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创作思想的新飞跃
张洁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它伟大的力量。
对于热情地投入改革的作家来说，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但是理论宝库，也是思想武器。
我曾写过不同题材、不同内容的作品，但我最为关注的，却是经济战线的斗争，因此不自量力地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尽管书中写到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新人，也努力揭示一些弊端，却未能切中造成这些弊端的真正根源。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高度发展商品经济；也没有把增强企业的活力看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对启用一代新人和建立管理人才的宏大队伍的巨大历史意义也认识不足。
经过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认真学习，我的许多模糊观念得到了澄清，创作思想好象突然来了一次新的飞跃。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不但是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正如《决定》所说，“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也必将冲击作家们的创作思想。
我们幸运地赶上了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文学应该义不容辞地反映这个历史年代和这个年代里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个年代里的主角。否则，我们将愧对于这个时代，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
胡耀邦同志前不久说，希望将要召开的五次文代会，开成一个大鼓劲、大繁荣、大团结的会。我理解，这如同给厂长们“放权”、放开手脚一样，也是给作家们“放权”、放开手脚了。这使我想起四次文代会的美好时日。那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正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大家思想解放，精神振奋，我才写出了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包括文学家、艺术家这个具体的生产力在内），进一步地改善各方面的生产关系（包括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各项政策）。因此，随着经济的振兴，一个文艺振兴的时期也必将到来。在这个广泛繁荣的基础上，一个出大作品、好作品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我将抱着这样的信心，继续走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要搞活、要振兴、要腾飞；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同样会搞活、会振兴、会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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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更新观念形态
梁秉堃
紧扣历史前进的步伐，积极反映现实生活，这是话剧艺术本身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我国话剧艺术的革命传统。正由于此，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侧重塑造改革人物形象的戏剧。我作为一个学步者，去年下半年以来，也一直在工厂深入生活，并写出了话剧《阵痛的时刻》。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由于现实生活飞速发展，日新月异，自己始终处于一种“不够懂得，不够熟悉”的状态之中，因之，用起笔来也就常常力不从心。比如，一个搞改革的厂长，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特征？前几年和近几年就很不一样，甚至去年和今年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他们开始着重抓劳动纪律、劳动组织的整顿，后来又着重抓分配，现在更着重于抓人才和产品的开发。也就是说，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他们要求自己“吃着早饭，准备中饭，想着晚饭”，抓好战略经营决策。我熟悉的几位厂长，几乎都把日常的生产工作放手地交给了副厂长，而自己在抓未来，抓开拓，抓可行性研究，考虑着厂子今后的几年、几十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写开拓型厂长还停留在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不是会影响作品的典型性么？我认为，当前写好改革戏剧的功夫还应当下在“第一道工序”上。一个作家如果不懂、不熟，不投身进去体验，不把改革当作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去写，恐怕是不易写出扣人心弦的力作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观念形态（包括审美观念）也不能不产生比较大的更新。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的戏剧观念依然不变，那么，观众是会抛弃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很迫切的问题。
