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忆亲人杜重远同志
侯御之
我和三个孩子满怀感激的心情参加了党组织为杜重远八十五岁诞辰所举行的纪念活动。重远一生热爱祖国，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最后在新疆被盛世才残杀于狱中。他离开我们已近四十年了。在大家纪念重远的日子里，好象他又回到了我们中间；我好象又看到他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又听到他宏亮的声音。
公而忘私 国而忘家 笑对长别
我与重远在日本学习时期相识，我们的家乡同遭日帝蹂躏。国恨家仇，反帝激情，促使我们结为伴侣。在重远的影响下，我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我回国后，婚期定于1933年2月2日。正当此时，热河吃紧，重远被邀去作战地宣传。当时热河前线，敌机正在狂轰滥炸，他知道此去不仅婚期延误，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永诀。然而以国事为重、公而忘私的重远，还是应邀率领救国会的成员和学生，组织起战地宣传队，奔赴前线。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热河失守。重远回到上海，始与我完婚。
新生事件 西安事变 新疆殉难
1933年后，日帝侵华更加疯狂，而国民党对外拱手让出大好河山，对内则实行法西斯统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封，爱国人士被暗杀或被迫流亡。重远认为“抗日宣传不可中断，出版权力不容剥夺”，遂利用自己实业家的身份和与上层人物的关系，接办了《新生周刊》。在发刊词上，他庄严宣布“本刊的一贯反帝立场”。他还在每期卷首亲笔撰写的《老实话》中，勇敢地揭露日帝侵华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新生周刊》继《生活周刊》之后，为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同时再度遭到日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当局借口《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闲话皇帝》，封闭了刊物，宣布逮捕重远。上海法院发来传票时，重远正在江西为筹集抗日救亡经费创建光大瓷厂。我曾劝重远暂避，免遭毒手，但重远心怀坦荡，不畏强暴，更不愿连累《新生》同事，于是赶回上海，挺身出庭。国民党反动派指使上海法院悍然判决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重远在法庭上愤怒质问：“爱国何罪？”“中国法律何在？”旁听席上群情愤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
在重远的鼓励下，我不顾白色恐怖，仍然提出上诉。1935年7月20日，上诉被驳回。我又向高等法院提出万言控告书，舆论哗然。在那国破家亡，暗无天日的年代，我的奔走未能救出重远。为了照顾重远，我住在关押重远监狱附近的一个破庙里，当胡子婴、沈兹九、邹韬奋同志来慰问我时，我不禁戚然。然而重远却依然坚定乐观。
重远是1931年底到上海后与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同志认识的。他们交往甚密。这增强了重远前进的力量。至今尤使我难忘的是，潘汉年同志那一时期，受周恩来同志指示，与重远也时有联系，使重远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重远入狱后，及时得到党的关怀，地下党员孙达生经常探监，给他送去马列著作。他既把囚室当成课室，日以继夜地读书学习，又把狱所当作抗日救亡活动的场所，借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来探望的机会，积极宣传抗日，并与高崇民、卢广绩、孙达生等战友，根据党的主张，做了大量促进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工作（重远早在办实业的初期，就受到张学良先生的赏识、资助和器重，友谊颇深。他与杨虎城也有交往）。
1936年春，国民党政府慑于舆论压力，将重远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来上海，特约重远密谈。之后，杨虎城借治牙病机会也住进虹桥疗养院，与重远朝夕相处，商讨抗日救国大策。同年9月8日，重远刑满出狱。10月即去西安与张、杨晤谈。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三天，重远刚回到江西，就被陈立夫软禁。陈立夫认为重远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因而质问他：“西安问题，究应如何解决？”重远当即回答：“我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拥护‘八一’宣言……”敌人震怒之余，将重远押送南京并逮捕了重远手下十余人。直到蒋介石生还南京，重远才被释放。张学良被囚禁后，重远第一个去看他，问他有何话要说，张默无一语。重远回到上海后，积极投入营救张学良的活动。他致函黄炎培、杜月笙，主张各界团结抗日，并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各方商讨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方面，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等五人作为联合政府负责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重远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武汉和西北，利用各种集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日的辉煌战果。