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一尊列宁塑像
梅绍武
1960年2月,父亲随同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参观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市时,应邀观赏国立阿洪多夫歌舞剧院的歌剧《盲人之子》。剧院总导演马麦多夫在休息厅里欢迎代表团,同每位团员一一握手。经人介绍到我父亲时,他起先没有太多注意,过了一会突然醒悟地向翻译问道:“对不起,那一位是……?”
“是梅兰芳同志,中国著名的演员。”翻译答道。
那位导演听完之后,睁大眼睛端详我父亲良久。过了片刻,他又把翻译拉过去,悄声问道:“难道他就是那一位梅兰芳?”语气中特别强调“那一位”这个词汇。经过证实自己没有听错,他更加惊讶地说道:
“1936年,我还在莫斯科卢纳察尔斯基戏剧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老师提起过梅兰芳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现代世界著名演员之一。事隔这么多年,我早已把他当作历史人物,至少以为他衰老得白发龙钟,走路离不开手杖呢?怎么也没想到他现在还是这样健壮,连根白头发也没有!”
翻译又告诉他,“梅先生现在还能扮演中年妇女,经常为工农兵群众演出呢!”
他听后流露出一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惊讶表情,急忙走过去,十分景仰地再次同我父亲紧紧握手,亲切地请他看完戏后提出宝贵意见……
以上这段轶事是乌兰汗同志告诉我的,那位翻译就是他本人。
父亲的表演艺术在苏联文艺界曾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过,同当时苏联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切磋艺术,建立了深厚友谊。
那是在1934年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起邀请我父亲访苏演出的计划,并委托我国新闻界老前辈戈公振先生协助联系。经过几个月的接洽,一切商妥。但是前去苏联需要路经东北,而那时正逢伪满洲帝国成立,父亲是个爱国主义者,坚持拒绝通过那里,苏联之行看来由于交通问题而难以实现。苏方闻讯后,当即再次洽商,最后决定派专轮《北方号》到上海迎接他直接赴苏联。苏方向我父亲发出的正式邀请书全文如下:
“梅兰芳先生,
阁下优美之艺术,已超越国界,遐迩闻名,而为苏联人士所钦仰。兹特敦请阁下莅临莫斯科表演,以求广为介绍于苏联民众之前。所有戈公振先生开示各节,遵当接受,惟盼阁下能于明年3月15日前莅临。敝会自当竭诚招待,以谋阁下旅途之安适。并深信,阁下此次莅临敝国,将使中苏两国间文化之关系,益臻亲密也。专此,即颂时绥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代理会长 库里斯科
1934年12月28日”
于是,1935年2月21日,父亲便在上海登上苏联特地派来接他的《北方号》轮船直赴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去莫斯科。苏方欢迎的规格十分隆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待梅兰芳委员会,委员中包括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剧院院长聂米洛维奇·丹钦柯,梅耶荷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德,卡美丽剧院院长泰伊洛夫,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和剧作家特莱杰亚考夫等著名文艺界人士。
经过二十多天的旅途,父亲于3月12日抵达莫斯科,次日即备花圈去红场敬谒列宁墓。花圈缎带上,上款写着“敬献列宁先生”,下款落着“梅兰芳鞠躬”。我保存了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现在看来,他无疑是向列宁墓敬献花圈的头一位中国戏剧工作者,而且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能这样不怕牵累公然向伟大的革命导师表示敬意,又可见他当时的胆识。
也就是在那天下午,父亲还亲自到高尔基大街一家美术商店购得一尊列宁半身塑像,准备带回国后在家中经常瞻仰,作为这次访问苏联的纪念。
