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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问题
——谈正确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
李德生
整党以来，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搞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彻底否定“文革”，不仅要从整体上彻底否定它的理论和实践，而且要彻底否定本单位和个人在“文革”中的错误。对于我们军队的同志，正确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消除其后果，就是一个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文革”期间，军队有许多同志执行过“三支两军”任务，还有相当多的同志，虽然没有到过第一线，但也程度不同地和“三支两军”有过联系。可以说，“三支两军”是军队直接介入“文革”的重要形式，给军队和地方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然而，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当时所处的地位，对其危害缺乏切肤之痛，往往认识不足。因此，在整党中，从彻底否定
“文革”的高度，进一步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有利于肃清“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提高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有利于根除派性，增强党性，消除军队和地方以及军队内部的一些隔阂，增进军内外团结；也有利于恢复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加强军队的建设。
对于如何看待“三支两军”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十分明确：“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邓小平同志也曾讲过：对三支两军“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决议》和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评价，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对我们军队的同志来讲，更有必要充分认识“三支两军”造成的严重危害，正视自己的错误。
正确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应当把它放到“文革”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有些同志在谈到“三支两军”的问题时，往往对“起了积极作用”看得多了，而对带来的“消极后果”认识不足。产生这种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派军队“三支两军”，是在“文革”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的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对稳定局势也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三支两军”的根本目的毕竟是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进行，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有更多的积极方面，而必然伴随“文革”的发展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从我们军区党委常委和军区机关在前段学习中摆出的情况看，消极的后果主要表现在：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在所谓“批斗走资派”、“清队”、“干部下放”和办一些“专案”中，搞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地方不少干部和群众，甚至有的致残、致死，亲属受到株连，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也损害了军政军民团结；把林彪“突出政治”那一套带到地方，广为传播，大搞所谓“政治建厂”、“政治建队”、“政治建校”一类极“左”的东西，造成很大危害；生产上瞎指挥，积极推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那一套方针，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了很大损失；有的“三支两军”人员还利用职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败坏了我军声誉，等等。因此，我们决不应当把眼睛盯在“积极作用”上，而应该多想一想到底带来哪些消极后果以及怎样消除这些消极后果。
正确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就要从思想理论上分清是非。有些同志原则上也承认“三支两军”有错误，但具体到自己身上又感到没啥问题，存在着盲目性。应当说，参加“三支两军”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一般说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执行了“文革”那套“左”的东西，也就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一些错误。有些同志之所以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往往是因为是非不清，把一些错误当成“功劳”。如有的讲，自己在“三支两军”中，是支持联合反对分裂，支持文斗反对武斗，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是积极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对这些总是应该肯定的吧。事实上，联合的目的还是要造所谓“走资派”的反；文斗也是斗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所谓“抓革命”，无非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一套，即使在生产方面，也是搞了不少瞎指挥，推行了“左”的东西；至于说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其实宣传的多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理论；还有，吹嘘林彪的话也讲了不少。对于这些，怎么能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呢？
正确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还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有些同志认为，自己是“奉命支左”，又“辛辛苦苦”，结果还落了一身不是，感到挺窝囊，甚至有些怨气，不愿检查自己的错误。产生这种情绪是与私心杂念分不开的，说到底，还是怕否定自己的错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看待一切问题必须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既然“三支两军”给党和人民造成那么多的损失，还有什么理由计较个人的得失呢？“奉命支左”这是客观事实，但同样在“奉命”之下，执行中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积极推行“左”的一套，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有的甚至违法乱纪，干了不少坏事；而有的就抵制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因此，对“奉命支左”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属于一般性的错误，组织上并没有追究个人的责任，但自己应当自觉地清理一下思想；属于犯严重错误的、甚至违法乱纪的，就不能借口“奉命”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而应该作出深刻的检查，服从组织的处理。至于说“辛辛苦苦”，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当时我们往往是把“左”的一套当作正确的东西，“辛辛苦苦”地去推行，这就必然带来许多消极后果。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奉命支左”来开脱自己的错误，也不能用“辛辛苦苦”来原谅自己的错误。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要老老实实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认认真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正确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一定会使我们的头脑聪明起来，进一步肃清思想上“左”的影响，同心同德，搞好改革，为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贡献。
