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怀念张云逸同志
韦国清 张劲夫 胡立教 朱云谦 陈锐霆
今年11月19日，是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忌辰。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想到他革命的一生，高尚的品德作风，激起了无限追怀之情。
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是广东省文昌县人，生于1892年。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张云逸同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忠心耿耿，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品德高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为人们所称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张云逸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北伐战争。他入党后，利用社会关系，在国民革命军中做了大量有利于我党的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任参谋长，由于他的秘密掩护，使该师大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同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后来该团转入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派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进入广西工作。张云逸同志担任了原桂系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负责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他根据党的指示，为把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改造为革命的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后来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他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1929年12月至1930年2月，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参加，先后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
1930年2月至3月，红七军粉碎了桂系军阀的猖狂反扑和进攻。4、5月间张云逸和李明瑞等同志率部到敌人统治薄弱的黔桂边境进行游击战争，攻占贵州榕江，全歼守敌。6月初，红七军回师右江予敌以重大打击，重新攻占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后来，红七军奉令北上，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抵制了“立三路线”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错误，沿粤桂边界率领该军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七军在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战斗，辗转七千多里，终于胜利到达中央苏区，得到了中央“转战千里”的奖誉，张云逸同志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
后来，张云逸同志曾任粤赣军区司令员、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等职，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长征中，张云逸同志协助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完成突破乌江的任务。他亲自察看地形，指导部队架设浮桥，保证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了乌江。1936年12月7日，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党中央任命张云逸同志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他是组建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新四军的整编、集中、展开的一系列工作。1938年4、5月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展开，11月，张云逸同志率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舒城地区，传达贯彻东进方针，恢复已被取消的挺进团，指挥四支队八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1939年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兼任指挥，并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编部队。除第四支队外，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五支队挺进到津浦路东，四支队进到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藕塘地区，从而完成了战略展开。到1940年，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打通关系、东与苏中新四军取得联系的任务，为开辟淮南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到达江北指挥部，传达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张云逸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12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接着又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向我津浦路东进攻，企图夹击消灭我军。张云逸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反摩擦的方针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坚决贯彻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了定远城，取得了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又指挥四、五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气焰，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曾经说过：“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并兼第二师师长，直接领导二师坚持淮南地区的斗争。1941年3月18日，他同邓子恢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夏季又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作了《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的讲话。1942年夏，他调回军部专任副军长前，指示二师供给部开办了飞马烟厂，后来又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1943年秋，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张云逸同志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指导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予敌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1944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当时，陈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东即到鲁南前线指挥作战，张云逸同志领导了部队北撤工作，并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实现了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志兼任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同志主持。1947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时，张云逸同志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就地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同年，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同志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进行了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巩固后方，支援战争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同志历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直接主持广西工作，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胜利。
（二）
张云逸同志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工作。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协议。1934年1月，张云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担任我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同志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同志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西安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跟随周恩来同志参加我党代表团的工作。1937年4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在离延安五十里的劳山山口遇匪阻击，周恩来和张云逸同志临危不惧，脱险后又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奔走于南京、武汉、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党中央还派他到澳门去迎接叶挺同志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时期，鉴于以往参加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了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张云逸同志曾多次同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国民党限制我军发展抗日武装，企图割断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皖东我四支队和豫皖苏六支队调往江南，并无理限制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地域活动，企图借刀杀人。张云逸同志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廖磊的继任者李品仙，1940年初入皖，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限制与摩擦愈加厉害，直至向我发起进攻。张云逸同志一面提出团结抗战，强硬抗议国民党的限制和挑衅；一面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胜利。
（三）
张云逸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个人生活俭朴，工作刻苦，一贯被同志们称道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
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继日，带病工作。
张云逸同志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谊。红七军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时，他同韦拔群同志依依惜别，相送分手时赠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语短情深，十分感人。
