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的筋骨和脊梁
——写在《祖国在我心中》前面
邓力群
这是一本报告文学集，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其人尚在：从二十多岁到七八十岁。其事尚在：从边远高寒的山林到海风习习的小岛，从建设的工地到实验室，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仍然继续着自己已经为之做出很大贡献的事业。
这是一些普通的人们，从事着平凡的工作。在祖国的土地上，哪里有披荆斩棘的开拓，哪里有扫除旧物的创造，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经历和职业不同，有采煤工人，有农民，有战士，有教师，有科学工作者，有的担负一定领导职务，有的在“左”倾思想指导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矢志不二的、深沉的爱。这使他们在顺境中严格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坚持追求真理，表现出不屈不挠、不骄不馁、勇于献身、勇于创造的历史主动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或者文章作者们的话来说，“祖国需要我，我更需要祖国”，他们自己就象一块优质煤，在革命熔炉里发光发热，他们把党、把人民、把祖国作为人生的生命的源。采煤队长杨进忠同志不靠夸夸其谈指挥群众，而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面对困难不是指手画脚地说“给我上”，而是说“跟我来”。上海知识青年杨金荣同志，几次放弃回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在新疆近二十年，直到患晚期胃癌、胃切除三分之二，仍然坚持在农场工作。海军航空兵战士蔡德咏同志入伍十二年，一个人驻守孤岛达十年之久。总工程师吴祖恺同志，甚至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施以种种迫害的时候，也一心一意地思考着怎样使我国电视工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去海外留居或者去澳门继承遗产的卢喆、邓云、范志伟同志，即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从未离开祖国建设的最艰苦的岗位。邓云同志牢记着父亲的话：“在祖国的天平上，再重的金钱也会失去份量的！不留恋祖国而只留恋金钱的人，那是最大的逆子！”所有这些同志，都把为祖国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本分、义务。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劳动和斗争中形成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的深厚传统，在他们的身上焕发出新的光彩。他们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由于同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刻联系，由于自觉地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并且努力同周围同志之间建立新型的关系，他们又是脚踏实地的共产主义者。
差不多五十年以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里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鲁迅把这一类的人们称为中国的“筋骨和脊梁”。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和鲁迅写下这段名文时的旧中国已经根本不同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类的人们，岂止是“何尝少”，恰恰是越来越多。他们长期接受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奋斗和成长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的灿烂阳光下。我愿特别地向那些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表示怀疑的同志推荐这本书。应该毫不夸大地说，这里所写的人们，正是今天我们民族的“筋骨和脊梁”，正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筋骨和脊梁”。信心和希望，胜利和前途，首先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形象，就是今天中国人的形象。他们的名字，应该也势必会用金字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社会主义不是在办公室里、在书斋里，而是在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希望我们的先进人物在这种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希望大量先进人物更快地成长起来。
他们绝不象旧时代那样被“消灭于黑暗中”，而是受到了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尊敬，成为学习的楷模。这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证明，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广播电视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文艺家和理论家，我们的各个领域的宣传工作者，为此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象本书所写的这样的先进人物以及他们的优秀品质，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同志的身边。我们的宣传工作者是否应该去发现、去描绘、去总结、去提倡，从中吸取无穷无尽的营养，在这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创造力呢？我想是应该的，而且成千上万的宣传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在生活中扎下深根，首先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和崇高精神境界中得到鼓舞、受到教育，因此写出了催人奋进、使人感动的好作品。我们的生活中有污浊，我们的工作中有错误，也必须去发现、去描绘、去揭露，这里同样有宣传工作者驰骋的广阔天地。比如，收入本书的文章，就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以至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就批评了直到现在还在一些地方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和“疑言惑语”。作者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是把污浊和错误放在被党和人民不断清除、不断纠正的历史过程中来反映的。这种高明，恰恰说明了他们对于生活逻辑本身的认识和把握。我们的广大宣传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习书中的先进人物，而且应该向这里的几位作者学习一点观察和反映生活的本领。
