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推倒这堵“鬼打墙”
杨健民
官僚主义者付出的“学费”实在太惊人了。仅从报纸上拈出数例，便有：
广东省外贸的“烟叶诈骗案”，八百多万美元的买卖竟无人过问，纯损失近三百万美元；
北京市外贸总公司出口不收款，进口不领货，使国家损失一百多万元；
上海市四十七万斤苹果因被茶叶公司使用化学药物熏蒸而霉烂，损失十六万五千元；
沈阳市干鲜果品公司的桔柑，由于无检验储入冻库而霉烂七万七千多斤，损失十万零三千元……
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罪人是谁？但见公文在，上面○套○；但见报告在，末尾图章连图章，使人眼花缭乱，要打屁股还真找不到下手处呢。《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评论广东“烟叶诈骗案”和上海市苹果霉烂事件时，都指出这里有一种看不见的“罪人”——严重的官僚主义。其实，官和僚都是有形的，现在既然还有官，即使称作领导或者什么长、什么主任的，下面自然也就有僚，因为僚者，官之属也。这些似乎都不难找到，问题在于，官和僚一称“主义”，就把有形的东西变成了无形的东西，难以捕捉了。恰如老鼠是容易捉到的，而一旦变成老鼠精，浑身灵气，那就成了无形的，无处可捉了。这使我想起将近一个甲子之前鲁迅所说的“鬼打墙”。这“鬼打墙”让你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死死横在你面前，使你不得进半步。鲁迅说：“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象‘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我们现在所说的官僚主义，有时便象一堵这样的“鬼打墙”。
不是吗？盖一座楼房要敲四十块图章，上一个小项目得经过六七十道关卡审批，真够你“碰”的了。鲁迅当年对搬个炉子也得流血的改革之难痛心疾首，而我们今天却可以为购置一把开水壶不惜举行一次“马拉松会议”。这样的官僚主义者，真可谓“拖拉比赛”的冠军，“图章展览”的典型，扯起皮来又岂止“一千零一夜”！如此种种，让你“碰”来“碰”去，原因没有别的，就因为这堵官僚主义“鬼打墙”是无形的，而且，不知道是由谁垒起来的。因为它无形，才叫人无法防备，结果是必然碰壁，轻则掉头跑掉，不了了之，重则焦头烂额，付了“学费”；因为它无形，也才叫你抓不着把柄，直到碰了壁，你还如堕入五里雾中，不知“鬼”在哪里。它使你尽情磨蹭，直至磨平了你身上的锐气，也还无可奈何。也许正是如此，撞“墙”碰“壁”者虽然很多（他们也是不得已啊！）也经常在大声疾呼应该拆掉这堵墙，但成效尚不大。久而久之，反而使不少人对于官僚主义满不在乎，甚至完全麻木了。所以，尽管你喊得再凶，骂得再狠（甚至斥之为死官僚主义），它仍然可以无动于衷，因为它是无形的，“板子”是打不到谁的屁股上去的。
推倒官僚主义这堵“鬼打墙”，已经是当前体制改革中一项重大任务了。那么，怎么个推倒法呢？我认为，要打倒或者是消除官僚主义，首先是不要再抽象的喊作“官僚主义”，而是要使官僚主义具体化，起码能够使人摸得到“主义”下面的人的屁股；其次，要找到这堵“鬼打墙”借以垒起来的原因，推倒它的墙身，挖掉它的基础；再次，即使撞了“墙”，碰了“壁”，也要有当年鲁迅的那股锐气与韧性，而不能得出当年阿Q那样的结论“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便作罢。
在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鲁迅就极力主张去打那“鬼打墙”。他说：“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这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来说，无疑是一帖清醒剂。何况，今天有根本不同于鲁迅那个时代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在，它本身是要求彻底消除官僚主义的。否则就连报纸上已登载过的那些严重官僚主义的案件，也是揭露不出来的。
第8版()
专栏：
“菊人”的欢乐
王正湘
公园正举办一个盛况空前的菊花展览。
入口处，用色彩斑斓的菊花扎成“美化生活”四个大字。格外惹目。逶迤的楼台亭阁附近，摆满大大小小的各种类型的菊花。
我在一列绿菊前停下来。这儿围观的人比别处多。标记上写着“色绿少女”。我心里豁然一动，啊，这不是“菊人”晏才毅培育的菊花珍品么？这儿也引种了啦！
“色绿少女”花型飞舞，但纷而不乱，最难得的是一瓣有两种颜色，瓣根绛紫，瓣端豆绿，淡淡的绿色罩在紫红的花头上，好象一位紫衣少女裹在绿色的纱幕里，绰约多姿，别有一番风趣。这是菊人精选了一千多株菊花，用一级品种“彩练当空”做母本，用另一种一级品种“巧夺天工”做父本，传粉杂交，精心培育而成的。
我在花海中穿行，又发现了“绿云”、“白毛菊”、“玉孔雀”、“盘髻仙女”、“梅王争春”、“柳浪闻莺”……
啊，这不都是“菊人”培育的新品种么？
