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郭沫若与哲学
刘大年
《郭沫若全集》分为文学、历史、考古三编，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对郭沫若的研究，分别按照文学、历史、考古几个领域去进行，或者分为文学、历史两大部类去进行，会是很自然的。不过文学、历史、考古并不是郭老学术著作、学术思想的全部。最近上海蔡尚思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一书里面收集的郭老的著述，有《我们的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十批判书后记》等若干篇。那部资料书题目叫做《思想史资料》，把郭老的这些论著收进去，显然不是从文学、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而是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去看待的。编者自有他的道理。我主张制订郭沫若研究计划时，要考虑列进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项目。
郭老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是他的著作可以说处处都和哲学分不开。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他的历史著作就表现了鲜明的哲学观点，而且几十年一以贯之。他研究、评论的许多人物，特别是关于孔墨以下的周秦诸子，都是围绕着那些人物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的。他的不少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腐朽、倒退的哲学思想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些哲学思想称为所谓新儒学、新道学、新理学等等。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它与哲学的联系怎样，我不敢妄加议论。但郭老的文学创作要受他的哲学思想支配，是毫无疑义的。
那末，郭沫若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他本人是说得非常明确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后记里更加强调地说：“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这当然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从目录上看，郭老几乎没有写什么文章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研究的许多具体问题，考证一事一物的文章，很少不是和自己的哲学观点直接相联系的。甲骨文的研究，如他自己所说，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阐述，去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石鼓文的研究，是要确定和它有亲缘关系的《诗经》的真实性和大致年代。他认为如果石鼓文的年代推迟了，《诗经》里面一些诗的时代，势必推迟好几百年，在古代史研究上引起很大混乱。《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青铜时代》里面的多种考证，也都是著者一贯的历史哲学的注脚。因此，他认为画地为牢，为考据而考据，毫无意义。为了历史观点立论准确，一器一字的考证也不可轻视。也就是说，他在历史、考古、甲骨文、金文领域里想弄清楚的每物每事，都是同他的哲学思想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事实就是这样：郭沫若在学术上所以远远超过前人和同时代一些最有才能的学者如王国维等人，首先是他在哲学思想上远远超越他们，站在科学的尖端。他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创者，就是因为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用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而且一举在榛芜纷挐的中国古代社会上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的高明首先高明在哲学上，成就首先成就在哲学思想指导上。这是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到的。郭沫若是业绩卓越、足以传之不朽的文学家、历史和考古学家，而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古今中外的大历史家必定同时是思想家、哲学家，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
一切学问要认识事物的本质，都离不开理论思维，一切学问都要受一定的哲学思想支配。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连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的联系都无法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与否。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并不拒绝哲学。郭沫若著作中多次涉及的王国维、胡适就是例子。王国维对殷代历史有重大发现，郭老公正地评价他留下的知识，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但是王国维信奉唯心主义的叔本华哲学，拒绝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徒然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科学上的真正光荣。胡适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他极力用实用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上除了提倡白话文可算有功，其他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遗产。在科学研究上要确实有所贡献，就必须重视理论思维，象恩格斯说的那样，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哲学思想的指导。否则就大有局限，或者岁月蹉跎，永远也达不到郭老所说的把人生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的境界。自觉地接受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努力在实践中融会贯通，这是郭老学术研究上的一条不是奥秘的最大奥秘。谁决心追求真理，谁将可以从这里获得深刻的教益。
说到郭沫若远高于王国维，对这个问题还应该作一点申述。二十几年前，康生在一篇讲话中，抓住王国维的某个考证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是形而上学。王国维考史、谈艺著作中的精深独到之处，自有千秋，不是一两条材料就可以抹煞否定的。但是与郭沫若的研究相比，他的短绌就暴露出来了。
