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汩汩油海哪里来？
胡昭衡
9月3日，人民日报《大地》刊登了《从脑海里找石油》一文，称赞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华莱士·普拉特的一句名言：“真正找到石油的地方还是在人们的脑海里”。作者认为，既然脑海能“包藏宇宙”，“吞吐天地”，从中找出石油、煤炭各种宝藏又有什么奇怪呢！结论是，石油战线上的大志、大勇、大谋者的脑海里，将会涌出汩汩油海。
华莱士·普拉特的原著我未读过。既是科学家，想必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对其判断不敢妄加臆度。至于《从脑海里找石油》一文，如果只是说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结论或较为切合实际的臆断出自脑海，那当然有道理。但我读后，“那就看你有无此志”的论断，特别是能否从脑海里找到石油，总觉得“似曾相识”，颇有些“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似乎以华莱士·普拉特著名的片言只语包揽不出作者的上述结论。
诚然，搞活思想，才能搞活经济，思想解放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前进十分重要。囿于成见，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摆不脱旧套套框框，即使地下有石油也是找不到的。我们体制中的条块套框的确很多，要认真办好一件事，切实做出点成果，实在是困难重重。不改革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无数实践经验日益显著地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当前，我们要迎接新挑战，开拓新局面，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如不开放思想门路，就难以开放生产门路，也不能贯彻执行开放、搞活政策。新的认识可以带来新的格局。思想领先，开动脑筋，解放思路，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先进正确的思想只能是实事求是。真正找到石油的先进正确思想，只能是出自人们脑海中符合客观实际的、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它是打开大地宝库的钥匙；但这钥匙既不是先知先觉者固有的，也不是大志大勇者凭空得来的。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无字天书是没有的；有的是基于历史社会实践的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继承，钻研，发扬与创新。“学海无涯书作舟”，以知识信息作舟筏泛游脑海的大勇大谋者，只要多谋善断，是完全可能有所创见、有所建树的。但即使是间接知识的阅读，搜集，传播，分析，试验和判断，也离不开当代社会群众实践的信息手段和必要条件。何况，还需要勘查和钻探去查找，验证，开发。从实际出发是一切行业所有战线有所作为者的立足点，离开它就有“盲人瞎马”的危险；舍此，科学论断又从何而来呢？
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必须解放思想，又必须实事求是。汩汩油海，并不仅仅是从脑海中——那怕是石油战线上的大志大勇大谋者的脑海中喷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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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爱泼斯坦同车夜话
甘惜分
1984年10月9日的傍晚，我坐上北京到武昌的特快列车。刚找到座位，只见对面坐着一位外国老人。他放下书本跟我打招呼：
“请问上哪儿去？”
我怔了一下。这位国际友人能说汉语，虽不十分流利，但听得懂。
“去武昌。请问您去哪里？”我反过来问他。
“也是去武昌。您是作家？”
“不是，我在学校工作”。
“去开会吗？”
“对，去参加《史沫特莱在中国》学术讨论会”。
他听了大为高兴：“我也是去参加这个会的。”
我当然更加高兴了。“请问您是……？”
“爱泼斯坦。”
我不禁“啊”了一声，连说“久仰，久仰。”
这时我悄悄打量这位同行。他个子不高，即使在中国人中，也算是小个。头发稀疏，但两眼有神，整个面庞给人以慈祥敦厚的印象。
“爱泼斯坦同志，其实我们很早就见过面了。”我说。
“什么时候？”
“抗日战争时期。”
“啊！”这次是他“啊”了，
因问：“什么地方？”
“晋西北。”
他又“啊”了一声：“对了，1944年我去过晋西北。”
可不是吗？那一年，重庆方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去延安，有几位外国记者还继续深入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那时我在晋西北工作，多次见过这几位西方记者。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报道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这些中外记者中，中国的有赵超构，外国的就有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爱泼斯坦先生。他们回到重庆以后，大都写了报道，为国统区人民了解解放区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事情常常这样，人与人之间由不了解到了解，最后成为朋友。我们对爱泼斯坦，先是称他为“先生”，后来改称“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中国定居。他是波兰人，他的夫人是英国人，最后都成了中国公民。他现在是《中国建设》杂志的主持者。
