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怀念伯伯彭德怀
彭钢
时光流逝得那么快，亲爱的伯伯彭德怀离开我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间，不知有多少人对我说，伯伯是一场悲剧的主角。这也许是的，但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弱者，他有着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真理，忠贞不渝，把一切都舍弃了。我总在想，伯伯为后人留下了什么呢？
（一）
1959年8月16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下午，司机老赵兴冲冲地告诉我，到南苑机场接伯伯，他从庐山回来了。
那天天气晴朗，从庐山来的飞机很快就飞来了，在我们面前徐徐降落。人们一个一个地从机舱里走出来，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不象往常那样互相打招呼，全都默不作声。我看见伯伯了，他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衣，手里提着一个黑皮包缓缓走着。我赶紧招呼着跑去，伯伯没有作声，拉住我径直走向汽车。
坐在车里，伯伯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空气仿佛在车中冻结了，我看看伯伯又看看伯母，不知怎么才好。半天半天，还是伯伯先开口了：“小兔（这是我的小名）考上大学了吗？”
“考上了第一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高兴地告诉他。
一路上，伯伯拉着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我预感到，出事了，庐山发生了什么事。
一到家，伯母把我叫到一边，哭着说：“你伯伯在庐山犯错误了，说他反党……”就从那天起，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突然笼罩了我们的小院，没什么人到家里来了，连我这个一向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走起路来也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什么。伯伯整天趴在桌上写呀写呀，有时写完又把纸撕了，背对门一动不动地坐着。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记得陈毅伯伯来看过他。那一次，我正想到伯伯办公室里去，一到门口就瞧见陈毅伯伯正在和伯伯交谈，伯伯说：“今后怎么办？自食其力嘛……”我赶紧退了出来。
伯伯有时也出去开会。有一回他震怒了，吼了起来：“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谁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自己来报名。”几年后他对我说过多次：“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可不能承认，如果要承认，那么你的成员是谁呀？多少同志将蒙受不白之冤，党会受到多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毁灭自己。”
伯伯在痛苦而严肃地思索，常常写着写着突然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或是到院子里来回踱步。有时，竟一口气走上一两个小时，一声不吭。伯伯在院子里踱步时，我就坐在走廊里的藤椅上一动不动地默默看着他。我知道，一块巨大的石头正压在伯伯心上，这块石头太沉重了，压得伯伯这样钢铁般坚强的人，都难以喘过气来。
但是，面对巨大的压力，伯伯决不象市井庸人那样觉得大难临头而诚惶诚恐。有一天我听见他在屋里大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嘛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二）
我和伯伯在一起生活多年了。我的父亲彭荣华，是伯伯的三弟，他和二伯父彭金华很早加入了党，都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湖南解放的时候，吴德峰同志派人找到我们，把我们兄妹几个送到北京。因我是最小的一个，就和伯伯住在一起，上完了小学、中学。眼下，正是伯伯需要我留在身边的时候，我却要远行了。伯伯一个人闷坐着，有时会伸出手指，扳算我还有几天就该离家，去西安上大学了。
心情一沉重，连时光也不愿在这静静的小院里多留，动身的日子转眼就到了。8月24日，也就是我动身前一天，伯伯走进我的小屋，轻轻地问：“东西准备好了吗？”
他看了看我放在一旁准备带走的衣物，说：“我看你的东西不多，就带上我出国用的那个小皮箱吧。”说着就走了出去，不一会儿提来一只深黄色的小皮箱，深沉地说：“我出国的时候总带着它。看来，我再也不会出国了，你拿去用吧。”我鼻子一酸，几乎流下眼泪。伯伯又想了想说：“今天把你从老家带来的南瓜吃了吧。”
吃完南瓜饭，我跟着伯伯走进办公室。要远行千里了，离愁别绪卷起了我心中千层万层的波浪，我真想说许许多多话来安慰伯伯，却不知从何说起。我呆呆地坐在他对面，凝神望着他。几天下来，我发现伯伯的两鬓猛添了几丛白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伯伯正在承受的压力，想起他多年来对我慈父一样的关怀，突然一阵难过，泪水涌出了眼眶。
伯伯也在看着我，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次你离家到西安上大学，又是参军，也就是进入社会了，从学习到生活都会有很大变化，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你要有思想准备，决不要因为我的问题对党有任何不满。你不要管我的事情，要相信党。”说到这儿，伯伯加重了语气说：“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动摇。”停了一下，他又说：“关键在于自己有信心，自己不垮，谁也无法整垮你。到了学院，你要争取入党。”
接着，伯伯又谈起自己的历史，谈起牺牲的战友。夜渐渐深了，伯伯谈得心情激动，这是他从庐山回来以后说话最多的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从伯伯的办公室出来，我回到屋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由地爬起来走到院子里。
伯伯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透过窗帘，我看见伯伯仍然坐在他那张大办公桌前的扶手椅里，面对着窗外沉思，他一动不动，如同一尊花岗岩雕成的石像。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伯伯就推门进来了，他摸着我的头说：“该走了，不要管我的事，好好学习，注意身体……”我鼻子一酸，泪水在眼眶上直打晃。
伯伯一只手替我提着皮箱，一只手拉着我，把我送到院子门口。他对前来送行的綦秘书说：“请你送她一下吧。”
綦秘书用自行车驮着我的小箱子在前面走。我和伯伯握了握手，泪水就再也忍不住了，滴嗒滴嗒直往下掉。我赶紧低下头转身就走，我知道伯伯是不喜欢我哭的。我一边走一边用手绢擦眼泪，走出十几步一回头，伯伯还站在门口向我招手呢。我一扭头又走出好远。
要拐弯了，我又一次回头看看，只见伯伯还站在门口望着。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泪水打湿了手绢。
（三）
我来到大学之后，“反右倾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来了。我陷于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我从小在党的旗帜下长大，单纯得象一泓清水，虔诚地看待每一个文件和口号。然而，和伯伯一起度过的岁月使我疑虑，伯伯怎么会反党呢？第二年暑假一到，我急忙赶回北京，要向伯伯问个清楚。
这时，伯伯已经移居京郊吴家花园了，当我终于找到这里，要往里走的时候，却被门卫拦住了。我大声说：“我找彭德怀，我是他侄女。”
