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郑伯奇文集》序
成仿吾 遗作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郑伯奇同志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角色，也不是什么头面人物，然而却是一个诚实的、勤恳的、脚踏实地的作家和战士。
伯奇同志最初是作为一个热情的爱国者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的。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留学。满怀的报国壮志，身受的异族压迫，使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无限愤慨，对黑暗、衰败的祖国感到极大痛苦。我们热烈祈望祖国的新生，中华的崛起。十月革命的炮声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天地，五四运动的风暴煽起了我们胸中的熊熊烈火，决心拿起各样的武器，为祖国的解放而呼号、战斗。其间，主要是由于郭沫若同志的热情组织和辛苦奔走，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走到一起来了，于1921年7月成立了创造社。
伯奇同志和我都是创造社最初的成员。当创造社还在酝酿的阶段，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但只是神交，并未见面。那时候我在东京，沫若在福冈，伯奇在京都，为讨论出版文艺刊物的事，沫若曾多次和我谈到他。对于伯奇同志在创造社成立初期的活动与贡献，特别是1921年暑假期间他从日本回国，先后同沫若、达夫一起筹备、编辑《创造》季刊创刊号的情形，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早已是老朋友了。然而直到1923年年底，我们才第一次相见。那也是创造社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社会上黑暗势力十分猖獗，给创造社的活动带来严重困难。我和沫若都感到很大压力，内心里也充满着苦闷。正在这时，伯奇从北方来到上海，积极投入创造社的工作。他以他的热诚、奋发、坦率和友情，给了我和沫若以宝贵的支援。这真是雪中送炭！稍后，沫若回日本，我也离开了上海，前期创造社结尾的困难工作，主要是由伯奇来完成的。
在后来我和伯奇同志的交往中，有两件事最难忘怀。从这两件事，也可以看出伯奇其人的精神和品格。
大革命时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都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都汇集在这里。1927年初鲁迅也到了广州。就在那时，由创造社作家发起，起草了一篇《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呼吁英国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世界各国的无产民众，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取更多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我们首先想到刚来广州不久的鲁迅。我给鲁迅写了信，邀他参加；鲁迅慨然应允，在宣言上签了名。后来这份宣言又译成日文、英文、法文寄到国外，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不小的影响。在这件工作中，伯奇同志是积极参与其事的，其中宣言的法文稿便是由他译出。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当中，伯奇同志受创造社同人委托，于1927年春天从广州赴日本，联络新的同志，准备扩大创造社的队伍；而当他返回广州的时候，却正赶上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霎时间一片腥风血雨，许多革命者惨遭杀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羊城。伯奇同志船到香港，心里惦记着创造社的朋友，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广州，并四处奔走，寻找革命的同志和战友。那时候，我和他在广州的创造社分部多次相聚，共同商量创造社以后的活动计划，并决定分头从广州到上海，聚集力量，重整旗鼓。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我同伯奇在一起，心里感到很大的安慰。尤其使我兴奋的，是他从日本带来李初梨、冯乃超等同志的意见，即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起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更使我受到鼓舞，在一片漆黑、恐怖的环境中，好象看到了东方的霞光，听到了新的进军的战鼓。我是由此决定亲自去日本，请他们回国的。这可以说是后期创造社发生转变的开端，也是1928年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最初的酝酿。
还有一件事须要说明。1933年冬天，我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找党中央。那时中央已迁往江西，原来的联络点已经撤离；初梨、乃超、彭康等几个熟识的同志也都杳无踪迹。我在上海街头徘徊了半个多月，希望得到一点线索，但一天天过去，却毫无结果，心情越来越变得沉重、焦急。恰在这时，我从报纸上看到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广告，上面有伯奇的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要在那里出版。这给我一线希望。我当即决定：找伯奇去！他不是党员，活动还是公开的；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联系比较广，也许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一点线索。我于是找到良友公司。说来也巧，那天伯奇正好在那里！他见到我，又惊又喜，闪亮的眼光中流露出无限的关切和深情。我更是欣喜异常，深深感到人世间友情之可贵。我们一道从良友出来，走到僻静处，我直接告诉他我的处境，和我的急迫需要，向他打听同志们的情况
（我想通过他们找到党）。他说他也很久不见他们了，对他们的地址及联络方式，更是一无所知。我又感到茫然了。这时，伯奇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提醒我说：“可以去找鲁迅先生，说不定他那里有什么线索。”
这使我心中一亮。对鲁迅先生，我是了解的；虽然过去我们之间有过争论、误解，但那毕竟是同志之间的分歧，而且早已成为过去。对鲁迅先生的思想、品格，我一向是敬佩的，参加革命实践工作以后，体会尤深。但也因为参加实际工作久了，长期脱离文艺界的活动，对于他现在的状况所知甚少，因而不免有些犹豫。伯奇看出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说：“放心吧！鲁迅先生现在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完全靠得住的。现在，连国民党都骂他是‘准共产党’呢！”
我释然了，决定去找鲁迅先生。伯奇又告诉我具体办法：到内山书店去问内山老板。内山先生也是老朋友，早就认识，我更放心了。
鲁迅的心是和党联在一起的；通过鲁迅找党，是一条最直捷、最可靠的路。我沿着这条路，顺利地、迅速地找到了党，完成了组织的重托，这是我过去曾经谈过的。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条路，最初是伯奇同志指给我的，并帮助我下了决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伯奇同志对鲁迅先生的了解是多么深；他的心同党、同革命事业贴得多么紧！
