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知耻近乎勇
蒋元明
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后，到他身边去的几个警卫员便在心里划了一个问号——他们曾听人讲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知道有一个了不起的叶挺，可就是不知道那个叶挺是不是身边这个军长？一次，这几个小战士随军长乘车外出，途中便鼓起勇气当面问起来：
“首长，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有个叶挺同志，他是谁？是不是你？”
“是我。”
“首长，那为什么南昌起义之后就没有听说你呢？”
小战士们完全出于好奇和关切，哪想到这一问，竟使平素威严爽直、坚决果断的铁将军脸刷地沉下来，顿时陷入痛苦之中。过了好半天，他才沉痛地说了一句：“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
不难想象，叶挺同志是痛苦地回答了一个难题。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到出任新四军军长，其间十年，他脱离了革命，到海外去了。叶挺同志不仅没有回避，还用“可耻”二字为这段历史作结，并且是当着自己的一群警卫员，这说明了他的勇气和决心，怎能不使读者涌起激情和敬意。
“神仙也有缺点”，这是方成同志一张漫画的题目。八大仙中的李铁拐，两只脚还不一般长。唐僧的四个徒弟也都是“戴罪立功”的人物。神仙尚且如此，凡人就更别提了，即使是伟大的人也罢。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对待缺点、错误的态度。“知耻近乎勇”，叶挺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正视事实，勇于把思想深处的“小”亮出来。抗日战争一爆发，他从海外归来，在延安欢迎他的大会上就讲过：“……过去的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又折回来了。今天，我愉快地来向同志们学习……”这番“自白”，可以看作是他《囚诗》的序言；有了对十年的深刻批判，才有他以后十年的坚定不移！
有些人则不同了，文过饰非，掩丑遮恶，总想竭力装扮成一副“完美无缺”、“一贯正确”的样子，对于自己的“疤”，讳莫如深，谁要是不小心碰了一下，那就会遭到阿Q式的回答。譬如，有的人对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的表现，哪怕是明明白白的错误，也要证明与别人的不同，属于“曲线正确”之类。这样的态度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呢？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共产党人应当是现代的“君子”，有“君子风”，勇于自责，勇于自“更”。“更”的结果，失去的是身上的尘土和污垢，得到的则是肌体的清洁和健美，形象更光辉。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党员都明白这些道理，但却并不是人人都肯去实践。原因呢？就是少那么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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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扬州之歌
萧华瘦西湖亭水相映，大明园琼花竞芳，二十四桥莺歌燕舞，运河两岸五谷飘香。你是风光绮丽的文化古城，你是举世向往的地方，马可·波罗不辞万里来寻胜地，鉴真大师带着友谊远涉东洋，八怪彩笔绘不尽你的画卷，历代名人吟不尽你的诗章。扬州，扬州！今天你回荡着时代的歌声，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我们要把你打扮得更加瑰丽，我们要把你建成幸福的人间天堂。
一九八四年春节于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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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锋芒
赞辛悦甫
“我宁可市长不当，也要把他们请走！”这是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北京站东街治乱时，针对两名一直硬顶拒不搬迁的干部表明的态度。这条街因施工小房变成家属住宅，曾弄得又脏又乱。决心一下，也就解决了。见《人民日报》1月30日报道。
且莫谈移山，先面对这两家房子
还有垃圾、污水、粪便的挑战。
扯皮，掣肘，真足以消磨壮志，
一句话：碰硬，还是服软？
违章的建筑，违章的风气，
势不两立还是和平共处？
天平的一边：和气、选票和关系，
天平另一边：一盘棋与人民的拥护。
好！新市长没有一心想固位，
要革命的气概，不要官场学！
临危莫爱身啊，也算一度临危——
不是说搬动一张桌子几乎也要血？
虽然还算不上孤注一掷，
但我赞美这锋芒小试。
