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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物质生产门类划分的建议
宋则行
把物质生产部门区别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门类，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用以制订政策、编制计划、进行统计、考察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一个传统划分方法。这个传统划分方法的优点在于：一，它大体上近似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方法，因为重工业生产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生产，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基本上是消费资料生产；二，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合乎日常用语。但是，这种划分法也有缺点。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是：各个生产部门在生产程序上相互衔接，在供需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因而在技术经济上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使社会生产协调地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大门类的划分，应该尽可能地、比较确切地反映这个特点，便于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和比例关系，便于发现它们中间存在的薄弱环节。而农轻重的划分，显得过于笼统，不容易反映出上述特点，难于考察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重工业，包括的门类十分复杂，既有处于社会生产程序起始阶段的能源生产（煤、石油、电）和原料生产（各种矿产采掘），又有处于社会生产程序中间阶段的材料生产（冶金材料、化工材料、建筑材料等），也有处于社会生产程序最终阶段的设备器材生产（各种机械设备、仪器等）。把所有这些处于社会生产不同程序上的生产归于一个大类，就掩盖了它们在生产中的不同用途和作用，掩盖了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必须保持的比例关系。而且，在现实中，处于不同生产程序上的部门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把它们囊括在一起，作为一个大类，就会掩盖本门类中实际需要加强的一些薄弱环节，笼统地和农业、轻工业比较，不容易看出问题，也难于确切地说清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才算合适。例如，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总的说来，重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实际上作为重工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能源工业恰恰没有得到优先发展，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的薄弱环节，至今仍牵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另外，农轻重的划分，也把与基本建设投资密切相关的建筑业排除在物质生产部门之外了。
有鉴于此，作者在前年写的一篇文章（见《人民日报》1981年3月2日第五版）中曾建议改变农轻重的传统划分方法，按社会生产先后衔接的程序，把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起始或基础产品（当时称为原始产品）生产、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大门类。第一门类包括农林牧副渔、能源（煤、石油、电）和矿产原料采掘；第二门类包括冶金、化工材料、建筑材料等生产；第三门类可分为投资品（设备器材、建筑）生产和消费品生产（包括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和以矿产及其加工品为原料的消费品生产）。这样划分，比较能反映前述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之间相互衔接、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特点，便于考察大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发现它们中间的薄弱环节。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一门类中农业、能源和矿产原料采掘，都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是需要重点建设的部门。第二门类的中间产品生产（冶金、化工、建材等）和第三门类中的投资品即设备器材生产和建筑业，大体上说，它过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得到较大发展，是基础较厚的部门；就当前来说，也是需要重点进行技术改造的部门。第三门类中的消费品生产则是过去长期被忽视，比较落后，当前需要大力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部门。把最终产品的生产在物质生产部门中划出来，并分为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两类，也便于计算国民收入（因为国民收入生产额加折旧费就是最终产品的价值总额），便于考察产业结构是否与国民收入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分配比例相适应。
当然，上面的划分方法，也有它的缺陷。例如，对起始或基础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等这些概念，一般人都比较生疏，和大家已经习惯的划分法缺乏连续性，不易被人们所接受。另外，和农轻重的划分一样，任何大门类的划分，都不可避免地掩盖同门类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不便于考察一个大门类中某个细类同其他大门类或其中某些有关细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是任何大门类划分方法的局限性。更为精确地考察各个具体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有赖于建立包括众多细类的部门联系平衡表或投入产出分析法。但为了从宏观上考察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对物质生产部门进行大类的划分还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选择一个合理的、更便于宏观经济分析和便于同其他国家比较而又为人们和经济决策者所乐于接受的划分方法。为此，对我以前建议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划分方法作一些变动（但划分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可以改划为如下六个大门类。
1、农业（广义的农业，包括林、牧、副、渔）。这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2、能源工业。包括煤炭和石油开采、水力发电、火力发电、核电及其他能源。能源是现代生产和现代生活中的关键因素，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它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独立作为一个大门类，以考察它和其他生产部门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