他说，有八路军“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1938年他在武汉、香港多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亲聆教诲。此时重远的实业救国幻想已完全破灭，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也不再抱有希望。种种惨痛经历和革命的实践，使他背弃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抗战才能取得胜利。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当时新疆省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声称“亲苏联共”。盛是重远的同学，遂邀请重远去新疆创办新疆学院。在得到周恩来同志同意和指导下，重远决定去新疆。为此，他拒绝了国民党为拉拢他而许诺的种种高官厚禄；谢绝了美国友人劝他去美兴办实业的邀请；抛弃了东北、江西、云南等地的瓷厂；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他还动员我也同去新疆，并写信劝说我正在武汉报考大学的胞弟侯立达也去新疆。我弟弟也是爱国青年，欣然接受重远的建议，随我们同行（不料胞弟到新疆不久就被盛世才无端打入死牢5年，身心受到摧残）。我们于1939年1月20日到达新疆。
重远在写给韬奋的信中说：“新疆学院，除一座旧营房外，别无长物，不要说物理化学，生物卫生种种设备，连教课的书籍也不完全，真是一座沙漠荒地……”重远想到的是，“纯朴天真的青年，他们文化虽然落后，他们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抢购书籍，掉帽掉鞋”。重远向内地聘请了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同志充实师资；还延请了文化人士赵丹、于村、王为一等同志为发展新疆文化效力。带去的三大卡车书籍，被重远高兴地称为“文化列车”。
重远在新疆每天清晨5时不到就起床，赶到学院与学生一起作早操，直到深夜学生熄灯才回家。有时太晚了，他就住在学院。他受周恩来同志委托，在新疆学院开讲了党的统一战线课。他讲课生动，课已结束，学生们还久久不愿离去。有关他的生活，他在写给内地友人的信上说：“新疆学院每日都是两餐，饮食的粗劣是内地学生所难忍受的。我进了这个学校和这群学生一块吃住，初虽感不便，但想到前线浴血抗战的弟兄们，也就无所谓苦了”。
重远勤奋工作，成绩卓著，竟引起盛世才的妒恨。盛于1940年将重远软禁在家。他被软禁期间，只有萨空了、茅盾同志可来探望。他们离新疆前曾劝重远尽快借故离开。当时重远尚未识透盛世才的反动本质，以为“误会”总会过去，还想“为奠定抗日根据地”留新疆继续工作。
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盛世才错误地估计苏联必败，共产党必亡，急谋投靠蒋介石，制造了一起起“阴谋暴动案”。全新疆笼罩于血腥屠杀中。这年5月18日，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公安管理处”的一辆黑色捕人汽车停在我家门前。抄家后，他们对重远说：
“盛督办请你去谈话。”当时我还不明了这就是盛世才惯用的捕人方法，但已情知不妙。趁重远换衣服时，我小声问他：“怎么是公安处来人请？”重远非常镇定，微笑着说“他们保护我”。走出家门，他还回过头来安慰我说：“我去去就回来。”我站在如注大雨中，呆望囚车远去。这一夜，我听着窗外淅沥雨声和远近狗叫的呜咽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彻夜未眠。
盛世才捏造罪名，竟诬陷重远是“汉奸”、“托派”，并别有用心地要周彬（毛泽民同志化名）主审。在审讯室内，重远慷慨陈词，揭露盛世才阴谋。审讯结束，周彬据理说明，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纯属捏造。不久，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也被盛世才逮捕。
重远被捕，我连续去特务机关要人，最后被侦缉队员将我拖回，几至气断身绝。不久，我和孩子也被捕入狱。由于周恩来同志亲自到新疆营救，宋庆龄、董必武、高崇民等同志也不断来电来信援救，所以盛世才感到，将重远全家害死于狱中，难以交代。于是，他生一毒计，将我和孩子移囚于新疆医院结核病房内，企图用疾病这把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地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很快，我和孩子都染上了肺结核。大女儿更因每夜目睹晚期结核病患者大口咯血而亡的惨状，惊吓过度，又患了小儿精神紊乱症。至此，盛世才才将我和孩子放回家中。但他不给治疗，企图迫使我们一家“病亡”。
1944年6月，盛世才为向国民党表忠心，在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大批共产党人后，也开始对重远下毒手。他又自相矛盾地给重远加上“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等“罪名”，亲动大刑。他所设计的刑具，骇人听闻，令人发指。重远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但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遗言是：“我受盛世才欺骗，只求速死……”。
