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坚持典型化的创作原则
李衍柱
典型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化的理论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的研究，并在文艺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同志对典型化原则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的经验已成“古典”，恩格斯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已经“过时”，应该被一种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的理论所代替。这种理论主张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也程度不同地有所反映。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典型化原则还要不要坚持？作家今后是否就应以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
典型化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家，都把塑造艺术典型作为自己美学上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能否创造出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往往成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否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在文艺创作中，“美的规律”就包括典型化的规律。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革命作家把社会生活中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反映本质，通过偶然反映必然，通过感性的个性化的形式反映出某种理性的内容，告诉读者某种生活的真理，这是文艺典型化的基本特征。
艺术创作的典型化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概括化与个性化相互交织，不断深化，最后以一个有生命的显出特征的艺术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没有对现象、偶然、个别、感性的事物的概括化，没有对现实关系的本质、必然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就谈不上典型塑造；同样，某种生活的真理和理性的内容，若不以具体的、感性的、个性化的形式生动地显示出来，也不能创造出艺术典型。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典型化的中心，是塑造高度个性化的典型性格。现实生活中，人都是具体的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个别的人，没有抽象的人。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不同的思想行为方式能动地表现着自己。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既有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又有精神关系、家庭关系等等，因此，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显得丰富而多样。文学作品表现的对象正是这些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离开了人及其社会关系，就无所谓社会。作家不写人物、不写人物的实践活动（在作品中构成为情节），不写环绕着、驱使着人物行动起来的社会环境，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别林斯基说：“如果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里没有形象，没有人物，没有性格，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那么，不管其中所讲的一切是怎样忠实而精确地从实物摹写下来，读者还是不会觉得这是真实的，他看不出任何忠实地察知、并巧妙地把握住的东西。他会觉得人物显得很模糊；他在故事中只看到一堆混乱的不理解的事件。破坏了艺术规律，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
提出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的同志认为，时代变了，人们对于作为艺术反映对象的人及其生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认识，也有了“根本转移”。因此，人类的艺术，不应“千秋万代地囿限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而应逐步地脱离“具象艺术”走向“抽象艺术”。我以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照某些同志的逻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空间和时间都在缩短，社会越来越趋于整体化，于是，社会化的“人”凸现了。这种人是“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能够“能动地创造社会、改造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改造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明确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承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时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充分注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人也可以创造环境。作为社会的个人，总是要受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制约，接受社会的教育和改造。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二者不可分割。否认前者，是旧唯物主义犯的错误；否认后者，则必然滑向唯心主义的泥坑。作为某些同志提出的文艺的“新见解”的出发点——一种只能创造社会、改造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改造的人”，实际是一种站在社会之上的抽象的“超人”。某些同志正是从这种“超人”论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我国文艺的主干部分，必然是一种“超现实、超生活的现象，不仅超过最多数的农民，而且超越了相当多的知识界，使带有堕性的民族欣赏习惯对于作品实感性的要求和期待得不到满足”。