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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扬艺术民主
——重温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评论员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周恩来选集》（下卷）出版了。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许多有关文艺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其中关于发扬艺术民主的问题，至关重要。重温这些教导，对于端正我们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艺术民主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保证。周恩来同志针对当时文艺领导工作中的实际状况，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他认为，主要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所形成的，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周恩来同志大声疾呼：“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
周恩来同志这些意见，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左”的状况提出来的。民主作风本来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有了这种民主作风，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思想一致，步伐一致，人的积极因素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内有少数同志不那么谨慎了，骄傲了，滋长了“一言堂”的家长制作风。在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中，这种“一言堂”作风，就表现在缺乏艺术民主，甚至出现乱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粗暴现象。这种缺乏艺术民主的作法，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由于缺乏艺术民主，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就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批判“左”的严重错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文艺战线出现了艺术民主的新作风。正是有了这种艺术民主的新的作风，我们新时期的文艺才取得辉煌的成果和令人欣喜的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有些同志很容易旧病复发，自觉不自觉地用“左”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也还时有发生。这样就必然要影响我们事业的顺利进行。“左”的思想影响不清除，我们的文艺事业就仍然会步履艰难。所以，我们仍然要特别注意着重克服“左”的思想的影响。从当前来说，一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对这个方针产生动摇，就想“收”。二要允许作家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在自由的空气里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要对作家的创作横加干涉。三，领导要和作家、艺术家平等相处，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挥他们的才能。总之，只有充分发扬艺术民主，新时期的文艺才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更大的发展。
发扬艺术民主和尊重创作规律是密切不可分的。周恩来同志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他要求文学艺术家要精通业务：“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
周恩来同志要求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是从艺术具有特殊性，具有独特的规律这一点出发提出问题的。文艺虽然也是一种宣传，但不同于其他的宣传，它是通过形象思维来反映生活的。因此，文艺反映生活有它独特的规律，文艺工作也有它本身的规律。相当长的时期以来，许多同志对文艺规律重视不够。有一个时期，出现了“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口号，提这个口号的动机可能不坏，但违背文艺规律。经过总结经验教训，这种脱离实际的口号是没有什么人提了，但是，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的情况也不是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例如，“外行领导内行”这个口号，虽然不提了，但有的同志总觉得这还是个规律，认为只要懂政治，不懂业务，仍然可以把文艺领导好。其实这是不对的。完全不懂业务，那个政治是空的，不懂业务的外行，不懂文艺的规律，又没有民主作风，怎么能领导好文艺呢？又如“写中心”的口号不提了，但有的同志又提出文艺创作要“紧跟”之类的口号。其实这也是不科学，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我们提倡作家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极地、热情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但是，作家的爱好、擅长、个性是不同的，不能不作具体分析硬性要求作家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发展，要允许作家有一段深入生活的时间，思考生活的时间，酝酿创作的时间；再则，群众的审美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文艺的题材应当无比宽阔。我们提倡作家关注和反映现实生活，并不要求他们都要“紧跟”。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对生活的思考，来选择题材，表现主题和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有些简单化地“紧跟”的文学创作，往往是没有生命力的。恰恰是根据文艺规律办事，真正经过作家深思熟虑反映生活的作品，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发扬艺术民主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文艺工作中要认真实践，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文艺大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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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力量根绝“左”的顽症
