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汝 信
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要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就必须具体地而不是笼统地说明它们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区别，而且首先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和克服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前面已经说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核心是抽象的人，这也是它的根本出发点。那么，马克思主义要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划清界限，也必须从这里做起。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前几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我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有模糊的认识，为这种错误的主张多少帮了忙。现在我认识到，关于出发点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严格区别开的关键所在，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那就不管你对人作什么样的解释或附加什么样的但书，总是不可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理论上的失足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哲学史上来看，把人作为出发点这种笼统的提法本身就是极其空泛的，它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各个学派，而且适用于其他许多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甚至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采取激烈批判态度的某些哲学家（例如施蒂纳和尼采），也同样可以把人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相比之下，在哲学史上公开反对把人作为出发点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倒反而只是少数。因此，把人作为出发点的提法并不是科学的论断，而相反地在这种笼统的提法背面隐藏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以至互相反对的哲学派别和倾向。把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根本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的革命变革，而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混为一谈，最多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区别归结为量的差别，而抹煞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是可以找到人是出发点之类的话的。我自己过去也引证过这样的话来做文章。但是，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著作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全面地理解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的词句，那就必须承认，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实质的。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因为他没有停留于把人作为出发点这种空洞而笼统的提法，而是深入地解剖了社会，从而完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显而易见，如果不是把社会作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那末无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都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马克思本人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他在青年时期受过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博士论文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方面固然要了解它在历史上的理论来源，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它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根本不同之处。应该指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带有费尔巴哈的印痕，但他从来也不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对费尔巴哈所宣扬的抽象的人从来就是不赞成的。还在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他就在对人的理解上对费尔巴哈有所批评。他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即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同时却又明确地指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不久，他又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不同的理解，他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从他开始著述活动的时候起就不同意费尔巴哈把抽象的人当作出发点，而主张去研究社会。在他看来，不应该用人去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而相反地应该通过对社会的剖析去解释人本身。正是由于这一点，使马克思得以超越于费尔巴哈之上并终于彻底地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马克思后来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时的陈述也充分证明，帮助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并最后确立唯物史观的，并不是什么一般的对人的研究，而是对社会的解剖，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探讨。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研究和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一直到对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阶级斗争的周密而深入的研究，这才是马克思的思想成熟过程中的基本脉络。对于恩格斯来说，情况也差不多。如果没有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对英国社会经济、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也就很难想象他会和马克思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或是从历史事实来说，把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后，他们对以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各种流派一直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指责费尔巴哈谈的只是“人自身”，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因此，“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不应该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而首先必须从人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去理解人。至于一贯打着“人”的旗号进行宣传活动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特别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厌恶。他们揭露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各个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把这些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歪曲地解释为关于“人”的思想。他们尖锐地指出，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而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6—537页）这对于主张以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不能以人作为出发点，并不是意味着它不研究关于人的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的，但坚持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如果把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那末这只可能是抽象的人，因为对人的科学的理解只能是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研究的结果。离开了社会，关于人的问题就什么也说明不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中，非常透辟地论述了这个道理。他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个人（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完全是一种“假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马克思指出，这仅仅是错觉，而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0—21页）。事实却正好相反，个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例如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只有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因此，所谓以人作为出发点，实际上必然会导致把人从社会中割裂出来，把抽象的人作为历史发展的独立主体，而这正是信奉唯心史观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根本错误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根本不同，所以形成了互相截然对立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它们之间的基本分歧可以简略地概括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地研究了人类历史，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通过剩余价值学说的建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特殊发展规律，从而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历史使命。这样，他们就把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严密的科学。与此相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各种学派则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感兴趣，在这方面表现了充分的无知。它们的理论都不是以对社会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为依据，而是从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提出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理论也只不过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美丽的空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坚持必须对关于人和人性的问题作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分析，不承认有什么超时代、超社会和超阶级的“一般的人”和“永恒的人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最透辟地表述了对人的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人是什么样，这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取决于他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显然，马克思主义用这种社会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解决人的问题，这和顽固地抱着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论观点不放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是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它通过对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里一切罪恶现象的最重要根源在于人对人的剥削，科学地论证了剥削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必然性，主张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彻底铲除人对人的剥削，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是社会革命的反对者，他们虽然对社会中存在的不人道现象表示同情和支援，但却反对阶级斗争，不赞成用革命手段去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而把希望寄托于“人性”的改善，主张通过一切人之间的“博爱”，实际上是提倡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一团和气地互相拥抱，去消除现实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对立，以实现其“人道”理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充其量也无非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它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决了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充分承认杰出人物在体现历史发展趋势时所起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则肯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他们认为群众必须依靠自己去求解放。他们强调革命的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必须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正确地相结合，而把集体利益置于首位。相反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则大多是“英雄创造历史”的信奉者。他们不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幻想由个别“天才”、“救世主”来创建合理的社会。他们往往把个人作为本位，把所谓个人尊严、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奉为人生最高目的，实际上就是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正是表现为革命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