这些同志似乎也了解，我们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喜欢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曹雪芹、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伟大作家创造的有人物、有情节、有典型的富有“实感性”的艺术珍品的，而不喜欢那种以西方现代派文艺为范本的“抽象艺术”。他们按照自己的这种不可捉摸的审美理想和标准，认为艺术越朦胧越美，越抽象越美，人民群众越看不懂越美。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对落后的民族意识不能迁就，对低下的审美水准不能甘于迎合”，有理由对跟不上他们这些文艺“革新家”的人们“捂耳朵”。这种“超现实、超生活”，脱离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爱好的“抽象艺术”，怎么能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干和整体呢！这种站在社会之上，站在人民群众之上的“革新家”，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赏识呢！毛泽东同志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我们这里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文艺创作中的抽象化因素。如果作者能依照美的规律，从生活出发，进行一些有规则的变形，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形象体现出某种富有哲理性的无限的内容，自然也会给人以美感。至于那种随心所欲、颠三倒四、支离破碎、牛头不对马嘴的“抽象艺术”，不管它被某些人吹得怎样天花乱坠，却始终为人民所唾弃。
某些同志认为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是文艺自身发展的必然。他们把小说的发展分为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中年时代和未来时代，认为小说的青年时代，是先重情节，后重性格；小说的壮年时代，既没有情节，又不去着重刻画个性；当今小说已进入了中年时代，因此小说创作，不一定要讲个故事，不一定要有情节，不一定非去塑造人物的性格不可，还可以免除惯常对人物和环境的描写。至于拯救小说的未来，使之不致于灭亡，那只有靠西方现代派文学所惯用的怪诞、非逻辑、意识流、艺术抽象等现代技法。这种关于人类艺术发展逻辑的说法，显然不符合文学史发展的实际。它不仅否定了十九世纪以来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而且一笔勾销了本世纪以来以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及我国“五四”以来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有的同志说，小说艺术现在已进入中年时期，象一个人一样它已进入了成熟期。难道成熟期的标志就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注重主观性、内向性和心灵性吗？就是一味地去“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在意识”吗？就是要非主题、非人物、非典型吗？黑格尔说：“艺术到了成熟期，按照必然律，就必须用人的形象来表现，因为只有在人的形象里，精神才获得符合它的在感性的自然界中的实际存在”。黑格尔美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他称之为艺术理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典型。他认为，人物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优秀作品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要写人物，就要写人的行为、经历，时代的民族的和具体的生活环境，就要写复杂的精神关系网，写人的心理活动，等等。剥去黑格尔学说的神秘的外壳，他的这些论述，拿来同我们某些同志的艺术“新见解”相比较，岂不是更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吗！
某些同志反对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否定塑造艺术典型，排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非理性主义，它的艺术主张的核心则是“表现自我”。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既然经过作家的头脑，自然在创作中就有一个表现自我的问题，特别在抒情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抒情作品就不需要典型化吗？当然，在抒情性作品的创作中，典型化不是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中心，而是以创造典型的意境，表现心灵的典型性为主要内容的。因此，它特别注重作家、艺术家自身情感的典型化，即作者对生活的体验、感受、情感、情绪、理想和认识的典型化。它是以具体的、感性的、精神的、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某种理性的内容。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作品中表现出的“自我”，是体现有一般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不是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那种孤芳自赏的自我情绪的无限扩张，而是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同现实生活血肉相连、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自我”。作家不能“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这里高尔基以极精练的语言，划清了文艺创作中两种不同性质的“自我”的界限。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承认文艺创作中有一个“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问题。而有的同志却从康德哲学中去寻找根据，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无从知晓的，唯有“自我”才配得上是世界的主宰。“一个自我就是一个世界”，“我所感觉的世界，在艺术的范围内，要比物质的表象更真实”。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在西方现代派的理论主张中司空见惯，在哲学上，就是被列宁彻底批判过的“我存在着，整个世界只是我的感觉”的“唯我论”。