我停住脚步，一一品味，花姿、颜色、香气都是美的，此外，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象一幅幅精湛的画，象一首首优美的诗，有着深远的意境，我深深地陶醉了。
晏才毅年近古稀，是一位退休了的中学生物教师，爱菊成癖。“菊人”是他给自己起的别号。他十二岁时就开始种植菊花，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
繁殖菊花，采用常用的扦插、分株、嫁接、压条等方法，品种发展很慢，他为了大量培育新品种，满足人们需要，于1951年开始探索菊花杂交育种的奥秘。这是菊花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经过十多年的辛劳，1966年初见成效。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史无前例”的风暴来到了。一天，他去校园的一角探望心爱的菊花新品种，一种意外的景象使他大惊失色，几乎昏倒。花盆被砸得七零八碎，菊花被拔了出来，撒满一地。这是“造反派”给它们扣上“资产阶级毒草”而拔掉的。他微微颤抖的手捏着被折断了的菊茎，两串晶莹的泪珠扑簌簌地滚落在多皱的脸颊上，痛心疾首地嚷道：“愚昧无花！”泪水把一根根菊茎沾湿了。
从此，他偷偷地在家里培育菊花，继续探索菊花育种的奥秘。
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领导和广大师生的支持帮助下，他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小菊园，栽培了大片菊花。在教学之余，他废寝忘食，一颗心扑在育菊事业上。不管酷暑严冬，他都逗留在小菊园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黎明和黄昏，精心培育出了不少新品种。有人用诗描述他的辛劳：“汗气催成花上露，嫣红应是血凝成。”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在菊花育种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初步解决了菊花结子少、育种难、优良品种特性不稳定的难题。为此，1980年他出席了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授奖大会，荣获三等奖。
我记得，在他获奖后不久，我见到了他，他谈了今后的打算：撰写一部育菊专著；继续培育新品种，并且设法推广。他说：“菊花的美，我以为应该使千千万万人欣赏。”而大力发展菊花生产的关键，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加强品种选育。
我说：“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你的品种多了，推广了，连珍品也不名贵了啊！”
他微笑不语。自他的育菊事迹在报上、电视上介绍后，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片飞来，来访的人也络绎不绝。有的人向他请教育种的技术，有的人向他索取菊花和种子。他觉得这是推广新品种的最好机会，便都一一热情对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小心翼翼地把黄褐色的比芝麻还小的菊花种子放在信封里，把满含生意的菊芽装入小木箱里，寄给远在千百里以外许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于是各地陆续引种了他培育的许多菊花新品种。
此刻，我想，在这公园里看到的，不过是菊人培育的菊花珍品的小小一部分，但它们为这儿增添了多少光彩啊！
我不由地想起了他写的一首诗：
菊是秋香草，
花开飞彩霞，
育成芳艳色，
种在万人家。
“菊人”啊，呕心沥血的老园丁，我知道你把美的种子播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上，这正是你最大的欢乐。
第8版()
专栏：
对《从“预定卧铺”说到改革》一文的答复
北京火车站
《人民日报》9月5日第八版“群言录”专栏，发表了徐城北同志《从“预定卧铺”说到改革》一文，对我站的售票组织工作提出批评。作者发出的关于“买票难”的许多感慨，反映了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在国家运输能力紧张的今天，我站的售票工作，确实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在服务态度、营业时间上，也存在着对旅客购票困难体贴不够的缺点。对于作者对车站建设的关注，我们表示谢意。
