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
江晓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提出“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是为了使我们的文艺事业跟上社会大变革、经济建设大起飞的大好形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提高的对文艺的多方面需要服务。我感到很受教育，很受鼓舞。
文艺要有大的繁荣，创作是中心，进一步发展和解放“艺术生产力”是关键。从人民群众的需要来看，既要多样，又要高质量；从目前文艺创作情况来看，数量不算太少，而真正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艺术质量的佳作，应该说还是不够多的。这首先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四化建设和经济改革滚滚向前的生活洪流中去，真正做到与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要熟悉关系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经济改革，还有个知识结构的更新问题。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艺术表现技巧，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丰富。提高“艺术生产力”，还要不断地发现、培养新人，壮大文艺队伍。同时，要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现行文艺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进一步落实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好；对于艺术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继续解放思想、鼓励探索、鼓励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不然，“艺术生产力”是难以充分地调动起来，发挥出来。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于经济、科技如此，文艺事业也应参照遵循这些原则精神，改革创新。当然，作为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科技实验，是不同的。文艺作品的社会性更强，影响更广泛、更持久，而且直接影响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精神面貌。这就需要更加注意社会效果。文艺又是以情感人的，贯串着较强的个性特点和感情色彩。因此，对事物准确性的把握，比起物质生产和科技实验来，往往更难以掌握。判断它的误差得失，也不可能象科技实验室里那样快的作出科学的鉴定，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
我们要真正实现“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基本的长期的文艺方针，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尤其是“精神世界”的问题，文学艺术现象，更为复杂，更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对的确是错误的文艺思潮、创作倾向，要进行批评，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但这种批评，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要进行有说服力的疏导工作，防止简单粗暴，乱戴帽子。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是“双百”方针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坚持“照辩证法办事”，才能正确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才能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繁荣，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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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面临生活的挑战
刘宾雁
在各种音响中，我记忆最深并且正向往之的，是三门峡的激流和黄山的瀑布发出的隆隆震耳的轰鸣。读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仿佛听到变革的激流正在猛烈地冲击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变中，我们可以预感到：中国人身上蕴藏着的巨大创造力量，将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在每个人面前，发展和贡献自己的才智、造福人民的道路，都将会越来越广阔！
一代新人的崛起；伴随经济改革而必然出现的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生活各个领域中将会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和丰富多样的戏剧性矛盾，以及这一切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带来的变化，既向作家们提供无比雄厚的创作资源，同时也将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而且不断地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运动的中国现实。我们有足够饱满的激情和敏感去及时地捕捉各种新人物、新现象和新问题吗？我们有能力较为深刻地认识新的现实并把它充分有力地表现出来吗？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全中国正在和即将发生的遍及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性的深刻变革，是举世无双的。就文学创作的资源而言，我们是一个富国。客观上，我们有条件为世界文学史创造一个新的高峰。
