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的二十六年
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
力平
《周恩来选集》下卷共收文献五十六篇。这是从建国后周恩来同志的大量报告、文章、讲话、书信、电报中选辑的，反映了他在建国后二十六年间为党为人民耿耿忠心、艰苦奋斗的历程，反映了他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光辉的思想，也反映了他的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将会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益，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整党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在曲折的历史中进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这二十六年多时间，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努力奋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我们也遭到过严重的挫折。周恩来同志作为党的领袖之一和政府总理，为了胜利而积极进取、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战胜挫折、扭转局面而竭尽心力，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在人民的心田里，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周恩来选集》下卷，是这一丰碑的缩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废墟，一部分国土尚待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土匪有待肃清，新的政权需要建设和巩固，官僚资本必须没收，灾区和失业人员需要救济，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应当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迫切需要扭转，真是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周恩来同志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不久，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他是中央军委中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立即筹组东北边防军。他参与制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承担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艰巨任务，协助毛泽东同志制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战役方针，特别是在后勤支援上作了极大的努力，后来又领导了我国对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同时，他贯彻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同陈云同志等主持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在三年恢复结束后顺利地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4年，他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1955年，他参加亚非二十九国于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会议，为会议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胜利地组织实施五年计划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指导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1956年，他同刘少奇、陈云同志等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由于反对冒进，认真执行八大的方针，使1957年成为我国经济工作取得最好效果的年份之一。
1957年冬、 1958年初反对反冒进，随后，发展成为“大跃进”。“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不平衡，主要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12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从理论上概括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指出：一、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二、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1960年8月，他同李富春、薄一波同志等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同意。实际上，调整不限于国民经济工作，而且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周恩来同志为这一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在这个阶段中，他同聂荣臻同志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并主持了我国导弹、核武器研究、试验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他代表中国政府声明我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1963、1964年，他访问了欧、亚、非十四个国家，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1964年底，他在三届人大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1965年应当作好从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准备工作。他说，今后“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定能够以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向前迈进”，表达了人民的意愿。
但不久，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同志“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干部，维护工农业生产的进行。1967年8月，江青等攻击他“只要生产，不要革命”，他驳斥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他亲笔写了《制止武斗措施》的文稿。1967年他就提出反对极左思潮，1968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不论在经济工作方面或是在文教工作方面，他都作了很多努力来纠“左”。1971年9月粉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后，他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有所好转，一大批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陆续恢复名誉，走上工作岗位。我国的对外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了；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他的努力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1973年开始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1975年初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的矛头实际上都指向周恩来同志。这时他已患了重病，却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将有限的生命完全彻底地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自己的存在，尽力不使党和国家大权完全落入“四人帮”手中。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重申在三届人大曾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成为他给全国人民留下的遗愿。
邓小平同志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文选》，第307页）当我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遭受挫折的时候，由于有周恩来同志体现了人民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意志，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才能使党和国家的大局得以勉强保住。陈云同志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正由于周恩来同志保护下来了相当一批同志，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四人帮”的被粉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呕心沥血
《周恩来选集》下卷的内容很丰富，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里只把周恩来同志关于将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光辉思想和正确主张，试作简述。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城市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一篇是这年12月的一个讲话，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的观点，并且创造性地分析了我国经济中的城乡、内外、工商、公私、劳资、上下等六种关系，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是第一次提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基础与领导的关系，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辩证关系运用到建设年代的重要阐述，也是七届二中全会有关提法的进一步发挥。
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现代化，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他说，我们如果不实现现代化，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此后二十多年中，他一再提出实现现代化这个努力目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随着建设的进展，对于当时经济上所采取的模式的弊端，也有了明显感受。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我们党根据我国的情况，寻找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同志也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有创见，也看到了当时的弊端而试图纠正。他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1950年8月，他说，中国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1955年5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但如何实现，要有正确的步骤和方法。1963年10月，他在一次报告中又指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主张，如：
（一）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1956年1、2月，他提出，我们的计划必须切实可行，实事求是，不能盲目冒进。“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二）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周恩来同志认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这种思想和主张，对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的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的作用。1962年3月，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曾经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联就是“综合平衡”。
（三）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在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主张允许个人所有制存在。这个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他就有了，1956年9月，他在八大的报告中提出，有些手工业可以让他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商业方面应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1957年，他在国务院第四十四次全体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农商学兵，除兵以外，各行各业都可以允许有一些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后来，1961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时又说，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他还说过，不要急于改变肩挑小贩这些人的经营方式，只要方便人民，受人民欢迎，就应当长期存在，自负盈亏。
