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三种唐僧
兰楠
人们爱把四化建设比作唐僧取经，又把开拓前进的四化创业者比作孙大圣。有一个县的领导班子利用这个比喻，开了一个很有风趣的会，大家都来照镜子，看一看自己算个什么样的唐僧。
关于“唐僧”的分类，这是现实中的一种创造。据说这唐僧至少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信仰坚定又头脑清醒的唐僧。他们有远征取经的决心，有不怕妖灾魔难的毅力，却又不象《西游记》里的唐僧那样，有时竟胡涂到“人妖颠倒是非淆”。他们既善于领导孙大圣，又勇于支持孙大圣，使取经大业进行得更为顺利。他们知道无论怎样的改革，都会碰到习惯的岩石，这就需要有大批的改革者开路，也就需要自己给改革者以支持。这样的唐僧，才会是名副其实的取经的首倡者和组织者。
一种是信仰虽然坚定却又有点胡涂的唐僧。《西游记》里写的就是这样的唐僧。他信仰着实坚定，只是心性偏执迂腐，耳根发软，而又妄用权力。一不顺心就念紧箍咒折磨孙大圣，甚至下“逐客令”驱赶孙大圣。这样的唐僧，只要认定改革者违背了自己的旨意，走了“邪路”，便口中念紧箍儿咒勒紧改革者，动用手中权力整改革者，使改革者有火眼金睛难睁，有金箍棒难使。《西游记》里那个唐僧的胡涂、迂腐，主要是吃死背禁杀一切生灵的教条的亏。当今这种唐僧的胡涂，则多是“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作怪。他们左眼有“左视症”，右眼有“恐右症”。他们本来曾象《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在小西天上过小雷音寺的当，一度吃过假共产主义的亏，可是至今，这种人似乎尚未品出那苦头的苦味来。
一种是冒“取经”之名而行“取利”之实的唐僧。很象《西游记》第五十七回里那个假扮唐僧四众的六耳猕猴之类。他们要去西天取经，只是为了自己成正果，而绝不是为了普渡众生。倘在路途受阻，说不定就会在西牛贺洲倒踏贾门招赘，享荣华富贵，也会在西凉女国入赘加冕，“坐南面称孤”了。他之要整真大圣，决不会是由于胡涂，而是存心蓄意。当今，确也有着这种假唐僧。他们口中虽然喊着四化，心中想的却只“一化”：化公为私，以求实现自己小家庭的现代化。兴改革么，于他个人有利的话，自然是争先恐后；不然可就要兴师问罪，认真对付的。他们表面上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拿这吓唬“老百姓”和欺骗天真的傻子犹可，碰上孙大圣便立见端底：这是个假唐僧！
三种唐僧，当然也是可以变的。《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后半截比前半截就进步多了，其实，第一种唐僧里，有些就是由第二种唐僧变的。就是第三种唐僧，也不是绝对的不可能变成第一种唐僧的。不过那可要彻底地脱胎换骨一番。就象《西游记》里的唐僧，在洪江渡口脱过一次凡胎一样。倘不脱胎换骨，怕就逃不脱那六耳猕猴的命运！
第8版()
专栏：春潮曲
今日洞庭鱼乡
赵海洲
八百里洞庭湖，自古以来，常与鱼米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没有鱼，没有米，也就没有洞庭湖的个性。在长沙酒家的桌上，最惹人口馋的是洞庭湖的桂花肥鳜鱼。市场的鱼盆里，泼刺泼刺地溅着水花的，是洞庭湖的青鱼、鲤鱼。商行的货架上，挂着一尾尾的风干鱼，堆着一摞摞金黄色的腊鱼，也都是洞庭湖的产品。
人们往洞庭湖一行，回来时，少不了要拎着一个鱼篓。这鱼篓里装的不是青、草、鲤诸色家鱼，就是所谓鳜、鳊、水、鳝之类的杂鱼。
洞庭湖，好一个鱼乡！
可惜盛景不常。在以粮为纲那年月，鱼乡变粮仓。修堤、围院、造田，水面渐渐地缩小了，湖底也变成稻田。汊港、哑河，让蒲草、芦苇丛生，屋前屋后的渠道、水沟，宁肯让它荒着，也不让私人养鱼。
洞庭湖的鱼，在人们的心中渐渐地淡忘了，只留一个粮仓的概念。
今年夏天，我来到南县三仙湖。如果说南县是洞庭湖的一颗宝石，三仙湖便是宝石中的一口别针。三仙湖虽小，抗日战争时期，曾有过“小南京”的黄金时代。五十年代，我去南县，汽车在三仙湖堤上奔驰，鲜鱼的叫卖声，撩得人心痒痒的。七十年代，路过三仙湖，听不到“卖鱼”的叫声，我忍不住凭窗外瞧，街上人影稀少，鱼篮里不过是一些肉粗个小的“黑壳子”。在县城的招待所里，招待客人的也不过是咸得难咽的盐鱼。
这次在三仙湖，晨雾笼罩江面的时候，“卖鲜鱼啊！”的叫卖声惊醒了我。街道的两边摆满了水汪汪的蔬菜和大大小小的鲜鱼。