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典型化的文艺创作规律，同任何事物的规律一样，同样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它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正确地总结典型化的历史经验，特别应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典型化的经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的文学艺术，我们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于他们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方法，我们当然也需要批判地加以汲取，但目的仍然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第7版()
专栏：
具有时代感的新人形象
——评彭荆风的中篇小说《云里雾里》
边雨
读了彭荆风的中篇小说《云里雾里》（载《昆仑》1983年第4期），我的心弦被强烈地拨动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色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生活真实。党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是我们需要永远坚持的传统。特别是在对待自己同志的问题上，离开了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会犯错误。《云里雾里》使我们得到形象化的启示：实事求是，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
彭荆风以朴素、细腻的笔触，叙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非常严峻的却又是正气凛然的故事。驻守在云南边疆前哨的战士高大壮，“云里雾里”地被说成是“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团部刘参谋奉命将他押回团部处理。刘参谋在途中进一步熟悉了瑶族民情风俗，体会到瑶族姑娘纯朴、大方、热情的特点，又找前哨排领导和战士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耐心地听了高大壮的申诉。刘参谋不是单纯的完成押送任务，而是以对祖国、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和对战士负责的感情来对待自己的使命。因而他能够透过“云里雾里”看到“犯错误”战士心灵上的光芒。高大壮在押送途中被捆绑双手的情况下，却能够完全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在大敌当前，事关祖国的神圣疆土和人民军队威严荣誉之际，挺身而出，洒尽一腔热血。这真是丹心碧血，可昭天日！
高大壮是新时期有血有肉的边防战士的英雄形象。虽然他没有所谓“男女关系”的错误，却也有莽撞和缺乏涵养的错误，这是在前哨排领导冤屈了他并使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他的缺点和错误，不但没有损害英雄形象，反而使人觉得这个形象真实可信。作家所表现的高大壮由于受冤屈而激愤的过火行为，固然是为了开掘高大壮的思想感情，同时也是为了批评那种简单化的不实事求是的惩办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高大壮为保卫边疆而苦练本领，为关心群众而艰苦工作，为歼灭敌人而勇敢战斗，作者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紧扣着这一切行动的思想剖析、感情揭示，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完整，也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化。高大壮的思想基础是：“祖国、人民，在边防战士的心目中，是多么庄严、神圣啊！纵使自己有千万个不如意，也不能违拗祖国人民的意旨。”正是这样的崇高思想和他的英勇牺牲，启迪我们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战士会被冤枉？为什么被冤枉的战士还会顽强战斗、英勇献身？
在现实生活中，在革命队伍内部，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出现好同志被冤枉的情况。彭荆风在作品中虽然也批评了那种自以为手中有权就可以凭主观想象来加罪于人，惩办好同志的恶劣作风，但似乎更侧重于揭示好同志在受冤屈的情况下，仍对党、对祖国、对战友、对人民怀着美好的感情、正确的信念。在高大壮的心目中，祖国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爱国主义是他的主心骨。即使含着眼泪，也要为祖国的安全而牺牲个人的一切。我以为这就是《云里雾里》通过高大壮这个形象所集中表现出来的时代感。
彭荆风在五十年代就热情歌唱边疆各族人民和边防部队的先进人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我们把他一系列的新作与他五十年代的作品作一个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这两个阶段的作品相距二十多年，但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鲜明的时代感。这是他的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在《云里雾里》中又得到了发展。作家使我们产生久久难平的思考，这种思考，正是作品的艺术力量的延伸。这种力量将推动生活的前进，并净化人们的灵魂。
第7版()
专栏：
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
金钟鸣
张笑天同志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新苑》1982年第2期）发表以后，读者对作品的错误倾向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最近，张笑天同志经过学习和清理后，对作品的错误已有所认识，在报上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坚持深入生活，永远不忘党员作家的光荣职责。这是应当表示欢迎的。一个曾经写出过一些较好作品的作家，创作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失误？这部作品代表了什么样的思潮？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
在我国理论界和文艺界，曾经流行过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观点。近几年来，对这个不符合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批评，澄清了一些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作家、艺术家们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性、丰富性，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方面，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但是，在对人性问题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脱离一定时代、历史、阶级、民族的土壤，把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类之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的异化抽象化的倾向。在这股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热之中，张笑天同志的《离离原上草》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张笑天同志试图在表现人性、人道主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但是，《离离原上草》的“创新”，是以随心所欲地牺牲历史真实，歪曲人民解放战争的真实面貌为代价的。