伯奇同志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诚挚、厚笃、热情，对朋友、对同志，关切备至，体贴入微，对党、对革命事业，孜孜不息，忠心耿耿。
中国有句古话：“文如其人”。伯奇同志的文章著作，正是他精神品格的逼真的表现。伯奇同志的精神品格是崇高的，不朽的；他的文章著作也必然如此。这方面，不必我去细说，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受更多，收益更多。
1982年11月5日
〔编者附记〕《郑伯奇文集》三卷，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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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止“有色眼镜”
蒋元明
戴上有色眼镜看人，人就会变色，或黑色，或黄色……
戴上政治有色眼镜看人，人就会带有相应的政治色彩。
有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去看，到处都是坏人；用派性的观点去看，到处都是仇人；用十二大精神去看，则到处都是能人。这个概括虽简要却很生动地道破了我们生活中某种常见事物的本质。
阶级斗争原本是有的，可一扩大就不得了。出身不好便是“狗崽子”，有海外关系即是“里通外国”，犯过错误也就“死不改悔”。再扩而大之，对时弊作些批评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对领导有些意见便是“反对党的领导”，甚而至于“反我即反党”。如此一来，搞得“洪洞县里无好人”，还能有多大的作为？
不适当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你整我，我整你，你一帮，我一伙，建立山头，招兵买马，扩大地盘。一个山头的是同类，“同类相求”，异类则相斥，管他是什么天才地才，管他什么国计民生。
世间，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才更是宝中之宝。几十年来，政治有色眼镜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埋没、扼杀了不少人才，致使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展迟缓。
十二大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要丢掉“有色眼镜”，不带偏见，不带陈见，正确地看人。那些认真贯彻十二大精神、走在改革前头的地方和单位，哪怕是一个城镇企业、农村大队，能人便呼拉一下冒出许多，迅速改变了那里的落后面貌。打碎了精神枷锁，调动了积极性，人的聪明才智也就发挥了出来。
搞四化，振兴中华，第一需要的是人才，是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十二大开创了重人才、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新局面。但是，对于戴惯了“有色眼镜”的人，要他们摘下来，也不那么容易；要继续公开戴着又很困难，于是有的人就贴上一块新的标签，时髦的标签，作为掩护。譬如，是自己一派的，即使当过造反派坏头头，搞过打砸抢，也可以说成是“跟着犯了错误”的好人，包庇重用；不是一派的，哪怕写过一张大字报，说过两句错话，也可以抓住不放，上纲为“三种人”，予以打击排斥，甚至置于死地。
然而，时代究竟变了，一切旧的观念都将失去它的市场，不论它多么善于新瓶装旧药，也将难于推销。值得担忧的倒是，在我们的电影中，戴黑眼镜的角色，往往都不是正派人；生活中，那些继续坚持戴“有色眼镜”的人物，是很容易加入电影中的同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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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为“高攀者”助力
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美国总统府举行盛大的集会，为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西奥多·冯·卡门授奖。这位八旬老人参加完授勋仪式走下台阶时，由于关节炎突然发作，不由自主地向下倒去。肯尼迪总统急忙上前搀扶他，冯·卡门却婉然拒绝了。他说：“尊敬的总统先生，下坡而行者毋需扶助，唯独举足高攀者力求一臂之力。”
冯·卡门的回答十分幽默，也富有哲理性，很能发人深思。它启示人们：不要在高攀者取得成功时才想起为他们举杯庆贺，而要在他们艰难地登攀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它使我想到，对于当今立志改革的人，他们在未知的领域里拓荒前进，必然会碰到困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就需要领导者为勇于改革的人撑腰壮胆，在他们“高攀”时及时地加油鼓励。倘若等到人家改革者干出一番事业来，才想起去共赏胜利果实，岂不为时太晚，问心有愧吗！
刘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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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星
——缅怀当代罗马尼亚诗人尼基塔·斯特内斯库①
陈敬容从几篇译成中文的你的诗和诗论②在探索的路上我又找到了一位知音你雄辩地显示着诗的惊人力量——它是通向未来世界最理想的桥梁最和谐的声音假若抛弃了诗不也就抛弃了心灵中最美的图象不也就丢掉了从古至今各样神奇的梦想以及为实现它们所应付出的艰辛不也就等于否认日常生活后面也还有瀑布的奔涌江河湖海的澎湃也还有云霞闪耀着奇光异彩可叹我自己差一点就想去相信曾经甚嚣尘上的所谓“诗的危机”诗的精神渠道沟通着隔河隔海创造的心灵接连起千里万里真挚的感情万里外我第一次听见你金玉般的声音而你已在半年前突然飞逝如一颗流星
——1984年7月初于北京
①尼·斯特内斯库生于1933年；1983年12月13日逝世。
②这些诗和诗论，均见《世界文学》双月刊1984年第3期，译者陆象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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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姐妹〔水印套色木刻〕
彝族 阿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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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笔会”质疑
一位书法家，应邀参加了一次“笔会”。没想到，求字者竟达二百人之多，而且都是当地“头面人物”，不写又不行。只好闭门谢客，加班加点，废寝忘食，拚命才完成任务。他感慨地说：参加这样的笔会真吃不消。
这位书法家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只是从个人角度讲的。个人应酬固然“吃不消”，国家也是“吃不消”的。吃上等菜，住高级宾馆，坐软卧车，全都是老“公”出钱。而字也，画也，却又都落入私人之手！
我并非一概反对笔会，但笔会也应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面提到的那位书法家，参加的笔会竟是一级“政府”举办的，那就更加出奇了。 胡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