我不敢保证所有的人，至少大部分人，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少年，读这样的书，都是可以受到教育的。中国历来有“开卷有益”的说法，就是提倡人们多读书。书有各种各样，有理论的、资料的、形象的，有知识性的、趣味性的，有历史的、现实的，当然也有革命的或反动的，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平和旨趣，读有益于自己进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书，对每个人都极有好处。许多老同志，都是首先接触马克思主义，接触高尔基、鲁迅的文艺作品，从中受到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建国初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作品，对于当时的青少年、今天祖国建设的中年骨干们的成长，曾经起过很大作用。最近看到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出版局和《解放日报》联合发起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的材料，据说该市参加这一活动的现在已达二十万人，深感有组织地广泛开展读书活动，不仅是广大青少年的共同愿望，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在读书成风，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各级各类图书馆、阅览室终日满座、济济一堂，出入书店的人熙熙攘攘，深夜宿舍甚至马路边的灯下，都有人读书。读书人数之多，积极性之高，为建国以来所仅有。中华民族简直已经成为读书的民族了。这是我们必将以具有先进科学文化的国家跻身于世界之林的序幕。
临末，我愿和广大读者一道，向本书的作者、编者、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向一切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祖国在我心中》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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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迈进
荒煤
当我接到杨志杰同志送来他写的《赵树理小说人物论》的清样时，心情突然感到有些迷惘。
我所以感到迷惘，是因为在“五一”深夜，我面对着稿子，很久写不出一个字来，我似乎才感觉到赵树理同志离开我们很远了。
然而，1946年春天我第一次看到赵树理同志的情景，却仍然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46年春天我被调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筹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我在太行山一个小村庄里第一次会见了赵树理同志。他完全是一个山西的普通农民模样：上身穿一件黑布对襟的小棉袄，下身是农村常见的棉裤，戴一顶棕色的小毡帽，脸色有些苍黄，丝毫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甚至也不象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
他向我介绍太行农村戏剧运动的情况。开始谈的时候，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些拘谨，因为他是被通知来汇报工作的。可是谈到后来，说起上党戏来，他就禁不住谈笑风生、手舞足蹈起来。坐在炕头上吃晚饭的时候，边谈边吃，甚至拿起筷子来，嘴里咂咂有声，打起锣鼓点子，兴致很高地唱了一段上党梆子。
我们的第一次会见，他有两个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是他对农村开展戏剧运动的重视，一个是他建议我抓通俗文艺的创作。他认为，现在还有广大农民不识字，但他们从小看地方戏，通过地区的地方戏进行宣传，老老少少的农民都能看，听得懂，又喜欢看。谈到自己创作通俗文艺的愿望和经验，老赵用最通俗的语言形容他唯一的志向，就是象在农村集市上摆一个“地摊”，让他的作品象一些小唱本一样，挤进《封神榜》、《施公案》、《七侠五义》、《笑林广记》这类市场里，去夺取封建文化的阵地。
深夜告别时，我送他到村口，在月色朦胧中，我看着他向山头走去，偶尔还传来一两句上党梆子的唱腔……。我似乎感觉到，在这春天的夜晚里，有一股浓郁的湿润的泥土气和野草的芳香浸透着我的心灵。
我回忆起来，他的确是我一生中相识的一个始终保持农民朴素气质的作家。恐怕也还可以说，象树理这样一个如此深刻地熟悉、理解农民，又如此始终如一地充满激情，真实而又生动鲜明地刻画了如此众多的各种新型农民典型形象的作家，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新文艺运动中，还是唯一的一个。
我后来在主持边区文联日常工作的时候，写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那是我和赵树理同志第一次会见之后，逐渐加深对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认识的结果。这篇文章曾经请树理看过。他曾一再提出：“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象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
当时也有同志认为“方向”似乎太高了，但是我们认为，老赵实际是一个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提“赵树理方向”比较鲜明、具体、容易理解，所以最后还是以这个篇名发表了文章。当然，现在看来，如果用“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可能更准确一些。可是，“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个号召，对当时晋冀鲁豫的文艺创作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树理同志以后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他所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前进的步伐是坚定而有力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民作家，在十年动乱期间，却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谁能想得到，一个近三十年来始终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自己的作品忠实地实践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的标兵，到了1967年，竟被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
然而，赵树理始终没有改变他所坚持的方向，无论什么力量不能割断他和中国农民的紧密联系。就在他惨遭批斗的日子里，他的精神还很开朗，听说二儿到农村插队去了，他说：“好！应该这样！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