王国维关于殷周历史最重要的发现，见于他的《女字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考辩文字。《女字说》根据《曲礼》的记载，说古代女子到了结婚的年龄是要取字的。周代彝器上关于“某母”的文字，如“鱼母”、“客母”、“良母”、“狸母”等等多至十余条。著者认定：这些“某母”是女子的字号。女子的字称“某母”，和男子的字称“某父”是一样的。古代女子与男子地位平等。男子取字“某父”几千年来长期流行，不过后来许多人把“父”改为“甫”了。女子字“某母”则从来不为人所知。《女字说》确实是一项重要发现，但全文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郭沫若《释祖妣》一文，称赞《女字说》参破了三千年来的秘密，其启发来自王氏，是显而易见的。但郭文不是简单停留在《祖妣》含义的考述上。它列举金文、甲骨文中考妣、祖妣连文的变化，以及卜辞中“多父”、“多妣”的记载，指出殷代还流行着亚血族婚姻制度，也就是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的制度。因为孩子们都是多父多母的，所以称父都叫“某父”，称母都叫“某母”。不过殷人的习惯是祖妣相对，男叫“某祖”，女叫“某妣”；周人是父母相对，男叫“某父”，女叫“某母”。周初有了变化，多父多母还没有尽行废止，母权与父权交替大概在殷周之际。这样，《女字说》只是认识到古代女子和男子一样是有字号的，《释祖妣》则由此进到了对社会婚姻制度、历史阶段的认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从卜辞里面剔发出殷代王统世系，证明并改正了《史记·殷本记》和《帝王世纪》等书上的记载。这是空前的创获。对于它的意义，著作却只是说，它可以“使世人知殷虚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也就是说，有裨于儒家经典，如此而已。郭沫若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殷代三十一帝十七世，兄弟互相继承的过半数以上，其所以这样，是氏族社会的一种表现。在这里，王著的发现是史料学上的，郭著通过史料，指出了历史的实质。《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立子立嫡，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都开始于周初。此论初出，学术界一时为之轰动。王文所说的变化，实际并不涉及新旧社会制度。而且著者一再强调，这是“周公制作之本意”，“此制实自周公定之”。仍带有迷信旧说的性质。郭老最初曾极力推崇，后来改变了看法。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指出王文没有摆脱儒家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旧式观念，把它作为重要依据是大有问题的。
甲骨文、金文研究，在王国维的全部学术中，无疑地是最见功力的部分之一。甲骨文中，有奚奴臣仆等字；有频繁剧烈的战争；有多次杀人的记录，杀人规模之大，一次达2，600余人；有祭祀用人作牺牲的；有奴仆作贱役和从事畜牧的，等等。王国维在这方面考辩发明的是字形、字义、人名、地名，某事某物的时间，若干具体制度如“先妣特祭”之类。《殷周制度论》，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基本总结，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概括，没有新的论点了。郭沫若研究甲骨文，一开始就提出了他与这门学问的“二大宗师”罗振玉、王国维不同。他的出发点，是要从那些新出土的先民遗物中去观察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形，“以破除后人的粉饰——阶级的粉饰”。他由此提出殷代是氏族社会末期，阶级对立已经萌芽，奴隶开始用于生产劳动了。这个结论是很谨慎，甚至是有点保守的，后来许多新材料证明殷代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事实昭然，他本人并为此写成《奴隶制时代》一书，对殷代奴隶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早期那个谨慎的结论，却第一次揭开儒家大加粉饰过的殷代社会的面纱，把它的真相暴露出来，使人们从此对中国古代历史开始有了科学的认识。王国维做过不少创造性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科学认识仿佛只隔着一层纸了，实际上隔着的是他再也无力凿穿的一道墙。学术研究工作，后来者胜过前人，本是常理。但胜过有数量上的，有本质上的，有局部的，有全体的。郭沫若达到的是质的飞跃，全体的革新。这就是郭老同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先驱者大不一样的地方。
以上这些叙述，集中到一点：郭沫若、王国维在学术上达到的境界不同是来自哲学指导思想的不同。可举的事实不止这些，有待于专家们仔细研究。有人说，做到王国维也可以存在三百年，那只是从史料学上着眼，并非从真正的科学成就上提出要求。何况做到王国维，也决非侥幸可至，一蹴而就。王国维三十岁以前，在哲学上耗费的心血是不少的。他刻苦钻研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和其他哲学著作。第一次读《纯粹理性批判》，很多内容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他并不灰心，前后几年，硬着头皮读了四遍，后来才放弃了。三十岁的时候，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自相矛盾，难以克服，以后才着重转治历史考古。他虽然不接受好的哲学思想指导，却并非没有理论思维能力。他的考证文字，要言不烦，迥然有异于繁琐主义，有异于无谓的炫耀博学一流。当然，仅仅从哲学上来说明郭沫若与王国维的区别，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他们在甲骨文研究中做出重要成绩的时间，相隔不过短短六七年，但他们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郭沫若是新世界的追求者。王国维生于1877年，虽然很早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政治上却是一个抱住旧时代不放的人物。1907年他写《三十自序》，说“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只字道及。陈元晖同志的《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上，分析王国维最后所以自杀而死，一是为封建王朝殉葬，二是笃信叔本华哲学的悲观主义。试问一个人的生命都要受到他那个没落时代、那种坏哲学的支配，即使才能再高，在科学上又怎么能够真正开创新局面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谁都了解，那丝毫也不意味着各种学术问题会因此自然而然迎刃而解。谁也没有说过，某个人只要自己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了，他的研究结果就一定是准确无误的。辩证法可以使人聪明，许多其他因素又可使人愚蠢到去反对辩证法。学术问题上，彼此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研究，结论相反，或者大有出入，这是常事。某些西方学者据此发出一种责难，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互相矛盾，这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灵光的。这种责难未免太欠高明了。其实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正是对西方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似乎是某种宗教而不是科学的有力反驳。宗教教条才是不许触动的，必须众口一词地背诵。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都要在不断的矛盾斗争和实践中前进。
