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
罗 扬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出版，是曲艺界和文艺界的一件大喜事。陈云同志这本著作，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总结了评弹艺术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不但对评弹和曲艺界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加强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工作，清除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评弹是流行于江、浙、沪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历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但是，这种艺术既然是在旧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不可避免地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评弹进入大城市以后，商业化倾向趋于严重，又增加了许多低级庸俗的内容和表演。新中国成立后，为评弹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同时也向评弹艺术提出了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为此，陈云同志很早就向评弹界提出：评弹要反映新的时代，要重视编演新书，同时要重视传统书的整理工作，努力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评弹艺人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
评弹艺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一些弯路，陈云同志都及时地给予提醒。当评弹创作和演出中出现了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性，忽视文艺的娱乐性的偏向时，陈云同志就提出：“曲艺是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劳动之后，要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而当评弹界出现了全盘肯定传统书目和乱放噱头的倾向时，陈云同志又指出：“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的乱放。”“一定要防止下流、色情。”“要研究演出的效果，以便取舍。”陈云同志这些意见，对评弹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再比如，最近几年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评弹界也刮起了“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出现了一些邪门歪道的东西，陈云同志于1981年4月5日的重要谈话中就严肃地提出，要“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听众。”这就为评弹界敲起了警钟，极大地支持了正气，打击了歪风。
陈云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和指导着编演新书的工作。他明确指出，创作新书，说好新书，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现代题材的书，应该占主导地位。他号召评弹工作者要努力编演新作品，反映新时代，反映革命斗争历史。要让青年人知道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他要求大家“对待现代题材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说，“新事物开始时，往往不象样子，但有强盛的生命力。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这是多么热烈的感情，多么富于远见卓识！陈云同志不但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而且具体地指导了编演新书的实践，为逐步提高新书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倾注了不少心血。每有新书出来，他都抽时间听书，看作品，有的书要听几遍，甚至一二十遍，并详细了解创作和排演过程，认真分析研究，同志式地与作者、演员和有关领导干部交换意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提高新书的质量。正是在陈云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评弹界的努力，先后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使得评弹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新书，以振奋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传统书目的挖掘、整理工作。他指出：挖掘、整理传统书目，可以丰富书目，也是搞好新书的借鉴。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虚无主义，这是错误的；全部肯定传统书，同全部否定一样，也是错误的。一定要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做好传统书的整理工作。他认为，经过整理的书目都应当达到：“思想上，精华突出，主题明确；结构上，能长有短，前后连贯；艺术上，既要严肃，又要活泼。”这样才能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他谆谆告诫大家：“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是我们搞好传统书整理工作的指南。当前，演出的许多传统书目都未加认真整理，很多是精华与糟粕并陈，有些甚至含有大量封建毒素和荒诞离奇、低级下流的东西。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认真做好传统书的整理工作，仍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无论是新书，还是传统书，除了内容要革新外，评弹的表演艺术和音乐唱腔也必须革新，才能使内容与形式很好地统一起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陈云同志反复强调，评弹艺术的革新，要按照评弹艺术自身的规律去做，要注意保持评弹艺术的特色。“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他热情鼓励和支持评弹工作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创造。“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这是发展规律。”他热烈地希望青年人在艺术上大胆革新，超过前人，使评弹艺术在内容、语言、说表、音乐唱腔、节奏、演出形式等方面都能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适应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艺术欣赏的要求。