杜甫送严武入朝的诗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此文作于1923年，鲁迅就当时情况立论，要求为从根本改变经济制度进行韧性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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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与《南方草木状》
吴德铎
去年12月底，广州的华南农学院召开过一次“《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美、日、法四国三十多位学人参加。
《南方草木状》相传是西晋嵇含的著作。书中又注明写作年代是“永兴元年”，合公元应为304年，而书中对南方植物的描述，既典雅，又逼真。因此，这书有“世界最早的植物志”、“最早的南方植物志”……之誉。
但关于这书的真伪，历来就存在着争论。这场争论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这届学术讨论会，除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书的真伪，更重要的是实地验证一下书中所记的植物，诚如一位外国朋友所说：“这次讨论会，别开生面，非在广州开不可！”
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是位十分用功的中年学者，发表过不少重要文章。关于《南方草木状》的真伪问题，他和我同属于“疑古派”。我们间有过多次书信往来，这次会毕，终于能把晤畅谈。关于《南方草木状》，他告诉我他的一个惊人的发现：鲁迅先生曾经手抄过一份《南方草木状》。马泰来推论说，鲁迅先生也抄过《岭表录异》。后者，鲁迅先生作了仔细的校勘，成了一本完整的独立著作，而《草木状》，鲁迅先生不过抄了一遍而已，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据此，马泰来认为，在鲁迅先生心目中，《南方草木状》的地位不及《岭表录异》。
《岭表录异》是唐朝刘恂的著作。现在流传的《南方草木状》中有不少内容可以在刘恂这书中找到。因而《草木状》与这书的关系问题，是《草木状》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我想到了鲁迅校勘过的《岭表录异》。我曾冒昧地向许广平同志提出为我提供副本的要求，她在回信中表示，对我的要求“无法协助”，即使在那时候
（时间是1967年12月！），又是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写信，许广平同志还是以当时很少人敢流露的不满心情写道：“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原因！”
就在这次与马泰来谈《岭表录异》时，沉睡了数十年的鲁迅先生这部手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现实多么有力地说明，同样是研究鲁迅，现在与过去有了多么大的不同！
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又是勤奋的一生。分别属于自然科学（包括应用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他不是一般的涉猎，而是做了许多工作，有些工作做得相当深入。校勘《岭表录异》便是一例——这书自从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以来，数百年于兹，校勘者只有鲁迅先生一人。
如果马泰来的推断确系事实：当年鲁迅先生是因研读《草木状》而旁及《岭表录异》，又通过对比发现二者价值不等而致力于校勘刘恂这书，那末，鲁迅先生数十年前对《草木状》的认识便已达到、甚至可说是超过了今天的研究水平。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在鲁迅先生下过苦功的学科中，似乎还有不少有待研究者去发掘和钻研。例如鲁迅先生与自然科学，虽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从已经获得的成果看来，和先生这方面的造诣、成就相形之下，显得实在太不相适应。我们的视野、研究领域是否可以开阔些，使我们更全面、更完整地认识、学习鲁迅先生和鲁迅精神。我读了广州刊印的《岭表录异》后，可以给马泰来先生作补充的是，鲁迅先生校勘此书时还用过《北户录》（唐段公路撰），和《岭表录异》一样，也有不少《草木状》中的内容见于此书。如果鲁迅先生真的认为《草木状》的时代未可置信，《北户录》当也是论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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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文件的效益
李云青
新时期，各行各业都在钻研“效益”。然而有些类型的“文件”，起草、定稿的同志是否想过“效益”，或者说“效果”呢？我是存疑的。