与此同时，盛世才又将我和孩子囚禁，断食断水。多年的苦难，使我身心交瘁，我失去了再挣扎下去的勇气。但想起重远在狱中最后一次送出来的条子，上写“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望你好好照顾孩子，务必扶养他们长大成人”，我又强自挣扎起来，找出一点从内地带来的发了霉的果酱，每日喂给孩子几匙，以延续生命……
1944年秋，杀人如麻的盛世才，被国民党调往重庆。
监狱打开，我才获知重远遇害。但如何被害，埋于何处，均不知其详。我日日夜夜查询，跑遍了新疆七大监狱，无数小监狱，渺无结果。夜晚归来，行人已断，独有冷月当空。我仰望苍穹，默祈重远冤魂，保佑孩子，泪如涌泉。我又擦干眼泪，固执地不愿相信重远已死。
1945年春，住在重远牢房对门的狱友王保民来访，向我追述了重远被害实况：
盛世才在重远食物中放毒，使重远肠肺烂穿，“便血于厕，鲜血成河，人不忍视。咳呛呕吐，唾咽悲塞，人不忍闻。延至三日，身不能支，五日，床不能起，头不能抬”。盛世才又命军医处处长侯汝弼给重远再注射毒针两支。后拉至“乐花园”高墙下，埋于一土堆中，后又将土堆挖走，毁尸灭迹。
复仇的力量支持我将孩子带回重庆。不顾盛世才在重庆对我威胁利诱，我于1946年向国民党政府控告盛世才“杀人枉法”，请求“明正典刑，以伸冤抑”。但我一纸呈文，怎抵盛世才万两黄金。他贿买了整个腐败蒋家王朝，食人枭獍，不仅逍遥法外，且晋升农林部长。失望和巨大哀痛，终于将我击倒，病入重庆医院。此时，大女儿胸膜结核极度恶化，生命也在垂危中。在此全家奄奄一息时，党中央委派延安医院儿科专家、我的胞兄侯健存来看望我们，带来党的慰问，周恩来同志的关切。本欲接我们去延安，考虑到我和孩子病情复杂，于1948年转送我们回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
全国解放后，我们受到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总理给予我们生活医疗种种优厚照顾，邓大姐每看到胞兄都要问起我们。我和孩子们由于受敌人摧残过久，病根已深，由结核病又并发了其他重病。生命一次次濒危，党一次次指示医院大力抢救。是党给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我和孩子们感激至深，这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
清明霁雨 清明断魂 清明新绿
1952年党中央委托沈钧儒、南汉宸、高崇民、胡愈之、萨空了等同志去新疆寻找重远遗骨，三月无着。每逢清明，我和孩子聚在重远遗像下，摆上一碟他生前爱食之物，以寄哀思。
十年内乱中，来抄家者，撕碎重远遗像，斥他为“资产阶级政客”、“无产阶级敌人”。再逢清明，无处凭吊，我们就只能心祭了。
今年清明，喜看万物新绿，春意盎然。重远遗愿得遂，沉冤昭雪，墓碑落成于边陲，他当安枕于泉下了。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更加思念海峡对岸的亲人和挚友，希望他们为黄炎子孙的团聚，做大量工作。而今，我当勉励子女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为祖国统一，做出最大努力。
今天，我还是相信，重远没有死，愿他的精神与我们长在！
（杜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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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勇同志在冀鲁豫
段君毅 赵健民 徐运北 张承先
杨勇同志逝世以来，我们这些曾经和他多年相处的战友，常常沉浸在悲痛的回忆中。杨勇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雄业绩、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杨勇同志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治军严谨，作战果敢，而且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坚持统一战线以及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和杨勇同志相识，是在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期。1939年春天，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率领下，挺进鲁西。杨勇同志任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扫荡”我后方，津浦路以西山东西部是日寇进行“扫荡”的地区之一。我党在泰西地区，发展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在鲁西北地区，由于日寇进攻，同我党合作的抗日将领范筑先壮烈殉国，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菏泽、济宁、郓城等广大鲁西南地区，为日伪军盘踞，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杨勇同志到达后，指挥部队，经过一夜战斗，全部歼灭郓城北部樊坝伪军一个主力团，俘虏伪团长以下570多人；并重创前来增援的日寇。这是我主力部队进入鲁西后第一个胜仗，大大鼓舞了鲁西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9年3月，一一五师继续东进，杨勇同志率六八六团一部留鲁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部队，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初，六八六团扩编为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独立旅，杨勇同志任旅长兼政委。8月1日，日寇一支400多人的部队进犯我梁山地区。