郭沫若作为学术思想领域一个历史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言论著述，在主要内容上，反映着我们民族所处的急剧转变的时代和前进的动向；表现出了他那个时代惊心动魄的搏斗，波澜壮阔的行程。但他也并不是一下子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上必然要表现出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不可避免的陈旧痕迹。我们要的是对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合乎科学的结论，而不是这以外的其他什么。科学的结论只能从事物的本来状况中得出。我们应当面对矛盾，不可回避矛盾。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纯而又纯了，一成不变了，客观世界的运动、人的认识也就完结了。郭沫若的哲学思想，自然也不是某种纯而又纯、一成不变的东西。如果是那样，事情就会变得无血无肉，变得不可理解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到什么程度，涉及的范围多广，影响多大，有什么特点等等，这一些，都只有由郭沫若哲学思想研究来作出回答。当代历史和哲学的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这个方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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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销售方式要灵活多样
郑宁
当前零售商业服务业仍然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这除了表现在网点少，居民买东西不方便外，还表现在销售方式单调呆板、服务面狭窄上。现在，许多商店已经注意这方面的改进。比如，有的增设摊点和流动售货，有的延长营业时间，实行早晚售货、昼夜售货，有的注意做好商品的加工整理，出售份菜、半成品菜，有的加强了销售服务工作，有的还开展了预约登记售货、电话售货、函购业务、租赁业务等等。这些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扩大了商店为人民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顾客的欢迎，应该大力提倡。
商店采取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才能满足消费者多种多样的需要。随着市场供应的好转、就业人员的增加和居民购买力的提高，消费者不仅希望从商店买到称心如意、物美价廉的商品，而且还希望购买方便，节约时间。商店的销售方式，应该适应他们的要求。比如，商店出动一辆售货车，可以使许多顾客少跑路，商店作好蔬菜副食品的加工整理，就可以使许多家庭节省做饭的时间。这实际上是把多数人的日常家务劳动，部分地转化为商业人员的专业性的劳动。这是生产发展、社会分工深化带来的必然趋势，是整个社会劳动的节约。
商店采取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还可以扩大业务，增加货币回笼，有利于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并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比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大型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但是，有的消费者一下拿不出一大笔货款，有的怕购买时搬运、安装调试有困难，有的顾虑以后修理不方便。针对这些情况，许多商店实行了分期付款的办法，有的商店还实行送货上门、帮助安装调试和上门维修，这样，销售量就大大增加，而且还打开了农村的市场。
商店采取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增添服务项目，扩大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社会上许多事情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不正常状况。
商店的销售方式做到灵活多样，不仅需要从经营方法上进行改革，同时也需要改变指导思想，改革管理制度。过去零售商店销售方式越来越单调呆板，这同多年来“左”的思想流毒分不开。正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消费品严重短缺，商业网点、人员不足，再加上“大锅饭”的管理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服务质量严重下降，商店人员同顾客的关系几乎成了“赐予”同“乞求”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到改进销售方式，满足顾客多方面的需求。
今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居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的出现，必然会对商业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商业部门要进一步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端正指导思想，适应新的形势，改变“官字号”的经营作风，摆正同消费者的关系，认真调查消费者的需要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不断创造出更多更适合群众需要的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零售商店在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时，商店和职工的物质利益不仅要同商店的经营成果挂钩，还要同商店的服务质量挂钩，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服务质量好的受奖，违反政策、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受罚。这样，才能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做到生意越做越活、路子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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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台儿庄会战
台儿庄是山东省峄县的一个小镇（今属枣庄市），位于津浦线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会点，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938年3—4月，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因为这次会战的地点在台儿庄，故称为台儿庄会战。