在我书桌上堆积的信件中，从我的客人的谈话里，我常常感到：同我们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和真实的矛盾相比，许多文学作品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贫弱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文学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比较真实和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特征，仍然是一个问题。近年来有人不断宣扬一种论点：文学作品离政治越远，艺术性就越高，它的寿命就越长。（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把“社会”也包括在内的。）近年来，在创作实践中，文学的非社会化，即回避社会性题材的倾向，也有所发展。一二百年以前的资产阶级作家尚且不忘在写个人命运、写私人生活的同时揭示重大社会性主题，今天我们有些作家却不屑于这样做了。原因当然不仅在作家本身。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思想的艺术，然而我却看到似乎有一种意欲把文学变为音乐、舞蹈或雕塑的趋势。
文学的生命在于揭示社会性矛盾。矛盾并不是坏事。在发达然而停滞的资本主义国家，作家苦于生活资源的贫乏，不得不到古代、外国和人们的感情生活中去寻找题材。在中国，却有写不完的戏。我们的剧作家碰到的是另一种困难——如何使生活中真实的戏进入自己的剧本并能够在舞台上演出。
当生活是一泻千里、变化无穷的激流时，文学怎么可能是一泓秋水呢！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改革过程中的许多新现象，将是旧有的理论难以解释的。那么，文学的使命既然是表现这个伟大的变革过程，又怎能以几十年前一度流行于外国的理论和规范来约束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呢？
改革的浪潮正在敲击中国作家的心扉。它给予我们的，将不仅是取之不竭的题材。投身到现实的变革过程中去，将使我们的感情不致衰老，感觉不致迟钝，思想不致枯竭，这才能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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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的使命
李国文
蓝图展现在十亿人的面前，光辉夺目，令人振奋。远景已经是那样清晰可见，使人向往。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充满新机的、生气勃勃的时代来临了。全面改革的潮流，震撼着神州大地，激励着亿万人心。随着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改革潮流将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乡村到城市，更加热气腾腾地展开。
毫无疑问，这对于社会主义文学来说，肯定会是一次促进，发展，向高度攀登，达到大繁荣的良机。文学潮流总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的。时代呼唤着文学，文学反映着时代。每一个大时代的来临，总是要孕育并产生出属于它那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所以，当改革潮流冲击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崭新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的时候，视野所及，万千气象，都在迫不及待地朝作者笔下涌来。这种举国上下一心改革的热流，给文学创作提供了足够驰骋的无比广阔的天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祖国、土地、母亲，则是作者创作赖以生存的根。当改革使得现实生活益发地丰富多彩，人民爆发出更强的光和热，祖国更强大，土地更美丽，一度是穷困瘦弱的母亲身上出现了光辉奇迹的时候，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难道不应该产生出和这伟大时代相称的大作品、好作品，产生出足以给当代人鼓劲，足以传之后世的，写这个改革时代的许多史诗吗？
而要写出这些真实地反映这个大时代的作品，大概，从事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作者，以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以改革的姿态，跃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是最为重要的前提。
因此，吸引更多的作者（当然，不可能同时、也不必是所有的作者）来写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新的充满着改革精神的时代，则是当务之急了。不尝试一下梨子，无由知道梨子的滋味；同样，不亲身参与这场壮丽恢宏的改革过程，也无法燃起作者心头的熊熊创作之火。
文学的多样化和文学努力反映具有时代特色的现实生活的主流，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正由于这样的构成，文学才得以繁荣。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是对于时代的失职。只有后者，而无前者，也难睹整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风貌。但是，对于肩负着启发、教育、激励、鼓舞人民去建设，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学来说，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上，是非常有益的。作者能够以自己的作品，反映改革的现实生活，并和同时代人一起，在改革的浪潮中创造生活，走向未来，该是多么自豪而无愧于这伟大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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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步子迈出了，就不会停下”
——记中美作家第二次会议
本报记者 刘虔
秋天，处处响动着季节成熟与收获的旋律。北京国际俱乐部二楼仙鹤厅里的秋韵却别有一番声色：三十多位来自太平洋两岸的小说家、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话语滔滔。大厅里回响着他们的声音。象征着吉祥的九只仙鹤，在那幅巨型彩色壁画上做着永恒的翔舞，仿佛是为这里的人们诉说他们的友谊、理解与合作。
这就是10月21日至23日，中美作家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情景。
中美作家首次聚会，是1982年秋，在洛杉矶美中作家会议上。发起这次会议的美国著名教授、作家诺曼·卡曾斯，早在1981年就向中国作家协会建议，两国作家定期举行会见，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那次会议，讨论了文学和作家的社会作用等问题，并且相约再会于北京。
