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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我喜欢《富裕之道》
编辑同志：去年以来，二版开辟了一个《富裕之道》专栏，深受农村读者的欢迎。
这是因为：一、版面固定，加框刊登，每天报纸一到，读者很快就能找到这个专栏。二、文章短小精悍，事例典型具体，每篇不过三五百字，都是发生在一队一户的事，能使读者用较短的时间学到一点“富裕之道”。三、有事例，有说明，有议论，浅显易懂。读者一目了然。
希望大报放下大架子，多登短小文章，继续办好《富裕之道》专栏。
辽宁省凌源县万元店公社 张 强
张强同志关于《富裕之道》的来信，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些农民从《富裕之道》里学会了富裕之道，这对我们作编辑工作的人来说，是鼓舞也是鞭策。
在过去的一年里，许多读者给我们来信，对二版的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言出肺腑，感人至深。我们觉得，读者的心和我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
一九八四年，为开创报纸工作的新局面，希望读者继续给我们以关怀，让我们共同努力，经营好这块经济宣传的园地。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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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访陈火金
本报记者 姚赣南
全国劳动模范陈火金谈新的一年打算，他认为，干四化，人的精神状态要振作起来；在新长征途中，不敢担风险是不行的；现在，改革的步子慢了，这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要振奋革命精神，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新年前夕，全国劳动模范、大连造船厂高级工程师、爆炸加工专家陈火金同志来沈阳开会，我在一天夜晚访问了他。
我以为他一定是什么“长”了，所以很冒昧地问：“你是爆炸加工试验室的负责人吧！”
他笑了起来，回答说：“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当领导的。工厂领导曾动员我兼行政职务，我没答应。我就适合搞技术，干具体工作。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行，某一方面有专长，就要用他这个专长。如果我当了什么‘长’，要管工资、劳保、评比、奖金、房子、就业……那么，我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中国有的是人才，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发挥每个人的优势，有利于我们的事业。”
接着，我请他介绍试验室一年来的工作，陈火金思索了一下，说：“当然可以。不过，我建议你们新闻单位好好宣传一下营口中板厂。如果你们要宣传营口中板厂，我可以奉陪一两天。”
我不解地问：“这个厂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他说：“协作关系，联合关系。这个厂的领导班子不简单，很团结，有朝气，又年轻，有远见，有干四化的紧迫感。1983年下半年，在一次订货会上，我们提出要十几吨复合钢材，可是各地没有一家工厂敢接任务。营口中板厂决心上，搞轧制复合钢材，虽然难度大，但这个产品有前途。”
陈火金兴致勃勃地谈了他们与营口中板厂联合搞试验的事。讲完以后，他卷了一支烟，把话题转到了他经常思索的一些问题。
“干四化，人的精神状态要振作起来，不能老怕树叶掉下来打了脑袋。在新长征途中，不敢担风险是不行的。没有胆识就别干，让别人来干。不能再等啊靠啊，时光都跑掉了，党的事业不允许。
“有的同志精神不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想着维持，不捅漏子。这种精神状态与营口中板厂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世界在飞跃发展，你不赶超，差距就会越来越长。
“上级定了方向，定了原则，具体的事情还是要下面来解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是隔行不隔理，这就要组织专门家、事业家、实干家去开创新局面。可现在，改革的步子慢了，慢的原因之一是‘难’，是错综复杂，互相掣肘。于是你等我，我等你，似乎四化可以等出来。”
最后，我们谈到了年龄。他说：“我今年49岁，1984年就是50的人了。今后十年该怎么度过，十年以后又该怎么办？我常常想这个问题。糊里糊涂地度过吧，我不甘心，要干好这十年，还要培养好青年。”
夜深了，我起身告辞。在这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时，我觉得，他的话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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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放宽政策 实行“一放二包”
全国划分自留山二亿五千万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记者黄正根）我国林业战线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了扩大自留山，发展林业专业户的“一放二包”以后，截至1983年年底，全国已给5，000多万农户划分了2．5亿亩自留山，许多省、市、自治区涌现出几万、十几万林业专业户、重点户，承包造林育苗，开创了林业建设的新局面。
我国现有宜林荒山十几亿亩，1983年，许多省、市、自治区除了多划自留山以外，其余的荒山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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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广告协会成立