张云逸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热情帮助，耐心教育。抗战期间，张云逸同志从皖南到江北后，曾耐心地对高敬亭同志做思想工作，争取他贯彻东进的方针，对于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张云逸同志一直主张以宽厚态度处理。有一位团的干部在战斗中失利，被误解为临阵脱逃，将被严厉制裁。张云逸同志得知后，立即根据实际情况保释了他，保护了干部。
张云逸同志对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新四军北撤山东后，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许多同志都深感张云逸同志待人亲切无微不至。凡经他谈话分配工作的同志都愉快赴任。有个同志不愿做敌军工作，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云逸同志对他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说服了他，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张云逸同志特别关心患病和负伤的干部。1939年，徐海东同志患病，张云逸同志亲自安排他治疗和休养，并派了一个加强步兵连警卫和保护。
张云逸同志工作刻苦，深入细致。他是我军的一位老一辈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参谋工作作过许多精辟的报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经常强调指挥员对情况要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确实弄清。起草各种文书，都要文字准确，不容含糊。他对作战、情报、机要、通信等部门十分关心，亲自找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红军时期，张云逸同志任军委副参谋长时，是在作战局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张云逸同志生活俭朴，战争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常常节省下来分给周围的同志食用；行军时用自己的驮骡帮助机关年大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胜利后，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张云逸同志十分关心下级和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要刻苦学习，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职逐渐减少以后，仍然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老革命根据地去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经常看望离休干部，勉励干部发扬优良传统，鼓励青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一代一代接下去。
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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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绥远起义
裴周玉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当时我是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受党中央指令，在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到第一线参与了解决绥远问题的全过程。
（一）
绥远，即现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当时有二百万人口，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归绥（今呼和浩特）以西一百二十万人口，绥东为我解放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扼守在绥西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华北地区的孤立据点，想逃已无路，想打又打不赢。绥远是傅作义将军的发祥地，又是傅的重要将领董其武所控制的地区。傅作义将军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是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全国和绥远的形势，适时地提出了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什么是“绥远方式”？毛泽东同志说：“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到绥东解放区向第八军（原为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1949年3月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八军）传达全会精神，缓和指战员同傅董军队的对立情绪，从战略方针上加深对“绥远方式”的认识。
接着，我们在部队中开展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并采取许多果断措施，如报刊停止揭发董方过去的恶习；单方允许董管区群众、军人自由出入解放区和经商；改董军为友军称号，以争取缓和双方的敌对情绪，促进绥远形势的好转。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停止瓦解董军和组织董军哗变的指示，全力转向团结与巩固董军，支持绥远的整体起义。3月初，党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董军步兵九三九团起义。在团长魏岗率领下，九三九团从归绥拉到绥南凉城地区。魏岗亲自来到解放区，要求我们派军队接应。当时，我们无条件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由于双方都有诚意，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1949年6月8日正式达成“绥远和平协议”，主要内容是：停止敌对行动，划定解放军与董军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全线通车与通邮、通电，恢复商业与贸易往来、货币兑换和文化交流；归绥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及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办事处等。
为了适应全国新形势，中央决定：将绥蒙地区改名为绥远省，取消原野战军第八军番号，将八军同原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省军区，移驻集宁城之桥西，积极准备迎接绥远的和平解放。
（二）
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进步势力坚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上层进步人士张钦等领头发起了“和平呼吁书”活动；六百三十多名蒙古、汉、回等各族代表、开明人士联合签名，拥护我党对绥远的和平方针。
进步势力愈发展，反动势力愈猖獗。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枪杀我工作人员王士鑫的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董其武将军亲赴联络办事处慰问，协商处置措施，严令将凶手捉拿归案，当场枪决。这一事件造成了归绥一时的紧张气氛；在绥东解放区人民中也引起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要求撤回联络办事处，甚至要抬尸游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慎重地考虑了绥远的形势和董其武将军的处境，以及群众的和平愿望，当机立断指示我们要说服群众，第一，联络处不撤出归绥，继续促使绥远时局好转；第二，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行；第三，“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使当时剑拔弩张的事态很快平息下来了，从而挫败了反动分子破坏和平的阴谋。
为了使绥远起义早日实现，董其武将军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允许群众公开集会和议论绥远的和平问题；改组绥远《奋斗日报》社的领导，报纸上刊登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和拥护我党主张的进步文章。解除政府中阻碍起义的人的职务。对于蒋介石在绥远的中统、军统骨干分子，集中在革新学院学习。
为了破坏阻挠绥远和平起义，国民党政府对绥远的某些将领许愿：允诺单独供应枪支、弹药和军饷，令他们掌握和控制绥远局势，并希望将部队拉到后套；另一方面，他们抓紧对董将军的拉拢。蒋介石也多次电告董其武将军放弃归绥，撤至包头以西，靠拢宁夏，坚持同共产党对抗。这一命令被董拒绝后，蒋马上又派国民党立法委员祁子厚来绥远，妄想利用乡土关系，劝诱董赴南京和蒋面谈。蒋介石逃广州后，还来电要董赴广州参加会议，并委派兰州三十二兵站分监马良弼乘专机来绥远迎接和劝说董前往广州，遭董拒绝。7月中旬，蒋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飞陕坝，并电令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赴陕坝商谈绥远问题。徐、王以允诺擢升董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和恢复停发的军饷为诱饵，劝董将部队拉到陕坝，背靠宁夏，同共产党抗衡。
绥远的特务组织虽被解体，但他们并未甘心自己的失败。张庆恩等7月份还在包头某地秘密开会，策划如何煽动部队西逃。董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命令他的主力独立第七师由归绥调至包头以西，并向师长张世珍说：“今后的敌人不在东北（指解放军），而在西边，任何部队西逃都要坚决阻止。”这一果敢行动有效地打破了一些人企图拉部队西逃的阴谋，稳定了绥远的局势。
（三）
为了加速起义，党中央委派傅作义、邓宝珊将军携带慰问物资和现款前去绥远。傅作义将军到达归绥后，分别接见了部队的将领和地方的官员，并向官兵颁发了我党中央赠送的慰问金。
在傅作义将军的主持下，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绥远当局，排除万难，走上了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光明大道。1949年9月19日晚上，董其武将军等原国民党绥远军政首脑及蒙古族、回族代表三十九人在中国银行包头支行的礼堂里联合签名，通电起义。他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并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9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贺电称：“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了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了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也发来了贺电，指出“要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
（四）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诚心诚意和董方合作。起义后，董方的政权改称人民政府，军队改称人民解放军，一切旧制度暂时维持不变。三个月后，董方才请求我解放区的省政府与军区机关进驻归绥。12月底，两种政权与军队机关的合并完成了。绥远省组成了军政委员会，傅作义将军任主席，当时我是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两个政权合并为绥远省人民政府，董其武任主席，原董方的厅长为正，我方的厅长为副；两个军事机关合并为绥远省军区，傅作义将军任司令员，薄一波、高克林任政委。军队由董方自行整编为解放军的两个军十个师旅，部队所需军官由董其武将军自行调配任命，师以上军官报军区和军委委任；部队所需供应，由董方造册申请，由我方照数供应。军队的管教与训练仍沿用旧军队一套。为了贯彻我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宗旨，军委确定：绥远部队师旅团派政治委员，营连派教导员、指导员。但是何时派出政工干部、人数多少，统由董方提出；董方一旦不欢迎，我方立即撤出该部的政工干部。半年后，董方要求派去政工干部，建立了政治机关。
经过和平改编，绥远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后又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这支部队在赴朝参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现在，这支部队正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