现在中美作家又一次践约聚首了。无论旧朋新友，都感到高兴，亲切，自然，饶有兴味。1972年曾经到过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美国著名作家、这次会议的美方执行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中美作家肩并肩，来来往往，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十二年前能发生吗？这真是激动人心的会议呵！”
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同时也谈到了作家的责任、中美的文化传统与交流、诗歌的作用等问题。中美作家来自不同的国度，信仰与经历不同，接受的文化也不一样。但是，彼此间并不象一个星球同另一个星球那样遥远，那样难以沟通和理解。美国作家李斯特·希特·穆恩说：“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愿跟事实跳舞。”负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两国作家，由于他们都有创作实践的启迪和社会生活的体验，他们心灵之间的门窗是可以相通的。对话表明，两国作家对不少艺术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或是相近的。托妮·毛里森是美国第一个真正喊出了黑人妇女心声的作家。她在介绍自己的创作时说：“我用我的作品表示黑人的反抗，这是黑人生存下来的精神因素。”中国作家蒋子龙说：“我不过是用文学来表达生活的工具。文学要找到自己的源泉，才不会干涸。这个源泉就是运动，生活的运动，历史的运动。”诗人李瑛则把作家的创作同生活的关系比作“大树的根须深扎在泥土里”，“源泉只能在生活中”。会议充满平等协商精神。两国作家交换意见，可以互相提问，共同解疑。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既不掩饰，也不强求于人，而是彼此尊重，自由发表。中国作家张洁对美国出版商只出版政治观点相同的国家的作品提出异议，“希望美国同仁重视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这是了解中国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美国作家认真听取了这个意见，还介绍了产生上述问题的背景和原因，与中国朋友探讨了解决的办法。第二天，美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威廉·沙弗宣布，他们“打算出一些在座中国作家的书，以便使中国作家来到美国人中间”。
与会的美国作家，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多次来过中国，但大多数是第一次来。美国印第安人后裔女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加里·斯奈德，都在发言中描述了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获得的美好印象，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美国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说：“我回来了，虽然我从未回来过。中国是通过故事来到我的身边的。现在我看到了中国，感到更有信心了。”中国作家王蒙、刘宾雁、朱子奇等则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自己民族悲欢交织的历史，说明了中国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的开放也是不可逆转的，“象潮水一样的改革的势头，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而中国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出席会议的其他作家，美国的威廉·加斯、弗朗西妮·格雷、罗伯特·里斯、林培瑞，中国的吴祖光、肖乾、柯岩、李准、王佐良、袁可嘉等都在会上发了言。
以文会友，天涯比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中方执行主席冯牧在会议结束时对美国朋友说：“我们已经迈出了两大步，我们不会停下来。让我们相约，在另一个金色的秋天再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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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植根于当代生活的泥土中
——略谈电影《人生》
黄式宪
在艺术创作中，那些闪烁着时代光泽的作品，总是把自己艺术形象的根，深植于当代生活的泥土之中。
影片《人生》（路遥编剧，吴天明导演）以当代生活为“根”，不趋时尚，力戒浮泛；不事雕琢，力求质朴，把艺术笔触深入到时下鲜为人写的陕北高原的泥土层和窑洞中，通过高加林的一段人生沉浮及其与巧珍的爱情悲剧，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当今农村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诸般现实关系和时代变革的必然趋势。《人生》在银幕上所呈现的，分明是一幅含有深沉历史内蕴的陕北农村风俗画。影片还把西北高原自然风光的雄浑、瑰奇同劳动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密切交融，赋予作品以浓郁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
艺术的至高境界，正是以开掘现实矛盾的深度和体现时代精神的鲜明性为标志的。《人生》的艺术构思和体现，无疑是灌注着鲜明的时代精神的。它敢于直面人生，真诚地把握农村大变革前夜的现实矛盾，深入地探索为当代青年所关注的如何在社会中寻求自身发展和价值的人生真谛，大胆地写出如高加林这样的有着自己的追求，却因主客观的种种局限而迭遭挫折的农村青年典型，由此显示出影片编导执著于现实主义深化的可贵努力。
高加林的形象，处在影片艺术结构的核心位置上，影片编导是以多彩的画笔来刻画其复杂的性格和心态的，在若干细节描写上甚至显示出社会风俗学的意义。影片开端，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职位突然被下掉，他那入世不深的灵魂，头一遭被浸泡于这种社会不正之风的污水里，屈辱、抑郁、愤懑，由是而导致心灵的扭曲。他的父亲，却以老一辈农民的阅世经验劝戒他俯首就范。这里，影片以沉重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笔墨，展现出带有很深历史积淀的人情和乡俗，透示出新旧更替时期特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高加林正是被这些人情、乡俗以及特定的现实关系推到“生活的十字路口”的，他在困境中与巧珍相爱，就含有向这种旧的人情、乡俗、习惯势力和不公正的现实关系发出抗争和挑战的意味，那场在井台边掀起的“卫生革命”，他与巧珍在众目睽睽之下同骑一辆自行车进城的场面，就生动地显示了当今农村年青一代的生气与活力，洋溢着新旧交替时期新生活的诗情。
