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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昌平学南海致富经验决心大步子快
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大发展
本报讯 据《中国社队企业报》报道：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委和县政府，学习广东南海县生产致富的经验，决心大、步子快，加快了社队工副业的发展。去年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企业总收入达1．25亿多元，占三级总收入的65．1％；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4．6％。
昌平县前几年由于思想不够解放，许多有利条件未被充分利用，社队工副业发展速度不快。从去年开始，他们决心学习广东南海县致富经验，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昌平县委和县政府首先组织有关人员去南海县等地参观学习，回来后，向广大干部群众作广泛传达，在全县展开了怎样致富的大讨论。群众办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有人提出搞工副业占的劳力和大车多了，影响粮食生产。县委通过农业管理部门调查证明：搞工副业的劳力、大车只占全县农村劳力、大车的19％；只要进一步完善责任制，还有剩余劳力和大车可以用来发展工副业，从而消除了大家的顾虑。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开始后，又有人说：“社队企业是经济犯罪的大本营”，“外请的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搞歪门邪道的人”。有些社队企业的供销渠道被卡断，生产“吃不饱”，处境很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昌平县委立即让政法部门去调查，结果证明，全县外请760名技术、采购人员，真正有问题的只有26人，占总数的3％，97％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从而统一了认识，鼓舞了社队企业的干部职工，坚定了发展社队企业的信心。去年，全县取得了“七增一降”（即粮食产量增，交售商品粮增，总收入增，上交税金增，集体积累增，社员分配增，社员口粮增，总开支下降）的好成绩，人均从集体收入由187元增加到230元，每人增加43元。
昌平县委和县政府学习南海县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匹马拉车”的办法发展社队企业，并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生产队。为了使社队企业的群众基础更牢固，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昌平县明确规定：社办企业利润的20％，大队企业利润的50％，生产队工副业利润的70％参加社员分配。因而调动了三级特别是生产队一级办企业的积极性。到今年6月底，全县社队工副业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44．6％，其中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工副业分别增长了30％、40％和50％以上。
昌平县还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各级社队企业管理机构。县委和公社党委书记都亲自抓。县里成立了社队企业经济委员会，辖工业、地方建材、建筑、供销四个公司和支农办公室；公社也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设立若干专业公司。各级管理机构和专业公司，都由县委和公社党委挑选作风正派、精明强干、有经济头脑的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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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家沟大队办企业让群众得到实惠
本报讯 四川省永川县花桥公社叶家沟大队，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广开生产门路，先后办起了煤厂、林场、砖瓦厂、纸厂、采石场、果园、建筑队等工副业项目。去年全大队企业产值达27万元，利润9．8万元，人均53．8元。今年企业实行工资制，计划产值52万元，利润10万元。
大队企业搞得好，群众很满意。大队党支部在使用企业利润的时候，既考虑到留足积累和生产费用，又考虑到增加社员分配收入，尽量多为群众办好事。
他们从四条渠道把利润返还给生产队和社员：一是利润返还生产队，直接纳入分配。1977年至1981年五年间共返还利润8．62万元，占总利润的32．2％。二是大队直接给群众办福利事业，丰富群众生活。几年来，修教室9间，并负担两个民办教师的工资；购买电杆、电线，使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修建敬老院1所，每月还发给老人生活补助费；独生子女上学，一律免交学费等。三是用利润作为干部的误工补贴，减轻了社员负担。四是以工补农，扶持多种经营生产的发展。全大队有果园5个。大队决定今年在企业利润中拿出2万元扶持广柑、蚕桑发展，新办4个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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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人物志
模范工人家属白清娥
她说：“我不能忘本，应尽量为党和国家作出贡献。”去秋今夏，她卖给国家两万多斤粮食，认购国库券一千元
今年6月25日，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在山西省襄垣县视察工作时，特地访问了夏店公社桥头大队工人家属白清娥，赞扬她“贡献不少，贡献不小”。
