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汝 信
近几年来，关于人道主义的宣传在我国理论界曾一度成为“热潮”，同时在我们的文艺中也出现了不少用形象来体现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于这股“热潮”究竟应该怎么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首先应该无所畏惧地面对事实。既然我们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很明显，任何理论宣传就必须从它产生的社会效果来检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有不少文章和作品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抽象地鼓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样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的结果，已经把人们引导到错误的方向。这种宣传不仅没有帮助人们去认清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对立和本质区别，反而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原则界限；它不仅没有促使人们去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的种种问题，反而引导人们去批评和怀疑社会主义，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和诽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不仅没有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帮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反而传播了错误观点，引起了思想界的很大混乱。一句话，不管宣传者的主观愿望如何，这几年来关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宣传已经在理论上制造了思想混乱，在实践上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只要正视现实，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就不能否认以上这一基本的事实。我自己在过去发表的文章里也散布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助长了这种思想混乱，使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根据我目前的理解水平，澄清一些过去模糊的认识，同时作一点初步的自我批评。说得不正确或不周到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进行研究和讨论的，而且应该说，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批判都是做得不够的。但是，问题在于，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重要的是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应该明确，我们需要宣传和实行的不是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为此，首先就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揭露它的阶级本质和社会作用，然后才能真正划清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要知道抽象的、超乎一切时代和一切阶级的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如果离开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离开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广大人民的现实的需要和可能，去抽象地讨论人道主义问题，那就不管你口头上也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难以划清界限。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也绝对不能例外。只有紧密地结合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把问题提到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的特定范围之内，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才能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这样地提出和讨论问题，就必然会走向谬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的教训。
必须坚决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并且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要正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不能不首先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彻底的批判和清算。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向来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一方面承认它在历史上和当代世界的一定范围内所起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实质，深刻地揭露其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反动作用。应该看到，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在本质上始终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愿望、需要和理想，它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世界观是根本不相容的。
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最初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意大利，欧洲后期封建社会内部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无非是当时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们虽然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实际上却在宣扬古文化时注入了新的资产阶级的内容，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对人的崇拜。
早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在人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是出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在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一直是欧洲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基督教神学把上帝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贬为上帝的卑下的奴仆，公开鼓吹“人应当蔑视自己”，它否定人的现世生活，提倡禁欲主义，劝导人们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天国”。凡此种种，其目的都是为了从思想上去巩固封建制度，转移人民对苦难的现实生活的不满，使人逆来顺受地容忍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让封建统治阶级和从事宗教说教的教会高级僧侣们过着骄奢淫逸的无耻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就是“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发展，首先就必须冲破基督教的束缚，粉碎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这一精神枷锁。针对这种以神为中心、否定人的价值的基督教学说，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大肆颂扬人的伟大，极力抬高人的价值和尊严，他们强调现世生活的意义，鼓吹尽情地享受生活的权利。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著名人物那里都能看到这种对人的讴歌。被恩格斯誉为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的诗人但丁，就大胆地宣称“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皮科·米朗多拉则在一般被视作起了人道主义宣言作用的著名演说《论人的尊严》里，公开鼓吹把人“放在宇宙的中间”，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按自己的志愿去取得自己的地位，决定自己的天性。他的这番话充分表达了当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与基督教神学相对抗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他们要求以人的统治去代替神的统治，如果翻译成政治的语言，实质上就是要求以资产阶级的统治去代替封建阶级的统治。离开了产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具体历史条件去考察它的一些口号和主张，就不可能看清其阶级实质，而难免把它抽象化。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反封建、反宗教的进步作用，但在理论上从来就指出它的虚妄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是抽象的人、一般的人，这样的人不仅超出于一切阶级，而且也超出于一切时代。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还具有生而俱来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的人性。当然，这样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普遍人性是从来也不存在的，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实际上，他们是把典型的资产者说成是抽象的人，而把资产阶级的属性冒充为抽象的普遍人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卡尔达诺曾经在著作中对自己作了生动的描述，一面说他自己如何机智、文雅、放纵、快乐、富有进取心和竞争心、具有创造性，另一方面又承认自己奸诈狡猾、热中于报复、妒忌他人、阴险毒辣，似乎这两方面都符合于人的本性。虽然，这只不过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幅维妙维肖的自画像，可是却又硬要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当作普遍的人性来加以吹嘘。这样，资产阶级的“人”就被抬高到过去“神”的地位，凡是“人”的一切，即凡是资产阶级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都被说成是天然合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抹去了基督教的神的头上的光环，却又在资产阶级的人的头上增添了同样虚幻的光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曾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冒充为全人类利益的手法。他们指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早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抽象的人和抽象的普遍人性明明具有资产阶级的特性，却披着“全人类”的外衣出现，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宣扬这些东西的时候，还自以为是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讲话。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这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卓越人物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的通病。