夏天，窗户都开着，伯伯一听到我的声音，赶忙跑出来了。他只穿一件汗衫，下摆扎在褪了色的旧军裤里。瞧见是我，他高兴极了，大声地说着什么。
我却一下子惊呆了，分别不到一年，伯伯原先只有稀疏的几许白发，现在几乎满头霜雪，仿佛一下子老了十来岁。伯伯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第二天晚上，我们就“思想交锋”了，谈不几句，伯伯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东西，递给我说：“你可以看看我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说完，点起一支烟等我。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文件中说的“彭德怀的意见书”，它又轻又薄，不过几页纸。
等我读完信，伯伯就讲了起来：“我这样写，是作了调查研究，有根据的，我特意到农村去看过。搞‘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完全不顾实际情况。搞了许多食堂，和中国农村的燃料条件、风俗习惯都不相适应……一些奇怪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不可能的。干事情不能没有条件，不讲条件不是唯物论。”
伯伯又点起了香烟。他在庐山会议以前是不怎么抽烟的，拿他的话说：“这是庐山会议给我带来的坏毛病。在庐山开会，我一天两包都不够。”
伯伯时而深沉，时而激奋地阐述了他的观点，讲述了他毅然上书的全过程，一直谈到深夜。我终于明白了，这封信，是伯伯深思熟虑的产物，即使他在庐山上不写，下了庐山也是要写的。
谈着谈着，伯伯的话说得慢了，两道浓眉痛苦地绞在一起。他难道不清楚吗，正是由于这封信，使他壮怀激烈的战士生涯突然中断，他来到寂静的吴家花园，虚掷着宝贵的光阴。然而他的观点没有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追求什么？
我忍不住地对伯伯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
听了这句话，伯伯猛一下抬起头来，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颤动了，他说：“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伯伯极大地激动了：“我要对人民负责任。我可没你们考虑得那样多，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这才是主人翁的态度，不能去想什么个人得失。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从我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把自己全部交给党和人民了，不单单属于我了。你不是也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吗？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容易?……”
（四）
十年动乱中，伯伯遭受残酷迫害。当党中央为伯伯平反以后，我看到了一份材料，记录了被“专案审查”中的伯伯是如何一身正气，奋力抗争的。
有一次，伯伯被逼供，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杀掉头也没有！”“我不想写，我什么也不怕，我要坚持真理。”材料记录着，伯伯“经常在屋里小声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另一份材料，记录于1969年4月，是这样写的：“‘九大’以来，他拿出‘九大’秘书处新闻公报，看主席团名单，扳着手指头数，……流眼泪四次。”4月24日晚，他听到“九大”闭幕的公报后，“情绪有些反常，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流泪一次，在床上翻来复去，一夜没有睡着。”“在看新闻公报时，主要是看中央委员名单，边看边用手指点，不断摇头叹气。”
这是亲爱的伯伯为党的事业遭到摧残忧心如焚啊！伯伯身陷囹圄，仍然无时不在挂念祖国的建设事业。我面前，摆着伯伯被关押到北京后写给周总理的一封信。
“……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二十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多，堆积大渡河南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它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已报告程子华同志和西南局，他们都很重视，当时已移四川省办理。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本不该打扰您，但我不知该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 穿 1967年4月24日晚”
“石穿”是伯伯的别号。一看到这个名字，一桩往事就浮现在眼前。
1965年国庆，我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伯伯亲笔为我修改后非常高兴，一定要我马上去交给党组织，还亲自送我到车站。
走在路上，伯伯突然问道：“知道我为什么取号叫‘石穿’吗？”他告诉我，在他少小离家，寻找真理的日子里，有一次在外遇雨，躲进岩洞，洞顶滴水不止，年长日久，把脚下的石板溅出一个个深深的凹坑。触景生情，“所以我取号‘石穿’，用以自励。”伯伯的意思我明白了，在生活中进取，要百折不挠，滴水穿石。
（五）
1974年11月29日，伯伯终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待我接到通知，急忙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连最后相送一程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写到这里，我的笔不住地颤抖。伯伯，您对人世间的生生死死，从来都是坦然待之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的一天傍晚，我陪着您在中南海边散步，您注视着碧波荡漾的湖水，深情地说：“想起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人要好好工作。我们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就对得起长眠的战友了。”
我在一边连连说：“您在想什么呀，伯伯。”
您笑了，轻松地说：“我托你一件事吧，我死后，你把骨灰装进一个葫芦，放进大海，让我飘洋过海，去看看五大洲的人民。因为我生前忙碌，去不了许多地方了……”
伯伯，我忘不了您在临终前的抱恨。那是1974年10月23日，我和堂兄康白来到您病床前，这时，您已经被折磨得半身瘫痪了。您突然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抓住我的手，握得紧紧的，对我们说：“看来，我是不行了。我死后，骨灰是不是能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呀？你们的父亲是光荣的烈士，可我……我怕玷污他们呀……”说着，伯伯大滴大滴地淌下了眼泪。
伯伯，您若是能够再活四年该有多好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您平反。消息传来，我顿时泪飞如雨，耳边又响起伯伯在吴家花园对我说的一句话：“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会对我作出正确的结论。”
伯伯，今天我能够告慰您的是，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在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工作着。亲爱的伯伯，为强大起来的祖国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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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天津分别集会和举行仪式