此后，高加林的人生历程还有两度起落，先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二叔从部队转业归来，当了地区劳动局局长，原先曾谋算过他的乡霸势力则另换一副面孔，使他戏剧性地从农村“飞”到县城，然而，事隔不久，又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走后门”的事被人告发，于是，仍把他打发回农村。无论沉浮升降，高加林的命运始终是被他周围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所左右。在这些看似偶然机缘的背后，却深深隐伏着现实的必然。
至于高加林同巧珍之间的爱情，从开初就笼罩着一层现实的阴影，潜伏着令人心悸的悲剧性。纯朴、内秀的农村姑娘巧珍，尽管不乏对生活的敏感和反抗传统习俗的勇气，却由于没有文化、视野狭窄，真挚感情里包含着某种现实的可悲成分；而高加林在初次动情之后，出于现实的考虑竟转为踯躅、退缩，“和一个没文化的姑娘结合，我这辈子就要拴在这土地上了！”从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价值观出发而暂时连接到一起的两个心灵，其前景必然是渺茫的，最后则落到悲剧的终局。
若将高加林同巧珍的形象相比较，则巧珍无论在道德境界的高尚、爱情的纯真方面或者性格刻画的完整性上，显然都是高出一筹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审美欣赏中，巧珍的性格更具有艺术魅力的道理。但是，作为艺术典型，巧珍形象的时代感和概括性相对地显得比较局促，缺少对生活的新鲜发现。而且，由于编导过分钟爱这个人物，对历史加给她的某些落后的东西就作了回避（如小说中的“刷牙风波”是相当独特的，影片就删去了）。影片对高加林形象的塑造，既写了他身上的“光亮面”，也写了他身上的“阴影”。对他有褒有贬，且抑且扬，呈现出这一人物灵魂深处复杂的矛盾交织，并通过矛盾的展开凝聚着相当严峻的人生哲理。诚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高加林色彩驳杂的性格和心态，他对于现代文明的向往、积极的进取心和带着几分狂热性的人生抱负，他的虚荣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恋爱观和带着几分不择手段的个人品行，无不反映着他周遭社会关系的复杂折光，体现着新旧交替时期农村各种现实关系的合力。人们不难看到，在高加林的性格中明显地带有两重性：就其积极方面说，他体现了新一代农村青年锐意进取的志气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镌刻着新生活的鲜明印记；就其消极方面看，这一人物又含有严重的思想弱点（如囿于个人得失的狭隘和自私），以及历史的不成熟性（如在人生目标追求上的迷惘色彩）。就其个人品德而言，他后来对城市姑娘黄亚萍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说不上是什么“接受更高一级的文明”；他轻率而绝情地抛弃巧珍，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如何帮助巧珍提高文化、改善处境并唤起她对理想的追求）。高加林有着集美与丑、新与旧、崇高与卑劣于一身的复杂性格。
高加林在其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坎坷，他在爱情上的两次选择、两度失败，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剖析是说不清楚的。《人生》下集的缺陷恰恰在于它未能对造成高加林人生坎坷的现实关系网给予有力地揭露和鞭挞，却过多突出了对高加林的道德批判，使作品陷进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陈旧套子。这有背于作者的创作初衷。
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是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但在艺术的描绘上，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这两个部分却不很相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条艺术的“鸿沟”呢？美玉之瑕，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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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报告文学”赞
许耀铭
《福建青年》杂志，从一九八二年起，接连两次发起以“当代青年”为题的“小报告文学”征文评奖活动。他们对小报告文学的规定是每篇字数不超过五千字。这棵幼芽得到了青年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引起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注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已把第一届征文中近三十篇小报告文学作品汇编成书出版。我想，肯定“小报告文学”，用意在于倡导短报告文学。因为当前报告文学写作中存在着一种长风难煞的倾向，一动笔就要上万字。自然，有的重大题材本身需要作品篇幅长些，而长报告文学作品中也不乏精品。但眼下的确也有一些作品本可以写得短些、精悍些，却人为地硬拉长了。
由于篇幅过长，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就被迫退出了它的前哨阵地——报纸；接着又退出了一般的综合性杂志，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纯文学刊物，特别是其中的大型双月刊。这样，采写、出版的时间都相对地长了。在信息传递越来越快的今天，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要削弱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生活的节奏愈来愈快，人们的工作、学习相当繁忙、紧张，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可供阅读长篇作品。因此，提倡写短报告文学，无论从读者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它自身新闻性的要求出发，都是时代的呼唤，并非某些人心血来潮的主张。
小报告文学是小而精，是浓缩的“小”，精粹的“小”。为此，作者必须精心采访，颇费匠心地选择表现角度，深入挖掘主题，精选题材和细节，巧妙地安排结构，使作品恰似苏州园林，于咫尺之间，仍能领略山水之壮美。
前不久，团中央宣传部决定联合其它有关单位组织全国青年刊物小报告文学评奖活动。我以为报纸应该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