按照双方事先议定,父亲原订在莫斯科表演五场,列宁格勒三场,后因购票观众空前踊跃,经苏方要求,盛情难却,遂改为在莫斯科演六场,在列宁格勒增加到八场。最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请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再加演一场作为临别纪念。先后上演的剧目计有《打渔杀家》、《宇宙锋》、《虹霓关》、《汾河湾》和《贵妃醉酒》等戏,以及《红线盗盒》、《西施》、《麻姑献寿》、《木兰从军》、《思凡》和《抗金兵》中的舞蹈部分。整个演出期间,苏联人民热烈欢迎他,每场演毕,观众都叫帘多次。最后一场,他被掌声请出谢幕达十八次之多,这在该剧院的舞台演出史上,亦是一桩破天荒的事。另有许多群众聚集在剧院的门口等待着,以便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以致需由警察维持秩序,开辟一条小道,才能使他登上汽车返回旅舍。那些日子里,甚至马路上的小孩,看见衣冠整洁的中国人走过,都会喊一声“梅兰芳”。
他在莫斯科演出时,苏联党政领导人,看了演出。文学家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女演员契诃夫夫人、柯兰女士和静娜黛女士等人,都曾前往观剧,李维诺夫夫人则每场均到,并投掷鲜花,以表敬意。
苏联的剧评家发表了许多文章,指出我父亲多方面的才能,并强调他在发展中国戏剧艺术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中国京剧改革者”,“永远是勇敢的、真正的革新者,而同时又继承了过去伟大的传统。”《工人与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应被视为苏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
苏联人民热情的友谊以及他们奋发建设祖国的精神,都给我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就把那尊列宁塑像放在上海马斯南路梅华诗屋的书架上,我小时常到书屋里翻看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画册,父亲叮嘱我莫把那尊塑像碰翻。列宁的名字我就是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得知的。后来几经战争和迁徙,他一直爱护而妥善地保存那尊塑像。解放后,他又把它带到北京,放置在护国寺街一号住家的书房里。1959年,他入党后,曾对一位来访的记者说:“二十五年来,这尊塑像始终没有离开我身边,成为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柱。在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残酷处境里,流离颠沛的道路中,我看到他就增加了勇气,意志坚强地同恶势力作斗争。”
遗憾的是,1966年8月,一群闯进梅氏故居的暴徒竟把那尊塑像(这伙所谓“革命造反派”居然没认出那是列宁!)连同其他一些文物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齐砸毁了。呜呼,父亲在旧社会甘冒风险保存下来的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竟毁于一旦,真使人既痛心又愤慨!幸好那尊塑像的照片尚存,将来梅兰芳纪念馆成立后,我想只有根据照片配制一尊复制品陈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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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重视会议的气氛
隋启仁
列宁精湛的领导艺术表现在多方面。就拿主持会议来说,列宁为了保证会议的质量与效率,十分重视保持会议的良好气氛。
一是要肃静。凡是列宁主持的会议,他都要求会议室内除发言者外,不应有别的声音。列宁禁止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倘若与会者彼此之间非交流思想不可,则只能用写小纸条的办法。别人发言时,列宁总是聚精会神地倾听。有时,他还把食指放在耳朵后面,“注意听”发言人的话。会议室内有点杂音或者走廊里行人脚步声重了些,列宁立即投以不悦的目光,以示警告。如果用这种含蓄的警告方式不生效的话,列宁会公开地严厉正告说:“违反秩序的人我要毫不客气地请他离开会议厅”。由于列宁的一贯倡导,所以凡是他主持的会议,总是肃静无哗的。
二是要洁净。列宁总是叮嘱工作人员,事先要清扫、整理好会议室的环境与用品,注意空气清新。在会议开始之后,严禁抽烟。不仅室内贴有
“严禁抽烟”的纸条,而且他还常常为此三令五申,口头的,书面的,都有。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列宁写信给办公室主任,要他为十月三日的会议做好准备工作,其中第一条就写着:“请通知吸烟的同志。禁止吸烟。严禁。休息时(在隔壁房间)可以喝茶和吸烟。”他还特地加了上面的着重号。但是,会议时间一长,烟瘾大的人熬不住了,常常跑到窗户对面墙中央用瓷砖砌的壁炉后面去吸烟,这样烟就从通风管排出去。壁炉后面同时可以躲两三人在这里边吸烟边轻声交谈。即使轻手轻脚,也往往被列宁发现。列宁称这里为“俱乐部”。列宁有时对他们提意见说:“俱乐部里的同志,静一些。”列宁之所以严禁在会议室内吸烟,一方面是为保证空气清新,以利大家的健康;另一方面是防止因吸烟而使人们咳嗽声不断,影响会议进行。
