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
许涤新
去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农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在南昌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有一百多位自然科学者和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著名自然科学家、农学家、林学家发表了很多很好的见解和建议。他们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平衡问题非常关切。但是，他们也深深感到，搞好我国的生态环境，单有自然科学者的努力，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的。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是由经济工作的严重缺陷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的经济工作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人感到生态平衡失调的严重性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急切性。事实上，党和国家对生态平衡问题已经十分重视。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强调要“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在新宪法的第二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就是证明。
但是，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因而在工作中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盲目性。最集中的表现是，单纯追求产量产值的增长，不重视经济效益，更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只注重本单位的或局部的经济效益，不注重生态效益，即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其所以如此，是在经济工作中没有树立起明确的生态观点。这里着重谈谈三个问题。
经济工作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做经济工作，最根本的是从事各种物质财富的生产。进行物质生产，就要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发生关系。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虽然成年累月从事物质生产，天天同自然环境打交道，但是很少考虑物质生产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许多搞工业生产的人，总是觉得他们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没有多大关系，或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事实上，人们的生产活动，不但不能离开自然环境，而且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马克思曾经讲过，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资本论》第1卷第208—209页）这就是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由两个侧面形成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同上书，第209页）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不但说明物质生产和自然界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物质生产本身归根到底也就是人类通过劳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因此，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搞物质生产的同志，仅仅有对于本单位的经济效益的了解是不够的，必须对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及物质变换，有着基本的了解，才不致于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不致于在经济效益上发生负数，而能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谓生态系统，既包括动物和植物同它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包括组成社会的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自然环境或环境系统，指的是自然界的光、热、空气、水分及各种有机和无机元素彼此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体系。在现代，我们重视生态系统，着眼点是从事生产的人们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要考虑组成社会的人同自然界如何进行物质变换，特别是能量的转换。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更好的效益，才能使人类对于自然界所提供的自然资源，能够合理地进行使用和调节。这就要求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有明确的生态观点。有这个思想与没有这个思想是大不相同的。有这个思想，眼界就会更开阔，看得更加长远；没有这个思想，视野就会狭隘，盲目性就很难避免。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鼓吹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就是合乎生态平衡的。相反，我们主张改造自然，改造环境，以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这种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能动性之所在。但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利用，并不等于是向自然界盲目索取甚至掠夺式的开发。过去，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低下，人们受到认识能力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上述现象是难免的。可是，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由此得到的认识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不应当再重复过去走过的老路，特别是工业化初期的老路，而要在改造利用自然界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建立更为合理的生态平衡，达到对于自然环境的永续利用。