本报讯 经国家经委批准，我国广告经营单位的联合组织——中国广告协会正式成立。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1983年12月31日在北京闭幕。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广告协会章程》，选出了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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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渎职有罪
临泉县城郊供销社有关人员受到制裁
本报讯 去年11月27日，临泉县城郊供销社主任张国均、副主任蒋守顺因犯渎职罪被依法逮捕；收购门市部实物负责人宋思礼拿国家巨额资金搞私人非法经营，使国家受到重大损失，被收容审查；原供销社副主任李明国，待进一步查清问题后另行处理；对弄虚作假进入供销社的李子超等八人，立即清退回家。
（据《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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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临泉县城郊供销社是怎样赔光的？
《安徽日报》记者 杨余生 易进
编者按：安徽省临泉县城郊供销社被“吃光拿光”的问题揭露后，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副省长黄驭亲往调查处理，有关人员受到制裁。这说明，只要坚持原则，严肃认真地按政策办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临泉城郊供销社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办社会主义企业，不能让“败家子”当家。“败家子”不仅自己吃社会主义，而且会助纣为虐，拉一帮人，挖社会主义墙脚。有些企业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盈利的企业会亏损？看来和“当家人”的好坏大有关系。为什么临泉城郊供销社这样好端端的企业，要让“败家子”当家？难道他们的上级和有关部门真的看不见、听不到？看来不是，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自己能捞到一点好处，宁肯让“败家子”当家，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坚决态度值得赞赏。哪里有“败家子”就应从哪里把他们清除出来，并给以必要的制裁。
（一）
临泉县城郊供销社自有资金仅1．5万元，加上社员的股金，也不过5万元。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资本微薄的企业，去年1至10月份，经营性亏损高达51．8万元，拖欠银行贷款310．7万元，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供销社少数领导人玩忽职守，严重渎职。
收购“三粉”（粉丝、粉面、粉渣）是这个供销社的一项主要业务和重要财源。“三粉”目前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可是，我们在临泉县城郊供销社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该社库存的237万多斤“三粉”，或堆放在破漏无窗、阴暗潮湿的茅棚里，任其霉烂变质、鼠雀啄食；或胡乱地弃置于露天场地，任凭风吹雨打、人畜糟踏。有关同志告诉我们，这些粉丝都是去年底以0．465元一斤收进的，而现在二角钱一斤也难以卖出去了。
质次是这里“三粉”积压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要大量购进质次价高的“三粉”呢？谜底揭开，里面是一桩桩无法无天、骇人听闻的丑行！
前年底，“三粉”收购的旺季来了，这个供销社的领导和业务人员感到做“三粉”生意有大利可图，于是，主任张国均，副主任李明国、蒋守顺等人，指示各收购门市部敞开收购，至于谁去收购，如何把好质量关，收购制度如何执行，收购人员有哪些责、权、利，他们统统不管，只要求给社里6％的利润。由于上面放任纵容，下面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就发生了：
——一个收购门市部的负责人宋思礼，为了从收购“三粉”中大捞油水，私自委任了一些与供销社毫无关系的农民作为“代办”，开设了五个收购点。需要经费，宋思礼到供销社会计处开张支票便可从县农业银行城郊营业所提取，甚至凭宋思礼的一纸便条，便可将成千上万的现金拿回来。去年，宋思礼及其“代办”们，轻而易举地从银行里取出了34．4万元现金，其方便程度无异于从自家的箱柜中取款。这一个收购门市部，据宋思礼个人交代，“三粉”损失达2．2万元。
——县农业银行城郊营业所（即城郊供销社的开户银行）主任张跃忠，为了让其在农村务农的外甥胡凤军得到一笔做生意的资本，与城郊供销社的一个收购门市部负责人吕洪忠秘密协商后，通过自己的女儿张桂芳（在该收购门市部当收款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供销社4万元现金，从营业所转到自己外甥的口袋，不久，10万条化纤袋便从浙江省温州市运回临泉。
——城郊供销社主任张国均的侄女张颖，去年到供销社当收款员，新来乍到，很快就从该社财会制度的极度混乱中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她悄悄地将手中的两万元收购款存入银行储蓄所的私人存折里，到事情败露时，获利息218元。
——一个名叫董学青的收购门市部负责人，把收购“三粉”的本职工作交给县邮电局的职工张魁去办。张魁夫妇手捧4．2万元人民币，就在供销社的眼皮底下办起了“张记”皮鞋店。
——该社临时工牛士云，此人年不满二十岁，人人都知道他神经不正常。但是，凭着身为县劳动局副局长的母亲与供销社领导的私交，也拿到了8．5万元现金，与自己新婚妻子开设了“夫妻”收购点，丈夫收货，老婆发款，生意没有做完，就短少了8，000元。……
就这样，国家一捆捆人民币换回来的则是数百万斤质量低劣的“三粉”。根本卖不出去，占用大量银行资金，每月得付利息数万元；调运上海963吨淀粉，因不符合质量要求而被迫削价处理，一次就损失16万元；调到湖南、新疆的几万斤粉丝，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拒绝付款。据粗略统计，仅“三粉”一项，该社1983年的亏损额就高达40万元。