我独立旅一团三营和师部直属部队两个连，经一昼夜战斗，全歼敌人于梁山附近的独山庄，毙敌田中少佐以下400余人，生俘日军20余名，缴获野战重炮3门。梁山战斗，是我军在兵力与敌相等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全歼日本侵略军的一个模范战例。8月底，我军又在梁山与日伪军5，000余人激战一昼夜，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这一胜利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为开创鲁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梁山战斗后，一一五师进入鲁南。从此，杨勇同志率领一一五师独立旅，在鲁西区党委领导下，率领鲁西地区的人民武装，坚持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到1939年底，建立了1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鲁西北和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初步统一了政权的领导，部分地区还实行了减租减息和民主选举政权。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老牌汉奸石友三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并将高树勋部调到鲁西濮县、观城、范县一带。盘踞在鲁西和冀南地区的丁树本、李树春、齐子修、朱世勤等顽固派，也蠢蠢欲动。1940年2月中旬，石友三部在冀南遭我痛击后窜到清丰、南乐、两濮地区。为了粉碎顽固派的进攻，我军在程子华、宋任穷同志指挥下，进行了冀鲁豫地区第一次讨逆作战。一一五师独立旅和冀鲁边纵队五支队组成了左纵队，杨勇同志为纵队长。3月4日攻占了濮县县城，歼灭高树勋新六师一团一部及李树春保安部队大部，其他顽固派军队向西溃退。4月间，杨勇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独立旅改为黄河支队，并沿用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番号，同时成立鲁西军区。杨勇同志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为旅政委兼军区政委。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鲁西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并逐步巩固。
1940年冬，日寇在我百团大战中遭到惨重打击后，对我根据地的“蚕食”、“封锁”、“扫荡”日益加剧。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冀鲁豫地区的顽固派也日趋嚣张。为了反击郓城日伪军对我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1941年1月7日，杨勇同志指挥一一五师教导三旅七团和鲁西军区二分区人民武装，在潘溪渡以“围点打援”战术，诱伏全歼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毙日寇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潘溪渡战斗是梁山战斗后，我军在鲁西平原全歼日本侵略军的又一个模范战例。
潘溪渡战役后，日寇由陇海、津浦、平汉三线，集中步、骑、炮兵7，000余人，汽车300余辆，坦克、装甲车20余辆，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由济宁、菏泽、临清、大名分几路出动，向我鲁西中心地区进行报复“扫荡”，在莘县苏村地区与我军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在杨勇同志指挥下，与区党委、行署机关一起，突破敌人的包围，胜利地粉碎了日寇的“扫荡”。
解放战争时期，杨勇同志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参加了平汉战役。同时，军区部队收复了菏泽、濮阳、鄄城、巨野、成武、曹县。他和他所指挥的部队在著名的陇海战役及巨（巨野）、金（金乡）、鱼（鱼台）战役中，围歼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部队，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杨勇同志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贯认真严肃。在鲁西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他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执行得很出色。为了回击同我党进行磨擦的反动派，他打击了伸入梁山腹地、对我危害最大的齐子修，中立了冯寿鹏等。在汶上西部，则消灭了勾结日寇建立伪组织的汉奸武装，争取了汶上国民党县长。在郓城争取了开明士绅、郓城保安副司令祝璧臣，孤立并驱走了日益反动的郓城县长兼保安司令张培修。
杨勇同志在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但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而且重视和支持地方工作，支持地方党的建设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1939年春，菏泽、郓城、鄄城、寿张、汶上、梁山一带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郓城中心县委很快成为鲁西区第七地委，同时还开展了濮县、范县、观城、朝城、莘县一带的工作，使贫瘠的濮、范、观，飞沙扑面的黄河滩，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杨勇同志在努力加强主力部队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整顿地方武装。当时，鲁西地区地主、土匪武装较多，地方同志对创建武装缺乏经验，杨勇同志热诚地派主力部队和部队干部，协助地方对分散的武装进行整顿和训练，使区队、县大队以及基干团等地方武装迅速成长壮大。