在不拘小节的人看来,会议气氛似乎无关宏旨。我们常见某些会议上,吞云吐雾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大声喧哗、会中有“会”者有之,打瞌睡者有之,空气恶浊使人头昏者有之……这些都影响到会议的效果,也影响到与会者的身心健康。纠正这类现象,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侧面。让我们把会议的气氛搞得好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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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命和力量的剪影
——青岛随笔
李平
清晨
五点半起床,太阳已升得老高,玫瑰色的朝霞融化在桔红色的朝晖中。海水已经退潮,不倦波涛,不倦涟漪,那么温柔、驯顺。是一幅宁静、醉人的画面。
街上,海边,到处是起早锻炼的人,跑步的,打太极拳的,练气功的,打羽毛球的,散步的,爬山的,到礁石上呼吸海风的。到处是生命,是活跃、跳动、激荡,天地间充溢着蓬勃生机、盎然春意。这里似乎是生命的源头,鸣响着生活的旋律。无论你多么困乏,无论你多么沮丧,你不能不感觉到萌动,不能不感觉到振奋……
傍晚
晚饭后,正是涨小潮时,喧嚣了一天的城市慢慢沉静下来。海边的林荫路上,老爷爷领着小孙女漫步,情侣们在喁喁私语。是一幅平和、馥郁的画面。
吸引我的是那缓缓漫来的潮涌,和被潮水随意抚弄的礁石。潮水从大海的深处奔来,不紧不慢、不急不慌、不屈不挠、不止不息地涤荡着岩岸。褐红色的岩石站立在岸边,不声不响、不卑不亢、不显不露地承受着潮水的冲刷陶冶。它们是那么自信和实在,有的象征着刚强,有的体现着柔韧,它们都是不竭不灭的深沉雄浑的生命和力量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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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灯”
尹绍林
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神灯的故事——在茫茫的大草原上,遇上暴风雪的袭击,神灯姑娘会蓦地出现在空中,笑脸盈盈,拿着一朵盛开的雪莲花。她扯下花瓣往空中一扔,即刻间变成一盏光芒四射的神灯。一片花瓣一盏灯,灿若星河,连成灯路,直通到牧人的浩特。
多美的故事啊!可是,我问遍浩特里所有的老牧人,谁也没有见过这般神奇的灯。世世代代伴随他们的是如豆的油灯和一个月才圆一次的月亮……
最近,我来到草原的深处,一根根高大的水泥电杆,将粗黑的高压电线架向了远方。
入夜,我极目遥望——新开发的大煤田在灯海里发光;新建的乳品加工厂在灯海里屹立,浩特的上空,电视转播机上的信号灯,在深邃的苍穹一闪一闪……
山坡下,草滩里,夜牧的小伙子,驾着打草机的姑娘,在灯海里,放开歌喉,唱起了草原上古老的情歌。
望着眼前的灯,我记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摄影棚里的水银灯,舞台上的追光灯,大海里的航标灯,火车头上的探照灯,天安门城楼上的宫灯,十里长街的华灯……。这些灯和草原上的灯,仿佛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五光十色、星星点点的神灯!
呵,神灯,闪着开发的异彩!
神灯,升起在开拓者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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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军吟
姜澍川
松风松风浩荡,天光朦胧,东山上蓦然出现将军的身影,静静地迎接久别的山区黎明。露水投来战时野营的凉意,寒气追溯着民族沉沦时婴儿的哭声。天色化作黎明血战的情景……你从血泊里扎紧绷带,呼唤士兵继续冲锋……一身钢骨赢得春秋凯旋,松风抒发着一腔豪情。将军,多么热爱新的生活,更怀念为新生活捐躯的士兵。从你身影上我望见红色江山的珍贵,老一辈革命的忠贞。
月影月光如水,山谷寂静,唯有脚下的卵石滚动。将军探望“第二个故乡”,象巨人,拖着长长的月影。拖过芳香的梯田、小溪,拖过幽静的松林、老茔,象当年带着长长的队伍,步步唤起往昔的友情。望望北岭桃村的老杏树,月光下,不闻当年纺车声;瞧瞧河西李庄的老碾盘,不见碾军粮时大娘的小提灯……将军哪,当年孤军进山来,困境里,与乡亲们结下鱼水情,多少父老送子跟你去作战,江河滔滔难断父老革命情。月光如水,山谷寂静,眼前浮现出多少乡亲的面孔,他们为支援前线担尽了忧,将军的敬意啊步步洒向群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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