有两种戏剧观念：一种着眼于人，人生和人的复杂内心世界；一种着眼于事件、政策和群众运动。后一种戏剧观念，至今还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一些编剧。我这次写《阵痛的时刻》，刚刚开始构结提纲，就自觉不自觉地又搞了个几十年一贯制的“方案之争”。象我这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作者，对于陈旧的戏剧观念，基本上还是一种“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状态。至于客观上，障碍似乎就更多了。有些同志心是好的，但是完全把戏剧当成宣传品，要求一个戏就能指导全国的改革运动。多少年来，作家没少写话剧现代戏，可是剧团依然感到无戏可演。为什么？短命的戏太多。应当说，在让戏剧从属于政治，简单、直接地配合运动方面，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到了必须引起深刻反省，并加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尤其是反映变革急剧的现实生活，讴歌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就更要把戏剧从老框框里真正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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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间至情 天然文章
——读《李知凡太太》一书有感
雷达
浙江人民出版社把前些时候人们争相传诵的《李知凡太太》一文，连同作者胡杏芬的另一叙事散文《小许许》——也是邓颖超同志多年珍存的，还有洪济群的两篇回忆文章收集到一起，用了《李知凡太太》的书名出版了。这本朴素的小书，装载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它记下的是两位现代史上的革命家，与一位平凡的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个弱女子的交谊的片断，却足以使今天的读者思慕咏叹。“知音其难哉”！这里有一个三十年代纯真的女大学生眼中的邓颖超活泼洒脱的逼真形象，这里有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被革命家的知遇和理解所温暖，这里还有一点也不掺假的革命家与普通人的绵长深情。它历四十多年悠悠岁月而弥见真挚，真所谓“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路分”。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朽吗？我想，这高山流水般的至性至情，这黄金般纯粹的革命者的感情，也许就是最有力量越过时间的风雨，永生永世感奋后辈的东西吧。
关于《李知凡太太》一文，人们之所以深受感动，还是它的毫无夸饰的真实和自然。这是因为，当胡杏芬在西山平民医院与邓颖超同志巧遇、同住一间病室的时候，她并不知道李知凡太太就是邓颖超。她是在丝毫没有“先入为主”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心和眼，用自己最朴素的衡人标准，用毫无顾忌的眼光来观察这位“李知凡太太”的。她用一支朴实生动的笔，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位革命家的最真实的画像。正如胡杏芬在文章里说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渐渐融洽起来”，一个活脱脱的青年时代邓颖超的形象也就随着作者的笔墨，浮现在我们面前了。她写“李太太”豁达的笑；她写“李太太”从不嫌弃老莫“长过皮肤病”的手；她写“李太太”的深沉，也写自己小小的虚荣心理；她写雨声中自己的愁绪，也写“李太太”难以抑制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至于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以后，她写邓颖超同志忽然活跃而神秘，成为她的“神秘的太太”，忽而“捐款慰劳”，忽而随时向病友报告战讯，那灵动的笔墨真所谓“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常常想到现在的某些记述革命家的文字或者称为报告文学的文章，究其不能感人的原因，大约是“先入”的东西占据了头脑，丧失了真淳和天然的缘故吧？
作者胡杏芬在文章中流露的真诚，自我解剖的勇气，也是令人感动的。她抱着多愁多病的身子，在封建势力和病魔的折磨下，日渐失却了生活的信心。她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心：“我在病期中，有时看些佛学上的书籍，生死的观念，固然变得淡薄，国家民族的观念，也没有在校时那样紧放在了心头……”。这种把“真正的我”毫不讳饰地展露给读者的态度，是并不多见，也是这篇文章魅力的根源所在。文章采取了“我”和“李知凡太太”的心理对比的结构，这并非文章技巧，而全然是出乎自然的真情泄露。于是，当胡杏芬写到李知凡太太的出现“的确减轻了我心理病态的程度”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邓颖超同志人格的魅力，就变得实实在在的了。在一个被疾病和愁闷所缠绕的灵魂面前，忽然升起了真理的火焰，而这真理又是何等的朴素无华。胡杏芬终于向着这火焰一步步地靠近，逐渐从个人感情的小圈子跳了出来，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应该说，她是幸福的。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正象茅盾同志感叹过的：“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既未能不屈不淫，遂招致莫大精神苦闷”；而她虽然天不假年，过早地夭折了，但这个苦闷灵魂在伟大友情的照拂下苏醒了，她的转变，将永远留下人生的启迪力量。
我想，在这本小书里，最令人感奋的还是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胡杏芬的生前死后对于她的那种绵绵不尽，刻骨铭心的高情厚谊。对于胡杏芬这样一个一度消沉，远离革命，甚至悲观厌世的旧时代的大学生，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非但没有丝毫藐视她的意思，而且表现出对她的深刻谅解和尊重爱护。邓颖超同志至今回忆起这位故友时还说：她“为人很好，很真诚，可以说纯真。可是她感情脆弱，性格孤僻，这都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流露出对人的多么深刻的理解啊！这种正确的看法，不仅是对待一个胡杏芬，而且是对当时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这一点在今天格外值得我们深思体味。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胡杏芬的生前给予安慰鼓励，不管多么艰难繁忙的环境，总不忍遗忘这位孤独和苦闷的小友；他们为她的夭折深深惋惜，准备立碑以志哀悼；在建国以后，他们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却依然不能忘情于这位久埋尘泥的友人。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感情！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胡杏芬的行文自然朴实，毫无矫饰和造作。真诚，是她的文章的灵魂；朴素，是她的文章的衣着。周恩来同志当年读了她的一些习作，曾非常称赞，认为她大有可能成为一个女作家。其实，我想，就这一篇《李知凡太太》，或者再加上那篇灵动活泼的《小许许》，胡杏芬也许已经有资格跻身于现代散文家的队伍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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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中篇小说作者 李存葆