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既要大力做好工农业的技术改造工作，也要大力做好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工作。过去若干年，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建设中，只注重产品的产量和产值，而忽视经济效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已经开始重视经济效益了。这是一个极其可喜的进步。为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希望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重视生态效益。讲生态效益，就是要注意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系统是各个有关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非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都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中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的循环和交换。在较长时间里，保持生态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处于互相适应、互相协调的平衡状态之中，就能使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稳定，使有机体的种类和数量的生长能力比较强大，使人类永续获得丰富的物质产品并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不少同志现在还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成天辛辛苦苦，采取了许多措施谋求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忽视生态效益，干了许多“南辕北辙”的事情，结果是得了这方面的经济效益，抵消了那方面的经济效益，算起总账来，往往是得不偿失。比如，我国每年生产几千万吨化肥用于补偿土壤的肥力，但是由于森林的滥伐，每年流失的50亿吨农田表土所含的养分，折合化肥相当于全国化肥的年产量。许多地方围湖造田，本来是想增产粮食，但由于水面缩小，不但减少了鱼类的产量，而且加剧了洪涝灾害，反过来又影响粮食增产。许多地区一方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库塘堰，一方面又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塘库淤积。有些地方的社员捕杀青蛙、猫头鹰、黄鼠狼，虽然由此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但鸟蛙绝迹，虫害猖獗，又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其他如空气污染使林木和农作物死亡，水的污染使鱼虾绝迹，废渣排放占用良田，污染水源，都是损害经济效益的事情。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比如，繁殖赤眼蜂消灭玉米螟，既消灭了害虫，又增加了收益，也不会发生污染。又如发展沼气，既可解决农村烧柴问题，又可使大量秸秆还田，还可减少化肥的使用，是一举几得的事情。许多事实都证明，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讲求生态效益是保证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生态效益如果受到损害，经济效益也很难得到保障。
治理污染和利用资源的关系
发展现代化工农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环境污染等等副作用。随着现代工农业的发展，“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程度日趋严重。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早已成为世界性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虽然不能象西方某些人们那样，反对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鼓吹开倒车，主张回到工场手工业的时代去。但是，我们必须对已经存在的环境污染，采取积极治理的态度，同时不能再步西方国家的后尘，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种弯路走得越久，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就会越来越严重，人民的健康和资源的破坏就会越来越严重，那时再回头来治理，所花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有的同志认为治理污染是赔钱买卖，有的同志认为治理污染无能为力，因而对于改善环境这件事裹足不前。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我们能不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消除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呢？回答是肯定的。治理污染，改善环境，是不是赔钱买卖呢？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现在对生态平衡决不是无能为力的，治理污染可以同资源的综合利用结合起来。对于工业所发生的“三废”，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办法削弱其危害性并且加以利用，变废为宝。比如，通过提高煤炭燃烧的利用率，我们不但能够减少废气的排放量，而且能够节约用煤量。通过设备回收废气，不但能够把废气排放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能够把废气中的有用元素加以利用。通过净化处理，净化的工业污水在密闭的系统中循环使用，不仅可以使废水的污染程度降低到最小限度，而且可以节约用水，缓和许多城市水资源不足的矛盾。现在，我国每年要用一大笔外汇进口硫磺制造硫酸，但是我们每年随废气排放到空中的二氧化硫就有1，400万吨，折合硫磺700万吨。我国烧碱一直存在很大的缺口，历年进口几十万吨，可是我国的造纸行业随废水排放的烧碱就有60多万吨，把造纸行业的烧碱回收率提高到国外先进水平，一年即可回收烧碱四五十万吨。这些都是“一箭双雕”，甚至一箭三雕、四雕的事情。从我国现在的情况看，许多工业企业造成的严重污染，有的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对能源和材料的浪费熟视无睹；有的是由于工艺落后，设备陈旧，能源及化学元素“跑冒滴漏”极其严重。因此，在企业整顿中，抓好技术改造和工艺改造，控制污染，利用资源，既符合生态效益，也符合经济效益。有一些技术措施，从个别企业算账，可能经济效益不是那么高，但从整个地区算账，从社会经济效益算账，则是大大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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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与私有财产