从上面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是截然对立的，二者泾渭分明，决不容许把它们混淆。某些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制造所谓“两个马克思”的谬论，目的就在于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磨灭其革命锋芒，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对于资产阶级学者的这种曲解，必须加以坚决的驳斥。在这里，重要的是应该旗帜鲜明，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严格地区别开。我在过去的文章里有一些错误的提法，就是没有从世界观的高度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一般人道主义的界限，把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说成是“人道主义的一种高级科学的形式”，因此尽管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的一些区别，却仍然不可能说明它们在本质上的对立。基于同样的原因，我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一术语也是不可取的。这个术语虽然久已在国际上通用，但其含义是模糊的，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在使用这个术语而加以种种歪曲的解释，用来混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因此，这个术语应该代之以意义更为科学和明确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术语本身的含混而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
（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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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还是空洞的抽象
卢之超
当前思想战线面临着清除精神污染的严重任务。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种种异化，是理论领域精神污染的重要表现。它与低级庸俗的艺术表演，或者淫秽书刊等精神污染现象不同：一是具有艰深的理论形态，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非；而且涉及的某些理论问题，很需要做深入的探讨。因此清除这种污染有很大的难度。二是懂得或关心这种宣传的人虽然较少，表面上影响的面不大，但是作为一种概括性的理论，渗透在哲学、经济、政治、文艺等各个领域，其危害的深度和广度不可低估。由于这种特点，在清除这方面污染的工作中，尤其需要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此，在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时候，必须从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上弄清一些问题。从实际出发还是空洞的抽象，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恢复和重新确立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从实际出发，才有冲破现代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才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和随之而来的生气勃勃的局面。但是，理论界有一部分同志，一面高喊思想解放，一面却在实际上逐渐地走向它的反面。他们的思想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空洞的抽象概念出发。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的种种异化的同志，就是这样的。
例如，有人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而且是大写的“人”字。同时，又说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了人，忘记了人。这里就涉及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要讲人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的。（广义地说，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一种不以人为中心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人，即把人看作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首先讲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讲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前途，等等。这些都是具体地、实际地研究人类历史以及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等问题的。即如我们今天强调从中国实际状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来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等，也都是为了解决如何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如果说，这样做是忘记了人，离开这一切去谈“人的目的”和
“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等才算是重视人，那不是陷入空洞的抽象吗？
抽象，本来是认识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任何科学认识、特别是哲学的认识是不能缺少抽象的。但是有两种抽象：科学的抽象和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至少具备以下的条件：一、它是从具体的实际出发，而在理性思维中又要回到（上升到）具体去的一个认识事物的阶段。它虽然舍去了种种事物的具体属性，而合理地抽取出其共同点或一般性、普遍性；但是这种抽象是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这种一般和普遍不是脱离具体的，而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非科学的抽象，则把普遍性的概念看成是先验的、脱离具体实际而独立自在的空洞概念，甚至把它看成是第一性的、成为具体事物的本源的东西。在不少大讲“人性异化”、“人性复归”和一般“人道”的文章中，实际是把那个大写的“人”字变成了这种空洞的抽象。二、科学抽象是对于事物本质的合理概括。这种概括要准确体现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性质，必须严格遵循科学方法，揭示这一事物各个矛盾方面的内在联系，揭示它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为此，还要注意掌握与事物普遍性程度相适应的抽象的限度。不反映本质的、超过或不及这种限度的任意概括，都不能成为科学的抽象。例如，吃、喝、性机能等等固然是人的自然属性，但是不能把这些说成是人的本质。因为那样做就超出了合理抽象的限度，没有科学地反映作为社会的人的特殊性质，无法使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另一方面，如果把自私自利等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说成是人的本质，则是以特殊代替一般，把一定历史条件下一部分人的本质说成全人类的本质。这些做法都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只有具体历史条件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概括，才是科学的抽象，才能体现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反映古往今来整个人类的人的本质。这种科学抽象，正是从实际出发，对于人类历史进行客观的具体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其展开中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丰富的内容。
对于人类历史，对于人的本质等等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一直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其方法论上的特点就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或空洞的抽象。这种方法尤其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基础。先是脱离人类历史活动和现实条件，主观地想象出一种抽象的永恒人性，然后从此出发，用演绎方法去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说明现存社会，或得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这种方法，如恩格斯所说，是“整个十八世纪所共有的”。其所以如此，一是生产规模和人类活动规模的狭小，历史实践的发展还没有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准备充分的条件，亦即人们的认识还受到时代的限制；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和历史地位使他们本能地（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要把自己阶级的本性、要求和愿望等等说成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本性、要求和愿望。即使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也没有能够超出这种方法的局限。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又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科学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批判唯心史观的斗争中产生的，它的特点就在于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出发，对社会的发展（包括人性的发展、社会意识的发展）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宣告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的诞生，标志着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的彻底胜利。因此，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仅是一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命题，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完整的科学观点和方法，不仅指导着我们对于整个人类历史、人的本质等等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具体社会问题所必须遵循的。我们说教条主义、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等等是错误的，就因为它违背了这种科学观点和方法的要求，脱离历史的发展和当前的实际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或革命领袖的片言只语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抽象谈论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的所谓种种异化，空谈“人的目的”、“人的价值”和所谓“人性复归”等等，不仅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现实条件、斗争任务和实际困难，而且脱离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基本分析。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教条主义，那已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当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以前资产阶级关于抽象人性的陈腐议论当教条，甘愿回到唯心史观的窠臼。尽管宣传这种观点的同志往往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帜，自以为在解放思想，但实际上不能不说这是对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种倒退。
几年来，不少同志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经验、现实任务和今后方向进行认真的思索，并企图把自己的认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作出较深刻的概括。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而又面临伟大历史转折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党中央就是号召我们这么做，并且领导全党这么做的。我们应该记住列宁的话：“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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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农村干部漫谈工作方法》出版
一本专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撰写的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同农村干部漫谈工作方法》（贾安坤著），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农村的工作实际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全书共有三十九篇文章，讲的几乎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发生在农村工作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和哲理性议论浑然一体，夹叙夹议，就事论理。在写作上，此书也有其特点，语言比较生动、通俗，读起来比较引人入胜。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