（二）
城郊供销社工业品的积压与浪费同样十分严重。
我们在该社冰棒厂的尘灰飞扬的仓库里，看到价值千元的冰棒棍与冰棒纸遍地皆是，由于多年的虫蛀菌蚀，这些材料已被卫生检验部门宣布报废。据厂方有关人员说，该厂前年一次就从六安购进冰棒棍8吨、冰棒纸100多万张，足够该厂用十年之久。
在该社大院内、离主任们的办公室近在咫尺的仓库里，我们看到的情景格外惊人：价值5，600元的大批木蒸笼购进八年，未曾卖出一只；价值数千元的胶管、铁筒，自1976年进入仓库后，就未曾出过门；每只价值34元的铁耙4只，放在仓库门外风吹雨淋了四五年，主任们对这些熟视无睹；县手管局处理不掉的好几吨塑料布，由于请了该社副主任李明国一顿酒，便卸包袱推进了该社的仓库；采购门市部仓库实物负责人赵洪田，1980年从其前任王昆仑手中接管时，麻绳少一万余斤，反映到主任处，三年无人查问……。
据统计，该社农副产品、工业品及包装物总共库存量价值251万元，其中积压滞销的商品约占一半。
（三）
城郊供销社设在县城，有诸多方便，一些人馋涎欲滴，想门道往里钻。1979年这个社仅有职工94人，其中临时工14人，如今增加到348人，其中临时工64人，有人一年要闲七八个月，有的人吃东还想抓西。
临泉县城郊供销社发生的一些事千奇百怪、令人震惊。在那里，不需要招工指标，不需要粮油、户口关系，只要某些有权势的人点个头或写张条子、盖个大印，便马上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正式职工。
原城郊供销社主任张国均的五个子女，副主任李明国的四个子女和一媳一婿，都在城郊社的“关键位子”上任职。他们中的几个人的来历就十分稀奇。张国均的女儿张秀云、张玲，至今还在农村承包有土地。两个人都是用非法手段“农转非”的。主任这样胡作非为，副主任李进智也不“示弱”。他的女儿李翠兰是农业人口，李进智也搞来一张招工表，既没有粮本又没有户口本，就轻而易举地被批准分配到城郊社工作。至于城郊社掌管人事大权的副主任李明国，魔术般的手法就更“玄”了。不仅李一子二女非法进了供销社，而且李明国托人说媒，让社里一名女职工做他的媳妇，人家不同意，李明国立刻翻脸，不发工资，并且两次三番撵她走。
临泉县在1981年共下达招工指标200人，全县供销社系统80人，1982年没有招工。可是，1981、1982两年中，城郊供销社竟然增加了195人，其中全民和集体招工66人，从外县、外系统“飞”来的就有52人。有个叫刘锦凤的，是原临泉县供销社副主任王学忠的外甥，1980年在本县吕寨供销社工作时，因为收购红麻开假发票贪污5，800多元，1982年被开除留用，处分文件还未发下，县供销社就把他调到城郊供销社，处分自然就一风吹了。临泉县供销社商政股股长阎德友的妻子李玉芹，本是农业人口，去年年初，阎德友从界首县搞到一张“小集体上升大集体职工登记表”，填上李玉芹的名字。临泉县劳动局据此便介绍到县供销社，县供销社分配到城郊社。类似这样“飞过海”、“以假乱真”的例子，不胜枚举。到如今，城郊供销社还有好几个人既找不到人又无档案，而职工底册上却赫赫有名！
（四）
城郊供销社服务的对象是三个乡，5万多人，而这三个乡都设有亦工亦农供销部和大队“双代”点。该社搞农副产品收购至多需要几十个人，剩下200多人只好在县城里办商店。他们每年花1．6万多元租赁房子百十间，开了14个工业品门市部，又开办一个塑料厂，一个冰棒厂。1983年1至9月份，14个工业品门市部净亏损7．1万元。我们观看了一个百棉门市部，8个职工，每人一天只上半天班。商品库存高达12．9万元，每月付银行利息780元，加上房租、税金、工资、运杂费，9月份一个月就开支1，490元，而毛利不到500元，倒亏1，000元。拥有27名职工的冰棒厂，情况更糟。1982年亏了1．2万元，1983年冰棒产值只有4，000多元，而全年人员工资得开支1．3万多元。我们去访问了两次，只见两三个人在院子里聊天。
城郊社的一些头头们可以说是见了钱就眼红，手伸得老长。1982年，城郊社账面上盈余3万元，实际上把亏损转到1983年，他们还照拿奖金不误。四个季度共发奖金45，967元，人人有份，少的百元，多的上千。18个管理干部和工作人员共拿奖金1．1万多元，平均每人拿奖金666元。 （据《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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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拔新干部 开创新局面
去年，首都钢铁公司提前八天完成了全年的生产计划，创利润六亿三千万元，实现连续五年利润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原因之一，是首钢党委大胆提拔新干部，一大批中青年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目前，首钢十几个主要厂（矿）的正副厂（矿）长，都已由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中年知识分子担任；在新提拔的97名厂处级干部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占71．1％，有技术职称的占88．7％，基本实现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批干部积极进取，大胆改革，不断开创新局面。 新华社记者 杨绍明摄（附图片）
首钢初轧厂新任厂长刘京华（左三）发动全厂职工向科学技术要经济效益，上任三个月组织实现了四项较大的工艺技术改革。这是他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切分轧制钢坯的方案。
首钢炼钢厂技术员李文秀（右），担任厂长后，大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使生产水平稳步上升。图为他在炉前观察采用“复合吹炼”新技术的情况。
首钢副经理胡舜寿一上任就抓基建系统劳动组织的改革，组织多工种综合施工队，使三高炉改造工程进度大大加快。这是他冒着严寒在炉顶检查施工情况。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赵长白，被任命为首钢公司副经理后，统筹全局，肩负着全公司生产前线总指挥的重任。她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