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你算什么东西”辨
姚奔
“你算什么东西”，这是上海市仪表局所属某厂厂长当面指责一位工程师的不逊之言。这位工程师学有专长，在光学仪器领域作出过许多贡献。但在那位厂长的心目中不过是个没有啥了不起的“什么东西”。言为心声，这位厂长既能脱口说出“你算什么东西”，就可见知识分子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了。
要说“有啥了不起”，这话也对，因为任何人，包括这位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东西”的厂长在内，都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总不能穷尽天下真理，精通百科知识，靠三数几个人就办好一家工厂。然而，这位工程师专精于光学仪器，他的科研成果和贡献并非一家工厂所有，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就这个意义讲，也可以说是“了不起”。那位厂长自己有多大本领，我不了解，仅从他凭借自己厂长的权位，公然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于不顾来看，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也低得可以了。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本身并不就是知识本领，恃权自傲者足见其幼稚。从这个意义讲，他倒确实没啥“了不起”的。
在颠倒是非的十年动乱中有人曾把“知识分子”比作“臭豆腐干”，说“闻闻很臭，吃起来还是香的”。那些“左”得出奇的人对这种说法很恼火，认为是为知识分子张目。实际上，他们既歧视知识分子“闻起来臭”，又嫉妒知识分子“吃起来香”，因此对知识分子总看不顺眼。现在，“左”得出奇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远没有清除。对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这个科学论断，总还有心里不服的人。然而只有思想认识提高了，才能产生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如果能在反躬自问中，消除主观偏见，真正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把你所领导的那个单位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切实做到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同心同德为四化出力，那才是每一个做厂长乃至当领导干部的水平所在。
第8版()
专栏：
编辑杂忆
赵家璧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的最大喜悦，莫过于看到从作家手里接过来的一大叠手写原稿，通过自己的劳动编印成书；又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不但在本国读者中被公认为传世之作，而且被译成各国文本，流传遐迩，赢得国际文坛的声誉。1946年底创刊《晨光文学丛书》时，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巴金的《寒夜》，就是这样两部长篇小说。
但是于1947年6月同时编入这套丛书的还有另外两部长篇——钱钟书的《围城》和师陀的《结婚》。1977年瑞典诺贝尔基金会编印《诺贝尔专题论丛》第32种《近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的英文版论文集里，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斯卢佩思基博士所著讨论《儒林外史》与现代中国小说关系一文中，也把《围城》和《结婚》相提并论；他还曾在1973年的《亚非研究》上发表过题为《师陀的世界》的论文。
1979年冬我到北京，看望了钱钟书同志。我向他祝贺《围城》所获得的国际荣誉，还共同回顾了初版本出书的经过，那是由陈西禾同志帮我约到的。
现在师陀的《结婚》虽姗姗来迟，也重印出版了。这还是前年冬天的事，四川人民出版社来信要我在过去所编几套文学丛书中，推荐一两部最值得重印的。我毫不思索地想到了《结婚》。可惜出版社在四川找不到原书，作者家里也没有，我把自己珍藏三十五年的样书寄去作母本。出版社立刻打电报来要我代向作者敲定。此后经过一些周折，这部师陀在四十年代的代表作，换上了新装，增添了插图，并在书后加添了作者新写了一篇谈创作经过的长文，又与千万新老读者相见了。“晨光”初版印2，000，四川一印近10万。
