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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以智取胜
项南
过去谈论以智取胜，一般是指用兵之道，如何能做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里说的以智取胜，是指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如何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取得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度发展。
福建最近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增加一些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再单纯依靠增加投资、建设新厂、多用劳动力这种以外延为主的传统模式来搞建设，而要靠以内涵为主的技术进步来赢得发展；不能只靠拚财力、拚体力、拚设备来追求速度，而是要靠开发智力资源，用知识的力量来赢得胜利。
增加智力投资，大力发展教育，加快培养人才，争取技术进步，建设精神文明，是我们今天的致胜之道。
智力开发，是要受社会和经济条件制约的。但正因为我国经济基础比较差，财政底子比较薄，才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最佳的决策，做到少投入，多产出，高效益。智力投资是经济效益最高的投资。对办工厂，不惜耗费巨资，对办学校，连小钱都不肯花，这是不高明的决策。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是力量的源泉，是最大的财富。世界上有很多依靠智力创造财力的例子。日本国人口密度大，国内资源很缺乏，但由于他们重视教育，用智力资源去吸引别人的财力资源，然后又从吸收他人的先进技术逐渐转到创造自己独特的技术，终于使日本成为当今世界上技术先进的经济大国。联邦德国、瑞士、瑞典等国，也都是强调以智取胜的。由此可见，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才，谁就能遥遥领先，谁就可以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经济竞争，说到底是智力竞争，人才竞争。未来的发展趋势更是如此。
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理论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已经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将给社会的生产力带来新的飞跃，并相应地带来社会生活新的变化。这就是当前人们正在热烈议论和密切关注的新的世界技术革命。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为了迎接这一新的挑战，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更应该强调以智取胜。今后发展自动控制、生物工程、光导纤维和新材料、新能源，不依靠掌握先进技术的知识分子，这些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即使是工人，也主要不是靠体力劳动了，而要靠知识、靠智力。在信息社会里，离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经济是难以起飞的；即使起飞了，也是没有后劲的。
以智取胜，这对福建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的工业基础薄弱，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在全国之后。福建要在这样落后的起点上走在全国四化建设的前头，面临三种速度和三种选择：一种是腾飞式。如飞鸟展翅高飞，迅速前进，这当然很好，但由于我们基础太差，要马上飞起来，提出什么“赶超”之类的口号，是不现实的；一种是慢步式。如老牛拉破车，慢吞吞地、循规蹈矩地前进，片面地理解“自力更生”，对国外先进技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自甘落后，这当然是不可取的；第三种是跳跃式。尽可能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成果来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跳过别人已经走过的某些阶段，从高点开始，争取时间，缩短差距。采取这种速度，这种战略，是可能的，也是必须争取到的。
要实现跳跃式地前进，就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强调以智取胜。要造就宏大的科技队伍，培养一大批懂科学、善经营、会管理的企业家和具有各种专长的优秀人才，同时又要大胆地、不失时机地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能够从现有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开始，从而缩短由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过渡的时间。我们不惜以巨资引进美国柯达感光技术，就可以使我国的感光材料工业一下子赶上了八十年代水平。我们发展彩色电视机，并不是从电子元件开始，而是先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从组装开始，先占领市场，然后再来发展重要配件。由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产业带来了质的变革。因此，发展钢铁、汽车、石油化工，也不一定要从头搞起。搞钢铁可以不从开矿、修铁路、建高炉开始，而是从拆船、轧材突破；搞石油化工，可以不从钻探炼油开始，而从后部加工搞起。这样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积累经验。如果一切都从零开始，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家后面，不知道哪一年才能赶上国外的先进水平。
由于十年动乱和长期“左”的干扰，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必须打开门户，把世界的先进东西拿过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跳跃式地前进。只拿来不消化，我们还是不能前进，“高点”又会很快变成“低点”。所以，对于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既要抓紧引进，又要狠抓消化。把引进、吸收、消化、创新这一系列工作搞好。我们应当学会这种本领，以便跳跃式地前进。而要跳跃式地前进，又必须把教育和科学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教育和科学作为重要发展战略问题来抓。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这个道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这几年，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抓经济工作中，开始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作用，做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工作。福建省原来电子工业比较落后，产值居全国第十六位。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现在全省已能生产十三个门类五百五十多种产品，1983年已跃居全国第八位，主要就是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引进先进技术。福建人均七分地，1975至1982年能够增产粮食五十亿斤，其中有一半是靠的培育、推广几个杂交水稻良种。但是，总的来说，对教育和科学的认识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还有相当部分领导干部视科学技术为“软任务”或“远水不解近渴”，脑子里没有科学技术的位置。少数同志甚至对科学技术仍抱有种种偏见。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还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过来。
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真正解决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化的关键。大家都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都来重视知识，重视科技，重视人才。各级领导都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真正作为全局性的工作，摆到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上，紧紧抓住不放，切切实实地加强领导。对我们各级领导同志来说，虽然目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有一项任务是决不可掉以轻心的，就是要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学习现代经济的管理知识，掌握科技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质。要取得科技工作的领导权，还要经常了解和跟踪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动向，不断扩大视野，做科技工作的知情者，做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另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大胆选拔那些锐意改革，懂得知识分子政策，年富力强的开拓型干部，充实和加强各级党政机关、科委、科协和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有了一个重视科技、熟悉科技的领导班子，再加上狠抓人才引进，广容天下英豪，又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就能迅速形成一个科技领域的强大优势，一个科技领域强大的领导力量和进攻力量，就能更好地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技发展新方针，就能开拓科技工作的新局面。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智取胜，是关系全省经济在本世纪内以至下一个世纪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一个称职的、清醒的领导者，必须具有这种战略眼光和胆识。