纪念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牺牲50周年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赵平安、朱泽民）纪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扫墓和纪念碑、亭落成仪式，今天上午在郑州烈士陵园举行。
纪念碑正面镌刻着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吉鸿昌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杰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天津、张家口、郑州等地的负责同志，以及吉鸿昌烈士的子女吉瑞芝、吉兰太等和吉鸿昌烈士的生前战友参加了扫墓和碑、亭揭幕仪式。刘杰和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何竹康为纪念碑、亭揭幕。
昨天下午，在吉鸿昌烈士家乡河南省扶沟县举行了纪念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及吉鸿昌烈士铜像揭幕式。
河南、天津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吉鸿昌烈士的女儿吉瑞芝等亲属以及扶沟县干部群众一万六千多人参加了纪念会。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甫在纪念大会上介绍了吉鸿昌烈士的生平业绩。吉鸿昌同志1895年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投奔冯玉祥部当兵，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是西北军中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吉鸿昌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鸿昌于1933年组织领导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组织武装抗日义勇军。同年11月，吉鸿昌同志不幸在天津被捕。在敌人的法庭和刑场上，吉鸿昌同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写下了壮烈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1月24日，吉鸿昌同志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赵文甫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了吉鸿昌同志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高尚品质，号召全省人民以实际行动学习吉鸿昌同志的革命精神，为振兴中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吉鸿昌将军的女儿吉瑞芝同志等也在会上讲了话。
纪念会后，在扶沟县烈士陵园举行了吉鸿昌将军铜像落成揭幕仪式。扶沟县人民集资铸成的吉鸿昌烈士铜像，安放在吉鸿昌烈士纪念馆前的广场上。
纪念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将于11月26日在郑州举行。
11月18日，在吉鸿昌烈士生前居住过的天津和平区花园路四号故居，举行了纪念匾揭幕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为纪念匾揭幕。
在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前夕，邓小平同志为《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写了书名。聂荣臻同志为纪念活动的题词是：“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薄一波同志的题词是：“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吉鸿昌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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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改革的实践中挑重担长才干
陕西省委选派中青年干部下基层锻炼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报道：陕西省委在加紧建设第三梯队中，按照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原则，最近从省直机关中选派了五十二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地、县和厂矿分别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经受锻炼。
这批下派干部全都具有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平均年龄三十六点九岁。他们既是各单位准备提拔重用的后备干部，也是经过考察选拔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些同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上层机关工作经验，政治上比较成熟，思想上比较敏锐，主要弱点是，缺乏基层工作的实践和领导全面工作的经验。
胡耀邦同志今年九月在对陕西省工作谈重要意见时指出：“有知识的年轻的缺乏实际经验的同志，还要到基层去工作，经受锻炼”。因此，有计划地组织这批同志到基层任职锻炼，在改革的实践中挑重担、长才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省委组织部在安排这批下派干部到基层任职锻炼时，首先做好“选点定向”工作，本着定向培养的原则，按照各人的特长和将来准备担负的工作以及基层单位的需要，合理制订下派方案，并注意选择领导班子团结、党风端正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和单位。同时，为了加强对下派干部的管理，省委组织部还建立、健全了管理办法、考核制度和相应的措施。下派干部到基层单位，不占该单位的编制，但应担任实职。下派期间，不带户口和工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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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上的粮食专业户洛桑旺堆
西藏江孜县农民洛桑旺堆一家，用哈达和青稞酒迎接新买的拖拉机。他家已先后购买了四台拖拉机。
新华社记者 土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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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大话、假话及其它
石角
某县有的干部谎报全县农村人均收入五百元以上。不久，这个数字便见诸报端。当地老百姓看到后骂道：“又在吹大话！”
“吹大话”，就是说大话，此风由来已久。人们还记得，1958年“大跃进”那阵子，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话下，亩产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上了天。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饿肚子，头脑清醒了，认为大话不能说，要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可是好风不长，“文化大革命”中说假话之风盛行，谁能说假话，谁就有机会飞黄腾达。反革命头子林彪就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大话、假话在实质上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都是没有科学（事实）根据的胡说。