但是，作者所列举的一些具体问题，却有与事实不符处：其一，作者误解我们把前门等市内预售处，预售开车前第四天的卧铺票，改在站前预售处预订，以达到收取手续费，增加“经济效益”的目的。实际上，市内预售处只发售第二三天的票，从未预售过第四天的车票。今年7月，为了缓解旅客买票难和“早拿到票早放心”的要求，也为了缓和市内各售票处排长队的问题，我们在市内售票处不动的基础上，在广场的站前街小件物品寄存处，挤出一块地方，开办了站前车票预售预订处，增开了十一个窗口售票。预售全国各站第四、五、六天的座席票和预订第四天的卧铺票。这样，既可缓和各处排队长的问题，又满足了旅客早些拿到票的要求。同时为来京作短期停留的旅客，提供了下车就近购票的方便。自7月1日开业以来，平均每天售票三千余张。其中卧铺票六百到一千张。这说明，增开这个售票处是受旅客欢迎的。
多年来，我们在解决旅客买票难的问题上，千方百计，利用现有设备，采取了许多预售预订措施。如：在站内售当日票；在市内四个预售处售二至三天的票；在站内设五人以上团体票预订处。预订七至十天的票；设三十人以上团体票预订处。近一年来，通过改革，又增加了有百人以上乘车的各种会议售票业务；面向全市，开办函订车票业务。在站内开设了国际和港澳旅客售票处；寒暑假期，在站内开设学生购票专口；以及近来开设的站前预售处等等。这些措施，对缓解“买票难”都是有益的。目前，北京站每天发售各种车票八万余张。由于采取了上述各种措施，车票预售预订率，已占售票总数的58％。
其二，作者误认为，预订车票收取手续费和卧铺票预订金是为了增加“经济效益”。而实际上，站前预售处每天发售的两千多张座席票的数额，是从站内电话预订处移过来的。预订改预售，每天减少收入手续费二百多元；预订卧铺手续费每张一角，已实行近三十年，并非“改革”新事；至于卧铺预订金二元七角，实际上是国家规章规定的卧铺票退票费。车票并非商品，过期就不能卖。因此，订票不取和取票不走，都要向国家交纳退票费。这样的规定，对计划不周的旅行者是一种制约，以防止和减少运输能力的浪费。即使如此，北京站每天仍有二千五百至三千名旅客退票。支出退票款三四万元。其中卧铺退票占20％左右。有些旅客临近开车时间退掉卧铺票，已无法再出售。因此，对车站来说，预售预订票时间越长，退票率越高；收入卧铺退票费越多，经济损失越大。预订手续费、退票费及各种罚款，都是作为铁路运营收入如数上交国家的，不存在车站有什么经济效益问题。
其三，作者误认为，北京站凭发号限制旅客托运行李，让旅客行李超重，“上车挨罚”，收取罚款以肥私。实际上，我站从来没有过这种做法。旅客行李是绝对保证托运的。今年6至8月，在一千五百平方米行李库房挑顶大修，不能存放一件行李的困难条件下，也没有少承运一件行李。此外，作者批评的“北京站的旅店介绍处”的一些问题不属我站管辖。
当前，改革的潮流势不可当，“各项改革，必须在为人民服务思想指导下进行”，任何以假乱真，欺骗社会，以饱私囊的所谓改革，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也是反对的；今后，我们将根据广大旅客的意见，继续搞好改革，以进一步缓解旅客旅行的困难。
第8版()
专栏：
满江红
金仲华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
端木蕻良挂剑情深，情如许，绵思如絮。淞沪上，手栽花木，年轮记赤。解蔽拓荒通南北，劈荆斩棘无畏夕。白雾里，野火烧不尽，春风急。哲人逝，果实硕。怀往事，意难释。乱云拨尽，重整天日。创业业绩欣有纪，新生生命未空掷。应告慰：看万壑争流，千山碧。今秋火子与端苓来舍，忆及仲华同志逝世，忽忽十五载矣。《生活》曾被迫更名《永生》，峥嵘岁月，激扬文字，促我怀思。旋以有辽西走廊之行，未及点定。际兹炉火初红之际，漫成斯稿。
第8版()
专栏：新书架
《中国四十年代诗选》
在全国诗人的努力和支持下，《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四十年代是战斗的年代，它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决定民族与民主命运的搏斗，因而，这一时期的新诗是弥足珍贵的。但由于资料的散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为完备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而这恰恰又是国内外广大读者、研究者的普遍需要。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和满足要求，本书就所能找到的资料，尽量选编了当时国统区、解放区、游击区和沦陷区，包括各个流派的优秀诗作。其中有当代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早已不为人所知的诗人的创作，有一些诗人，已经成为烈士。他们的风格也各式各样：有的高昂，有的醇厚，有的直抒胸臆，有的低回婉转，有的继承和发展了民族形式，有的尝试和探索新的领域。总之，呈现出来的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有一个共同点，在他们的歌声里，都跃动着一颗坚毅的中华民族的心。“诗选”共有作者四百四十余人，诗八百多首，分上下两册出版，由艾青题签，臧克家、王亚平作序。 （山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