我与爱泼斯坦同志热烈交谈着，几乎忘记了同房间还有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日本的年青商人——他是为推销日本电视机来到中国的。
在我们隔壁的几个车厢里，同行的还有几位作家和摄影家。我们都是一同去武昌华中工学院参加纪念史沫特莱的大会的。人们告诉我：爱泼斯坦同志的夫人不久前去世，昨天开了追悼会，可他今天就踏上新的征途。这个消息使我震惊，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肃然起敬的心情骤然升高了热度。我立刻对他的不幸表示慰问。
爱泼斯坦十分平静，只说：“谢谢！没有什么，人总是要死的。”
后来我到了武昌，查阅10月10日《人民日报》，果然刊有美籍专家邱茉莉追悼会8日在京举行的消息，她就是爱泼斯坦的夫人。爱泼斯坦是在刚刚埋葬好妻子的遗体之后乘车南下，去纪念另一位生前友好——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令人景仰。一个外国人，把他的大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的土地上南北奔波，这使我们这些土生土长而又工作得不很好的中国同志感到惭愧，同时也大受鼓舞。
我接着问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一男一女，都大了，有工作了，也结婚了。但他们都不是我们生的，是中国孤儿。”
我激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啊！”他笑了：“是的，我是中国人，中国就是我的家！”
爱泼斯坦今年六十九岁。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闪光的东西。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真理，对中国人民充满深厚的情谊。与他一夕话，使我受了一次很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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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南先生印象记
崔陈
江南先生（刘宜良）给人们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是快。走路快，飞步向前，头从不东张西望，前顾后盼的。说话也快，象放连珠炮似的，要一口气把自己的话讲完，别人讲什么是不理会的。今年7月，我在纽约遇到诗人秦桐先生，一提江南，他就说：“江南在台湾是当记者的，搜集材料发稿子很快。”这可见二十多年前的江南就给人留下“快”的印象了。
江南去年5月同旧金山《时代报》（我国《人民日报》在美国的发行者）签约，在该报第三版辟《江南小语》专栏（这是仿台湾的《前进周刊》上的《李敖租界》而设），几乎每天都可以读到他的文章，同时兼任几家杂志的撰稿人，又在进行几个大部头的名人传记如《龙云传》、《吴国桢传》的准备和写作，开设的两个礼品店需要他经营管理，到他遇害前夕又同别人合开了一家电脑公司，又有那么多的朋友需要交往和应酬，江南可谓是日理万机了。然而，这一切在他手里都进行得井井有条。这除了需要他的精密思考和安排，更需要高度的效率去保证。有一次在他的店里，他向我披露了“快”的秘密，说：“我嘴里应付客人，手里算账，脑子里在构思晚上回家后的写作。我们中国人在美国不付出加倍的辛劳，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江南先生是个正直的爱国者。他赞成祖国的统一，既反对台湾当局的媚外独裁，又反对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行径。1982年，宋希濂将军在美国的《中报》杂志上发表一篇长文，洋洋七万言，分三期载完，是回忆总结抗战胜利后，在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同苏联边界冲突中的历史教训。文章最后指出，国家统一，人民安定，国家就有力量，在对外的谈判中就不吃亏，这是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文章发表后，在港、台及美国华人中影响很好，但都不知道，此文的修改、加工、定稿都是江南一手完成的。他后来告诉我，宋将军当时就住在他的家里，共同磋商了三个晚上，而分文未取。