陈云同志很关心评弹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提出，“要有研究机构。有了研究机构，就可以研究问题，讨论脚本等”。要研究评弹的历史和理论。“要欢迎研究文学、戏剧、音乐的同志来研究评弹，请他们帮助，这对评弹是有帮助的。”这些年来，评弹工作能够取得显著的成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积极地做了一些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就全国曲艺方面的情况来说，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需要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要改革和发展评弹艺术，就要把队伍建设好，并不断地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长期以来，陈云同志非常关心评弹队伍的进步，经常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他殷切希望评弹艺人要加强学习，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他要求评弹工作者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尽可能到各处走走；要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要刻苦钻研业务。他要求评弹工作者把创新和整旧的过程，深入工农群众的过程，当作教育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他多次提醒和要求大家，说书是教育人的，艺人要有责任心，演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作用。陈云同志还非常重视新生力量的成长，鼓励用各种方法培养下一代。他说，要“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党的事业。其它艺术界有学校，评弹界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校。政治、文化、艺术都要学。”在陈云同志的关怀和倡议下，1961年创办起我国第一所曲艺学校——苏州评弹学校，陆续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遗憾的是，至今其它曲艺学校还没有开办起来。我们希望有关文化教育部门能够从陈云同志的意见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尽快地把培养各地曲艺人才的工作抓起来。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陈云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要经常对评弹艺人进行教育”，要关心他们的吃、住问题。要注意培养创作、表演、理论研究等各方面的人才。去年8月，他又指出，前些年，一些艺人在我们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在节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最近一个时期，虽然加强了演出的管理工作，但看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他希望各有关部门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并指出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由省委、市委出面来抓才行。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陈云同志的重要意见，切实改进工作，努力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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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齐白石
李 锐
1983年12月25日为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各界于今年元旦至4日举行纪念活动，出版纪念专集，并筹建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去年9月间，我就收到筹委会《募征书画金石诗文专函》。犹豫到11月初，终于冒充风雅，写了一幅字条寄去，略说因缘：“拄杖闲庭喜小休，新雏掌上正啁啾。后生略得先生意，眼底风光笔底收。右题画家刘宇一绘赠白石大师弄雏图绝句。余自幼酷好美术，五十年代为琉璃厂常客。得画渐多，大师精品不下十帧。尝有句云：白石选精品，鸡雏可谓神；门人牛补柳，此画挂小厅。惜李可染写牧童骑牛、白石补柳条幅，随所藏书画，皆毁于十年动乱，今幸存者才二帧及餐菊楼题画册而已。乡人纪念，征稿于余，不辞谫陋，录以报命，略抒追慕之情云耳。”
我是1934年才知道齐白石的名字的，那时我在武汉读书，收到在北平读书的好友文立徵（1945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来信，说他请齐白石刻了一方图章，高兴得不得了。1949年南下途中路过北平，购得黎锦熙、胡适、邓广铭三人合编的《齐白石年谱》，才对画师的生平和为人有了一些了解。对于这一位从细工木匠自学成才的艺术大师，对于他潜心绘事敝屣尊荣的风骨，敬慕之情不觉油然而生。1952年调北京工作之后，才有机会逛琉璃厂。依我的偏见，就书画而论，齐白石的画逊于他所崇拜的徐文长、石涛、朱耷以及近人吴昌硕诸家，只是这些人的存画已稀而值昂，齐画价较廉且量多，大有挑选余地。自然，我的多选购齐白石作品，更是出于对其人的崇敬。
到1959年春，我购藏的白石精品共约十幅。就象茨威格小说《看不见的珍藏》中所写的那一位名画收藏家一样，这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名作依然历历在我目前。如我尝在诗中提到的那一幅《鸡雏》，绘小鸡可一二十只，或觅食，或追逐，只只毛茸茸，有质感，神态飞动，栩栩如生，且有题诗，是我及今所见鸡雏图中之最佳作。李可染绘牛、白石补柳一幅，当年荣宝斋欲收回制版，我想以孤本传世而不许。谁料这一念之差，竟使此作毁于文化浩劫。我爱艺术，但并无据为私有之心，所有藏品，最终总是要交给适当的单位，使其得以保存和流传。几十年来，我失去的东西甚多，书画自是身外之物，失去就失去了吧。只是想到这些艺术珍品虽不是毁于我之手，却是在我的手中被毁掉的，总不能不对白石老人有一种负咎的感觉，对于艺术有一种负咎的感觉。
