱。其品名亦颇为丰富，有“百鸟朝凤”、“丹凤朝阳”、“五楼凤”、“龙凤图”、“五凤代寿”等等。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幸存的凤画老艺人李凤鸣、华荣生等请到文化部门传授技艺，并邀请他们赴京与李苦禅、叶浅予、陈半丁等名画师交流。传统的凤画，从此登上了美术界大雅之堂。
“文革”中，凤画被当作“封建糟粕”惨遭洗劫。老艺人们在磨难中有的挥泪愤然离开人世；有的忍痛将画笔付之一炬，被迫改业；有的隐姓埋名，流落他乡……源远流长的凤画濒于奄奄一息的绝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凤阳带来了蓬勃生机，阔别十多年的凤凰又飞回故乡。1981年，县美协刚一成立，便立即着手抢救凤画。有关负责同志亲往蚌埠郊区，看望尹派凤画传人尹杰承。并将改行卖菜的老艺人王德鑫请回，对凤画艺术进行挖掘整理。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同时，对章法、技法和表现手法诸方面都作了大胆探索，创作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凤画。
不久以前，古城凤阳首次举办了凤画展览。在四壁生辉的展厅里，墨凤、素凤、彩凤千姿百态，或曲项欢鸣，或俯首低语，或花丛漫步，或云天扬羽，令人有如置身花香鸟语幽境之感。从一帧帧脱颖而出的画幅中，我寻觅着童年的梦幻，追溯着故乡的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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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让交响乐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李德伦
问：上次您谈了为什么要听交响乐，现在请您再谈谈我国交响乐的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
答：旧中国经济落后，一穷二白，不可能发展交响乐。解放前，我国连个象样的乐队也没有。解放后，生产力才真正得到解放，全国各地先后都有了乐队。但是，由于过多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交响乐发展十分缓慢，十年内乱它更遭摧残。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交响乐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央乐团仅1980年排练的节目，就超过了过去二十年的总和。交响乐的普及工作也日益广泛和深入，交响乐的“知音”大大增加。去年10月份，我在西安共做了15场有关交响乐的报告，听众们听得很认真。一个走读学校的同学们在露天地里听了3个小时，秩序好极了。我指挥陕西乐团演出了15场，场场客满。那些日子，西安简直掀起了一股“交响乐热”。其它地方也如此。这说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和文化素养的增长，人们对交响乐的兴趣越来越大了。同时也说明，交响乐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不可理解的东西。只要我们音乐工作者多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普及工作，
“曲高和寡”的交响乐就会变得“曲高和众”了。
但是，目前我国交响乐的水平还比较落后，还不能满足人民对交响乐日益增长的需求。全国交响乐团的数量还很少，演奏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一批演奏力量，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演出音乐会，如一个渡口市就能开交响音乐会，郑州市也成立了“爱乐交响乐团”。这都是好事，应该鼓励并加以提倡。但有些乐团缺乏有规律的日常排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除少数人有时搞小队演出有事干外，平时大多数人都闲着。希望有关单位重视这个问题，把乐团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正规训练，不要再浪费人才了。只要下决心，我们交响乐的演奏是不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难的是创作。交响乐的创作需要周期，需要一个较长的摸索和积累的过程。德国的交响乐产生于十八世纪末，而俄国从十九世纪初就有人开始写交响乐了，可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俄罗斯乐派才被世界所公认。我国写交响乐的人本来就少，现在即使写出作品，连抄谱费都难解决，试奏、演出机会也很少。如果现在还不下决心，不花人力、物力来抓交响乐的创作，我们将对不起子孙。
为了满足人们对交响乐日益增长的需求，发挥交响乐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对交响乐团的领导和改革十分必要。“铁饭碗”和吃大锅饭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过去，我们只能在运动的间隙中干点事，现在才有条件大干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交响乐队的工作抓好，让交响乐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呢？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这个问题，能下点功夫做这项工作。
让交响乐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我愿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的交响乐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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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姐，您好！