杨勇同志非常关心和体贴地方干部，经常听取地方同志的汇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同地方干部一道工作中，很尊重地方干部，总是同大家一起平等地商量问题，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地方同志。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仍给我们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
杨勇同志和冀鲁豫边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建立了血肉的联系。杨勇同志与世长辞了，冀鲁豫的老战友深切地怀念他，冀鲁豫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切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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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军队医学教育家殷希彭同志二三事
李亚荣
已故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殷希彭同志，是我军有名的医学教育专家。1900年他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小营村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原名殷同寿，希彭是他的字。他因不肯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中学毕业时下定决心不考政法科，而选考了医科。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在母校——保定河北医学院担任助教。一年后，他又被学校送往日本一所大学公费留学，毕业时考取病理科医学博士，回国后任河北医学院病理科教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殷希彭由保定返回安国县老家。后来，以吕正操为司令员建立起冀中军区抗日根据地。于是，殷希彭同志就参加了八路军。
他参军前月薪是300多元，生活十分优裕。入伍后，穿起粗布军装，和战士一起吃窝窝头、老咸菜或小米饭、白菜汤。这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确实是个突变。有人曾怀疑他是否能受得了，而他安之若素，工作热情，积极肯干，深受群众敬佩。
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前身）成立后，殷希彭同志被调去担任教务主任。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卫校教员伙食标准按小灶待遇。但是反“扫荡”的时候，殷希彭跟大家一样，靠煮老玉米来充饥。
1942年，江一真和喻忠良介绍殷希彭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殷希彭同志的长子殷子刚在他参军之前就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入了党。1943年春季，殷子刚在一个独立游击队当政委的时候，同敌人作战时牺牲。
殷希彭的次子殷子毅，1941年14岁时，就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1943年秋，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实行秋季大“扫荡”。一天傍晚，卫生学校的队伍正集结在一个小山庄内休息，敌人的飞机突然超低空飞来狂轰滥炸。“轰隆”一声，殷子毅和另外三个同志的住房被敌机炸塌，殷子毅同志当场牺牲。一位教员发现后，立即向殷希彭同志报告。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掀开覆盖在儿子脸上的面纱，情不自禁地滴下热泪，默默地低下头，然后默默地离去。
前后半年时间，殷希彭教授连丧二子。同志们劝他不要过于悲伤，自己保重身体要紧。他说：“请同志们放心，我经得起这种打击。它只能使我更坚强，而不会削弱我的革命意志。在抗战中，牺牲是难免的。”
殷希彭进城以后，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雷厉风行的作风。1954年，组织上调他到长春第一军医大学担任校长。到任之前，他步行到我家里辞行。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工作又调动了，要到第一军医大学办教育去。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6年组织上调他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搞科研工作，后来又调他到总后搞卫生行政工作。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直至1974年被癌症夺去生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