载《昆仑》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作品写的是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之后，发生在某国防施工工地上的一幕震撼人心的悲剧。政治投机分子秦浩以“副统帅的具体关怀”为尚方宝剑，迫使一项耗资巨大的地下工程仓促上马。他大搞“突出政治”和“忠”字运动，极力宣扬极左思想，违背科学施工，终于导致了一场通天大塌方，山头留下了十九座坟茔。
然而，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从作品中，我们看到被极左路线所毒害、所驱使、所埋葬的是怎样一些可爱、可敬的灵魂：深遭家庭贫困和爱情磨难，在艰险的施工中打头阵的“锥子班”班长彭树奎；与极左路线作了力所能及的英勇斗争，最后从“牛棚”里冲出来为抢救战士而献身的营长郭金泰；累死在工地上的“五好战士标兵”、孤儿孙大壮；因看破“红尘”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小画家陈煜；美丽、单纯、诚惶诚恐地为“忠”字而丧生的女宣传队员刘琴琴；愚忠、盲从却无私心的硬汉子副班长王世忠……作品以简洁、有力的笔触，描绘了八位青年男女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坎坷命运，读来回肠荡气，催人泪下，令人痛惜。
作品有发人深思的力量。当我们读到师政委秦浩发动的“立体宣传战”，怎样把这场人为的悲剧吹成“一曲‘忠’字的凯歌”，当我们了解了所谓“副统帅的具体关怀”的来龙去脉，当我们为角色们出人意料的结局而唏嘘喟叹时，我们就情不自禁地被作品引入了一种对历史、对人生的深沉思考。
作品写出了荒唐时代背景下严峻的真实，令人悲愤，又给人以沉甸甸的信念。 （袁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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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半个世纪的风云侧记
——徐铸成《旧闻杂忆》读后
何承朴
徐铸成同志是新闻界的知名的老前辈。最近，我不仅重读了徐老的《旧闻杂忆》，还读了它的姊妹篇——《旧闻杂忆续篇》和《旧闻杂忆补篇》（以下简称“杂忆”）。我十分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徐铸成同志的这三本“杂忆”，写的是他几十年来耳闻目睹的往事，作者不加修饰，不掺入道听途说，向读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半个世纪的风云侧记。
徐老从1926年第一次给天津《庸报》投稿，直到1957年被迫搁笔，在新闻界辛勤笔耕了整整三十年。前十年，他是名副其实的记者、编辑；后二十年，他在《大公报》和《文汇报》先后当过主笔、总主笔和总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新闻界他“从跑龙套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演过了”。但即使他在当“头头”时，他仍然经常亲自采访重要新闻，从未辍耕。由于他这三十年新闻实践，跨越了四个历史时期，因此“杂忆”中不少篇章为编写现代报刊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些文章，比如《旧闻杂忆·冯焕章的风趣》一文，写他年仅二十二岁时采访被阎锡山软禁的冯玉祥经过，对今天年轻一代新闻记者仍有启示和教益。就是老一点的新闻工作者，读《上马下马话宝钢》一类篇章时，也能从中受到启迪。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徐老，仍在为当前的新闻改革探索，这篇报道没有八股气，没有套话和废话，把人们对宝钢所关心的种种问题，文简意明地叙述得清清楚楚。
三十年的记者生涯，使徐老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物，亲身经历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从维新派的主要人物梁启超到“国学大师”王国维；从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到蒋介石、汪精卫；从爱国人士李济深到上海滩上的杜月笙；从艺术大师梅兰芳、徐悲鸿到著名文化人的邵飘萍、张恨水……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多次接见过他，国际上的一些风云人物徐老也有幸见过。徐老回忆同这些人物的交往，虽然有的只叙一事，有的只忆片断，但却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背景，以及这些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有的文章还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订正或补充。
“杂忆”在写作上颇有特色，读来好象听作者摆家常，但文字严谨、精炼、晓畅。徐老忆旧并非全系纯粹客观地叙述，对有些人和事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评价委婉，有的通过别人的口写出，如对梅兰芳；有的直书，如对汪精卫。大多数评价虽然寥寥数语，但颇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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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海中驰出的小船
——读巴金《童年的回忆》＊
张京
我轻轻地翻开了这本书。
它是来自记忆海洋中的一只小船。它载着作者的感情，又载上读者的感情，忽而在平和安静的海面上滑行，忽而在善与恶搏斗的漩涡中奋争。
它展示出一个青少年的未经历过的时代。
它记下了这位文坛巨匠最初的人生脚印。
童年的回忆……质朴，诚恳，纯真，动人。
从万缕乱丝中抽出一条思线，织成一张奇妙的网，罩住那过去年代的缩影，也罩住了读者们的心灵。
“极平凡的生活”，不平凡的路程。
嫩绿的春天，紫红的桑葚，可爱的鸡群；
阴森的衙门，礼教的囚牢，衰老的仆人。