眼前，就有一份春节“刹三风”的文件，其中有云：“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吃请受贿，不要大办婚事，不要赌博迷信……”。看了这几“不要”，虽没有什么不对，但回想过去，我可就生疑了。当即有人议论说：文件如果加上这么一段就好了：全县党员干部，年后初五，填表登记——是否参加赌博？受了哪些礼，与送礼人是什么关系？——由单位第一把手过目、签字，上报组织部。如有不报，或填报不实，视情况给以“处理”。加上这么一段该不该？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当然，提这建议的同志并非要求一定照此方法办理，而是反映了对那些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文件的反感。
很多人早就非议我们的文件“多”。我以为文件再“多”，如果都能解决实际问题，那是多多益善。为什么有关调整工资，评定职称的文件，是那样的引人注意，字斟句酌？问题是，我们的有些文件，级级照抄照转，没有自己的特色，文件来路不一，内容大同小异。特别是有的文件，原则地讲道理，泛泛地摆情况，空洞地喊口号，不切实际地提要求。这等文件，果真一字不漏地都看完，那实在也是一场灾难。
最近看了某机关实行“岗位责任制”，在“下发文件”一条中，规定了“几不发”：已经知道了的“精神”不发，提不出具体要求的不发，没有检查措施的不发。且不论这些“不发”是否妥当，只就这种创新精神，就大大值得提倡。总之，少做些表面文章，来一点有实际效益的文件，这应是整党中克服和改变官僚主义习气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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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我们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呢？”
戈扬
1983年10月23日，我是怀着重上红岩的心情到中南海去见大姐的。
这是北京的秋天里最好的一天。天空高而蓝，阳光温暖，空气新鲜，中南海红墙外面的鲜花也格外美丽。“可是来得太早了呀，”我对司机同志说，“约定九点半，现在才九点一刻。”他把车子开到北海公园门前呆了一会，这才又回到府右街，进入了中南海。
一座古老的院落，大门关着。按照警卫的指点，我用力推开了大门上的一扇小门，走了进去。院子里静悄悄，听得见树叶摇曳沙沙声。金色的阳光洒满萧瑟的庭院，几丛花树和盛开的秋菊洋溢着蓬勃的生机。西厢房的廊檐下，晾着几件衬衣，更使我感觉到了一种熟悉的简朴的生活气息。
我一步一步往前走，越是接近大姐，越是想要把脚步放慢一些。象当年第一次登上红岩那样，我要争取时间想象一下，大姐现在在干什么，我见到她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右手厢房的窗户里有人向外探望，接着便出来一个人，是赵炜同志。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问道：“我们没有见过面吧？”
“不，我看见过你，在北京饭店。”
她笑了，“大姐接见的人太多，有的同志我没有记住。不过我记得你来过电话。”
“是的，我给你打过电话，探问大姐身体好不好。”
我们说着话来到客厅。赵炜同志让我坐下，她去通知大姐。客厅宽大而宁静，五十年代我来过，那是中间那间大厅，正门大开。现在却是从东首的旁门进来的，是另外的一间。我刚坐下又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跟着赵炜同志来到大姐房门口。只见大姐坐在临窗的写字台边，正在放下手中的笔。她抬头看见了我，便挪动身子站起来，一边摘下眼镜，一边笑着说道：“进来吧，来看看我这屋。”
“大姐，您好！大姐，我真想你呀！”我说着便扑了过去，象孩子扑进母亲的怀抱。真的，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竟不由自主地抱住大姐，一腔热泪流了出来。
大姐的眼睛里闪着泪花，用手指着胸口说：“你们都钻在我的心里呀，你们这些过去的同志都钻在我的心里呀！”
这时候，我所看到的大姐的形象仿佛又不是大姐。是谁呢？她那半仰着的脸，她那微闭着的眼睛，是我头脑里印象最深的那张版画——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吗？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风云和革命斗争，都集中反映在她的那双眼睛里。这是一幅更为伟大的肖像画，是一首革命的史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兼母亲的伟大形象。
大姐的卧室不大，光线也不够充足。沿着东墙和北墙摆满书柜，靠近西墙放着一张低低的床，铺着洗得很干净的不太白的床单。床与墙之间的小几上面有一个茶杯。大姐说：“这四年一年一场病，胳膊、腿摔断，胆囊炎，高烧十天不退。去年那场病，我以为要见马克思了，谁知又好了。马克思还要我下放一个时期，任务没有完哩！”
大姐诙谐地说着话，和我一同来到客厅，她让我在左首的沙发上坐，说是她的右耳有点背。茶几上放着两杯沏好的茶，我这边还有一个小盘子，盘子里放着一个通红的熟透了的柿子和一把极小的铝勺。显然，这是为我准备的。
大姐感叹地说：“你们几个女记者，熙修和杨刚死了，子冈病着，现在只有你在工作。能工作就多做工作，我们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呢？”
大姐又谈到许多人，“丁玲见过。白朗听说也在病着，她的女儿给我来过信。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朱子奇他们来过……”
大姐的心里装着多少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