白清娥今年45岁，是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村妇女，男人在长治钢铁厂当工人，家里只有19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去年队里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后，她和女儿承包了28．6亩责任田，秋后夺得人们意想不到的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828斤，总产23，450斤。她丰收不忘国家，完成队里分配的12，340斤交粮任务以后，超卖余粮7，700斤。售粮所得加上其他收入，去年全家共收入2，528元，人均842元。今夏小麦丰收，她种的3亩3分小麦，实产2，000斤，又把一半卖给了国家，超过征购任务一倍半。
白清娥母女俩为夺丰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浇地是一项苦营生，妇女一般不干这种脱鞋挽袖的活计，白清娥却偏偏在浇地上比别人多下功夫。她泥里来水里去，高处挖沟，低处堵截，一株苗也不放过。去年夏季干旱，用水紧张，白天浇地人多，她们就连夜浇。去年，她承包的地全部浇了二遍，锄了三遍，上了追肥。一年多来，白清娥母女到底流了多少汗水？有人说：“二万斤粮食的颗粒多，恐怕还没有她们滴到地里的汗珠多。”
白清娥为什么要出这么大的力，愿受这么大的累呢？是家庭经济困难吗？不是。她男人每月收入70多元。另外，她三哥当工程师，常常给她寄钱，她有条件坐享清福。那么，是她一味“向钱看”吗？更不是。去年有人看到她院子里堆满粮食，要用拖拉机帮她拉出去卖高价，被她一口拒绝。白清娥辛勤劳动有自己的目的。她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好吃赖做没意思，共产党帮助我一家翻身，我不能忘本，应尽量为党和国家作出贡献。咱是农民，就应种好地，多打粮，卖给国家。”白清娥有了钱，母女俩仍然衣着朴素，家里只有一只马蹄表。她今年本想给女儿和自己制几身好衣服，买一块200多元的手表，但一听说国家财政困难，就紧缩开支，买了1，000元国库券。 傅国太 苗瑾 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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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临川县教育县社两级家在农村的干部
正确处理工作与种责任田的关系
本报讯 通讯员龚金保报道：农村实行包干、包产到户责任制以后，如何使县社干部处理好工作和种责任田的关系？江西临川县委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采取组织措施，使广大干部既安心搞好工作，又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帮助家里种责任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近两年来，一些家属在农村的县社干部经常离开工作岗位回家种田，有的请假逾期不归，影响了正常工作，也损害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声誉。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县委主要抓了对干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摆正公与私的位置，把工作放在首位。今年春耕前，县委把全县560多名县社干部分两批集中到县上培训，请老干部介绍土改、合作化时期农村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并对工作积极、作风正派、成绩显著的21名干部颁发了奖状，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广大干部深受教育，自觉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做好干部家属的工作。高坪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学星的爱人过去经常埋怨丈夫不回家帮种责任田。党委书记黄晓东主动登门找她谈心，开导她多挑点家务担子。自那以后，她再不责怪丈夫，除管理好责任田外，还养了猪，家庭副业收入可达1，600多元，陈学星从此也更加安心工作了。
临川县委还切实帮助干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对干部休假问题作了统筹安排。家属在农村的干部的全年法定节假日，按各人的不同情况和实际需要灵活安排，不搞“一刀切”。如家居水稻产区罗针、唱凯、湖南等公社的干部，假期主要安排在春播、双抢和秋收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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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为解除了分散防治虫害的困难而拍手叫好
安陆县普遍推行植保专业承包
本报讯 通讯员叶海洲报道：湖北省安陆县普遍推行农作物病虫防治专业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解除了千家万户农民分散添置药械、买药存药、配药用药以及病虫测报等困难，广大农民拍手叫好。
去年，安陆县农村普遍实行了联产到劳和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由于集体没有把农作物病虫防治这一环很好地“统”起来，社员在单独植保时，出现了许多难办的事。例如，一部较好的药械和一瓶整装农药，一般可负担几亩、几十亩田的病虫防治，而各户社员无论田多田少，为了使用方便，都花钱自置一部药械，自买整瓶农药。这样，降低了药械和农药使用的经济效益，保管、存放也不方便。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过去普及植保技术不够，农民经常无目标无把握地乱打药，结果浪费大，效果差，甚至引起人畜中毒事故。