作者的笔把我们引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我们又回到童年，用幼稚的心灵，去接受爱抚，同情弱小；用成长的目光，去体察黑暗，迎接光明。
在这里，我们看到虚伪与真诚的较量，也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他不粉饰自己，也不偏袒别人。
通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是作者风骨的写真：他实实在在地植根于大众之中，他属于人民。
袒露胸怀，尊重人民。这是人的准则，文的精灵。
字里行间，交织着爱与恨。正如他所说的：“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
爱的滋润，恨的萌生。爱得真挚，恨得深沉。
由“爱一切的生物”开始，到从爱的溺海中苏醒。他突然睁开了眼睛，成为封建专制的叛逆者、掘墓人。
老人将他的生活目标赠给读者：
“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这，也许就是这忆海小船留给我们的启示和结论。
＊本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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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笑的“武器”迎接伟大的变革
喜剧电影讨论会在桂林召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家协会广西分会、广西电影制片厂于10月22日至10月31日，在广西桂林联合主办了“喜剧电影讨论会”，就新形势下如何解放思想，繁荣喜剧电影创作，以及一些有关喜剧电影创作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讨论中，大家首先对三十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喜剧电影的创作道路作了认真的回顾。同志们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喜剧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批喜剧电影，如《月亮湾的笑声》、《飞来的女婿》、《生财有道》、《邮缘》等，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但还应当看到，由于“左”的思想流毒尚未得到彻底清除，电影理论研究工作的薄弱，喜剧电影创作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已有的一些作品，不论风格、样式、品种的多样化或思想艺术质量，也还赶不上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因此，必项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响应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以笑的“武器”面对伟大的社会变革，引导人们笑着向过去告别，笑着迎接未来。陈荒煤同志在讲话中说，不应当把喜剧电影仅仅看作是票房价值的需要，而要看到这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每一个喜剧电影工作者都应当有信心、有决心，解放思想、甩开包袱，大胆而积极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去，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创作出更多的喜剧电影。
与会者认为，形势的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的奋发向上，给我们的喜剧电影创作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喜剧电影创作的路子要宽些、再宽些，题材、风格、样式都可以百花齐放，要允许不同创作个性的发展。可以搞抒情喜剧，也可以搞讽刺喜剧；可以搞惊险喜剧，也可以搞带有滑稽色彩的闹剧，还有悲喜剧等……。总之，围绕着四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总目标，我们要充分发挥喜剧电影艺术的特殊功能，充分展现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并对其作出审美评价。 （张震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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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文化动态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首届年会最近在山西省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举行。会上，大家探讨了工艺美术的源流、派别、风格等问题，还研究了民间工艺美术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代表们联系各地的民俗风情与生产情况，结合幻灯和实物进行了观摩和交流。
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的会刊《民间工艺》也在会议期间创刊问世。 （民宣）
△一个专门以研究地方戏艺术规律为主的季刊《地方戏艺术》已创刊，并于明年向全国公开发行。该刊由河南省戏剧研究所主办。 （边）
△为使我国读者能对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流派、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美国文学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威勒德·索普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 （翔）
△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月刊社主办的一九八五年度中国戏剧、电视剧创作函授中心，将于近期面向全国招生。
（益）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青年丛刊《追求》将于明年创刊。《追求》以提高青年修养为主要宗旨，引导青年开阔视野，增长见闻，坚定信心，奋发向上。 （闻欣）
△专门介绍和研究我国民族民间优秀传统音乐艺术的季刊《民族民间音乐》，将于明年出版。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