差可庆幸的是，我还保存着他的两幅精品和一册《餐菊楼画册》。餐菊楼是桐城方子易的画室名。五十年代，我问过荣宝斋的老杨（现已去世），他知道方子易其人，是二十年代的画家，似曾学过西画。此册收画十帧，白石各附以题跋，或诗或文，饶有情趣。如题山水云：“墨点作为归鸟迟，江村晚树远无枝。故乡有此湖山好，可惜翁衰离乱时。”画渔人担网过小桥，白石题诗：“江边最好晚凉幽，荻外闲盟水上鸥。莫使江桥空寂寞，肩担鱼网且勾留。”都是清新可喜的小诗。也有题跋忆及童稚时事，如题垂钓图云：“阿芝少时喜钓鱼。祖母防其水死，作意曰：‘汝只管食鱼，今日将无火为炊，汝知之否！’令其砍柴，不使近水，余以为苦。岂知衰老干戈，故山无置樵柯渔钓之地耶。”也有题跋论画，如题山水云：“四百年来画山水者，余独喜玄宰、阿长（按即董其昌、徐文长），其余虽有千岩万壑，余尝以匠家目之。时流不誉余画，余亦不许时人。固山水难画过前人何必为。时人以为余不能画山水，余喜之。子易弟誉余画，因及此。”《餐菊楼画册》作于庚申（1920）年，白石五十八岁，已经知名于故都了。他为画册作的跋语说：“老萍最喜餐菊楼写真，能得神似。居于京师，同趣者皆莫及。来京无闻，乃先人非显宦，自家未年尊故耳。余怜其与余少有同病，出此索跋，书而归之。”可见其提携后进之心。大约也是因为忆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艰辛，才更对青年艺术家的困顿有同感吧。使我尤为欣赏的是，题跋用了多种书体，有习见行书，有冬心体，有类瘦金体。我同湖南的同志说，俟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建成，当将此册送去，让大家欣赏，也可当作研究齐白石的一种资料。
前面提到《齐白石年谱》，是研究白石其人其事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极可珍贵的材料，曾使我生仰慕之情。如记他学画的经历：“他在家一直的养草虫——纺绩娘、蚱蜢、蝗虫之类，还有其他生物，他时常注视其特点，做直接写生的练习，历时既久，自然传神，所以他的画并不是专得力于摹古。到壬寅，他四十岁，作远游，渐变作风，才走上大写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吴昌硕开创的风气）。民初，学八大山人（书法则仿金冬心）。直到民六民八两次避乱（按指1917至1919年间，南、北军在湖南的混战），定居北平以后，才独创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的蟹和虾。”又如记他学篆刻：“……一日问铁安：‘我总刻不好，奈何？’铁安答曰：‘南泉冲的础石，挑一担归，随刻随磨去，尽三四点心盒，都成石浆，就刻好了。’白石默识其言。自是至庚戍十年间果成名。”《年谱》并引了他自述练习刻印情景的诗句：
“磨石书堂水亦灾”，自注：“余学刊印，刊后复磨，磨后又刊。客室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白石是花了如许工夫，才成为艺术家的。
至于其为人襟抱，《年谱》引《自记》中谈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一件事：“春三月，午诒（即夏寿田）请尽画师职，同上京师。樊山（即樊樊山）曰：‘吾五月相继至。太后爱画，吾当荐君。’……璜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强辞午诒，欲南还。午诒曰：‘既有归志，不可强留。寿田欲为公捐一县丞。……’璜笑谢之。”给慈禧太后去当一名宫廷画师，在一些人大约是求之不得的，而齐白石却鄙弃它，以为苦事。他就是秉着这样的气质和情操才成为一代艺术宗师的。
在那以衣饰取人的年代，这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却一直不失农家本色，致为流俗所轻：“时有某巨公称觞演剧，坐中皆冠裳显贵，翁被延入坐，布衣褴褛，无与接谈者，梅畹华后至，高呼齐先生，执礼甚恭，满座为之惊讶。翁题画诗云：‘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有感而发，一时传为佳话。”梅兰芳曾向大师学画，两位艺术家声应气求，有相似之处。齐白石与陈师曾、徐悲鸿之间的深厚友谊，互相尊敬与师法，最为人们称道。陈师曾将他的画带到日本，广为宣传，才名动海外。
抗日战争期间，齐白石久居沦陷的北平，写了一纸有名的《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表示了对占领者的敌意：“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在沦陷区，他往往用诗画寄托心绪意境。如《西江月·重到陶然亭望西山》之下半阕云：“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自有太平时候。”表明他对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又如1944年作《题画蟹》云：“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去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表明他看出敌寇已到日暮途穷的境界了。
这一本《年谱》编至1948年为止。新中国成立之后，白石老人更为世人所重，获得崇高的荣誉，这是大家所熟知的。1950年，毛主席曾接老人到中南海住所，作几小时长谈，畅叙乡情，共进晚餐。老人也将他新的力作献给主席。老人深感晚年的幸福，激发了新的创作热情，常日日作画不已，逝世之年尚未歇笔。
《齐白石年谱》是1949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已经很不容易找到。我以为很值得重印。不知编者中的邓先生是否有意于此：将白石老人晚年事迹补写进去，使成全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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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
——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
张笑天
编者按：吉林省作家张笑天同志近几年来发表过不少作品，其中有比较好的，也有不好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载《新苑》1982年第2期），以违反真实的情节，歪曲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斗争历史，是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小说发表以后，读者和文艺界对作品的错误倾向和作者不严肃的创作态度进行了批评。中共吉林省委和作者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有关领导，也对作者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热情的帮助。张笑天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作了自我批评。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吉林日报》最近发表了他的自我批评文章，现转载于此。