太阳西斜时分，我到一位朋友家，乍相见，他说：“在这里吃晚餐，别的不办，吃点洞庭湖的风味。”说着，他取下一副手网往后门走。
我随着他。密匝匝的水杉林，荫凉、碧绿。树荫深处，有一处水洼地。“泼刺泼刺”的鱼儿跳得真欢。他一撒手，随着手网的收拢，金黄的金丝鲤鱼，花纹斑驳的鳜鱼，蒲扇似的武昌鱼，闪得我眼花缭乱。
近二十年来，在湖区吃上鳜鱼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有这么多鲜鱼上桌。
朋友眯着眼，夹着一块鱼，让我分享：“我这样的鱼席算不了什么，全乡四千多户，如今，随你到哪一家，架着锅子可以有鱼煮。如果你到渔业专业户，那办的鱼席场面就更加丰盛了。这首先要归功于党的富民政策；同时，也多亏我们这里出了一位鱼博士。”
鱼博士是三仙湖乡改革中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戴赐善。
老戴本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洞庭湖边一个公社当了几年党委书记，抓了几年渔业，抓出了成果，人们送他一个美好的绰号——鱼博士。
不久，他调到了三仙湖乡。成天骑一辆自行车，走遍了全乡芦苇丛生的哑河，野菱蔓延的湖汊和全乡所有渔场和鱼塘。
他发现，从全县最大的乡办渔场到全乡三十八口鱼塘，水色各异，斑驳杂陈。有化肥污染的，有清澈见底而无肥的，有水浑而欠鱼饵的……哑河、汊港、水洼，衰草漠漠，残苇萋萋。唉！壮丽的湖光水色，竟涂上一层与时代极不谐和的色彩。他懂得，这是过去长期吃大锅饭造成的恶果。
一个决心在老戴的心中形成了：三十八口鱼塘全承包到户；荒芜的湖汊港泊、哑河、水洼承包到户。
我的遗憾象一朵灰云从心头飘走了。现在，三仙湖乡的鱼不仅供应长沙等省里市场的需要，渔场每年还要供应北京西单菜市场五百担鲜鱼。今年全乡产鱼又比去年要增加五成。
我想拾回失落多年湖乡鱼肥的旧梦，特意到渔场观光。
刚踏进渔场场部的大院，偌大的院坪上，摊晒着乌黑乌黑的带壳湘莲。据说，今年的湘莲比去年增产一倍。
这时虽然不是捕鱼季节，可是我瞧见“三仙湖乡水产公司”和“三仙湖乡渔业开发科研所”的牌子，听到场长叙述鱼博士开发全乡水区的宏伟计划，仿佛在我眼前出现：一间间的厂房，人们正在加工鲜鱼鲜藕湘莲，一辆辆卡车，满装鱼莲鲜藕开往长沙等地。
这次，我没有见着鱼博士，可鱼博士写在渔场场部大门两楹上的对联，亮了我的眼睛，引起我的欢悦：一泓碧水，鱼肥莲香；两个文明，花红果硕。这不正是今日三仙湖乡的生动写照么。
第8版()
专栏：
书卷气
《书林》五年
唐弢
我对书有感情，因此对以谈书为主的刊物也有感情。
前些时候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现在的杂文书卷气太重，生活气息太少，往往从书本上引几句话，联系一下当前生活，发几句牢骚，便完成了一篇杂文，几乎成为一个公式。这样的文章缺乏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发自内心的激情，当然写不好，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某某是反对书卷气的。这真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
我至今仍然不赞成没有社会生活实感、光有“书卷气”公式的杂文，但我不是说杂文一点都不能有书卷气，更不是反对一切书卷气。有时候对书卷气我倒反而是偏爱的。北京有两个刊物，一个叫《读书》，一个叫《文史知识》，上海有一个刊物，叫《书林》，都不是学术刊物，但都有点学术性；大专家写小文章。读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那特点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书卷气。
社会是一个复合体，它是由各种各样不同因素组成的，但又往往各有所适，各得其宜，需要有书卷气的时候，就是应当有点书卷气，刻舟求剑，不过显示其自己的无知，——或者不过一个书呆子而已。书呆子决不会有书卷气。象孔乙己那样，摇着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它可以引起孩子们一阵哄笑，却不会有别的什么。
