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技术改造要有一个长远的总体规划
——从鞍钢看制订技术改造总体规划的几个问题
刘景彤 郑新立
当前技术改造正在全国一些重点工交企业中逐步展开。集中力量搞好企业技术改造的总体规划,使每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有一个长远的、合理的目标,这是整个技术改造进入实施阶段首先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从鞍山钢铁公司制订技术改造总体规划的过程,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没有好的规划必然打乱仗
搞好老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因为:与新建企业不同,老企业承担着繁重的生产任务,不能完全推倒重来,也不能因为改造而减产;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老企业要迈向现代化,不是修修补补就可以做得到的,不少企业需要动大手术;在改造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施工比较困难;技术改造还要同调整产品结构、专业化改组、消除环境污染和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结合起来进行,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所有这些,都使技术改造成为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当前,需要改造的企业数量很多,如果没有一个统筹兼顾的、严密的、科学的总体规划,如果不加强计划性,技术改造就势必打乱仗,形不成综合生产能力,使改造工程不能迅速发挥效益。这样,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造成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和浪费。现在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一种表现是把制订技术改造的总体规划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有的同志强调多年来规划制订了不知多少遍,五年规划,规划五年,最后束之高阁,没有几个能够兑现;有的同志还把规划与高指标、说大话等同起来,把规划看成是“画饼充饥”,产生一种轻视和厌烦情绪。他们没有看到,过去的规划所以实现不了,不是因为制定了规划,根本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规划脱离了我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实际,成了主观主义的空想。因此,这次制订技术改造规划,基本的一条,就是要从国家和企业的实际出发,分析清楚当前的现状和可能,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总体规划。
另一种表现是,只热衷于列项目,争投资。一听说搞技术改造,就“闻风而动”,一哄而起,改造项目互不衔接,零敲碎打,应付眼前生产,没有长远打算。草草搞个规划也只是作为要上级批准项目和争投资的一种手段。这样搞改造,不但事倍功半,而且,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往往很难弥补。
最近,鞍钢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制定规划的五条指导方针:按照先进、合理、经济的原则,在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制订“六五”、“七五”期间技术改造总体规划,为后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钢材的需要为前提,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提高质量、发展品种、降低消耗(特别是降低能耗)、治理污染作为重点;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并与整顿、挖潜、改革等密切结合,认真实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根据工艺和生产的实际要求,采取多层次技术并存的方针,既不守旧,也不贪洋;基本依靠企业自筹资金搞改造,改造期间不减产,冶金工厂不增加能源,确保生产逐年增长,保证计划外调钢坯的供应,保证上缴国家利税逐年增加。鞍钢提出的技术改造的这些方针,如果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将会保证他们取得良好的效果。
企业改造规划必须纳入行业、地区的发展规划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从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出发,才能为企业技术改造确定合理的目标。因此,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必须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纳入行业和地区的发展规划。企业规划是国家、行业、地区制定规划的基础,国家、行业、地区的规划是企业规划的依据。建立这样一个完整的规划系列,是保证企业技术改造有领导、有步骤、有条不紊进行的基本条件。
企业技术改造规划需要行业和地区规划解决些什么问题呢?根据对鞍钢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行业规划:
(一)要为企业规划出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大型骨干企业的产品,多数为国家统配物资,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这些企业的产品方向主要应由国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装备的可能,统筹规划,以确定各个企业的产品方向和分工,保证行业内部的合理比例,使企业向专业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企业应服从行业规划的统一安排。对企业的生产规模,应实事求是地进行核定。既要考虑现状,又要考虑到协作关系和可能的发展。对于企业内部的某些薄弱环节,如本企业没有条件解决的,可以在同行业的邻近企业之间,通过经济合同进行协作,加以解决。