今年开春后，县委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把统一进行植保工作作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全县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农作物病虫防治专业承包责任制。主要办法是由国家技术干部、基层专业干部和生产队选定的植保员组成“植保公司”，直接与农户签订“五定”植保承包合同，即：定防治面积、定防治费用、定防治标准、定植保员报酬、定奖赔。
农民对病虫防治专业承包责任制十分欢迎。目前，全县各级植保公司已与2，970多个生产队的6．1万多户社员签订了合同，共承包防治面积34万多亩，占总面积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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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杂交水稻繁殖制种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为了提高杂交水稻繁殖制种的产量和质量，进一步促进杂交水稻的发展，7月下旬，农牧渔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杂交水稻繁殖制种经验交流会。
会上，很多同志以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再一次证实杂交水稻是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会议指出：为使我国杂交水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必须做到：尽快建立健全提纯繁殖制种体系，加紧技术培训，建立一支技术骨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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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办事要想长远些
江苏省盐城县学富公社有一个大队为了发展副业生产，增加收入，竟挖掉了低洼地区周围防水的堆圩，取土做砖，挖塘养鱼。据说收入是可观的。但是，入夏以来，暴雨陡降，河水水位猛涨，这个大队受到了一场不小的水灾。毁坏的堆圩很快被冲垮了，河水倒灌，成百亩棉田受淹，连毗邻的大队也受到了“株连”。
夏 冰
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经济收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考虑问题要全面，既要考虑副业这一头，也要考虑农业那一头；既要考虑眼前抓现钞，也要考虑对长远是否有利，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砖坯要做，鱼塘可挖，但在什么地方取土，在什么地方挖塘，都要有个合理的安排。否则，象这个大队这样，毫无计划，乱挖一气，顾前不顾后，盲目行事，难免要吃大亏。吃一堑，长一智，看来这个大队会重新规划把堆圩整修好，其他地方也会以此为借鉴，杜绝这类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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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通讯
“养猪状元”
您相信吗？福建建阳县农村有那么一对夫妇，两年多来，平均每天卖给国家一头肥猪。群众称他们为“状元”，其实，他们不光养猪养得好……
本报记者 田流
“他俩已经连续两年，平均一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要是全县有这么一两千对夫妇，肉能吃得完吗？”
“夫妻俩每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我怀疑听错了，大声问老陈，“你说，夫妻俩一天卖一口肥猪？”
“不是一头，是一头多。”老陈显得特别平静，象说家常那样，“前年卖了382头，毛重53，566斤，去年卖373头，头数少了9头，可毛重多了5，000多斤，达59，114斤。”
“他俩是谁，叫什么？”
“戴廷贵，叶丽珠。”老陈有点自豪：“我县有名的‘养猪状元’，你不知道？”他对我的孤陋寡闻有点惊讶，随后又歉意地笑起来，“你刚从北京来，怎么能一下子什么都知道了呢！”
老陈，叫陈治平，是福建建阳县的县委书记。
“你说他夫妇俩一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我仍然有点怀疑，又重复地问陈治平，并提出要求，“老陈，我能去见见这位‘状元公’吗？”
“当然可以，明天咱们一块去。”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乘车去访问戴廷贵。雨还在下，汽车在细雨洗洒了两天的公路上行驰，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脸上凉丝丝的，使人感到特别清新。路上，陈治平告诉我，戴廷贵原是县农场的饲养员，在农场养猪场工作。1979年，农场领导作出决定，要把这个一年赔好几千块钱的猪场停掉——从五十年代末期猪场开办以来，年年赔钱，少时一两千元，多时三五千元。为什么还要办这个猪场呢！可是戴廷贵不同意停办。他说，有这么好的猪栏猪舍，停办，不白白浪费了吗？建议仍然把猪场办下去。当时，不光农场领导人不同意办，不少职工也反对——又臭又脏还赔钱，哪如干别的活路好！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决定停办。戴廷贵急了，说：“我把猪场包下来，条件是农场供饲料，保证农场不赔钱。”“到时赔了怎么办？”是啊，赔了怎么办？到这个节骨眼上，戴廷贵也犯犹疑，可是他想要是养猪都亏本，这猪早绝种了，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家养猪！就大声回答说，“亏了我赔！”条件这么干脆，态度这样坚决，农场领导上当然不好不同意，就把猪场的235头猪全部包给了戴廷贵——那是些什么样的猪啊，皮厚毛长，脊梁瘦得象刀子，都是些老头猪、老奶奶猪，光会哼哼不长膘。