3、材料工业。包括能源以外的各种矿产的采掘、冶炼、加工，为各种生产（包括建筑业）提供原材料。它是中间产品工业，属于这个门类的行业有冶金、化工材料、建筑材料、农用产品（化肥、农药）等。
4、设备器材工业。包括各类生产、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实验等部门使用的机械、电子设备和仪器的生产。它们生产的最终产品中的投资品，通过销售和分配，形成国民经济中的固定资产。
5、建筑业。承担生产性建筑（厂房、堤坝、公路、铁路、港口等建筑工程）、住宅建筑及其他非生产性建筑的营造。它们生产的也是最终产品中的一种，竣工后形成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
6、消费品工业。包括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和以矿产、化工材料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它们也是最终产品。国民收入中的消费基金大部分要通过这一门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来实现。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经济建设中，这六个门类的安排次序应该是：农业、能源、消费品工业、材料工业、设备器材工业、建筑业。需要重点建设的是农业和能源（以及作为物质生产在流通领域延续的交通运输业）；需要加快发展的是消费品工业；需要重点进行技术改造的是材料工业、设备器材工业、建筑业。
上面这个划分方法有几个好处。一是继承了农轻重划分的一些优点。例如，农业仍然作为一个单独的大门类。尽管它未能完全贯彻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划分的原则（农产品既可供直接消费，又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原材料），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把它单列出来是完全必要的。再如，原来的轻工业，在这里改为消费品工业。工业分为轻重，是沿用过去的习惯划分，尽管轻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的内容不完全吻合，但过去之所以沿用轻工业这个概念，无非因为它基本上是消费品工业。所以，不如直接改为消费品工业。
二是根据各种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不同用途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把它们分为能源工业（它为各部门提供燃料、动力）、材料工业（它为各部门提供原材料）、设备器材工业（它为各部门提供生产和实验工具）、建筑业（它为各部门承担各类建筑工程），这就能更确切地考察各主要部门之间相互衔接、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及其必须保持的比例。不象把所有这些生产资料生产笼统划为一个大类——重工业，忽视了不同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不同用途和不同作用，掩盖了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衡发展和薄弱环节，从而不利于主要比例关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是把建筑业单独列为一个门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物质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它与基本建设投资直接关联。后者的土建工程是由建筑业承担的。建筑业的技术装备能力和技术劳动力的配备，是否与基本建设规模相适应，这是审查和确定基建投资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同时，这个部门也是耗用燃料、动力、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数量较大的一个部门，它与能源工业、材料工业、设备器材工业息息相关，是考察基本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划分方法包括的门类，从原来的农轻重三个门类增加为六个门类，似乎多了一些，但这是科学地考察物质生产部门之间主要比例关系、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所必要的。这个六门类划分法与农轻重的划分方法比较，一是增加了建筑业，如前所述，这是农轻重三门类所未包括而为进行主要比例关系分析所必须列入的门类。二是把重工业分成了能源工业、材料工业、设备器材工业三个门类，也如前述，这是因为这三类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有着不同的用途，起着不同的作用，不加分列，笼统地合为一类，不利于对社会生产中的主要比例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例如1982年，由于全国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膨胀得过大过猛，引起重工业生产猛烈回升，较1981年增长了9．9％，而轻工业只增长5．7％，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7％的增长要求。但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扩大对重工业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影响是不同的，后者对前者的适应力也是不同的。据《中国统计摘要—1983》一书第37页和45页有关数字计算，其中能源生产总量（折标准燃料计算）1982年较1981年只增长5．6％，大体上属于材料工业的冶金工业，同期增长6．2％，建材工业增长14．1％，化学工业增长11．4％；大体上属于设备器材工业的机械工业增长13．4％。这都说明重工业内部各部门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扩大的适应力是不相同的，有的增长慢，有的增长快，有的属于薄弱环节，有的尚有多余的设备能力。如果基建规模进一步扩大，各部门的适应力又将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可能出现更多的薄弱环节，造成各种材料和设备供应的紧张。如果只是笼统地观察重工业的总合数字，将会掩盖其中的不平衡状况和问题的严重性。
把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上述的六个门类，在统计上是否有困难呢？农业产值和建筑业完成的工程价值，都可单独计算。问题是工业产值如何划分为这里提出的四个门类。当工业只分轻重两大类时，由于轻重的划分本来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只要沿用习惯，确定哪类企业属于轻工企业，哪类企业属于重工企业，即可分开。而这里提出的分类办法，是按企业产品的用途来划分的。有的企业，特别是联合企业，生产各种不同用途的产品，如以整个企业的产值为单元来划分，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若确定一个原则，比如按一个企业的主要产品的用途来确定它的归属，这个技术性的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