胡鉴
十年动乱中，在一些高等院校里曾经大批“知识私有”，说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看作私有财产。这种流毒，至今未绝。
那种批判所用的一个极厉害的武器，就是把知识分子的知识和资本家的资本混为一谈。并从这一点出发进行奇特的类比：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可以成为资本，资本可以榨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知识分子的知识也是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也是资本，于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资本家一样，是一种凭知识进行剥削的精神贵族。当时确乎有一家极出名的写作组撰文批判道：倘领受了人类在多少世纪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财富，便应当称作“知识资本家”。
个人掌握的知识怎么能等同于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呢？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可能因其具有知识而受雇于资本家，为资本家服务，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用他的知识剥削工人阶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拥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就更不能那样说了。
长期以来，还有一种算是斯文一点的批判，就是所谓知识分子把知识看成私有财产，待价而沽，进行要挟，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云云。
回顾历史，这种批判可谓无的放矢，而遭受这种批判的人堪称冤枉。因为实际情况全然不是如此的。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直被“左”的思想压得低低的。一开始就被当作改造、使用的对象，不消说了。后来更是每况愈下：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必须向劳动人民投降，被直呼为“臭老九”，有的甚至被弄到只能“给出路”，还算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政策！试问，处在这样的“地位”的知识分子，简直不可能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社会，他们的知识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既无价值，何来价格？更谈得上什么待价而沽？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写检讨，挨批斗，接受改造，犹恐不及，难道还敢拿自己的知识去跟什么人讲价钱吗？
所以，那些批判统统都是错误的。
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去掌握，才能发挥其作用。古往今来，无论是“手艺人”的技艺也罢，“读书人”的学问也罢，总都是各归各地掌握着。人们从来不去批判工人农民所掌握的技艺是什么私有财产，反而亲切地誉之为“泥人张”、“葡萄常”以及插秧能手、养猪状元等等。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掌握一点知识，就要斥责之为私有财产呢？这不是既不合乎科学，又不合乎公道的事情吗？
其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知识不但不能垄断，而且国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知识是精神财富，多多益善！人类社会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得有今日的发展，正是代出才人，各领风骚，不断积累，不断创新的结果。如果从我们的祖宗到我们的子孙，一个个都是交白卷的，那么这个世界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教育和培养人们学有专长，精益求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这种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人物，都应当具备的。至于有些自私自利之徒，持其本事，讨价还价，进行要挟，那就不管是什么人，都要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提高觉悟，走上正道。这些都不是单单要求于知识分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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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我国古代的招聘制度
隋喜文
在我国古代，招聘作为一项选拔官吏和征求人才的办法，时兴时衰。其中有一些值得今人借鉴的东西。
招聘人才，在我国由来已久。《孟子》中写商汤派人五次往返，
“以币聘”伊尹（《孟子·万章》）。明代朱健《古今治平略》上讲，汤聘伊尹，商高宗武丁招聘傅说，任以国政。“此征聘之始也。”《礼记·月令》上讲，周代于每年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时，招聘了不少贤才。战国时期，群雄割据，有的国家利用招聘办法取得贤才，使国家兴盛起来。著名的莫如与黄金台传说有关的燕昭王求贤的故事。公元前315年，燕国被齐国攻破，国中大乱。燕昭王即位后，采用大臣郭隗的建议，为郭隗筑宫，树立礼贤样板，卑身厚币招聘天下贤才，乐毅从魏国来，邹衍从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形成“士争趋燕”的局面（《史记》卷三十四）。诚如一首唐诗所咏的：“燕昭北筑黄金台，四方豪杰乘风来”。秦国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专门有“秦用他国人”一节，比如韩非是韩国人，张仪、范睢是魏人，商鞅、吕不韦是卫国人，魏冉、李斯是楚人，蔡泽是燕人，楼缓是赵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容斋随笔》卷二）这是招聘贤才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历史见证。
在我国历史上，人才招聘的黄金时代当推两汉。汉高祖十一年发布诏令说：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一下）还规定发现了贤才，郡守要亲自劝勉，驾车送至京师，如果不这样做，就要受免职处分。这不啻为一次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令。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册府元龟》卷六十七第746页），应聘者上千人。元封五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绝远之国）者”（《汉书》卷六）。