记得是1982年的秋天，他突然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是在某杂志上读到一篇好文章，到领事馆参加我国庆招待会时带来，一看，原来是关于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一篇综合报道，他指着描述大庆油田的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一段文字，深有感触地说：“象这样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老蒋是做不出来的。”诚然，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蒋氏家族的专家，正是在深刻了解国民党反动、腐朽、没落本质的基础上，转而对共产党寄予厚望，也正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华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不断提高的事实出发，对新中国产生了感情。在这方面，如何处理国家大局和个人恩怨，江南可以说为海外华侨做了好样子。
江南是江苏靖江人，幼年丧父，母亲茹苦含辛才把他和二弟一妹抚养成人。对他的地主家庭遭受土改时期的冲击，他认为是应该的，因为“非进行土地改革不能促成中国的进步”，但由于一个邮电局长的迫害和欺凌，母亲过早地去世。1981年，江南重回故乡，在母亲坟前失声痛哭，陪同的县干部劝他要“往前看”，“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在回忆这件往事时，江南是伤感的，但他并不把这一悲剧归咎于党和政府，而是归咎于那些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借党以营私的个别人身上。这种胸怀，我心里是暗暗佩服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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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中国当代儿童诗歌选》
樊发稼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印制得十分精美的《中国当代儿童诗歌选》，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儿童诗选本。
本书所收作品，时限是从建国到1983年，大体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共选录六十九位诗人的近百首诗作。作者中，既有艾青、金近、郭风、张志民、柯蓝、圣野、鲁兵等老一辈的和创作历史较长的诗人、作家，又有柯岩、田地、任溶溶、金波、于之、聪聪、张秋生、吴珹、孙友田、于宗信、荆其柱，尹世霖、李昆纯等众多的中年诗人，也有近几年新涌现的李少白、傅天琳、郑春华、赵敏、王建一、刘丙钧等青年新秀。编者在选编作品时尽量摒弃一己或少数人的偏爱，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注重儿童特点，注重儿童诗本身的文学价值。入选的作品，在题材、主题和艺术风格上各具特色；在体裁上也尽量做到兼收并蓄，无所偏废，既有时代色彩鲜明的抒情诗，生活气息浓郁的叙事诗、故事诗，也有寓有一定讽喻和教训意义的童话诗、寓言诗、讽刺诗；既有着很浓的健康的儿童情趣的状物写景的短章，又有闪灼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小诗，以及熔知识、文学于一炉的科学诗。在形式上，既有五七言的民歌体或句型整齐的“豆腐干”，也有音调铿锵、节奏鲜明的“楼梯式”。这样一个选本，大体上体现了建国以来我国儿童诗歌创作不同的题材、主题和艺术风格。这本选集虽然是主要编给少年儿童阅读的，但对于儿童诗爱好者、作者了解我国当代儿童诗歌的发展轮廓，学习创作儿童诗，也都是很有裨益的。
编者之一彭斯远为本书写了以《闪光的珠贝》为题的序言，我以为这是一篇文、理、情俱佳的文章。作者面对少年儿童读者，谈诗、谈诗和生活，谈诗的艺术特色，谈诗与孩子，谈诗的鉴赏，谈这本选集的特点，娓娓道来，行文畅达得体，要言不烦，文风朴实，字里行间又分明流露出对祖国下一代的深深挚爱之情，令小读者读后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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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让目录成为目录吧
常征
我没有考证过目录的来源及历史。我想书籍之所以设目录，无外乎想让读者便于检索，故将全书纲目录之于书页之首，使之一目了然。然而，看到当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我越来越感到迷惘，请看：
《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北京师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版）将目录放在“译者的话”、“序”、“三版小记”之后的第九页；就连作为大学课本的《大学语文》（华东师大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版〔修订本〕）也将目录插在“编辑说明”、“序言”、“再版序言”之后的第十三页，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第二版）竟将“目次”夹在书中第二十七页！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
我不懂得出版工作有何内在奥秘，只是感到如此的目录十分坑害读者，看一本书竟许久找不到目录！对于“序”、“编者的话”、“译者的话”之类，为显其名贵，就非让它们超越目录而居先吗？
第8版()
专栏：大地
爱海洋〔宣传画〕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