(二)要有行业的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主要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及引进技术的消化、发展和推广;按照国际标准,修定统一的产品技术标准,颁布生产合格证书,实现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按照平均先进的原则,制定统一的技术经济指标和各种定额;按照生产的内在联系,调整行业内部大、中、小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定合理的技术装备政策;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装备水平很快提高,使产品迅速达到国际水平。
(三)要有行业发展的明确部署和措施。根据全行业发展的目标,作出分阶段实现目标的总体部署和应采取的措施,并对企业的改造提出明确的任务和具体要求,以便督促检查。行业规划的措施应包括全行业技术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如抓住对行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科研项目,组织协作攻关;在确定本行业引进某项技术的同时,部署科研、设计、制造和使用单位的消化和发展工作;建立为企业服务的经济、技术情报和咨询中心,等等。此外,还要注意到主体技术的发展同群众性的革新活动相结合,着力挖掘企业的内部潜力。
(四)要有提高本行业管理水平的要求。一般说来,与技术水平的落后相比,当前管理工作更加显得落后。要实现科学的管理,首先要加强管理的基础工作,尽快设置和完备计量控制设施,编制统一的报表,以求得完整、准确的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明确各级的责任制;同时,要根据条件和可能,采取电子计算机,使管理手段逐步现代化。
总之,行业的管理,要从日常管理生产的零碎工作中摆脱出来,转向本行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方面,以指导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企业的改造,不仅要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而且要考虑到行业的需要,有利于行业的协调发展。
对于地区的规划:
企业改造规划要求地区规划协助解决和互相衔接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围绕国家骨干企业,发展相关的配套服务、综合利用,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搞好能源、交通运输的综合平衡。在鞍山市,除了鞍钢以外,以废渣、尾矿为原料的建筑材料工业,以排放废气、废物为原料的化学工业,以钢材为原料的金属制品工业和废钢加工工业,等等,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当地的资源特点,发展这些派生行业,不仅有利于扩大就业,繁荣地区经济,而且有利于解决鞍钢的污染,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这就有一个地方工业与大型骨干企业相联系的调整和改组问题。
要求地区规划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逐步实现服务工作社会化,让企业从这些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力量抓好生产建设。企业则要从资金和物资上给市政建设以必要的支持。
除了要求地区规划解决有关问题以外,企业改造规划还应当服从地区或中心城市的统一发展规划。尤其是一些综合性的大、中城市,需要根据本地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和动力供应情况,以及国家计划的要求,确定本地各产业部门和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事业互相适应、全面发展的规划。企业改造只有同整个城市的改造和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自觉服从城市在环境治理、市政建设、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的统一要求,才能保证改造的顺利进行,并使改造后的企业和城市面貌都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采用多层次技术结构,全面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改造老企业,是技术改造的核心问题。赵紫阳总理在全国科技成果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骨干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要达到工业发达国家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这是一个总体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权衡需要和可能,对各个环节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明确具体的要求。首先在主要环节和关键部位,要采用先进以至最先进的技术;一般部位或辅助设施,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对那些一时还无碍大局的部位,可以保留一些相对落后的技术。从而在总体上,能够达到国际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能够按国际产品标准进行生产。总之该精的精,该粗的粗,决不能过分追求全部最新技术。
鞍钢在制订技术改造规划中,注意把多层次技术的方针加以具体化。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对于影响产品质量和能耗的关键设备和主要工艺,尽可能采用国外已经普遍采用的先进技术;对于现有的比较落后的主要生产设备,只要经过适当改进,能够满足质量、品种的要求,经济效益也比较好,就不一定统统拆掉,换成现代先进设备;对于一般辅助设备或主体设备上的辅助设施,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用的先进技术,凡是小改小革可以解决的就不动大手术。