198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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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之歌
只研朱墨作春山
——记沙市无线电一厂党总支
湖北省沙市无线电一厂，1982年亏损七万一千元；1983年实行了改革，就盈利六十三万六千元；今年1至6月盈利六十七万三千元。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设备，工厂的经济效益却翻了一番多。这是改革带来的效益。厂长陈永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厂的改革，多亏党总支的支持啊！”
1983年8月，无线电一厂党、政新班子相继成立。总支书记老晏刚上任，就有人找上门来要他批条子。尽管他耐心地解释，但来人仍用恳求的口吻说：“你书记的话灵一些。”
老晏觉得，企业的改革，首先要改掉“书记包揽行政事务”的弊端，让厂长有职有权。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他宣布：厂长是工厂的行政指挥，厂里的经营、管理和干部任免权，都要归还给厂长。有人说：“讲得挺不错，但只能打六十分，还要看行动。”
老晏的话不假。有一个车间主任，因闹矛盾没完成生产任务，不仅不接受批评，还到处发牢骚。厂长想把他换掉，去征求书记的意见，老晏恳切地说：“老陈，行政干部的任免权赋予厂长，是总支委员会定的。往后，你就大胆决定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来做思想工作。”
去年7月，无线电一厂实行了浮动工资。精工车间党支部有个支委因懒被罚。他气恼地说：搞什么“花点子”，还让人活不？！车间党支部书记劝说他，他竟动起拳头来。
这个支委的行为，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按照规定的组织程序，党组织立即撤消了他的支委职务。为了帮助这个人提高思想认识，老晏多次找他谈话，启发和引导他查“左”的危害，弄清吃“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道理。在他提高了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厂党总支又因势利导，组织各支部讨论党员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实行浮动工资，是分配制度的一项改革，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为其清基铺路。刚开始实行浮动工资时，挤塑车间青工敖发英除基本工资外，得浮动工资二十六点九九元，居全厂之冠。有“红眼病”的人嘲讽说：还不是车间主任给她开了“小灶”？并要与她比试比试，见个高低。老晏便同车间党支部的同志一起找小敖，鼓励她参加比赛。结果只赛了一个星期，要见“高低”的人就挂起了“免战牌”。接着，党总支又在职工中算了小敖创造的产值和所得奖金的对比账，使大家明白：致富道上的“冒尖户”就是改革中贡献大的户，应该得到必要的奖励。从此，“冒尖户”在无线电一厂香了起来。
无线电一厂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8.9％。厂总支和厂领导从工厂的兴衰经历中体会到：工厂要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必须用党的政策，不断地开发“智能”。
工程师、技术副厂长陈国祥，是一个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1973年，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后，他虽然多次写申请，但因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就是不能入党。新的党总支成立后，把陈国祥入党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突破口。今年4月，陈国祥终于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党总支不仅在政治上爱护知识分子，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助理工程师袁金荣设计8204型收录机线路，厂里当即给他记一等功，发给新产品开发成果奖一百元。
（湖北《党员生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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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七十五户居民长期吃不上自来水。市长闻讯赶赴现场，及时解决了居民的“吃水难”——
事情发生在两个星期天
9月2日早晨8点钟，重庆市市长公开电话值班室里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一个普通的市民打来电话：“江北青草坝的七十五户居民，解放以来没有吃上自来水，一直吃沟里流出的脏水，请市长关心关心我们。”简单的话语中，包括着多少辛酸、忧怨和期望！
这则电话记录被摘登在《情况反映》上，送到了市政府各位负责同志的手中。市长于汉卿感慨地说：“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这么严重，我这个市长有责任啊！”他决定尽快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这一问题。
9月7日，市政府派出两位同志，走访青草坝地段的居民。当天下午，这两位同志回到市政府汇报了调查情况。根据市长的意见，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请来市冶金工业公司和市自来水公司的经理，要求他们抓紧解决青草坝地段的居民吃水问题。
9月9日，又一个星期天来到了。市长于汉卿带领值班室的一些同志乘坐一辆面包车，来到长江边上的青草坝。市冶金工业公司和市自来水公司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先后到达。市长登石梯，走小巷，来到后山坡的井边，只见井水早已枯竭，一些居民守候在水沟边，排着队舀沟里冒出的脏水。市长在现场主持了办公会，一致决定由市冶金工业公司钢铁研究所供水，由自来水公司负责铺设管道。工程上马了，青草坝一片欢腾。9月20日，这里的居民吃上了自来水。（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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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化摘编
言化摘编
新老同心
加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有赖于双方的努力。老同志要把爱护和扶持新干部作为自己的责任，真诚相待，热情相帮；对新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要善于团结和尊重老同志，虚心向他们求教。新老干部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相互谅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关系，必能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地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原载《新华日报》