师陀从小是个听书迷，长大了爱读中国古典小说和欧洲现实主义作品，受俄国作家影响很深，但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结婚》的艺术结构具有引人入胜特色。师陀在抗战前一年才从北方来到十里洋场，上海成为孤岛时期他一直留居上海。当时的作家，个个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不少人仍然没有放下那支战斗的笔，但能写出反映那个特殊时代和那个特殊环境的长篇小说，颇为少见。这部长篇分上下两卷。上卷是中学教员胡去恶写给善良诚朴的女友林佩芬的六封信。当时林的老父不愿在日寇统治下教书，回老家去过清苦生活，她也同去乡下；而胡企图在上海弄些钱将来与林结婚。下卷六章为叙述体，写缺乏世故的胡，为了想发笔横财，把自己的两部心血之作当抵押品，向人借了一万块钱，托人代买外国股票。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股票跌得一文不值，而且实际上钱早已被人骗去花用；那两部著作也被人冒名出版。他单恋上的一位有钱有势的阔小姐，把他戏弄一番也丢了。在各方面感到受骗上当输个精光而精神上陷于半疯狂状态下，他用刀子把情敌扎死了，还自认为向社会挑战，为了正义而报仇。在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里，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这幕悲剧，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小说当时曾在《文汇报》上连载；我是从巴金同志手里拿到的，他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我把四川版翻到最后版权页，上面仅印“1982年4月第一版”一行字，没有说明初版本的出版年月和何处出版，那么青年读者很可能误认为是作者新写的作品。我再查阅这几年各地重印的《四世同堂》、《寒夜》、《围城》，版权页上和《结婚》完全一个样。这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文学作品一旦印成了书，它本身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独立存在，在历史的长河里载浮载沉，经受它自己命运的摆布，有的历经沧桑，有的昙花一现；而一本书的生命史就记录在版权页上。所以国外的版权页，初版本、修订本、移交另一出版社出的新版本或纸面本，样样都作说明。我们的《鲁迅全集》，对各书初版本都有交代。这样做的好处，一则尊重出版的历史，二则对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我还见到新出《老舍文集》内连众所周知的《二马》、《赵子曰》，都不注明是“商务”出的初版本。看来这些都是小事，但也同如何尊重历史，如何保护著作权都是不无关系的。
第8版()
专栏：晨光短笛
星期天
李沙铃
刘姨又在叹气了，捎过几回话，打过几回电话，儿子就是不照面——哪儿去了呢？
邻居们说——这娃娃从小还好嘛，上学时也没见啥毛病，怎么今年刚一工作，星期天都找不到人影了？
也有这么说的——现在的年轻人么，不做坏事就是好事，爱蹦跶，家里哪能锁得住？
刘姨住在五楼上，天气这么冷，高原地区，烧煤很要紧，煤砖要一块一块地从楼下煤房里搬到楼上，她一个老太太能不作难吗！幸亏几个热心肠的四年级小学生来帮忙了，一块一块地给她往楼上搬。刘姨端出一盘洗得水灵灵的红国光、青香蕉，慈爱地说着：“吃吧，小雷锋也得吃苹果呀！”
回答的是一阵咯咯的笑声。
刘姨不是家属，不是市民，也不是五保户。她是B医院有名的眼科大夫。她整天泡在眼科世界——门诊室、病房，还有突如其来的会诊。她已接近花甲，三百多度的近视眼镜，又因为地处青藏高原添了个“高山反应”，说头痛就头痛，当然需要有人给她搬煤砖……老头子已经离开了人间。唯一的儿子卫国，去年从医学院毕业分到S医院当外科医生，最近却很少回家来了。
下午，卫国一拐一瘸地回家来了。
“怎么了？”刘姨吃惊地问。
“摔了一跤，没事”。
原来，儿子星期天上午下乡，一位藏族阿爷老扎西跑来就诊，卫国给他换过药，又送老人回家，过一条沟坎时，自己摔了一跤。
“妈，我去搬煤砖……”儿子说。
刘姨正要阻拦，四年级的小雷锋又上楼了：“奶奶，煤砖放什么地方？”
电话，急诊！
刘姨又走了。
刘姨走了，儿子吃了几口母亲煮好的饺子，也走了。
他没有休息，穿起白色大衣，对着长长的看病者的队伍：“下一个……”
儿子——母亲——两个大夫……
第8版()
专栏：
湖乡春
申身
喜浇返青水
湖水清清，
春的眼睛。
望着岸上拿锨的村姑，
映着水边红色的水泵。
抽上来的返青水，
开得浪花一丛丛，
随着一路春灌曲，
流进解冻的麦垄中。
春灌虽是春春灌，
今年春灌不相同。
去春春灌——辘轳拧，
今春春灌——自买了泵。
自家买的泵，
自家涂上红，
变成了农家一颗心，
伴着春在动……
晾渔网
渔网晾在滩头。
半网杏影淡，
半网阳光柔。
风浪中带来的疲劳，
全从网眼溜走。
渔舟枕浪头，
相伴翻飞两只鸥。
春光醉了桅杆影，
悠悠晃晃，晃晃悠悠。
看似画一幅，
听是歌一首……
孵鸭小曲
月牙沉西，
谁向深夜赠小曲？
缕缕续续，
透出孵鸭房的玻璃。
——孵鸭把式大李，
开了三炕活黄菊。
出了蛋壳的雏，
忙着去戏水。
孵鸭手艺，
冻在穷困里，
光棍打到四十一。
多亏春风送暖来，
孵鸭孵成了新女婿。
夜已深，
该休息。
忽记媳妇娘家去，
打个喷嚏，
断了小曲……
第8版()
专栏：答读者问