戈扬
七、“这是人民的心呀！”
我拿出最近出版的《新观察》，告诉她这一期登了一篇《李知凡太太》的作者胡杏芬的侄女写的文章，还有一篇大姐保存的胡杏芬的另一篇遗作《小许许》。提起《李知凡太太》，大姐便站了起来，到后面拿来一沓连载《李知凡太太》的晚报，指着上面一篇《关于西山平民疗养院》的文章，说道：“你看，这事情真有意思，我先给你讲这个故事。”
原来大姐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就打听作者陈溶在什么地方。了解到陈溶就在北京，做财经方面的工作。大姐说：“陈溶也是我的病友，那时她最小，我们都叫她小陈。我问陈溶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找我，她说：‘首长太忙，不敢打搅。’你看看，首长多可怕，人家都不敢找，我是最不喜欢人称我首长的。我准备约陈溶来见见面。”我插了一句说：“我也来听听好吗？”大姐说：“好啊，你是记者嘛！”
大姐又拿出一本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翻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道，“这是我在平民疗养院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是南汉宸和张晓梅到西山去看我时照的。唉，晓梅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这次《中国妇女》把这张照片登出来，也算是给她平反吧！”
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在内蒙古写的一首旧体诗放在茶几上，作为向大姐的汇报。大姐看了看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和你不同。我在这里没有动，那也是不得安宁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去参加了两次会，感到味道不对，不再去了。接着我就采取了‘三不主义’，一是不和人来往，二是不和人通信，三是有人来找，我不见。恩来忙着给这个写证明，给那个写证明，我说，‘你不要写吧！他们不会看的，写也是白写。’他责任心强呀，他还是写。
“后来，红卫兵越来越厉害了，把棚子搭在西门，象东安市场似的，安上五十个高音喇叭，二百个扩音器，对着我们，整天唱呀，叫呀，骂呀，弄得人连睡觉都不能睡。恩来忙得那样，回来不能休息，我让他找个地方去睡觉。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那些红卫兵叫号，要他交出刘少奇，交出邓小平，往里冲，要抓王光美。他们知道主席到南方去了，就闹得更厉害了。”
我听着大姐的话，回想那时候我在沈阳作协，作为“牛鬼蛇神”每天扫院子，扫完院子看墙上的大字报。记得有一张传抄的江青对红卫兵的讲话，说什么“我要不是主席的老婆，就来和你们一道宿营呀”。原来江青的那番话是煽动红卫兵造总理的反，是江青导演的这出丑剧。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不知道呀！”大姐说：
“恩来出去了三天没有回来，也没有来电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两天半过去了，才有人捎信回来说林彪叛变。我听了忙叫他们把二门关上。同时召开支部会，让大家作好思想准备。林彪死了，他的爪牙还在呀！”
我怕触动大姐，不敢提到那个全国悲痛的日子，可是大姐倒先说到了。我告诉她，那时我在内蒙古，群众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如同家里倒了山墙一般，谁不悲痛？谁不为国家担忧？我看到照片上站在总理灵前的大姐，看到那个署名“小超”的最小的花圈，恨不能到北京来哭一场。赵炜同志说，“你别看那个花圈小，全是鲜花，在广州定做的，由班机带来，一天一个……”大姐深情地说：“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了，只有给他送鲜花呀！”
“那天”，大姐回忆说，“从天安门到八宝山，马路两旁站满了人。天这么冷，人们都站在大风里，太冷啦！我叫司机快开车，让人们早点回家休息。可是车开得太快，摄影记者没能拍下照片，很有意见。这样一来倒是中了江青的意，他们就是不希望拍照呀。到了八宝山，我因为有冠心病，早回来的。等火化完了，已经是半夜，恩来的侄儿回来说，人们还都在街上站着哩！唉，这是人民的心呀！”大姐问我：
“天安门事件时候你在北京没有？”我回答大姐，“我怎么能来北京呢？那时候不要说我，就是一般的同志来过北京的，也要受审查哩！”她又问我：“天安门广场的诗和照片，后来出过几本，你都看到了吧？唉，这是人民的心呀！”
是啊，人民的心是什么力量也征服不了的。
大姐谈兴很浓。护士送药来，她没有吃，破格推迟了半个小时。等她站起身去吃药时，我吃柿子。
现在正是北京人吃柿子的季节，街头有许多象玛瑙似的红得透明的柿子，吃起来甜甜的，凉凉的，我是最爱吃柿子的。可是今天的这个柿子，味道更不一般，我手里捧着柿子站在大姐身边，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真是甜到心里了。我吃着柿子想到四十年前吃的那块带瓜子仁的蛋糕，便对大姐说：“我第一次见大姐吃的是蛋糕，永远忘记不了；今天吃这个柿子，也将是忘记不了的。”大姐一边喝水，一边对年轻的护士说，“那时候还没有你哩！”护士笑了。算起来整整43年半，这中间我们的祖国经过多大的变化，几代新人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占据大姐的时间太多了，该告别了。可是大姐说还要照相。原来赵炜同志已经装好彩色胶卷作好准备了。
大姐穿上大衣，精神抖擞地从客厅走了出来。庭院里阳光灿烂，我们先在菊花前面照了几张，然后边走，边说话，边照相，不觉来到大门。对我来说，这是多么珍贵的时刻啊！正如当年一个普通青年，受到破格的关怀一样，今天这次破格的会见，我也是没有想到的，而且是不敢奢望的呵！
到了大门外，大姐一再叮嘱要把刊物办好。她又和司机同志说了几句话。我告别时她大声嘱咐：替我向编辑部全体同志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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