规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要搞好综合平衡
企业的技术改造,需要打破旧的生产平衡,加强薄弱环节,从而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对大型联合企业尤为重要。在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自始至终注意组织好几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第一、生产过程各工序之间的平衡。
一个大型的连续化生产的企业,各个生产工序要紧密衔接,互相配合,才能提高综合配套的生产能力。
第二、改造与生产的平衡
技术改造与生产的关系既互相影响,又互为条件。生产的发展必须依靠技术改造,技术改造的资金又必须依靠生产的发展来积累。因此,在改造期间不能减产,特别是提供给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更不允许降低产量或减少品种。但是,对现有的生产设备进行改造,要做到完全不影响生产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如何尽可能少影响生产,或者局部的影响在全局上可以补回来。为此,除尽可能利用设备大、中修机会进行改造以外,还要有充分的保产措施。
第三、重点改造项目与一般改造项目的平衡。
与基本建设相比,技术改造项目零碎,施工分散。在施工组织管理上,要善于抓住影响全局的重点,正确处理重点改造项目与一般改造项目的关系。
第四、主体设备改造与辅助设施改造的配套平衡。
主体设备与辅助设施虽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但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搞好主体设备改造的同时,应注意辅助设施的相应改造,使之互相配套,各种设备的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当前与长远的平衡。
技术改造中必须处理好近期和中长期发展的关系。每一项改造工程,都要考虑到今后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总图布局上,要通过工艺流程的改造,尽可能使生产设备、辅助设施的布局和在制品的流向趋于合理化,尽力避免在改造中再造成新的布局不合理。
规划应有连续性和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准,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当然,这并不是要求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一成不变。任何中长期计划都要按照实际执行情况,在年度计划中作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实行滚动式的年度计划。规划的制定还要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以确保技术改造任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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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话说调查
王荫桐
我的案头摆着一篇《人民日报》关于双城堡车站野蛮装卸事件的剪报。看到这篇报道,总想就调查问题谈一点看法。
小小的双城堡车站的野蛮装卸事件,在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过问下,居然拖了两个多月才得到解决,原因之一,是有关领导机关派出的两个调查组,一个“推拖扯皮,纠缠细微末节”;另一个“也不敢正视事实”,返京后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报告”,使这一问题“久拖不决”。从报纸上披露的一些事情可以看出,这种没有效果甚至是帮倒忙的调查,并不是个别的。许多问题所以久拖不决,往往都与这种调查有关。
调查,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处理问题的根据和基础。从事调查工作的人,必须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从目前情况来看,起码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深入群众,多接触一些老百姓。要查清问题,获得真知,必须到群众中去。有些同志下去调查,主要听下级机关汇报,这实际上是从机关到机关,很难对问题有真正深入的了解。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单靠开调查会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年,报纸上发了一篇通讯《一位副部长的“甜、酸、苦、辣”》。讲的是交通部一位副部长在寒冬季节以普通旅客身份到几个长途汽车始发站实地调查,发现了许多问题,很快改善了那里的服务工作。既然报纸上表扬了这位副部长,说明这样深入调查的领导同志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只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稍微深入一点,多接触一些普通的群众,多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真正设身处地地体察一下群众的疾苦,事情的真相,问题的症结,总是不难搞清楚的;很多拖延不决的问题,也并不是那么难以解决的。
二要不怕得罪人。凡属事件、案件性质的调查,要弄清是非曲直,不得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好先生干不了这个事。调查者要有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要有大公无私、扶正祛邪的政治责任感。调查中难免要牵涉到许多熟人、老上级、老部属、老同事、亲戚朋友、关系户等等。感情、后果的考虑往往会干扰甚至左右调查人的思考和判断。为什么有些事领导机关多次派人调查都难以下结论,而有的记者一去很快就能捅开马蜂窝呢?我看就是因为一般来说,记者在当地不大存在这种人事上的瓜葛。为了伸张正义,秉公办事,必要时要能够不惜得罪自己的恩人,赞助自己的仇人。戏曲影片《升官记》中徐九经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这里。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敢同徐九经比一比吗?