（本文是作者今年8月在福建省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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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异端”的断想
怀柱 嘉旺
每当社会大变革时期，新旧思想、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总是异常激烈，“犹冰炭之不可共器，寒暑之不可同时”。从历史上看，保守势力扼杀一种新思想，往往是先判其为“异端”，好象在戏台上，先抹敌方一鼻子白粉，置之于反派的地位，再诛伐起来就“名正言顺”多了。这战法活似“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大批判”。
在欧洲中世纪，“异端”这罪名好似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敢于探求真理的人们的头顶。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罪名有二：“异端分子”与“异端分子的老师”。有人做过统计，欧洲十五、十六世纪，被指为“异端分子”而惨遭杀害的达数十万之多，可见“异端”的厄运。
《辞海》释：“异端”一词出自《论语》，原指儒学之外的学说，后泛指一切违背正统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异端”同样是个非常恶劣的罪名。孔夫子有句名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要人们恪守“正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界陈陈相因，这大概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异端的厄运往往在于对正统观念的挑战。然而，正统就那么天经地义？不！诚如李大钊所言：“正统未必永为天经地义”。因为，即使某个正统思想学说曾经包含着某些真理性的认识，也总有它的局限。换句话说，它在取得那个时代所能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必然存在的缺陷或错误。事过境迁，物换星移，变迁了的时代总需要有人跳出正统的窠臼，脱颖而出，越过旧阵地，开拓新领域。由此看，“攻乎异端”，何害之有？
正统未必永为天经地义，“异端”也未必就是淫辞邪说。人类认识史表明：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初时总是被认为是对正统的亵渎，因为它有悖于常识。然而，很多时候，“常识＝当时人们的偏见”（黑格尔语）。唯“异端”是贬，实是偏见所致；轻易地扼杀“异端”，往往就是扼杀真理。
当然，“异端”并非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但是，对探索真理的认识运动来说，“异端”中那怕只有沧海之一粟般的真理性认识，也比墨守陈规的思想有价值，因为后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如果人们永远按固有的正统观念裁剪生活，人类怎能进步？要是依了当年以正统自居的“国粹派”，中国人只能诵经道古，穿长袍着马褂，视一切新科学为“淫辞邪说”，中华民族还有生路吗？
马克思主义也曾经被看作“异端”，但实践证明了它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尤其是它的创始人，是不用“异端”这罪名贬斥人类的一切思想文化成果的，他们对一切学说都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从中汲取可以丰富自己的养料，开辟认识真理的新途径。可是，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我们这里还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摆出一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架式，手执“批判”之剑，轻蔑地讨伐被他们认定为“异端邪说”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其实，他们捍卫的至多是已被阉割了灵魂、歪曲成教条的某些模式，或者是些已经被实践证明的错误观念。他们理所当然地一次一次地受到生活本身的嘲弄。
“要有勇气使我们的干部敢于接触一些‘离经叛道’的学说流派，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这是蛇口企业家袁庚的呼吁。有道理吗？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睁眼看世界，开阔视野。有根据吗？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以那种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头脑的气度去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非有这种气度不可！一见新事物就斥之为“异端”，一见“异端”就避之唯恐不及，还谈什么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头脑（列宁说：这是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必需条件），还谈什么开拓创新？只有认真扫除这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庸人气息以及造成这种气息的“左”的偏见，刷新人们的精神面貌，各项改革才能胜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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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反对早期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上）
托洛茨基反对派（以下简称托派）是从1923年起发生在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的小宗派。当时，他们乘列宁病重和逝世的机会，就苏联国内建设和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向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挑起争论。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问题，是这场争论的一个方面。这场争论之所以影响到中国，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也发生了托派，其主要原因，如周恩来所说：“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产生失败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待机而动，从而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与反对派结合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客观条件。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生活不健全，也给反对派和机会主义的活动造成机会。再加上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初期，很注意引苏联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就使得托派在中国有暂时活动的可能性。
中国早期托派基本上来源于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苏联学习并接受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学生；一部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领导职务而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不知悔改的那些人。
1927年4月至7月，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苏联托派与联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阶级联盟路线，是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观点得到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院校学习的少数中国留学生的赞同。11月7日，梁干乔、宋逢春、史唐等人，在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十周年游行时，与苏联托派一起，高呼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口号，与其他游行的群众发生冲突，酿成严重事件。事后，梁干乔等人即被遣送回国。1928年初，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设立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干事长，并在北平、香港、广州、武汉等地建立了支部。他们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被称为“我们的话派”。1931年5月初，托派小组织统一时，该派的成员发展到约一百二十人。