是的，树理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农村，一辈子都坚持为人民讲真话。甚至在老赵逝世前不久，他还不胜感慨地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树理同志这几句话包含着多少辛酸和痛苦啊！他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命运而哀叹，而且从这里还透露出他对农民的真诚的关怀。这简单的几句话，既充分表现了老赵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质，也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扼杀人民文艺罪行的最严厉的控诉和批判。
回顾历史，回忆树理同志所走过的道路，他的经历，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内疚：我除了1947年写下《向赵树理方向迈进》那篇短文后，事隔三十六年，我依然只能写这样一篇短短的纪念文字。
但是，我也感到庆幸，已经看到不少年轻的文学工作者从各方面对树理同志的作品、创作道路、创作思想和技巧……开始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例如杨志杰同志这本书，虽然是赵树理小说的人物论，但他实际涉及的问题，却远远不只是孤立地去评论作品的典型人物的创造、在当时有什么社会意义和价值，而且还能立足今天，通过十年内乱的教训，指出今后在农村中反对封建思想的侵蚀，揭露农村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揭露长期受到封建思想影响的农民群众中种种内部的矛盾，更加真实生动地歌颂农村新一代的“小字辈”，以及探索树理同志在刻画人物鲜明个性上所有的手段，并力求发扬民族化的传统，强调今天的作家仍然不能忘记大众化等等。这些见解，在今天来讲，显然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中，面向八亿农民，我认为，尽管农村经济情况、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的侵蚀绝不能掉以轻心，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特别是培养农村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我们反映新农村，就需要赵树理这样的作家，需要许多许多新的赵树理。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向赵树理创作的方向迈进，还值得大大提倡一下。
（本文是为《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写的序言，本报略有删节，该书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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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我国民族化的文艺理论建设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
本报讯 为促进我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最近在青岛成立。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艺理论著作，产生一千多年来，在国内外有着巨大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了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二十八部，发表了论文600余篇，并形成了一支越来越大的研究队伍。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更有力地把《文心雕龙》研究工作深入开展下去，很有必要而且已有条件把《文心雕龙》的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全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于8月8日至13日在青岛举行。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余修，以及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教授12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周扬、张光年、王元化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大会认为，近三十年来的“龙学”工作，无论校注译释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除校注今译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下去外，应大力进行理论意义的探讨，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上如何走自己的道路，应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学会提倡贯彻“双百”方针，允许流派而反对宗派，对不同意见既要认真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又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前进。鉴于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文心雕龙》研究的迅速发展，大会特别强调今后要加强国际交流和情报资料工作，并对此作了具体的组织安排。
大会共推周扬为学会名誉会长，聘请郭绍虞、朱东润为顾问。选举张光年为会长，王元化、杨明照为副会长，牟世金为秘书长，徐中玉等30人为理事。
学会决定编辑出版《〈文心雕龙〉学刊》。学会会址设在山东大学。
（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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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报》第八期发表文章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文艺报》一九八三年第八期，发表了袁良骏的《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章。
文章说：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自一九六一年问世以来，据说成了欧美一些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小说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教科书。但是，在再三阅读了这本书之后，人们不能不十分遗憾地指出：夏氏的反共立场诱发了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而这些观点又构成了夏著的致命伤。