三要不怕担风险。这是前一点的延伸。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有些错误的东西可能是某些领导机关或权威方面肯定过的,甚至作过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有时候就不仅是得罪几个人的问题,还要敢于承担犯错误、丢官、坐牢的风险。在这方面,孙冶方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最可贵的品德就是他所说的“不研究气象学”。他的作风和方法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不观风向,不看气候。无胆无识的唯唯诺诺者,是绝然做不到这一点的。
此外,从领导上说,应当把调查工作和对干部的考核结合起来。一个问题、一件事情的调查过程,对调查者、当事者、知情者都是一次最实际的考察。不隐瞒事实真相,是对共产党员党性的一条起码的要求。在是非曲直面前,谁个坚持原则、伸张正义,谁个看风使舵、模棱两可,谁个忠诚老实,谁个弄虚作假,往往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泾渭分明。这是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观点、分析识别事物的能力和政治品德的综合考验。领导机关在这方面态度鲜明,褒贬得当,有助于减少拖拉扯皮,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助于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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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覆灭
1949年,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进入最后关头。
从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以来,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英勇奋战,1947年7月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蒋军150多万,解放了东北、华北、长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蒋军主力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直接威逼着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了。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被灭亡的命运,在美帝国主义策划下,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在长江以南及西南、西北地区继续组织残余军事力量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另一方面重新玩弄“和平”阴谋,以求保存反革命实力,伺机反扑。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但要求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作为和谈的基本条件,还说什么“只要和平果能早日实现”,他不计“个人的进退”。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其目的不过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被戳穿了。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在1月21日发表下野文告,宣布“引退”,回到奉化溪口,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引退”不过是烟幕。他虽退居幕后,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在溪口操纵一切。他在下野前夕,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派汤恩伯专任总司令;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后兼东南军政长官),直接控制东南和西南各省。“引退”后不几天,又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策划长江布防问题。蒋介石还部署了京沪杭作战计划,企图固守上海,与台湾相呼应。从1月10日起,又把价值5亿美元的库存金银外币由上海抢运到台湾,准备必要时撤离大陆,退居台湾,保住小朝廷,幻想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山再起。
李宗仁上台后,急于用“和谈”阻止解放军渡江,以稳住国民党政府的残局,搞一个“隔江分治”的局面。1月22日他发表文告,27日又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此举遭到国民党死硬派的反对。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发表谈话,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号召继续战争。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也在2月9日的书面谈话中,要求“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说“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新华社评论揭露,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
2月14日,李宗仁派出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试探共产党的反映。3月8日,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4月1日,南京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派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李蒸、章士钊、刘斐为代表的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正式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拒绝了南京代表“就地停战”、人民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即不要惩办战犯)等要求。4月15日又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定以4月20日为签字日期。16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携该修正案到南京请示签字。由于蒋介石幕后操纵和桂系实力派白崇禧的掣肘,李宗仁所领导的南京政府20日电复南京代表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这表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决心将反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李宗仁在拒绝签字后,一方面发表声明,撤消和谈代表;一方面将行政院及各部会于23日迁往广州,决定放弃南京,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国际形势变化。
由于《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日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在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迅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占领南京。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建立的反革命政权终于覆灭。
22日,蒋介石公开抛掉“引退”外衣,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到杭州商讨“最后一战”。27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反共决心,并亲自奔走上海、厦门、台湾、广州之间,指挥蒋军残余继续顽抗。接着,5月30日,何应钦辞职,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长”,叫嚣反共到底,标榜其“内阁”为“战斗内阁”。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了华东、中南地区和西北五省,11月初开始挺进西南。这时国民党流窜“政府”已迁到重庆,蒋介石亲自策划防守西南。由于蒋、李矛盾很大,“代总统”李宗仁以赴美就医为名,11月20日飞往香港。30日重庆解放,这个“没有行政首脑”的“政府”再流窜到成都,12月8日又逃往台湾。到12月底,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获得解放。至此,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内战,终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覆灭,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政权被推翻,宣告了“中华民国”结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李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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