汉代的招聘制度归纳起来有几个特点：一是按州县定名额，与地方官的举荐连在一起，成为一项较为经常性的制度；二是专门招聘精通某科学问、技艺的。如汉昭帝始元五年，招聘精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的专门人才（《汉书》卷七）。三是特为办一件事情而招聘，事毕而罢。如汉高祖五年，刘邦苦于没有朝仪，采纳博士叔孙通的建议，到鲁地招聘诸生共同制定和演习朝仪。叔孙通到鲁地招聘三十多人，加上叔孙通的弟子，共聘用了一百多人。他们参照古礼及秦朝礼仪制出了新朝仪，并在郊外演习了一个多月，受到刘邦的夸赞（《汉书》卷四十三）。只是在应聘者事毕该回鲁地时，叔孙通向刘邦建议，把这些人留了下来。再如，建元元年，汉武帝打算建明堂，用以朝诸侯和祭祀，明堂的建设很有些讲究，于是派使臣到鲁地把申公聘请来，指导建明堂（《汉书》卷六）。四是招聘来的人如果不合格，可以罢免、斥退。在多数情况下，应聘者到京后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即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刷掉。有些已经当了官的，不称职者仍要辞退。《史记·平津侯传》载，公孙弘被招聘为博士后，出使匈奴，回来汇报不合上意，汉武帝认为他无能，被免官回老家。又过了些年，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他才重新走上仕途，官至丞相。五是各级长官都有招聘人才的权力，各诸侯王都可自行征聘人才。
汉代以后，在九品中正制度下，招聘制度徒具虚名。特别在隋朝以后，科举成为主要选官办法，招聘制度渐趋衰微。但是三国曹操，唐朝李渊、李世民，明朝朱元璋，元朝忽必烈时期，利用招聘办法选拔了不少人才。特别是朱元璋，早在金陵时就录用过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龙凤十年，命中书省引拔卓荦奇伟之才，地方官选民间年二十五以上有学识有才干的人，荐举到中书省，与年老官员参用（参见吴晗《朱元璋传》）。洪武元年诏“征天下贤才为守令”，“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指示有关部门“以礼聘致贤士”（《明史》卷二），并规定蒙古人、色目人中有才能的，也同样擢用。在洪武元年、二年、四年、五年、十一年、十二年等年份，朱元璋分别派学士詹同、魏观等分行天下招聘人才。《春明梦余录》上讲，洪武初，“设礼贤馆而得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呼为四先生。下镇江而得秦从龙，下金陵而得陈遇，皆人杰也。俱于征聘得之，孰谓晚季乏才？”（卷三十四《征聘》）。洪武二年，为修元史，招聘山林隐逸汪克宽等十六人共同纂修。明初，招聘成为官吏的重要来源，有一次招聘到1，900多人，最多一次招聘到3，700多人。洪武十七年虽然复行科举，然而每科所取不过百十人，“与招聘之士同登并用”。一直到成化以前，招聘一直作为重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与科举并行。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朝代通过招聘办法发现和选拔了一大批人才，有些朝代还是由于招聘到大批人才而兴盛起来的。因此在实行科举制后，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对招聘“断宜亟讲也”，或主张招聘与科举“并行”。事实证明，实行招聘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合理使用人才，有利于人才畅流、才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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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生财、聚财、用财之道问题讨论会
最近，中国财政学会在镇江市召开了生财、聚财、用财之道问题讨论会，探讨了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与会同志讨论了技术改造与讲究“三财”之道的关系。大家认为，在采用新技术上用财，又通过采用新技术生财，是今后财政经济工作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的主要内容。当前各类技术改造资金使用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在投资方向上则集中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用于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少，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少，用于一般加工能力建设的多。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一）国家缺乏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切实可行的国民经济技术改造长期规划和合理的技术经济政策，有些地方往往从局部需要和利益出发，一哄而上，搞了不少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二）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没有突破，旧技术大量复制；（三）资金过于分散，急需改造的企业资金不足，暂不需要改造的资金又用不了；（四）资金管理松、散、乱，计划不周，效益不好。
针对上述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管好用好各类技术改造资金应采取的措施。（一）加强领导，尽快制订技术改造长期规划，搞好综合平衡。制订技术改造规划要处理好技术改造规模与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关系，技术改造规模及其进程与国民经济分阶段发展目标的关系，技术改造发展目标与新的技术装备制造能力的关系，重点改造与一般改造的关系，全国的、行业的、企业的技术改造与部门比例、产品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关系。（二）以行业改造规划为依据，建立健全分级管理责任制。
（三）对技术改造资金的分配要有利于保证一千多个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允许行业、公司有一定的资金调剂权；对纳入国家规划重点改造的企业应根据改造时间、资金需要与国家财力的可能，分类、分档、分期适当提高折旧率；使用银行贷款，必须纳入行业改造规划，经过综合平衡；财政的技术改造资金的拨款应重点支持某些急需改造的机械工业企业。（四）要研究推进技术改造的新政策、新措施。如增加新产品试制基金，积极推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制，制定某些机械工业新产品试制基金的提取办法，采取有力措施改变固定资产投资“两头小、中间大”的问题。（五）坚持科学态度，加强可行性研究，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凡不符合基建程序的，专家不予论证，不得列入计划，财政部门不拨款，银行不贷款。
当前，资金收入率低，流动资金周转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回收率低，是生产、建设、流通领域中损失浪费惊人的集中表现。把“三率”抓上去，财政收入才可能有较大的突破，为此，与会代表对加强管理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俞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