一、反共立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实用主义。夏著实际抛给人们这样一种评论模式：只要是反共的作家作品，就伟大，就杰出，就崇高，而只要是共产党的作家、作品，就浅薄，就渺小，就拙劣；你昨天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你的作品就感人，就成功，而你今天拥护了共产党，你的作品的价值便马上一落千丈，变成无血肉、无魅力的失败之作了。夏著中对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的诬蔑、歪曲和贬低抹煞，对反共作家张爱玲、姜贵等的吹捧，都是在反共立场指导下产生出来的缺乏任何根据的主观臆断。
二、宗教偏见导致了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贬低和抹煞。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文学表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轻蔑态度和民族自卑感。他一再声称“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中国现代文学“肤浅”、“浅露”。什么原因呢？他认为关键是“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宗教精神的有无，竟然成了文学高低上下的试金石，夏先生的宗教偏见可谓无以复加了！
三、历史偏见掩盖了真正的历史规律。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夏著不是没有发表意见，便是做出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例如，他说抗日战争更给了共产党“玩弄文学的机会。共产党以爱国为名，使文学替自己的目标服务。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期间，开了倒车”。这是很奇怪的逻辑，用这样的历史偏见去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规律，怎么可能不南辕北辙呢？！
四、艺术偏见诱发了一系列的错误评价。夏氏认为“作品的文学价值”是与相信理想、关心人类命运不相容的。从这种批评标准出发，他在贬低、抹煞“左翼作家”的同时，对他称之为“独立作家”的大唱赞歌。例如，他说沈从文从“一开始就能够拒绝接受共产党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滥调：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他“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这些话表面看似乎在抬高沈从文，实际上却是从政治上把沈置于同党和人民完全对立的地位，这种说法恐怕连沈从文自己也是不能同意的。夏氏对《围城》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他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并断言是“未来世代……最受……喜爱的作品”。这就让人无法理解，甚至连作者也觉得碍难接受了。
文章最后说，夏著的某些艺术分析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而所有这些可取之处，也正是远离了反共说教之处。可以想见，假如夏氏彻底抛弃了那些反共说教，他或许有可能写出一部象样子的、具有某些学术价值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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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作家——罗淑
万本根
罗淑，生于1903年，四川简阳人，原名罗世弥，罗淑是巴金为她代取的笔名。1929年赴法留学，1933年回国后从事翻译和创作。1936年4月曾翻译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节译本《何为》；同年9月在《文季月刊》上发表了处女作（也是她的代表作）短篇《生人妻》，受到当时文坛的瞩目。可惜她的创作生命甚为短促，1938年2月因患产褥热便过早地谢世了，年仅35岁。罗淑创作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十个短篇小说、三篇散文，但质量比较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罗淑逝世后，她的好友巴金特意整理、编辑、出版了她的遗著。当时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悼念文章中，称赞她是“少有人知道”的“社会革命的斗士”，“中国的一个优秀的女儿”。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却很少有人提及罗淑和她的作品，罗淑快被后人们遗忘了，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为了纪念罗淑逝世45周年、诞辰80周年，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3期在“四川作家研究”专栏里，发表了一组研究罗淑的文章。编者按着重说明：本刊选择三篇文章发表于此，“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位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作家及其作品重新进行研究并给予应有的评价”。与此同时，四川《抗战文艺研究》也在1983年第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强烈呼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给予罗淑“一席之地”！
艾以的《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罗淑》、胡其云的《关于罗淑的点滴情况》、董剑的《罗淑创作简论》和尤敏、屈毓秀的《论罗淑的创作》等四篇文章，详尽地分析与论述了罗淑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它们指出，罗淑所以生气勃勃地登上文坛并在“突然间成熟起来”，那是因为她植根于祖国肥沃的土壤，人民的苦难、时代的要求又每时每刻掀动着她的心。这些文章认为，我国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许多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不仅题材狭窄、开掘不深，而且有的作家写的是自身并不熟悉的生活。可是罗淑从开始创作起，就很注重严格选材，表现自己熟悉和感受最深的生活。她的作品较为深刻地描绘了四川沱江流域贫苦农民（尤其是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有力地反映了他们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愤懑和反抗。罗淑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二三十年代四川中部农村的一幅多灾多难而又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笔触闯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反映四川内地盐工们的悲苦生活。罗淑把这个当时“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作家注意”的“偏僻角落”揭示出来，这是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这些文章说，罗淑作品的艺术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精于在生活片断中写人的命运；用大自然的美反衬丑的人生世界；在着重通过人物行动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进行恰当的心理描写；文笔朴质、生动，语言有浓郁的泥土气息。