最后要说明的，以上的讨论只是关于物质生产部门如何合理划分为若干大门类的问题。但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要在物质生产内部保持合理的比例，而且要在物质生产部门与流通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商业部门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另外，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部门，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也应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有相应的发展。党的十二大确定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除农业和能源外还包括交通和教育、科学，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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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承认落后就有希望
胡鉴
我们现在是在干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哪个领域，哪条战线，哪个单位，有谁愿意落后呢？但是，愿望与现实有时不尽相符。希望先进而实际状况是落后的，就是落后。
所谓落后，无非是比之人家搞得好的差着一大段距离。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赶上去，也变成先进，甚至还可以超过别人。不过，解决问题的起点是要承认落后。
承认落后，关键自然在承认二字。这二字，说来轻巧，真要做到，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最起码的一点，是要把情况了解清楚。我这里怎样，他那里怎样，另外的地方怎样；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强在哪里，弱在哪里；强多少，弱多少。诸如此类，要知根知底，一清二楚。这才能知道你比谁落后，落后在哪里，落后几何？否则，两眼朦胧，若明若暗，自己如何，别人如何，似乎略有所知，而又知之不多，知之不详，知之不深，有的甚至全然无知，这就无从比较，连要承认落后都无从谈起了。所以，这就要经常做调查研究工作，务求对己对彼，都能心中有数。
知己知彼了，有比较有鉴别了，衡量出差距了，晓得自己比别人落后了，这才入正题——承认不承认这个落后呢？
当然，有许多单位、许多同志是正视现实，承认现实的。但是，不愿意或不肯承认这种客观实际情况的，也不是没有。明明落后，偏不承认，还来个夜郎自大，这种事情难道见得还少吗？至于为什么要夜郎自大，那原因就很多了。举例来说，倘某项工作涉及的范围大一些，广一些，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是堂堂社会主义大国，若承认比人家差了一截，岂不有损国威？于是或说一番大话现话以相敷衍，或搬出千百年前祖先的成就来自我陶醉。殊不知大话现话，均属空讲，靠空讲是不能摆脱落后的，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至于祖先嘛，不错，我们的祖先确曾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有过极大的贡献。但是，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在科学技术大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总不能老是抱着老祖宗发明的指南针和浑天仪过日子吧？另外，如果某项工作是涉及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职责所在的，那么，倘要承认落后，则面子之类的问题又来了。其实，国家的威望也罢，个人的声誉也罢，都不会因为承认落后而减一分，不承认落后而增一分的。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多一点唯物主义，少一点唯心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落后多少就承认多少。这样做，天是塌不下来的，反倒能使人清醒，从实际出发，该从哪里起步就从哪里起步，该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面貌反倒能比较快地改变的。
那么，承认落后会不会使人失去信心呢？这样的人当然也可能有。那就要做工作，让他能够辩证地看问题。倘老是垂头丧气，振作不起来，那只好让他从今后发展的事实中接受教育吧。对于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认识实际情况，认真地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恰恰能够正确地制订我们的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恰恰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虚心学习，尽快地改变落后面貌。
“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见诸《邓小平文选》第37页，讲的是科学技术和教育问题。这个观点在《邓小平文选》中屡见不鲜。小平同志在论述科技工作、教育工作、经济工作以及军事工作时，都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比如我们的国家，承认自己哪些方面落后，这就有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吃了亏。整个国家尚且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何况某个单位，某项工作，某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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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其当权人物凭借政治权力和强制掠夺的方法积累起巨量的财富，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政学系官僚资本和各地方官僚资本。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则是它们的核心。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他们的亲属所经营、控制的资本。蒋、宋、孔、陈等人早年都有着强烈的敛财欲望，蒋与二陈曾合伙在上海当过交易所经纪人，宋子文在上海作过股票生意，孔祥熙在山西老家开设裕华银号和祥记公司。除孔家多少有点资财外，都没有聚积起象样的财富。他们成为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是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分别掌管军政、财经及党务大权才开始出现和形成的。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首先是从建立独占的金融体系开始的。蒋政权成立之初，财政部长宋子文就企图用权势将主要是商股的中国银行改组为官办的中央银行，因遭到该行股东的反对而没有成功。192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从短期金融公债内拨付2，000万元作资本，由宋子文任总裁。该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内外债等特权，这是“四大家族”建立封建买办金融独裁的开始。该行建立后，虽然凭借特殊地位与普通银行竞争营业，但其存放款等余额与实力同雄厚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比较，还是瞠乎其后。他们为了在金融事业上取得统治地位，便于1935年趁全国金融危机，由政府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除用来增加中央银行资本外，以1，500万元增加中国银行官股，使该行股本成为官商各半，以1，000万元增加交行官股，使交行官股占到55％，又将两行条例修改，如将中国银行原来的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派宋子文任董事长，把原总经理张嘉璈排挤。这样，他们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以一纸金融公债就把中国最大的两个银行攫夺到手。同年，蒋政府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最大的信托垄断组织——中央信托局，加上1930年成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官僚金融体系。