写下这个题目，我既感到惭愧又感到沉重。作为一个党员作家，我深感写出《离离原上草》这样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小说，是有负于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有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最近，重温《邓小平文选》，认真学习了十二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特别是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精神，更感到有必要按整党精神要求自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在《离离原上草》这部作品中所宣传的赤裸裸的超阶级人性论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是一种自由化倾向。
《离离原上草》发表一年多以来，陆续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开始对批评反感，认为是“打棍子”，是“极左的一套又来了”，所以才抛出坚持错误的文章《索性招惹它一回》。随后，又抱着消极挨整的态度，这都妨碍我冷静思考自己的失误，影响自己对创作思想作必要的清理。与此同时，我还抱有委屈情绪。我觉得自己是受过“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的人，在“四人帮”垮台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怀着对“四人帮”的义愤，怀着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信赖之情，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发表了一些作品。少数作品出了毛病，便被点名批判，总觉得委屈。初期根本没有认识到《离离原上草》所反映出来的错误倾向之严重。
只有社会效果才是检验作品的最好尺度。前不久，有的青年同志跑来告诉我，说他“从《离离原上草》的主人公杜玉凤身上学会了做人，受到了善良人性的陶冶”，也听说有的大学生看了这篇小说之后，认为有“人情味”，争相传看。这等于从反面对我击一猛掌，吃惊之余，促我猛醒，使我不能不对《离离原上草》的失误作深刻反省了。
同时，我受到了党的关心、爱护和教育。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更加体会到党的温暖。我的小说给党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党并没有抛弃我，还是立足于教育、帮助，仍然期待我写出好作品来。在这样一片诚恳友爱的气氛中，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正确的批评呢？
诚如许多批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离离原上草》的失误，不单纯是艺术上、技巧上的原因，主要是哲学思想和创作思想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面对历史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某种哲学沉思的时候，重犯了一个崇拜抽象人性的唯心主义错误。
在这部小说里，我着力塑造、歌颂的女主人公杜玉凤，不过是我主观意念的化身，不具有艺术的典型性，自然找不到行为合理的动机和心理依据。在我笔下，杜玉凤成了具有化敌为友、化仇为亲伟力的人物，成为抽象的人性、博爱、良知的化身，成为一种可以代替、抹煞阶级对立的、超然物外的、爱神般的力量，这就贬低和歪曲了我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包括它的最高形式——人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就以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情节来说吧，事实是：人民战争使他们放下武器，劳动改造政策使他们变成新人，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使他们转变反人民立场，如果说他们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了，都是党的政策感召的结果。而在我的笔下，却把战犯申公秋的转变归功于杜玉凤母爱般的人性感化力量。反转过来，申公秋再用人性去感化共产党员苏岩，使他们三者集合于人性的大旗下，尽释前嫌。这哪里还有什么阶级观念、是非观念？这就把阶级斗争的历史写成了人性实现、人性胜利的历史。而把这种抽象的人性作为改造社会和人生的处方开出来，势必造成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后果，使人堕入虚妄和迷茫，使人斗志涣散，社会效果显然是不好的。这些都是始料不及的。
《离离原上草》对生活作出错误的理解和判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实践的指导。
在“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需要，他们炮制出一套极左的“文艺理论”，我出于对这一套极左的“文艺理论”的义愤和面对当时不正常的文艺批评，使我不分正确与谬误，一概偏激地排斥理论，放松理论学习，公然声称“过去没有，今后也不想靠理论指导创作”。其实，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创作规律，也不符合我本人的创作实际。文学创作不是纯客观记录，而是作家有意识的、自觉的精神劳动，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决定了文艺的性质，也就是文艺作品中必然体现着一定的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才能正确地洞察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来。我“不靠理论指导”的后果是离开了正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准则，不知不觉地受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打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旗帜，还自以为是创新，这教训是很深的。