（四）在分配问题上，他主张坚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他认为平均主义是奖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处，它妨碍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经济建设是十分有害的。一直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当时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会干不会干、干与不干、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勇敢地指出：“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经验和长处。1949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建国后，同年12月，他说，新中国在“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后来，他在1963年国庆招待会上讲过：“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事业中，都一贯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等于闭关自守。1955年5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在建设中的经验和长处”。下一年，在党的八大，他指出关起门来建设这一想法的错误：“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周恩来同志积极打开对外的经济联系。
（六）科学技术是关键。1953年，周恩来同志指出：“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1954年9月，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说，“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1956年，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他在1956年1、2月间的政协会上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他亲自抓1956—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1963年他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
在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有独到的见解和突出的贡献。1951年他在第九十七次政务会议上就讲过，“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工作一开展，知识分子就更不够。因此，要大量培养知识分子。”1956年1月，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后来，我国在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产生了错误认识。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同志等纠正这种认识，重新指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同月，他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再次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同志对文艺、体育、卫生等方面也提出过许多卓越的思想，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为了保证我们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同志强调在国内必须有一个团结、民主的局面。他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建设。他很早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主张。1949年11月，他在农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提出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存。1951年2月，他在中央统战部举办的茶话会上讲，民主党派不但要同中国共产党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共同到社会主义社会去，民主党派应当发展，这样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工作。他说，有不同的党派就会有不同的意见，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还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我们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很大，如果处理不好，往往容易忽视民主。所以，“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这是概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根据我国情况而提出的很重要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
为了保证我国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方面，在我国对外工作方面，周恩来同志的贡献是很多很大的。他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之一。建国前夕，在他受党中央委派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其中就包括“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1953年底，周恩来同志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著名的五项原则。他还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指出国与国之间应当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同志说，我国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边界问题，都应当本着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这个基本的政策，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周恩来同志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同时指出，党的领导是指党委的领导、党的组织的领导，不是指个别党员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就是党委和党的组织，也不要包办一切。至于党员或负责干部个人，则必须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们的党已经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共产党员要防止失掉满腔热忱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而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中去，要不断地学习和进步，为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学习周恩来
胡耀邦同志曾经说过：大家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坚信无产阶级一定要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眼光和革命气魄，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见义勇为的革命风格，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完全彻底地献给了无产阶级的壮丽事业。他告诉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周恩来同志就是以这样的远大眼光和革命气魄指导自己的实践的。建国后，他一再地告诫我们：我们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决不能忘本；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和思想，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掉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崇高理想和高尚品德，具有远大眼光和革命气魄，战胜一切困难和险阻。他说：“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他在患了癌症住在医院里的时候，还和邓颖超同志以及护士一起同唱《国际歌》。
周恩来同志在敌人面前横眉冷对，善于斗争，但在人民和人民的朋友面前，他没有任何架子，平等待人。他胸怀广阔，气度恢宏，能够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们。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共产党员必须具有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还说，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他还说，民主集中，这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不要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彼此间要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自居领导地位，堵塞言路。“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使人们在接受他的领导的时候丝毫不感到勉强。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汲取群众的智慧以提高自己，同时对人们循循善诱，帮助和激励人们前进。
周恩来同志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不畏艰险，敢于承担最困难的任务。亚非会议前，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炸了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且在万隆布置了暗杀团，但周恩来同志临危不惧，仍旧毅然前去开会。河北邢台地震，大地还在颤动，他已经出现在灾区。他敌我分明，深切地关怀同志和人民。他说，长期的革命斗争，很容易把两种矛盾混同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谨慎”。他表现了共产党员主持正义、见义勇为的革命风格。“文化大革命”中，他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来保护党内外的同志和朋友，1975年他在病重住院当中，仍在关心并进行保护干部的工作，从病房中传出来一张张应“解放”干部的名单。
周恩来同志说：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要求严些。他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十分严格。他提出“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句名言，而且真正完全做到。他说：“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他说，在工作上，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在思想上，我们永远不能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他总是感到自己的不足，努力学习，永远进取，毕生保持不断前进的活力。他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鞠躬尽瘁为人民。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是大家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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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基建物资管理》序
马洪
《论基建物资管理》，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我国基本建设物资的经营管理方法的一本专集。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时候，本书的出版，对于基本建设战线的广大职工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将是一本富于启发性的有益的读物。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物资的经营管理是一门大学问。但是，许多同志过去对这门大学问的系统研究是很少的。特别是长期受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这一不切实际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基建物资这类重要生产资料，在分配体制、供销体制、价格体制上都管得很死，把生产资料流通领域运用价值规律同实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以致管理方法落后，只重供应，轻视经营管理，不讲物资流通经济效益。特别是直接经营管理基本建设物资的流通企业，以及直接使用基本建设物资的施工企业，都缺乏应有的自主权，缺乏生机和活力。
近几年来，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改革基本建设物资管理体制方面作了许多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提出了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方针和政策，并从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基本建设物资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作为城市改革的突破口，起步较早的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也迫切需要相应加快基本建设物资体制的改革。《论基建物资管理》一书，贯穿着改革的精神，总结了各地区、各部门初步改革的一些有益的经验。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我国基本建设物资战线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管理方法的普及运用，对于基本建设物资经济学科的开拓和创建，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