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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难免论和可免论的结合
龚育之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讲改革时说，“失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要尽一切努力去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误”。这里讲了一个难免论，又讲了一个可免论，是难免论和可免论的结合。
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在其进程中发生一些失误，的确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要求不发生任何失误，只能使改革裹足不前。总不能因为怕出错误，就不搞改革。同时，作为领导者，又必须力求对改革实行正确的指导，力求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当着发生了失误的时候，必须力求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片面地、过分地强调避免错误而窒息改革中的开创精神，是不对的；片面地、过分地强调错误难免而放弃改革中的领导责任，也是不对的。难免论和可免论的结合，这是对待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特别是革命事业中的失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观点。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进程，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反复地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使认识逐步接近真理，在实践中逐步达到成功的过程。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曲折常有，错误难免。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全掌握了真理的事情呢？毛泽东同志说过：“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实践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革命者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对革命进程中难免发生的失误缺乏精神准备，甚至幻想不发生任何失误，那么，在已经发生的失误面前，就不能客观地、历史地对待和分析它，因而产生迷惘和失望；在需要开创和探索的新事业面前，就不能勇往直前而陷入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无所作为的境地。
但是，从实践和认识的总进程来说，错误难免，并不等于说，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任何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等于说，人们在自己将要进行的活动中，在避免错误方面完全无能为力。真理越过界限就会成为谬误，难免论越过界限就会成为一种说词，用来掩饰那些已经发生、却可避免的错误，并且在现实活动中鼓励那些对可能发生的失误采取漫不经心、满不在乎态度的人们。
所以，讲了难免论，还要讲可免论。在战略上，要估计到错误难免，在战术上，则要着重研究如何尽一切努力避免失误，如何从错误中导出正确、从失败中导出成功的科学方法。
科学实验就是这样的科学方法中极重要的一种。
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人们通过各种类型的科学实验，对各项生产和建设的技术方法、设计、措施等等进行反复的检验，来判断它们是否正确和完善，并且进行各种比较，来判断不同的方法、设计、措施等等的优劣长短，有意识地把难以避免的反复失败的过程，放到先行的、小规模的科学实验中去实现。通过小规模的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再实验，直到成功，以纠正错误的认识，达到正确的认识，然后再去指导大规模的生产实践。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尽可能地避免失败，少走弯路，比较顺利地得到成功。这样，就可以使人们以科学实验中的代价较小的失败，去换取生产实践中的胜利。科学实验中的失败和成功，是生产实践中的更大的成功之母。
同改造自然的斗争相比，社会改革的斗争要复杂得多，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限制和可能性，也就大不相同。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小规模的科学实验仍然是可能的和必需的。毛泽东同志提倡“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把它作为领导社会改革的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个思想是很正确的。后来的一些失误，是由于未能坚持这个方法，或者在试验中未能坚持科学态度。所以在改革中我们强调科学的试点和试验。《决定》中说：“看不准的先试点”；又说：“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进行改革的探索和试验”。所谓试点和试验，即在很小范围（若干点）和较小范围进行的科学的社会实验。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把可能的失误限制在小范围内，使各种矛盾和问题在小规模的改革实验中暴露出来。在试点和试验中探明情况和规律、取得成功的经验以后，再到大范围以至全国范围内去推广。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实践就有可能避免失误，比较顺利地得到成功。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单独进行小规模的实验是不可能的。在这类情况下，我们特别强调事先的调查研究，强调改革方案的事先的论证和测算，强调重视改革进程中的信息反馈和据此调整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强调就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观点展开科学的讨论，这些都是科学实验的精神所要求的，都是为了避免或减少失误这个目的。近几年来我们的改革就是这样经过试点和试验，积极而稳妥地展开的，今后贯彻执行《决定》还要这样做。
科学及其方法是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客观规律的成果。尊重科学，努力掌握科学知识，坚持运用科学方法去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就有可能避免许多由于违反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发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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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千家驹
现在，经济效益之所以还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价格体系不合理。所谓价格体系不合理，概括说来，就是价格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难以利用价值规律这个杠杆来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由于价格不合理，企业苦乐不均，赏罚不明，无法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赚钱的企业不一定是经营好，亏损的企业不一定是经营差。农副产品价格倒挂，使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农业愈丰收，财政部的日子愈不好过。不合理的价格，对经济活动常常起一种“逆调节”的作用，不是刺激地方和企业发展短线产品，压缩长线产品，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价格不合理，只利于“复制古董”，妨碍产品更新换代；不是有利于市场供求平衡，相反加剧市场供求不平衡，增加工商企业之间的矛盾。紧俏商品，商业部门愿意包销，生产部门就愿意自销；滞销商品，商业部门不愿收购，生产部门则要求商业部门包销，造成许多积压和浪费。由于商品的环节差价不合理，比价不合理，影响经济调整工作顺利进行。这些都说明，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我们一提到物价，就把“物价稳定”作为我们工作的唯一方针。解放初期，为了消除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影响，努力稳定物价，是有必要的。但是“稳定物价”不等于冻结物价，把价格僵化，成为二十年一贯制、三十年一贯制。由于各类产品的成本不断变化，价格必须相应地调整，否则就会影响商品生产的发展。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计划经济不是否定价值规律，而是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不改革价格体系，就谈不到利用经济杠杆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使我国的企业具有旺盛的活力，也就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价格体系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我们衷心拥护价格体系改革，因为这是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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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的改革要尽快抓上去
苏绍智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的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也打破了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制订了全面改革的蓝图。毫无疑问，它将加快改革的步伐，促进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
智力开发从来没有象今天世界这样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美国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首先因为她有着雄厚的人才储备。象日本那样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能够从战败国一跃成为“经济大国”，就是因为她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主张“教育立国”，智力开发先于经济开发，得以用人才的优势补资源的不足。