戴廷贵夫妇先是打扫猪栏。起初，他爱人叶丽珠有点不同意，说他净赌气，赔了几十年的猪场偏要揽过来。老戴说，有意见回头再提，先打扫猪栏。还说先打扫猪栏后打他都行。逗得他爱人笑了，只得和他一块打扫起猪栏来。夫妻俩整整忙了两天多，才算大功告成，把个臭气熏天苍蝇成团的猪栏，变成了无蝇无味的猪栏。接着夫妇二人又把200多头猪“分类排队”，把老猪关小栏，多喂精饲料，叫它们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又吃；小猪关大栏，多喂青饲料，吃饱了跑跑蹦蹦多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200多头猪，个个起了变化，老猪长肥了，小猪长大了，年底卖了一批给国家，一结账，农场不但没赔钱，还赚了千多元。根据这一年的经验，1980年一开始，农场就跟戴廷贵订了合同。合同规定：农场对猪场实行定额管理：定饲料消耗，定报酬标准，规定在不超过饲料消耗的条件下，每上交一斤肉给报酬1角1分。戴廷贵夫妇对养猪也有了经验，饲养头数猛增到612头，出栏382头，毛重53，566斤，得报酬5，892元，夫妻俩平均每月收入490多元。陈治平笑着说：“他俩一月的收入，比我这县委书记4个月工资还多哩！”
近午时分，我们赶到了农场。本来，县委书记想让我听听场长关于全场各项生产发展的情况汇报，可我急着要见“状元公”，下车后连农场办公室的门也没入，就径直到猪场去了。
猪场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和动静。我们走进一座很大很大的猪舍，猪舍里并列着两排猪栏，一排足有二十几个。被半人多高的围墙隔成的长方形猪栏里，有的几头大猪在酣睡，有的十几只小猪天真地你拱着我、我拱着你。
“它们刚吃了午饭在睡觉，”一个轻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请别打搅它们。”
一回头，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三十来岁年纪，白净面皮，有两条长长的弯弯的眉毛，很秀气。县委书记认识她，一面同她热情握手，一面向我介绍说，“这就是‘状元’夫人叶丽珠同志。”这位女同志显然有点不好意思了，白净的双颊泛起了红润，小声说，“看陈书记，净开玩笑。”
“‘状元公’哪去了？”我也学着陈书记的样，笑着问她，她也笑了，说“这‘状元’可不是古时候那状元，担饲料去了。”话音刚落，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担着很大一担水葫芦进来，夫人说，“这不，他就是你们找的那个‘状元’。”
这可是个新式“状元”，光着头，赤着脚，穿一身蓝布衣裤，肩膀上搭一条粗布手巾，把一担足有200来斤的青饲料往下一撂，爽朗地说，“欢迎，欢迎，陈书记这位是……”
陈治平把我介绍给他。“状元公”一下拉住我的双手，笑着说，“县里、省里说的我那么好，其实也就是养了几头猪。”
他领着我们又看了一遍猪舍后，把我们引到猪场旁的“状元府”——好简单的“状元府”，两开间的一所房子，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四把竹椅，靠墙是一张双人床，对面是一大块长条木板搭起的条案，条案上放着几十个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白色的、黄色的药面面，墙上还挂着一束一束的草药。“状元”见我老是看他这些瓶瓶罐罐，笑笑说，“这是我在山上田里采的一些草药。”
“你还是个兽医？”
“琢磨着学呗，要不，猪有了病难对付。”说着从床头拿出两大本书给我看，一本是《中医内科学》，一本是《药物学》。我看了看对他说：“这是给人看病的书啊。”他说：“一个道理，按猪大小、病轻重，加减些份量就是了。”
“怪不得你们夫妇俩连续两年，平均一天卖一口肥猪给国家呢，真了不起。”我赞美说：“你除了会给猪治病，还有什么妙法，把猪养得这样好？”
“猛一说，两个人一天能卖一口肥猪好象挺少见，”“状元公”平淡地说：“其实也平常。”他看我还有点惊讶，又补充说，“我不是每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是全年共卖了373头肥猪。”
经过详谈，才知道，原来他们夫妇俩是根据当地四季如春的自然条件，4月份进一次猪苗，趁青饲料旺盛生长的季节，喂6个月，仔猪就能长成180斤以上，10月份这批猪出栏后，又进一批猪苗，多喂“配合饲料”，来年4月又是一头头百八十斤、二百斤的大肥猪，这样一年两茬，两进两出，1981年共养749头，出栏373头。
“1981年你收入多少？”
“按合同，比1980年多点。1980年是5，000多元，1981年该6，500元以上。”戴廷贵回答，“我没要那么多。”
“为什么？”
“谁还不想把日子过得更富裕些，可我想，一家富万家穷，那是旧社会的事，咱是新社会，可不能光想自家。”
原来是这么回事。1979年戴廷贵包了猪场以后，在农场职工中还人人说他傻，1980年就不同了，一年算下账来，他夫妇俩养猪收入达5，000多元。1981年1月，十多户农场职工家属，都想当养猪专业户，戴廷贵一想，这是好事，就主动找农场领导，把年初签订的每交售一斤猪肉给1角1分报酬降到8分。领导上不同意，说这是合同规定，不能不按合同办事。戴廷贵说，不是不按合同办事，是把那三分钱——共1，700多元，帮助新养猪户盖猪栏。
“你作的很对，”我赞美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应该大大发扬的。”
“这全是党的政策好，凭我戴廷贵，怎么闹腾也不行啊！”他颇有所感地说，“俗语说，喝水不忘掘井人，咱有今天，能不想想国家，想想大伙？”
“状元”，真不愧是“状元”。我向他告别，去黄坑公社访问的路上，一直在想他夫妇俩不光养猪养得好，堪称“状元”，他们的思想境界也是“状元”水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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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收获季节的闽南农村，水果飘香，果农喜气洋洋，都说如今党的政策好。图为闽南龙海县角美公社埔尾大队社员王允生（右一），今年在房前屋后种香焦250株，由于管理精心，香蕉产量高，收入达4，000多元。
新华社记者 程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