作者认为，写正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正常感情是不能达到艺术突破的，只有写历史动荡时期对立尖锐的双方人情感化，才能写出新意来。于是，他选取了解放战争和十年动乱两段历史的横断面，以农村妇女杜玉凤、前国民党将领申公秋、共产党女干部苏岩之间的离奇纠葛为中心，在现实世界惊心动魄的阶级搏斗的背景下，演绎了一个对立阶级泾渭合流、用人性圣水化开铁疙瘩的神话。
作者不会不知道，人民解放战争，是在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伟大革命。他也不会不知道，当年国共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在这里进行过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决战。可是，对抽象人性的崇拜和追求，使他把铁一般的历史常识抛到了九霄云外。在《离离原上草》里，淮海风暴漩涡里的凤凰庄，成了同战火硝烟隔绝的世外桃源，成了广施“人性”圣水的圣地。在这里，既看不到广大军民的同仇敌忾，也看不到革命的昂奋和胜利的欢欣。对淮海战役的反映，可以而且应该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但是，不管怎样独出心裁，也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因为事实不是可以随意捏弄的橡皮泥。
《离离原上草》的主人公、二十五岁的农村寡妇杜玉凤，超然于同国家、同人民、同自己生死攸关的国共决战之上，“以作人的尊严来对待一切”。她在家里养着人民军队的女伤员苏岩。同时，这个“连毛毛虫都害怕”的年轻寡妇，又从村头救起了处于昏迷之中的国民党中将军长申公秋。她不但给申公秋包扎重伤，铺上绵软的褥子，端上“有荸荠、鲜冬笋和肉圆，还有几片新鲜绿菜叶”的杂烩汤；而且初次见面，就毫无保留地掏出了一颗“心”。杜玉凤“女性的爱抚”和“温柔慈爱的声音”，使申公秋一而再、再而三地联想起了自己温柔善良的母亲，使他“多年泯灭了的、好象是天良吧，又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他的躯壳中”。作者全然不顾杜玉凤的行为是如何悖于常理常情，也全然不顾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申公秋当时的心理如何无法令人置信，为了显示爱的法力，而把申公秋推上了臆想出来的人性复苏的轨道。当申公秋和苏岩在地瓜窖里拔枪相向，杜玉凤跳到中间，被仇敌双方子弹击中，“奇迹”顿时出现了：“枪声没有再响，苏岩和申公秋……不约而同地扑过去”，使他们觉得仿佛本来就是“一个壕堑里的战友”。全军覆没没有使申公秋屈服，苏岩坚决果敢的斗争没有使申公秋放下武器，杜玉凤中弹后引起的良心发现，则使他象“一头驯服的羔羊”，乖乖地当了俘虏。“人性”的圣水既可以在刹那间化干戈为玉帛，也可以神奇地填平敌对阶级的鸿沟。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批判二月革命的口号时指出：“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离离原上草》在回顾革命历史时重复这种错误，就是在实际上贬低以至否定人民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和伟大历史意义，把武器批判的胜利改铸为道德的批判和“人性”的奇迹，象马克思批判的拉马丁把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叫做“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那样，把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歪曲为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历史。
二
在《离离原上草》里，申公秋三下凤凰庄，都是为了向他心目中的“希腊爱神维纳斯”、“金碧辉煌的凤凰”杜玉凤进行朝拜，领受“人性”圣水的施舍。如果说，申公秋一下凤凰庄，在地瓜窖里接受了爱的洗礼；二下凤凰庄，为了救助苏岩母子，保护杜玉凤，心甘情愿地充当“拯救自己的心而自愿服刑受苦”的“耶稣”；那末，三下凤凰庄，就是为了给杜玉凤建立“一撇一捺的人”、人性、人道主义的“顶天立地的青石碑”。
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把现实的人抽象化的时候指出：“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离离原上草》里的人物和人物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杜玉凤不食人间烟火，随时随地在凤凰庄创造爱的奇迹。她的“良心、人的本性的圣水”，广施于一切人，一切阶级，威力无边，而且象“离离原上草”一样，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在解放战争中出现在凤凰庄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时，她就已经超凡入圣，既爱共产党，也爱国民党，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迫使每个人表明自己鲜明爱憎的战场上，她却超然于物外。在杜玉凤身上，看不到阶级烙印，看不到社会历史客观环境的影响，她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作者把杜玉凤比作地球上从未存在过，只是人们臆造出来的“沾有祥瑞之气、代表吉祥、幸福和友爱”的凤凰，也透露了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哲学幻想和美学追求。
如果说，作者在杜玉凤身上寄寓了人性、人道主义的理想，那么，先后皈依了爱神杜玉凤的申公秋和苏岩，就是这个理想的不断实现和印证，当然是在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实现，是在头脑中的关于人性抽象思辨中的印证。