文天行的《试论〈为奴隶的母亲〉与〈生人妻〉》一文提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与罗淑的《生人妻》固然都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两个短篇，但在揭示生活的深度上，后者似乎比前者略胜一筹。前者塑造了一个听天由命、没有觉悟的旧中国妇女典型，而后者却塑造了一个初步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典型。作者认为，从前者发表到后者问世，有力地显示了我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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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从把黑娃比作范进说起
梁一士
对于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相》，不少人说好，认为它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中的新面貌，黑娃的心理状态，在现在的农村青年中，很有一点儿代表性。但也有一篇评论认为黑娃只“不过是一个‘示众性’的可笑人物罢了”，他照相时的神情、举止，“叫人想起《儒林外史》里中举时的范进”，“象是一个神态狂迷的小丑”。
黑娃这个人物形象，《黑娃照相》这篇作品，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才算公正合理，这儿暂不去管它。我想讲的，是一个青年农民对于物质生活的向往，即为这篇评论所列举的“象穿穿西装，坐坐沙发之类”，是否就真的不屑一顾，真的象封建时代那些热衷于科举的文人一样可笑与可鄙？
黑娃对于物质生活的这些简单向往，自然谈不上什么崇高、伟大之类，更达不到这篇评论所说的“站到了新时代理想的高度”。但是，对于一个长期处于物质贫困中的青年农民，对于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满怀希望地企求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富裕生活的行为，难道能够加以轻率的指责和厚非吗？请到那些长期贫困的山区和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吧，听一听那些农民渴求富裕生活的心声，看一看党的新经济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震动，以及广大农民喜形于色的面容吧，如果这篇评论的作者对于这一切有着深切的体会和理解，我想，他也许就不会那样轻率地把黑娃比作范进了。
从这里，我想到评论家熟悉生活、研究生活的问题。以往，我们总是对创作者提出这个要求，这当然是对的。但对于评论工作者，则容易忽视这一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文艺创作说到底，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发现与评价，而文艺评论，则是对于这种发现与评价的再评价。现实生活，不仅是文艺创作的本源，同样是文艺评论的本源。离开了这个本源，评论工作就失去了衡量作品真实与否的最根本的标准与基石。如果一个评论工作者不熟悉生活，不重视对于新的生活现象研究，他的艺术目光就不可能是敏锐的，他对于描写新生活的文艺作品的评价，也很可能发生偏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评论工作者对于生活，应该比创作者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只有当他们比创作者更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潜在的各种矛盾与事物的萌芽，更清醒地观察到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面貌时，才能够比较透彻地理解创作者所描画的生活图象的本质意义，甚至发掘出创作者虽然感觉到了但或许还没有深刻理解的某些东西。只有在这时，他们才能够帮助读者和作者，对作品的成败得失作出科学的、合乎情理的评价。也只有在这时，才能够使我们的作家们心悦诚服地承认：理论与批评，确实有助于创作的发展。
希望搞文艺评论工作的同志重视研究生活的问题，特别是各地在组织创作者下去生活时，不要忘了搞评论工作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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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文艺动态
△为了提高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促进新老作家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在北京举办了长篇小说创作笔会。到会的作家有王蒙、刘宾雁、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谌容、张锲、苏叔阳、益希单增等二十多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韦君宜等也参加了笔会的活动。会上，大家就文学作品的时代感、责任感、民族化以及如何提高作家的艺术素养，进一步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等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王小平）
△《丑小鸭》杂志编辑部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七日在青岛举行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作家、文艺评论家、农村研究工作者李准、林斤澜、浩然、刘绍棠、周原、林文山等三十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畅谈了广大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农村题材创作的任务，研究了近几年来农村题材创作的成就和不足，探讨了文学创作与农村政策的关系，提出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文学创作发展、满足广大农民文化需要的若干建议。
（红烛）
△吴奔星选注的《历代抒情诗选》，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通史式的狭义的诗选，只收诗而不录词、曲。选入本书的一百七十余家的三百六十三首诗作（含有无名氏之作三十一首），是从《诗经》至清末民初诗歌的名篇佳作中精选出来的。 （陈仿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