柯灵
胡耀邦同志号召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理想。——我说理想，因为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要实现这样的局面，还须艰苦奋斗，扎扎实实地做许多工作。当前关键所在，是根绝“左”的顽症，使文学艺术从这个死角中真正解放出来。我想就这个问题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旗帜鲜明地反“左”，不要含糊，不安钉子，不牵丝攀藤。“左”祸太深了，必须集中地反，坚决彻底地反，直到肃清“左”风为止。反“左”就是反“左”，不加限制词，不带附着物。实践证明，在瞻“左”顾右、形似全面的理论掩护下，往往反“左”是虚，反右是实。这样的反“左”，永远也反不掉“左”。覆辙不宜重蹈。时至今日，还把“只讲反‘左’，不讲反右”当作口实加罪于人，就充分证明“左”毒之深，“左”害之烈。端正态度，解放思想，在创作上力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当务之急。其他枝节，以后再谈好了。
“左”的祸水源远流长，封建遗毒根深蒂固，二者左辅右弼，在十年动乱中集中表现，暴露无遗。党中央楬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切中时弊，深得人心。但这也正是一件行之维艰的事，需要群策群力，坚持不懈地斗争，才能见效。“四人帮”早已覆亡，“三种人”正在清查，而“大批判”的招式还没有绝迹，就是老大的证据。鲁迅指责旧社会拿人不当人，这种恶习，决不许重见于今日。闹派性，抢山头，一切“文革”政治垃圾，都应在清除之列。正本清源，就是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给文艺界提供一个理智清明、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的境界。
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分别建立，逐步完善，文艺界也应立法，当无疑义。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必须享有最广阔的自由，但不等于漫无边际。文艺事业应当有领导地进行，是世界通例，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例外。党如何领导文艺，聚讼纷纭，各行其是。有人为此遭受许多责难。从根本上看，用习惯的说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作家艺术家的权利义务，功过奖惩，合法非法，都应有明确和合理的规定，做到有法可循，有律可援。目的是积极鼓励，保障文艺事业顺利发展，免于官僚主义的桎梏。当然，即使有法，也可能发生执法者畸重畸轻、偏左偏右的问题，但无法无天的“一言堂”，总可以相对地受到制约。
无视作家艺术家的权益，也是一种“左”的表现。“精神贵族”的谥法，就是“文革”中出现的一种紧箍咒。作家艺术家当然不应享有脱离群众的特权，但作家由于长期思想劳动所形成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却应当受到充分尊重。作家的合法权益，更不应遭受歧视。例如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现在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著作权。出版物任意编选，甚至加以割裂，作者事实上无权过问。作家既有工资，又拿稿费，使有些干部有意见，发生矛盾，是自然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保证作家能用稿费养活自己。用种种办法限制作家的收入——例如尽量压低稿酬，再在菲薄的稿酬中抽税，决非繁荣文学事业之道。
改革的浪潮席卷大地，文艺界面临反映改革、促进改革的任务，同时面临着本身的改革。二者相辅相成，现在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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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民族文学的春天
乌热尔图
我作为来自大兴安岭密林、鄂温克民族的一名文学创作者，参加这盛况空前的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心里说不出的高兴。鄂温克民族是个总人口仅有一万九千多人的民族，虽说历史悠久，可千百年来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文化上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作为这样一个古老、蕴含着蓬勃生机的民族的后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短短的时间里，我能踏上全国文坛，用手中的笔，反映自己民族独特的生活，我想，这是同我们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同近几年来在我们周围形成的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这样一个清新、健康的社会空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大家十分高兴地看到在短短的几年中，我国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个丰硕成果的标志之一，就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四十多个民族有了本民族的作家。这是文学艺术界从未有过的，令人振奋的崭新局面。