《高尔基文集》编得怎样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译室
问：前两年，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开始编译出版《高尔基文集》的消息，不知道这部文集编得怎样了？
答：1907年，《东方杂志》发表吴梼先生由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忧患余生》（今译名为《该隐和阿尔乔姆》）。这是我国第一次译介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的作品。七十多年来，译介高尔基作品的工作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的介绍工作更是解放前不能比拟的。1956—1964年间，我社编印了一套《高尔基选集》，计16部作品。十年浩劫，《选集》的编纂、出版工作陷于停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国文学艺术的借鉴和研究工作日趋兴旺，翻译出版较为完备的高尔基文集，是一项急需进行的工作。但根据目前的出版条件，这项介绍工作只能分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原《高尔基选集》的基础上选编成二十卷《高尔基文集》，总计约800万字。
现在的《文集》与过去的《选集》比较，有三点不同：
一、扩充了篇幅，增强了系统性。《文集》增加了八卷短篇作品，增加了六部中篇小说，而且在编排次序上自成系列，有助于读者对高尔基文学创作道路有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二、进一步提高了译文质量。对收入本《文集》的现成译本校订加工，有的重新组译。
三、加强了诠释工作。《文集》参照苏联学者对高尔基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题注、题解、注释等简介给我国读者。
自1981年6月出版《文集》第一卷，到去年底，已出版了前四卷。在排校印装过程中的还有五卷。编辑部计划，1984年底或翌年春可以完成全部发稿工作。1986年中可望看到全部《文集》。
《文集》头两卷问世后，陆续听到一些反应。河南南阳的同志来信说：“太需要用‘文化文明’横扫一切‘腐朽、庸俗的风气’了。高尔基的作品读后容易使人变得高尚……”去年6月，《中国青年》杂志转载了《文集》第三卷中的《时钟》一文。有的青年写信给该社说，这样好的文章，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并建议编进中学的教科书。更多的意见是对我们出书缓慢啧有烦言，有推测“十年出齐，未免过于遥远”的，有说“有生之年怕看不到二十卷”的。这都是对我们的推动，我们将加倍努力工作，回报读者的厚意。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问与答
创作并没有什么秘诀。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不是“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然而，创作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所以很多很多的刊物，发表了某作家谈创作、某作家答本刊记者问之类的文章。这些问与答，一般是涉及问题的真谛的。但也并非皆然。比如某刊有篇答记者问：“习惯什么写作工具？圆珠笔、钢笔或毛笔？”“通常在白天或夜里写作？”
这样的问，好象带着创作有什么秘诀而发的，因而给人以离奇离题之感。
一个作者，只要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对所写的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加之一定的文学修养，是会写出较好作品来的。这是常识。恐怕同用什么写作工具、白天或夜里写，是不相关的。 胡开燧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为“官”之避
一位领导同志在谈到打击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的问题时说：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有三个问题要特别注意。一是“钱”，不能向“钱”看，有“金钱欲”；二是“权”，不能滥用职权，搞“权力欲”；三是“色”，不能见色心动，腐化堕落。
聆此言，不由想起宋人写的一首格言诗：“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箭，莫吃空心茶，少餐中夜饭。”这一格言自有其消极避世的一面，却也可以作一些新的解释。
如果我们把其间的“风”视为不正之风的“风”，岂止要象避箭那样避它呢！还要挫其锋，遏其势。所以，尽可改如下：“避色如避仇，避贿如避箭，临“风”挫其势，不争个人权。” 杨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