建国以来，我国智力开发方面取得不小成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的影响，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仍然很低。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知识分子（大学毕业、肄业和在校大学生）仅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六，在全世界几乎处于最低水平，比印度还要低很多。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即二亿三千五百多万人。不仅如此，即使这样少量的知识分子也不能用得其所，人不得尽其才，才不得尽其用，造成人才的浪费。如此贫乏的智力状况，愈来愈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决定》指出，中央将专门讨论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我认为，对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尤其应当有一种急迫感。不但为了现代化，就是为了加速实现现代化而实行的全面改革，也要求把教育体制的改革尽快抓上去。
为此，要大胆地、坦率地充分揭露和探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保守落后状况，把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教育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统一地由国务院、由总理亲自抓。要克服那些阻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老思想、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尽快尽好地培养人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大胆起用一代新人，起用那些走在改革前列的新人。教育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物质建设，也关系到我们的观念形态、精神状态。这一环抓得快，抓得好，全面改革的蓝图、现代化的蓝图，一定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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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
许涤新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常常把价值规律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价值规律是计划经济的对立物。这是值得重新研究的。
计划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家根据社会需要，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按比例地配置，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的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践证明，要把成千上万种商品的产供销，都包罗在一个计划当中，并且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是很难办得到的。纳入国家计划的产品，只能限制在几种对国民经济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产品。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价值规律要求全社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根据客观需要，在各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但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之下，或者在国家计划出现失误时，这个要求不能顺利实现，价值规律发生自发的强制作用。如果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各部门的生产就能适合于社会需要，国民经济就能按比例协调发展。这些情况说明，价值规律能够帮助我们搞活经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还存在着商品经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分配，必须借助于价值形式来进行，必须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我国现行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这里，指导性计划主要是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所谓经济杠杆，是离不开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就是硬性的、必须执行的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使一定的社会劳动在很重要的几个生产部门实现合理的分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然会产生盲目性的。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由于计划的指导和调节，由于工商行政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市场信息事业的发展，发展商品经济的盲目性会大大减少。
有人可能这样问：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差别呢？商品、价值规律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把商品、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完全混为一谈，是违背历史的事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虽然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形式上，同资本主义有相同之处，但是，作为商品生产基础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作为两个社会的商品生产的主人是不同的，作为两个社会的商品生产的目的性是不同的，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也是不同的。这些区别决定了我国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规律同实行计划经济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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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进一步发挥银行的作用
沈柏年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不好。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慢，但资金周转缓慢，企业没有活力，造成人力、物力大量浪费，社会再生产节奏缓慢，经济效益很差。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要使企业具有资金周转的观念、利息的观念和时间的观念，注意少投入多产出。这有待于发挥企业和银行两个积极性，要求银行能够更灵活、更有效、更及时地吸收、分配、调剂社会资金。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求银行更好地在宏观上调节经济，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计划体制改革后，指令性计划将逐步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部分将逐步扩大。国家除利用税收及其他一些手段进行干预外，将更多地要求银行利用金融手段来进行调节。银行必须根据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利用信贷手段，扶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生产。
经济体制改革为有效地发挥银行作用创造了条件。例如，商业批发部门是商品流通中的蓄水池。银行为加快资金周转，提高了利率。这样，由于某些商品规定的季节差价太小，它们只要储存三个月，就基本上无利可图，储存半年就要赔本，因此，批发部门就不愿意储存商品。价格体系改革时，这个问题可以用合理的季节差价来解决，季节差价不仅包括合理的储存费用，而且还包括这段时间的利息。这样批发部门既必须注意资金周转，又有能力储存商品，利率的杠杆作用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为了使银行能够适应新的形势，银行系统还必须作一些改革。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领导下的各专业银行分工合作的金融体系。采取适当的方法，打破信贷资金管理上条条和块块分割的局面，加强资金的横向流通，提高银行融通资金的能力。
第二，建立金融中心。经济搞活后，中心城市和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将日益密切，中心城市对经济区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中心城市同时也是金融中心，有能力按地区之间经济上的有机联系合理地调动资金，对周围地区起辐射、集散的作用。为了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局面，要逐步恢复上海等地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使上海等地不仅具有调剂国内资金的能力，而且有融通世界资金的能力，以利于引进外资和技术。
第三，加速银行现代化。为了及时获取各地的信息情报，灵活调度资金，建立有效的咨询网络，银行除不断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素质外，还必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加速现代化。对于西方银行先进的管理手段，要择善而用。
第四，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有利于资金的有效使用，也有助于建立我国的金融中心。在这方面，对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政策上应更放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