台儿庄会战是在抗战初期日军大举进攻和我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发生的。当时，日军攻陷了南京，急欲打通津浦线，夺取徐州，然后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占领我国抗战的中心城市——武汉。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我国军事当局调集了七八万军队，于1937年10月12日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线的防御战。
日军打通津浦线的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南路主攻，北路助攻。南路日军四个师团，由畑俊六大将指挥，作战时间从1938年1月26日至2月21日，差不多一个月。第五战区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与日军激战多次，敌我双方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北路助攻的日军，也无法取得进展。第二阶段为北攻南守。北路作战的日军，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和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由左右及津浦正面三路前进。津浦左翼，日军第十师团濑武旅团于2月25日，以其主力渡过黄河，向嘉祥等地进攻。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曹福林两个军与日军苦战多日，嘉祥失而复得，鲁西第五战区左翼转危为安。津浦右翼，日军第五师团由青岛登陆后，经潍坊转南猛攻临沂，张自忠亲率第五十九军与庞炳勋第四十军协同作战，血战五昼夜，毙伤日军4，000人。临沂之战告捷，粉碎了日军第十、第五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
日军在津浦线北路左右两翼受到重大打击，于是第十师团便由津浦正面孤军深入。从3月14日起，濑谷旅团自两下店（邹县南）猛攻滕县，同开赴前线抗日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血战三昼夜，17日攻陷滕县，师长王铭章殉国。20日，濑谷旅团占领峄县，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线的首功。
第五战区侦知日军的战略意图，制订了台儿庄作战计划：一、命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三个师沿运河布防，并固守台儿庄；二、命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三个军让开津浦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进到台儿庄时，即潜进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集团军将日军包围并歼灭之。
3月23日，担任台儿庄守备的池峰城第三十一师，派出骑兵连北上诱敌，同日军在康庄发生遭遇战，台儿庄会战开始。第二天，日军2，000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猛攻台儿庄，摧毁了北部城墙，从突破口冲入日军200人，被我守军一八六团全部歼灭。25日，日军向南洛进攻，一八五团主动出击。行至刘家湖，发现日军大炮10余门向台儿庄猛烈开炮，三营营长高鸿立率领全营士兵，赤臂挥刀，誓夺敌炮，正激战中，忽有坦克20余辆，步兵千余人，向高营猛扑过来，一八五团团长王郁彬闻报，急率一、二两营增援，血战两小时，王郁彬、高鸿立受伤，两名营长战死，全团官兵伤亡惨重。27日，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冲入庄内，敌我双方展开了犬牙交错的拉锯战。28日夜晚，日军濑谷旅团第六十三联队猛攻台儿庄西北角，妄图夺取西门，截断我三十一师师部同庄内联络的唯一通道，情况紧急。三十一师派出57名敢死队，身穿日军服装，跑步进入阵地，同日军展开肉搏战，打退了日军的进攻。4月1日，日军自台儿庄西北角撤退，集中攻击台儿庄东面，另一部日军又大举进攻北站，我军三十一师一八一团、三十师吴明林团前往增防，击退日军的进攻，北站化险为夷。3日，日军攻占了台儿庄的东南门，侵入庄内百米，同时掷催泪瓦斯弹，我守军死伤十之七八，全庄三分之二陷入敌手，台儿庄几不能保。但守军仍据守庄之西部拚死抵抗，期待友军增援，以解台儿庄之危。
在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曾在峄县、枣庄一带作战，不久就转移到了山里，同日军脱离了接触。李宗仁曾三令五申，调其出山，协同孙连仲部夹击敌军，但汤恩伯仍逡巡不进，直到李宗仁发出严重警告，汤军团才全师南下。3月31日，汤部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在向城、爱曲一带，受到来自临沂的第五师团坂本旅团的攻击，汤派王仲廉第八十五军与周嵒第七十五军增援，于4月6日在底阁、杨楼大败坂本。这一胜利，解除了台儿庄东北方面的威胁。同一天，汤军与孙集团军会师，我军士气大振，对台儿庄形成内外夹攻之势，日军阵线开始动摇，准备北撤。
4月6日，濑谷旅团长下令日军自台儿庄内外撤退。晚8时，我军发起全线反攻。汤军团执行庄外包围，孙集团军负责正面清扫。9时半，庄北园上的日军火药库被我军炮火摧毁，深夜庄内残敌全部肃清。次日凌晨，庄内守军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歼灭了刘家湖、三里庄的日军。濑谷旅团残部向峄县、枣庄撤走。台儿庄会战胜利了，消灭日军万人左右。捷报传开，武汉市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是继平型关作战以后我国军队取得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提高了前线士气，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毛泽东对于这次会战的意义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指出：“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台儿庄的胜利不是偶然的。“七七事变”后，全国人心愤激，加之日军进攻上海危及了英美在华的利益，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全国军民敌忾同仇，誓死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是取得台儿庄会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果断和全体将士的英勇作战，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鲁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对台儿庄战场的有力配合，日军在战略上犯了分兵冒进的错误，等等，也都是取得这次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就再次证明，只要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不怕牺牲，貌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韩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