宣扬抽象的人和抽象的普遍人性，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思想核心，而且也是以后一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学说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可以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抽象的人和人性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本身的演变，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各个不同的学派关于人和人性的论述虽有很大的分歧，但万变不离其宗，抽象地谈论人和人性这一点却始终未变。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论是一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学派赖以生存的真正的理论基础，它们的各式各样的命题、主张和口号归根结蒂都是由此出发的。例如，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者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启蒙运动者，他们进一步发展了人道主义思想而逐步形成系统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他们的理论则无例外地都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和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不论是机械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者都是把人和人性看做一成不变的普遍的东西，只不过具体的解释不同而已。他们有的把人当作机器来看待，有的则把人说成是精神实体；有的把人性看作自然的欲求，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保存自我”、“趋利避害”，宣传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有的则把“爱”作为人的本性，鼓吹利他主义和博爱主义；有的侈谈人的“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提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有的则尊崇理性，要求一切都置于理性法庭面前来加以审判。他们的说法尽管并不相同，但却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考察人和人性。直到象费尔巴哈那样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在关于人的问题上也仍然摆脱不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这一共同根本错误。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他对人的问题的认识比启蒙运动思想家高出一头，从自然的角度对人的本质和人性作了进一步的探究和论证。在他看来，人主要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质就是自然本质，归根到底人的一切都可以从自然界求得解释。因此，费尔巴哈说：“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类学连同生理学当作普遍的科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从表面上看，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既来源于自然，又依赖于自然，似乎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但实际上这样地把人单纯地归结为自然的、肉体的存在，并不能揭示人的特殊的社会本性。这样的人只是生物学上的人，而不是在社会里进行活动的现实的人，他似乎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条件，似乎是超历史、超社会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显然，费尔巴哈所宣扬的仍然是抽象的人。
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对人和人性作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解释，而在于把人抽象化，把人性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只要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去抽象地探讨人的问题，那么无论对人作怎样的解释，也总是不可能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真正划清界限。我在过去写的文章里，不仅没有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这个根本的要害，反而抽象地提出人的问题和用一些泛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等的提法模糊了对这个要害问题的认识，这样也就不可能阐明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区别。
我现在认识到，抽象地讨论人的问题或谈论抽象的人，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确立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大事。从抽象的人出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其结果必然是用一种抽象的共同人性去作为衡量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标准，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人性的发展和现实的历史，而不是把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必然会陷入唯心史观的错误。在这方面，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自然观方面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可是在历史观方面仍然滑向了唯心主义。此外，还曾经有一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未能避免重蹈历史唯心主义的覆辙。从主观上说，这些人是真诚地反对资本主义的，他们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愤怒地控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产阶级罪恶统治，幻想用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以消灭这些不人道的现象。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但正因为他们始终是从抽象的人的观点去观察社会，所以也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他们仍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把固定不变的抽象的人性当作衡量一切的准绳，差别仅在于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是符合人性的理想制度，而他们则谴责资本主义违反人性而已。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还是求助于人性和先验的理性，以为只有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才是真正符合于人的要求的“永恒真理”，因此恩格斯在批评欧文及其追随者时指出，他们“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5页）。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满足于谈论抽象的人和人性，而不去研究和剖析社会，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找到产生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根源，更不可能指明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的途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说得好：“假如研究人的天性提供理解历史的钥匙，那末对于我，重要的即不在实际地研究历史，而在正确地理解这个天性。既然我领悟了对于人的天性的正确观点，那末我对于当前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一切兴味，而集中我所有的注意在社会生活应该如何适合于人的天性。”（《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01页）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是中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根据抽象的人性去改造世界，这丝毫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而只能是说空话。他们的失败也正好说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破产。