1928年6月和10月，托洛茨基先后抛出两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猛烈攻击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党造成了危害，提出了与中共“六大”完全对立的路线，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目前尚无革命的局势，应该为召集“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而斗争。这两篇文章被中国托派视为他们的纲领，广为传播。1929年5月，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看到这些文章后，也接受了其中的观点，向党的路线发起挑战。
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认真研究了这种局势，决议反击托派，从而揭开了我党与托派斗争的序幕。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托派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内）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党的反对派”，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革命）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亲自到陈独秀家里做工作，指出其借口“城市支配农村”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但是，陈独秀不听，却在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抄袭托洛茨基文章中的观点，一面为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辩解，一面猛烈攻击党自“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路线仍是“机会主义”，并要求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开展讨论，妄图把托派路线强加于党，在全党引起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党中央拒绝了他的要求。8月13日，《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中央通告指出，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党所绝不容许的”。28日，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代表又找陈独秀谈话，郑重指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批评他不应发表与中央对立的意见。9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联席会议，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在会上与坚持托派观点的彭述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陈独秀等人不听从中央的劝告，并且由陈独秀和尹宽作为代表，与“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事会谈判，要求提供学习材料，并加入他们的组织。由于总干事会的头头们认为他们是老机会主义者投机来了，有的断然拒绝，有的提出种种屈辱性的条件，致使谈判破裂。于是，陈独秀等在9月下旬自行组织起来，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凡为常委，何资深为秘书长。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托派文件，并向上海和外地来沪的党员进行宣传和组织拉拢，在党的各种会议上挑起争论，加剧了党的分裂。
他们的活动，引起党中央的严重关切。中共中央在10月6日写信给陈独秀。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逐条批驳陈独秀等人的错误意见，并提出警告，要他们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一切分裂活动，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是陈独秀等人却一意孤行。10月10日，陈独秀给中央复信，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还倒打一耙说：“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二人联名致中央的信中，竟然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表示与党决裂，狂妄地宣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鉴于此，党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党籍的决议。同时，回国的留学生中还未公开自己身份、准备长期隐藏在党内的托派分子，也被清查出来。有些人表示与托派决裂，得以继续留在党内；有些人坚持托派立场，亦被开除出党，从而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发表了他们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后来又出版机关报《无产者》，因而他们又被称为“无产者社”，在北平和香港也建立了支部，在托派小组织统一时，该派成员发展到约一百人。
此外，还出现了两个托派小组织。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等九人，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宣布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这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总干事会完全排斥陈独秀派的态度，不同意“我们的话派”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关于形势和策略的论述。“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后来因出版机关报《十月》，又被称为“十月社”。他们的成员后来发展到约五十人。同年秋天，游离在上述三个组织之外的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赵济、刘胤等七人，为了在未来统一的托派组织中“也可占一位置”，也单独成立了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被称为“战斗社”，成员后来发展到约三十人。
（唐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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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喜和报忧
张聿温
“报喜不报忧”作为一种通病，一直清理不尽，很叫人头痛。
为什么这个毛病如此顽固难治，原因自然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情况还大量存在。所谓“报喜得喜”，即只要报喜，不管是真是假，有没有水分，一般总会受到表扬，得到荣誉，甚至“升官”有望。所谓“报忧得忧”，即只要如实反映工作中的问题、缺点或失误，不管性质如何，责任在谁，总免不了招惹得一些人不满意、不高兴，挨顿批评还算轻的。这样一来，如果不是责任心、事业心很强的同志，不是名符其实的老实人，鲜有愿意实事求是地报忧的。
可见，解决“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关键在领导。首先，领导干部对于下面汇报的情况，不管是喜还是忧，都要调查核实、分析研究，正确地对待之处理之。同时，要认真严肃地教育下级如实地反映情况，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报喜时不许虚报冒领，把蚊子说成飞机，把计划中的说成正在干的，把正在干的说成已经干成的；报忧时也不许夸大困难，打埋伏，留一手。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现有人报喜不报忧，或者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则不但不能让他们捞到好处，还要给予严肃的批评直至处分。一定要绝了那些报喜不报忧的人沽名钓誉、捞取实惠的望，使这类“报喜”者得“忧”；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实事求是地反映工作当中的问题、缺点或错误的人，则肯定他们的老实态度，并积极地为他们分忧解难，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让“报忧”者得喜。两相配合，那么，“报喜不报忧”的歪风，可能就会有所收敛了。
当然，做到上面几条，前提是领导干部本身思想作风端正，能够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党对人民极端负责。否则，领导干部自己乐于闻喜，恶于听忧，甚至对上也报喜不报忧，而又怂恿、唆使下面报喜不报忧，要让他解决“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岂不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