随着金融体系的建立，“四大家族”在工商企业方面也建立起相当规模的组织，如孔祥熙在上海等大商埠开设七八个大商号；宋子文于1936年开设中国棉业公司，资本原为50万元，1937年春扩充为200万元，同年5月竟达1，000万元，成为垄断全国花纱布的商业组织。其他如华南米业公司（宋子文任董事长）独占了洋米入口的经营；国货联营公司独占了全国的国货买卖。在工矿交通业方面，蒋政权建立后，通过没收旧军阀旧官僚股本等方式，先后吞并了招商局等一批企业。1932年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资源委员会，统制了钨锑等矿产的出口贸易。1934年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控制了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矿路公司等不少大型企业。特别是以四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以债务关系取得了一大批民营工厂的管理权，又由“四大家族”任意动用银行资金，投资经营了一些工厂。这样，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大家族”已建立起垄断的金融机构，通过银行投资及各种政治强制手段把势力伸入产业部门，垄断了全国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部分，使银行资本结合产业资本，形成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一步加强。1937年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处理事会主席，国民党政府赋予他“总揽一切”的权力，四行成为“四大家族”更集中的金融统治机构。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使中央银行独占了集中发行与集中准备的特权。四行在金融独占体制下，加紧与普通银行相竞争，抗战头四年中其存款额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80—90％。在工商企业上，1937年7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为贸易委员会，隶财政部）和工矿调整委员会，前者所设之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独占了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后者专门协助发展官僚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如资源委员会附属的厂矿数由战前的十多个单位，增加到抗战结束时的131个单位，其中多数是利用战时民营工业所遭遇的灾难加以吞并没收的。在战时，“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办工业在资本、动力、产量方面的发展速度和总量都超过了民营工业。这时他们的所谓商办企业发展也很快，如孔家为主的中国实业公司，其资本在战时工业最集中的四川省内，即占三分之一以上。1940年由中国银行投资建立并由宋家控制的雍兴实业公司，1943年即拥有18个单位，被称为“西北工业之巨擘”。陈家经营的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都带有独占的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用“接收”之名，将日伪掠夺中国人民所建立的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土地加以霸占，变成官僚资本。四行二局分别接收了日伪的正金银行、住友银行、朝鲜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等大批金融机构及其财产，连同原有及新建的金融机构（如CC系统的中央合作金库），至1946年6月止，“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数已占国民党统治区银行总数的70％。在工矿企业方面，也同样运用从日伪手中“接收”的厂矿建立起许多全国性的和区域性的工业独占组织。如胜利初期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是宋子文从“接收”日伪工厂61个单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个公司拥有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40％。又如1946年成立的中国蚕丝公司、1947年成立的齐鲁公司等也都是“接收”的日伪资产。到1946年上半年止，“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企业的资本已占全国产业资本总数的80％以上。特别是二陈CC系官僚资本在战后迅猛发展，不仅以中国农民银行为核心控制了一大批掠夺农民的农业公司，垄断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经营，而且新闻、出版等事业也几乎全为他们所垄断。（江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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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力经济概论》出版
熊映梧的一本学术专著《生产力经济概论》，最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各门经济学科都要认真研究生产力，坚持生产力是一个经济范畴，必须采取动态考察和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深入探讨生产力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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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口经济学》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口经济学》，重点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达到经济最优人口和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本书由张纯元主编，李竞能、吴忠观、温应乾副主编。 （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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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岳飞传》（增订本）出版
邓广铭著《岳飞传》（增订本），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经作者三次修订、改写和扩写，增加了有关宋金战争性质和岳飞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张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