作者曾经作过这样的申辩：“申公秋确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战争罪犯，可我在小说里写了他的转化过程。……如果不承认人是能够净化或异化的，就等于承认，好人天生是好的，坏蛋一落草就从娘胎里带来了坏水，这不单否认了教育的功能，而且违反了生活的基本真实。”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任何事物都在变化，每个人当然也会变化。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同时，由于客观现实变革和主观思想认识的种种因素，具体个人的根本立场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个人立场的转变同阶级对立的消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马克思当年在批判“捧着一颗追求人道地调和当代矛盾的心灵”的卡尔·海因岑时，指出：“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离离原上草》的开头和结尾，着意渲染曾经打中杜玉凤的“集注了所有的恨、所有的爱”的弹头，不是为了让人们牢记充满血与火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为了“击毙过去的记忆”，勾销曾经发生过的阶级对立，用“人性”圣水这种“世上高炽热的力量”（《离离原上草》语）熔掉一切阶级的爱和恨。作品的错误，不在于写了人物阶级立场的转变，而在于把这种转变同阶级对立的消失混同了起来。
第二，一个人阶级立场的转变，是在现实变革中实现的，还是道德观念的自我完成？小说虽然写了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但对申公秋的转变，无足轻重。作者一再说明，申公秋在战犯管理处，透露的是“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没有想过要请谁宽恕”，他“不相信思想能够改造”，总之，“他不是被政治改造过来的，他是被某种意识感化过来的”。申公秋第一次离开凤凰庄，他从杜玉凤那里得来的“心”就停止了搏动，他又“由人变成了鬼”。重返凤凰庄这块“人性”圣地，在杜玉凤第二次“女性的爱抚”下，在杜玉凤给他安排的“舒适而安乐的梦乡”里，才接着开始了人性的复苏，才重新在眼里流露出“充满同情心和人道的光焰”，并且大彻大悟，找到归宿，修成正果，昔日杀人恶魔成了圣洁的天使。
值得注意的是，成了爱神杜玉凤虔诚信徒的申公秋，在杜玉凤的“导演”下，又用“人性”的圣水泡酥、融化了“标准的、信仰坚定、宁折不弯的共产党”苏岩这个铁疙瘩。十年动乱中，苏岩和申公秋作为同是天涯沦落人重来凤凰庄，这个“天生左派”仍同申公秋不共戴天。但是，当苏岩得知自己的宿敌申公秋以德报怨，暗中资助自己、保护自己儿子以后，她那颗“铁疙瘩”般的心立刻酥熔了。她哭着让儿子跪下给“申伯伯”磕了三个头，“真诚的、不带虚伪成分的”对申公秋说：“原谅我吧，我革命半世，现在才知道什么是……”。革命战争的胜利者向手下败将朝拜、忏悔，不但是在开历史的“大玩笑”，更是在进一步宣传永恒的、普遍的爱和人性的幻想。作者通过申公秋的人性复归和苏岩的人性复苏告诉人们，阶级性和人性是水火不相容的，阶级性愈多，人性就愈少，不管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阶级性，同样使人性异化和泯灭，同样会使人们成为“戕害善良的罪人”。而共产党人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理论，似乎是更加难以酥熔的岩石。从谁的枪管里喷射出了击中杜玉凤的子弹不必追究，历史上的阶级是非也可置之不论，要用人性的子弹“击毙过去的记忆”，这就远远不仅是批判“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而且把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之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作为造成人性异化的因素而否定了。
三
作者一再申明，他之所以在创作中探索人性、人道主义，是有感于十年动乱中发生了“对人类文明史的反动”的“那些触目惊心的非人道的东西”，而决心“揭露这一切丑恶的东西，宣扬人道主义”。确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曾经犯下大量灭绝人性的罪行。在《离离原上草》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这场浩劫的愤懑和否定。除了仍然存在人物关系方面的编造痕迹，小说对十年动乱中一些事件的描绘，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由于作者一方面决心对人性、人道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索性招惹它一回”；另一方面，又一再宣称自己“过去没有、今后也不想靠理论指导创作”，结果正如他在自我批评中所说的那样，离开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准则，不知不觉受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打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旗帜。理论界有人用人性非人性、人道反人道的观点总结十年动乱，认为应该吸取的首要教训，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防止人性异化。对这种既不能说明我们党在十年动乱中的思想政治路线错误根源，又不能揭示我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实质的唯心史观，张笑天同志连连称是，身体力行。在《离离原上草》里，他不但用尽一切想得起来的抽象的爱和人性的词汇、比喻，以至请出凤凰、爱神和耶稣，进行永恒的人性和普遍的爱的布道，而且不顾起码常识，把历史和现实搓扁，捏圆，以便装进他的抽象“人性”的传声筒之中。这样，就既牺牲了历史，又歪曲了现实。
《离离原上草》所宣扬的抽象的爱和人性，并非新的发现，而是古已有之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资产阶级作家也曾用“人性”的滤色镜观察历史，评判现实，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宣扬抽象人道主义的教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当然会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识，妨碍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起到消极的作用；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因而也有其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已经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再去重复资产阶级作家和思想家的爱的说教，只能导致否定革命历史，引起对现实的不满和动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
张笑天同志创作《离离原上草》这样一部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原因是多方面的。几年来在“高速多产”的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创作不够严格了，对生活积累也不够重视了，这里都应该引出教训。但最重要的，还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指导。从《离离原上草》的出现，从一些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的作品和文章的出现，看来，重新认真温习一下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十分迫切、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