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只能侵蚀放松世界观改造的人。一个时期以来，我以教育者自居，创作的一帆风顺使得自己日渐骄傲，明显地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所以当外来的各种错误思潮泛滥时，我丧失了抵御能力，那些宣扬“人性”、“人性复归”、“人的价值”以及“异化”等等口号，都诱使我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在我看来，写正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正常感情是不能达到艺术突破的，只有写历史动荡时期对立尖锐的双方人情感化，才能写出新意来。这是我选择淮海战役和十年动乱时期为背景，设计了一个国民党将军和一个解放军女战士之间人情演变中心情节的契机。这种不问阶级关系、不顾历史真实的探索，其结果，不要说对淮海战役的历史真实，就是对“十年动乱”的历史，都造成了失真。诚然，小说中确有批判“四人帮”违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但是，把“十年动乱”的起因，简单地归结为人道与反人道的斗争，这根本不能反映我们同“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实质。
在生活中常常出现泼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的蠢事。导致我写出《离离原上草》这部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四人帮”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整人、打棍子，给思想政治工作蒙上了灰尘。我出于对“四人帮”那一套的憎恨，有时连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些厌倦，甚至怀疑其效果，因而常常求救于人性感化，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事实上，我所向往的这种万能的人性感化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不得不用虚假的臆造来代替现实生活。艺术的“新大陆”不是在心灵的“自我”中，而是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文艺作品不可以不顾生活真实任意捏扁、搓圆。综上所述，《离离原上草》产生的背景，就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必然导致歪曲生活的后果。正象批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完成我的意念，完成我对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理想的艺术追求，不惜牺牲历史，给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套上神灵的光环，这在创作方法上讲，也是背离现实主义的。
在对待生活的问题上，我曾经强调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认识生活。当然，认识生活是必要的，可我这种带有明显偏激情绪和片面性观点说出来的话，实质上是为《离离原上草》这样违背生活逻辑的作品开脱、辩解。以我个人写作为例，也足以说明生活功底对一个作家作品的成功与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的作品，凡是写得好一点的，都是生活积累厚实的，凡是写得不好的，都是生活基础薄弱或图解某种概念的产物。这事实从反面证明了，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不容忽视。
《离离原上草》暴露出来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及时地敲起了一次警钟，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什么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什么时候就要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文艺是在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艺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同一切旧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中成长起来的。不能因为批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文化禁锢主义，就可以忽视社会主义文艺同资产阶级文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文艺的界限。
《离离原上草》所表现出来的失误，就是超阶级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誓词中当年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拿起笔来写《离离原上草》时，不是理直气壮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却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张目，这难道不是党性不纯吗？
社会主义文艺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以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己任。其作品，应有正确的认识价值和健康的审美价值，是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的。所以，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是共产党员作家的职责。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他又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所应持的态度和立场。
吃一堑长一智，我应很好地吸取教训，永远牢记，第一是党员，第二是作家，而不是相反。我要永远记住邓小平同志的告诫：“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
我的认识不能说很深刻了，我还要在今后置身火热斗争生活的过程中，经受磨练，记取教训，永远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坚持深入生活，为社会主义写作，为人民写作，永远不忘党员作家的光荣职责。
（原载《吉林日报》1983年12月12日，本报转载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