刊物也象人一样，有个性，有特点。有的人有书卷气，有的人却俗不可耐。即使时时刻刻在谈诗论文，抚琴作画，或顾影自怜，讲自己怎样和莎士比亚一起吃黄油面包，也仍然市侩气十足。也有人风骨挺拔，神采俊秀，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而且谈言微中，一开口便使人涤尘解惑，说明修养有素，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就刊物而言，这不仅在于编者，也许更在于作者，然而编者毕竟是主要的调配人。
我并不认为上举的刊物都已做到了这一点，不过他们总的方向是朝着这个的。只是偶尔失检，也会头脑发热，不但改变味觉，甚至发出一阵阵令人难闻的羊膻气。
我愿刊物多一点书卷气。
第8版()
专栏：
蒋光慈的照片及其他
哈晓斯
蒋光慈的照片，现在常见到的只有两种：一是二十年代初摄于苏联；一是二十年代后期摄于上海（见《不屈的共产党人》第三编扉页）。除此之外，在近年有关蒋光慈的传记、资料中，均未见到这位早在1931年即已逝世的革命作家的其他照片。最近，笔者在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0年3月20日出版）上，发现一张蒋光慈、田汉和苏联新兴文学作家皮涅克（Boris Pilniak）三人的合影。这张照片摄于1926年，当时是作为田汉的长篇论文《我们的自己批判》（载同期《南国月刊》）的资料发表的。
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下把蒋光慈（当时名蒋光赤）写作“蒋霞村”。编者这样做，显然是经过缜密考虑并征得蒋光慈本人同意的。因为1930年初的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敌人侦骑四出，如果既发表蒋光慈的照片，又同时标出他的真实姓名，无疑会给这位知名的共产党人、革命作家带来危险。而“蒋霞村”则是蒋光慈“五四”前后用过的笔名“蒋侠生”（后作“蒋侠僧”）的谐音（蒋光慈在其自传体小说中常把自己的名字写作“江霞”）。由于这个名字从未用过，既可以避免危险，又不致使认识蒋光慈的人产生误会，应当说用心是十分周到的。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张照片才长期被人忽略。
这张照片是蒋光慈1926年间与“南国电影剧社”合作的一个历史记录。这年夏天，蒋光慈在上海陪同苏联作家皮涅克访问了田汉主持的“南国电影剧社”。蒋光慈与田汉一年多以前曾在上海大学共事，关系较密切。当时田汉正在物色演员，筹备拍片。在田汉的邀请下，皮涅克和蒋光慈欣然参加拍摄“南国电影剧社”编导的新片《到民间去》。这部影片是“写中国的一些到民间去运动”（田汉语），情节很简单。出场人物是一位来华游历的俄国革命诗人和他的翻译、一群中国大学生以及咖啡店里的女侍者等。皮涅克扮演影片中的俄国革命诗人，蒋光慈则扮演他的陪客兼翻译。据夏衍回忆，他当时去看望田汉，适逢这部影片开拍，也“成了送上门来的临时演员”（见《夏衍近作》第185页）。此外，演员中还有唐槐秋、唐琳、易素、黎锦晖、叶鼎洛、李金发等人。通过这次有意义的合作，蒋光慈、田汉、皮涅克三人结为挚友。1926年7月4日，上海《文学周报》发表了蒋光慈撰写的《介绍来华游历之苏俄文学家皮涅克》一文，对皮涅克及其著作作了评介。他们这张合影正是摄于此时。
此外，在同期的《南国月刊》上，还载有一张蒋光慈一行十二人的照片，亦摄于1926年间。当时，皮涅克曾将田汉等人介绍给苏联驻沪领事林德。不久，在林德的安排下，“南国电影剧社”放映了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1925年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这部被公认为当时世界电影杰作的影片，使“南国电影剧社”的同人大开眼界。放映结束后，曾摄影留念。蒋光慈、田汉、皮涅克亦在其中。（附图片）
照片说明：右起：蒋光慈、皮涅克、田汉
第8版()
专栏：
放蜂人
刘西林人们都赞美那鞠躬尽瘁的蜜蜂，我更赞美你呀：放蜂人。你也是一只蜜蜂，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除了繁忙的采撷，就是紧急的飞行。今天，你飞到了北方，口音里飘着一个江苏省。白昼，你流着海水一样咸涩的
汗，唱着蜜蜂一样欢快的歌；夜晚，你泊进一顶帐篷，一顶比蜂箱大不了多少的自造
帐篷——这是你运动的港
湾。你泊在这儿，没收的帆，扬在外面。四周是一簇簇洁白的洋槐花，在你眼里，它们是金黄的、甜润的云；你要用虔诚把它们引渡，掺进你的微笑，飘到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