一些干部在1958年那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说了大话有情可原；有些同志在“文革”中怕挨整（除想当官者外）说了点假话，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五六年之后，还说大话、假话，就不能允许了。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党中央又经常提醒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任何工作都不能说大话，搞浮夸。全面整党开始以后，党中央又明确指出要坚决纠正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的不良作风。某县有的干部竟对这些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怎能不说是个严重错误呢？！
为了杜绝说大话、假话，除了取消或撤销以大话、假话骗取的荣誉称号或领导职务，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外，还应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绳之以党纪国法。否则，说大话、假话之风难以刹住——这就是过去的和现在的事实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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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山公园将竖立孙中山先生铜像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徐人仲）我国著名雕塑家正着手塑造孙中山先生铜像。这座铜像将安放在北京中山公园。这是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最近作出的决定。
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他的灵柩曾停放在北京中央公园。这座公园因此于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停灵柩处被命名为中山堂。
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持孙中山铜像的塑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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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顺义荣获“离休干部标兵”称号
新华社沈阳11月24日电 （记者黄明松、通讯员沈敬贤）全国著名战斗英雄郅顺义荣获“离休干部标兵”称号。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刘振华11月23日签署了这项通令。
六十六岁的郅顺义1981年离职休养以来，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离休不减英雄志，余热发光立新功。他先后给中小学生作革命传统报告一百六十多场，还担任沈阳市八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协助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沈阳市有所中学的初三五班是个学习和纪律比较差的班级。郅顺义担任这个班的校外辅导员以后，经常同学生一起开展课外活动，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组织他们学习雷锋，学习董存瑞，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上进心，使这个班很快改变了面貌。
今年7月，郅顺义回到家乡河北省丰宁县小河村，看到乡亲们种地和养殖还是用旧的传统方法，影响了生产发展。他帮助村里成立了科普小组，还把自己家的一幢房子让给他们作活动场所。村里人编了一幅对联：“老英雄，回家乡，无私献房；家乡人，不负望，奔向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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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今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以通用机械工业部部长帕沃尔·巴希尔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会见和宴会时在座的有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赫本和夫人。
昨天晚上，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会见并宴请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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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楼村党支部做好外出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
本报讯 据广西日报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蒙山镇北楼村党支部，认真做好外出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外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随着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这个村先后有二十四名党员外出搞副业。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党支部召开的会议无法参加。为了加强对这些党员的管理和教育，今年春，党支部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制订请假、汇报和交纳党费制度。规定凡是需要外出做工的党员，必须向党支部请假，并要求外出的党员每月写信一至两次，向党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每月按时交纳党费。二是利用节日时间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外出期间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三是要求外出党员做到四个带头：带头学习、贯彻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劳动致富；带头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帮助家乡建设和扶持其他社员致富。四是在外出一起工作的党员中建立临时党小组，定时开展党的活动。五是对外出工作的党员，支委采取分工包干的办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
采取以上措施后，绝大多数外出工作的党员，都能自觉地参加党的活动，按时向支部汇报思想、工作情况，按时交纳党费，接受党组织的管理和教育，较好地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