胡耀邦同志最近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更是使人精神振奋。这也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向文学艺术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文艺的大繁荣，是需要各民族作家共同来努力的。现在，我们更清楚地感觉到，在过去的时间里，极左的残余蛰居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束缚我们的文学创作力，扰乱我们的艺术想象力。这种状况是应该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文学在今后的几年中应该有更大的突破性的发展。毫无疑问，这需要我们各民族作家放开手脚，驰骋在自己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中，用饱满的感情和充实的创作力投入到新的创作实践中去。我们大家渴盼的清新的、活跃的、最有益于创作的社会空气和生活环境已经来临，这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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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前疾行
白桦
好几个深夜，我都独自沿着长长的长安大街向前疾行，倾听着自己的脚步踏在冰雪上的声音，呼吸着虽然凛冽却格外清新的空气。夜静极了，我在华表之下的雪地上显得很渺小。但此时此刻，我可以毫不含混地说：我是最幸福的人！多么值得珍惜的时刻！我发现：那样多的时光都流逝了，充满希望的心情却依如往昔。
我这次到首都是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的。这次大会将不是一个例常的工作程序性的大会，也不是一个排座次、争长短的大会，更不是一个与整个祖国沸腾生活格格不入的批判大会。因此，我没有带来任何惴惴不安的情绪，只带来欣欣快慰和严肃的责任感。因为党和人民要求我们开一个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大会。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首先必需是一个祖国的儿子，他的最热切的愿望就是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勤奋劳动，而绝不是别的什么。作家这个工作决定了我们的责任。近一个时期，有才华、有独特个性的文学新人灿若群星，我们的文学大繁荣也就具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中国作家需要的不正是耀邦同志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吗？他太了解文学界的现状和作家们的心愿了！把我们的文学事业活跃起来，把我们的文学竞赛开展起来，以及提高我们自己的创作水平，这都是我们自己在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局面下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和几位作家通了电话，在电话里我自己的和我听到的对方的声音都是颤抖的，按捺不住各自的喜悦和激动。会还没有开，我们的劲就被鼓起来了；会还没开，我们就置身于热气腾腾的大团结的氛围中了；会还没开，我们就看到了文学大繁荣的前景了！
由于年事渐高，近年来我很畏寒。此刻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冷，我可是刚刚从江南来到万里雪飘的北国的呀！还是来时那一身衣着。我甚至解开了围巾，把外衣敞开，在这灯火辉煌、寂静无声的长街上向前疾行，很少有车辆从街上驰过，我只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这是我的脚步声吗？我真的很意外，而且感到很陌生。我的脚步声竟会如此轻快、如此有力么？是的！是我的脚步声，是我自己的脚步声！沿着长安大街，沿着亿万忧伤的和欢乐的中国人民走过的道路向前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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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当代人和当代作家
蒋子龙
期望已久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此时此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
我们也许正面临一个历史上最活跃，思想上最解放，经济上最富有生机的时期。丰富多彩的生活，使当代人更加渴求文化享受，渴求多趣味的精神产品。文学不繁荣便无法适应这种局面。当代人在呼唤惊世之作，要让他们不失望，作家需付出极艰苦的劳动。竞争、向上、复杂多变、多元化、多层结构、不断更新，这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一个有希望的文坛。
我以为文学需要当代，当代也需要文学。可是文学怎样看待当代？当代又如何看待文学呢？
世间许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难道文学的观念就可以万古不变吗？大千世界越来越变得使人目不暇给。怎样思考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宇宙的关系？怎样把握和表现当代生活呢？地球分地表、地层、地心，社会更是立体交叉的。你熟悉哪一层，开采哪一层？还是全都开采，搞全景规模的巨制？社会给人提供的天地是多么广阔，事业、家庭、权力、爱情、道德，各种各样的感情和五花八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与这种生活相匹配的，应该是真实而深刻的文学，不粉饰，也不有意使之减色。
每个作家都只能按自己感受到的去写。生活，关键在于这感受是否准确，是否深刻。什
么是灵感？我以为就是感觉新颖，比一般人发现得早，看得深一些、广一些，使作品保持独特的气质和力量。如果作家的这种独特感受，也表达了同时代人的经验和感受，这样的作品必然会具备一定的社会内涵。
不论哪个时代，整个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都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如果作家不是尽可能“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和现实”，不刻画社会和人们的心理动态，不把社会变革和历史的运动作为注意中心，还要反映现实的作家干什么用呢？
要繁荣当代文学，却离不开当代人的支持与谅解。前不久，一位领导同志指责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篇作品是“利用小说反党”。如果不是亲耳所闻者亲口向我传达，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在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还会有人在讲出这种“文革”语言。而且这部小说“反党”的全部根据就是有人跟它对号、告状。作家不可能置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不顾，只根据自己的“安全系数”命笔；也不可能只说公认的“正确”话，不说新鲜话。写得虚假，不象真实的活人，读者会说作家“瞎编”；写得太象，能够概括一点生活并稍微有点深意，又会在小说之外打官司、落陷阱。躲开现实，就可以当个四方和气、恭喜发财的“富贵型作家”；“拥抱现实”就是个“倒霉型作家”。这实在有欠公允。作家怎样才能向亲爱的读者表明心迹，说自己的