消除“内耗力”
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配合得当，就会凝结成巨大的“合力”，力敌千钧，锐不可当；反之，互相扯皮，能量内耗以至抵消殆尽，势必软弱涣散，没有战斗力。
要消除“内耗力”，必须“向前看，求大同，戒私欲”。“向前看”，就会坚定不移，思想统一；“求大同”，方可总揽全局，同心同德；“戒私欲”，才能胸怀坦白，大干四化。 原载《云南日报》
治“闻过则怒”症
根治“闻过则怒”症，重在自治。首先，应当诚恳欢迎批评。其次，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即使有偏颇，也要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第三，凡有“过”，则应及时彻底地改；若是无过，也不可掉以轻心，而应在思想和行动上防微杜渐。 原载《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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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勿给业务“尖子”多戴“官帽”
上海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奚振邦，由于职务越兼越多，“官帽”越戴越多，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因而越来越苦恼。
奚振邦今年四十四岁，1961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长期从事化肥使用研究，先后取得六项重大科研成果，1978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79年担任该所所长，兼任肥料研究室主任和化肥试验网科研项目组组长。后来，他的头衔越挂越多，达十几个。奚振邦说：“对农业环境保护，我完全是外行，可是硬要给我挂个‘上海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站长’。”由于“官衔”多，弄得他白天忙于开会和处理日常事务，晚上看技术资料、写论文、搞试验，经常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甚至有时凌晨二三点钟还不能睡觉。 宜言
编后
有些部门喜欢把“官帽”戴在少数出了名的业务“尖子”头上。这种做法不妥。
象奚振邦这样兼职过多的中年知识分子，为数还不少。中年正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好时候，而现在一些中年知识分子却被埋在事务堆里不能自拔，知识不能更新，专业难以深钻，特长无从发挥，这对事业、对个人成长都不利。
从中青年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才中选拔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听取有关科研领导机关和本人的意见。虽有专业技术知识，但不善于或不愿做领导工作的，或者专业技术方面已有较深造诣，留在专业技术岗位贡献更大的，就应当鼓励他们继续向专业技术方向发展，不宜选拔他们去做党政领导工作。即使是适宜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的中青年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才，兼职也不宜多，“官衔”也不宜多挂。这样，才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尽其才。（附图片）
缴械 方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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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为邹韬奋图书馆题联
韬略终须建新国，
奋飞还得读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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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卜凤刚》出版
反映海军优秀共产党员卜凤刚事迹的《卜凤刚——一个幸存者的追求》一书，最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徐向前、乌兰夫、杨尚昆、张爱萍等同志为该书题词。这本书还摘录了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的《战斗着的中国》中的有关章节。 （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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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郑局长的骗术
本报记者 张铭清
给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香港“找”一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丈夫”，进而给自己的妻子再“找”一个纯系虚构的香港“丈夫”，然后，让妻女以“往港会夫”的理由申请去香港。表演这出丑剧的主角，是福建省南安县原工业局局长——郑昭巧。
郑昭巧干这种勾当，早在1973年就开始了，直到1982年事情败露，前后共十年。这是他不断玩弄骗术的十年，也是他官运亨通的十年。他先是一个厂的政工组长，1977年6月到另一个厂当党支部书记。1977年11月，又被提拔为县工业局局长。
1973年4月，郑昭巧为了把二女儿送去香港，竟将她假冒为旅居菲律宾的长兄的亲生女，申请去港。他的老家南安县水头公社邦岑大队竟给他出具假证明，“证明”郑的二女儿亲生父母在菲律宾，当地公安机关也就批准了她的去港手续。
一次得手，郑昭巧又来二次。不过，这次他变了个花样，给十七岁未婚的长女在香港“找”了个“丈夫”。郑昭巧有个堂亲在香港。为了制造他的长女在香港已有“丈夫”的假象，他和在香港的堂亲郑某策划，由郑某从香港以“丈夫郑顺兴”的名义给“妻子”不断来信。为了避人耳目，郑昭巧将女儿改姓黄，把出生地改为南安丰洲，并代女儿向组织上写了“赴港会夫”的申请。郑昭巧怕这事拖久了容易败露，又通过水头公社中心医院和邦岑大队一些人，伪造了一张假证明，加上疏通关系，郑昭巧的长女在1977年6月被批准“往港会夫”。
就在为长女导演“去港会夫”丑剧的同时，郑昭巧替妻子申请“去港会夫”。他串通在香港的堂亲郑某，演了一出双簧戏。郑某为郑昭巧的妻子杜撰了一个香港“丈夫”郑进兴。接着，这个“郑进兴”一会儿是郑昭巧的“女婿”，一会儿成了郑昭巧妻子的“丈夫”，并交替给郑××母女俩人写信。
在他妻子“赴港会夫”的申请排队待批的时候，郑昭巧于1980年10月，又以邦岑大队的名义，写了“我大队郑××申请往港会夫，烦能酌请给予审批”的催促信，并佯装局外人，亲自送交南安县公安局。1981年9月25日，南安县公安局通知郑昭巧的妻子补充在港关系人的有关材料，郑昭巧又授意邦岑大队某些人编造假证明。随后，郑昭巧又串通在港的那个堂亲郑某，伪造一份所谓“郑进兴”的证件，影印后寄给郑昭巧。郑昭巧将这些“证件”直送县公安局。
当郑昭巧的妻子申请“往港会夫”待批之际，郑昭巧又为三女儿出境而奔走。他编造了当时才十五岁的三女儿已在1977年与香港的“傅佳兴”“结婚”的“证明”。正当郑昭巧拨弄着如意算盘的时候，1981年底南安县公安局在复核郑昭巧妻子的“往港会夫”的申请时，发现那个“郑进兴”的通行证是涂改伪造的，这个申请“往港会夫”的郑某原来是本县工业局长的夫人。郑昭巧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迄今已有两年。当地有关部门于最近作出决定：撤销郑昭巧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编者按 郑昭巧为了满足私欲，把妻子、女儿送往香港，竟把她们冒充他人之妻，欺骗党组织长达十年。这个灵魂肮脏、人格卑劣的骗子，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对他只给予撤职处分，难道不太轻了吗？郑昭巧违法乱纪并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关系网”庇护着他。有些人明知郑昭巧弄虚作假，还为他提供假证明。这些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也是应该予以认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