我们还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宣扬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论所起的社会作用。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论作为武器去反对封建制度还起过积极作用的话，那末在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阶级统治以后，就越来越利用这些武器转过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之外的一种补充手段。资产阶级政客和豢养的雇佣文人如马克思时代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之流，标榜自己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鼓吹什么“人道”、“正义”、“博爱”等等，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伪善和欺骗。统治阶级正是打着这些漂亮的旗帜，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的镇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只要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他们就立即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这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阶级斗争中就起了麻醉人民的反动作用，成为熄灭阶级斗争、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工具。当然，我们在揭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现代世界所起的这种反动作用时，必须把一些真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或雇佣文人区别开。应该承认，即使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有这样一些真诚地信奉人道主义原则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他们虽然未能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但确实对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种种反人道现象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特别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心的文学家如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肖伯纳、海明威等，用笔作为犀利的武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们和那些口是心非、侈谈“人道”的资产阶级伪君子显然是有天渊之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他们的进步作用，应该团结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真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由于思想上的弱点，不可能找到变革社会的真实途径，他们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逆子贰臣，但他们的批判揭露并未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根本的威胁。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可以承认他们的地位，甚至还利用他们来装饰门面。所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政治上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决不能导致二者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混淆。应该帮助那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认识自己的不足，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事实上某些杰出的人物正是这样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朋友），而绝对不容许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水平。
从上面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简略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论为思想核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尽管它披着普遍性的外衣出现，却始终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些观点、主张和口号当作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类共同思潮，甚至把它们加以抽象化和理想化而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中去，那就会犯时代的错误，而且明显地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我过去有一个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这个提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原则界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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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研究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尝试
——《西双版纳——这一地区国土经济学研究》讨论述评
杨长福 张淑静
我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但各地的自然条件、资源情况和经济发展等很不平衡。长期以来，许多地区对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不讲科学，以致造成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失调。因此，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全国以及各地的国土资源，制定出有科学根据的长远规划和具体计划，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个迫切问题。
由于光远同志倡议、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组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的29位同志参加的编书组，在进行长期的实地全面综合考察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西双版纳——这一地区国土经济学研究》（初稿），共40万字。全书首先分析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国土开发史和生态变化史，在这个客观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西双版纳开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为西双版纳的长远规划和具体计划提供科学的依据。
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是我国西南边疆具有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被称为我国的“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也是我国的第二大橡胶基地。鉴于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已从解放初期的60％下降到目前的30％左右，毁林开荒没有得到根本制止，一些自然资源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书中提出西双版纳正确的发展战略应当是：以保护为前提，合理地开发利用。也就是在保护好现有森林，特别是原始森林，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对现有荒山荒地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对灌木林加以改造，使之变为高价林，适当提高森林覆盖率，逐步建设起巩固的食品基地，发展林业及多种经营（主要是橡胶、茶叶、南药、香料、珍贵用材林等），建立农产品和林产品的加工基地，还要把城市、乡村、能源、交通、科学、文化、教育及其它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和发展起来，逐步缩小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实现这些设想，书中还根据开发的现实性，遵循有步骤前进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要成为一本具有现实指导性的科学著作，广泛征求意见是必要的。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和云南省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等四个单位，于1983年12月11日至20日在景洪县召开了西双版纳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讨论会，邀请了有关单位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100多人来审议《西双版纳——这一地区国土经济学研究》（初稿），研究西双版纳的开发方向及有关问题。到会同志集中讨论了这本书的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通过讨论，有些不同的意见互相接近或趋于一致了。例如在对西双版纳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上，大多数同志认为它们并不矛盾，保护为了开发利用（包括利用它作为科学考察和实验的基地），开发利用必须保护；合理的开发利用就包含了保护。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际工作者提高了理论水平，理论工作者增长了实际知识。
这次讨论《西双版纳——这一地区国土经济学研究》（初稿）这本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几十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当地的领导干部、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汇集在一起，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使国土经济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实际，各献所长，共同研究一个地区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无疑是一种好的形式，一种研究国土资源开发的新尝试。它对于其它地区开发利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种多学科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不仅是国土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所要求的，也是科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要求的。
国土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它在研究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必然涉及许多有关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只有创立正确反映这些规律的理论，才能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的长期规划和具体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避免可能避免的各种失误。如果全国和各个地区都把国土经济学研究同长期规划、具体计划结合起来，努力提高科学水平，必将有利于国土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
于光远同志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这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要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提高科学性，为把西双版纳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牢固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提供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科学，科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科学才有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