“辣笔”只是为了“著文章”，无意得罪任何具体的某个人？鲁迅先生说：“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
作家要真正了解当代人，需把他们看做“社会人”、“经济人”和“知识人”。世界不论多么复杂，总有规律可循。当代人也观察作家，作家在塑造一个又一个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当代生活要求作家也要是个“社会人”、“经济人”和“知识人”。只做个“文人”，恐难以理解多元化的社会。
世界无疑是变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可否认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对人的心理和性格也将产生微妙的影响。科学技术已“入侵”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但我们也大可不必悲观，心灵罩上“技术将毁灭文明”的阴影。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也能产生有益的文化结果，组成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变换着人和世界的关系。没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又怎能打破历史的循环？
我相信，当今的“知识爆炸”，不会“炸”掉当代文学。也许反倒为当代文学的发展“炸”开一条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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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文艺大突破的序幕拉开了
李存葆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欣慰和畅快气氛，飘溢在我们这支作家队伍中间。这种轻松感和欢悦感，来自胡耀邦同志向文艺界发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来自党对文艺战线“要着重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经过拨乱反正，文艺工作者不断挣脱极左思想套在身上的枷锁，在被“四人帮”践踏的艺术荒野上，迎来了百花竞放的春天。我们这支作家队伍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所获累累硕果是世人共睹的。
然而，毋庸讳言，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积极性还没有得到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生产力”的解放。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左”的那一套还没有彻底根除。有些同志总是把文学艺术的影响和作用估计过大，甚至提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查查古今中外的历史，因为几本小说、几部电影而亡党亡国的例子是没有的。就文学艺术发展的本身而言，大江东去，有时难免泥沙俱下；百花盛开，其间会有良莠并存。对于最讲辩证法的共产党人来说，实事求是地正确区分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多年来“左”的影响，对文艺战线的问题，有的同志往往神经过敏，常常把支流视为主流，把小错看成大错。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文艺只有“放”，才有可能出现大繁荣，而“收”是没有出路的。艺术贵在创新，要允许探索者犯错误和改正错误。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气度。我们再也不能干那种“因噎废食”的事了。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但文艺又不能从属于政治。文学艺术的品格是忠于生活、忠于历史；文学艺术的最高使命是忠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文学艺术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精神生产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文艺必须从单一的政治和政策的樊笼中脱身出来，让其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发展才能繁荣。作家只有获得创作自由，作家的个性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时代发展到今天，面对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面对我们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面对我们大变革时期如此壮丽、如此沸腾的生活，我们的作家队伍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我们的文艺政策不是太活了，而是不够活；我们的创作路子不是太宽了，而是不够宽；我们的思想解放不是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一再告诉我们：只有政通人和，才能百废俱兴。今天，面对我们国家越来越好的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完全有理由深信，一个出大作品、大作家的时代也将要到来！
当振兴文艺的历史使命落到我们这支作家队伍的肩上时，人人都会感到责任重大。特别象我这样还较为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在感到光荣的同时，也深深意识到自己的肩膀还稚嫩。然而，当统帅部做出了宏大正确的战略决策之后，就要靠每一个士兵忠诚地、具体地将它付诸于实现。我们需要手挽手、心连心地去进行战略集结，需要进行充分的战前准备，需要补充足够发扬火力的弹药和给养。
文艺上一个宽正面、大纵深、多层次的战略突破的序幕已经拉开。鼓足劲，团结起来前进，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