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联姻树
铁道兵某部 吕希杉
我刚从北京来到柴达木铁路工地采访,赶巧应邀参加一位老战友的儿子——韩继生的婚礼……
指导员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小韩的恋爱经过。
三年前,韩继生所在的二排被团后勤调到柳树沟搞农副业生产。正值“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的时节,三总部向全军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指示。韩继生带领全排,一面开荒种地,一面育苗植树。战士们的行动,得到附近向阳农场的热情支持。“三八”育苗队马兰队长听说部队缺树苗,一次就送来500棵,还留下了两名技术骨干,帮助战士给新栽的树苗松土、浇水、打埂……
来年初夏,一场暴风雪袭来了!马兰忽地想起二排战士栽植的树苗,便拿了工具,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直奔部队驻地。走到铁路跟前,她老远就看到一个人正在路旁,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扶起被风雪吹倒的树苗。她急忙跑过去,噢,原来是韩排长!她将一把刨雪松土的小铁铲递给他,两人一棵一棵地扶栽起来。高原气候说变就变,暴风雪过后,火红的太阳照射着皑皑白雪,雪地里,他俩背朝太阳面对白雪,从早晨一直干到午后,路旁的树苗被一棵棵扶起来,栽好了,可这对年轻人的眼睛却被雪光刺伤。他们住进了师医院。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两人的眼睛都恢复了视力。……
就从这时候起,小韩和小马的爱情之树也象铁路两旁新栽的树苗一样,沐浴着阳光雨露,逐渐茁壮成长起来了……
听完指导员的介绍,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欣喜和激动,思绪回到了二十七年前……
那时,我们部队正在修建黎湛线,一位司令员来工地视察时提出,每个战士要在新修的铁路两旁栽三至五棵树。他意味深长地说:“修起幸福路,栽下常青树,为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造福。”
我的老战友韩亮同志,就在那次植树造林活动中,立功受奖,当了标兵。那时,他在后勤当材料助理员,分工负责购买绿化树苗。当他打听到离部队驻地较远的山区有个国营苗圃,便连夜徒步赶到那里。
接待韩亮的是一位名叫韦萍的姑娘,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她热情大方,办事认真,一个人忙前跑后,不到半天工夫,就为部队准备好3万株树苗。
半个月后,韩亮第二次来到苗圃。这次,他受领导委托前来请师傅。原来,由于战士们缺乏植树经验,栽下的树有些变成了“三天绿,十天黄,半月之后成死秧。”韦萍听说部队来苗圃请师傅,就主动要求去了。
到了部队后,韩亮先陪着韦萍沿铁路线,把栽下的树苗检查一遍。接着,又在出现死秧多的连队,一边补苗,一边指导。韦萍从植物栽培、土质气候,到如何挖坑松土、间苗定株等等,耐心细致地讲给战士们听,做给大家看。从早到晚,忙得一身汗水,一身泥土。韩亮有点不忍心,就劝韦萍歇两天再干,韦萍却说:“你们把铁路都修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累一点怕什么!”一句话,说得韩亮心里热乎乎的……
冬去春来,夏逝秋至。黎湛铁路提前胜利通车了,沿线部队相继转战到了鹰厦线,韩亮被留下来搞收尾工程。当年5月,韦萍穿着时兴的花格子灯芯绒上衣,从老家坐上火车,满面春风地来到部队和韩亮结婚了。那阵子,我正巧在留守部队采访,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结束后,韩亮没有回新房,他和新娘一块邀我到铁路边。只见他携着新娘的手,肩并肩地站到一棵碧绿的梧桐树下,深情地说:“老战友,给留个纪念吧!”
第二天,我把镶着照片的镜框,端端正正地挂在他们的新房里。在照片的背面,我写上了“联姻树”三个字……
“叔叔!”
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只见韩继生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我刚接到爸爸妈妈的信,说他们工作忙,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特意托运来一百棵耐旱易活、适合高原栽种的树苗……”
我接过信,看着老战友这熟悉的笔迹和热情的话语,感到格外亲切。此刻,我抬头看看眼前这对幸福的伴侣,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位司令员亲切的话语:“修起幸福路,栽下常青树,为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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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我怎样自学诗词
夏承焘
问:您是怎样自学的?研究与创作又是怎么结合的?
答:我没有很高的学历。十九岁温州师范毕业就工作了。教过小学、中学,后来教大学,专治词学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事了。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多少有点成绩的话,功夫就在一个“笨”字上。“笨”字从本,是我读书治学的本钱。记得温师的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其实为文、治学,面面都可作如是观。在温师就读的时候,我已经学作诗词,特别喜欢读前人的诗词。自己买不起书就向朋友借。当时比较难得的书如元遗山诗、黄仲则诗以及白香词谱等,我都亲笔抄录,供背诵之用。年轻时养成这种认真攻读的习惯,使我终生得益不浅。我体会到,如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心得,更谈不上治学和创作了。后来我在严州九中任教,四五年间,教课之暇,天天钻藏书楼,文史藏书差不多读遍了。有关唐宋词人行状的笔记小说以及方志资料,我都一一札入笔记本中,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研究资料的来源。广泛而有目的地阅读,是丰富学养的基本手段。除了阅读领悟之外,还要动手作札记。陶宗仪的《辍耕录》、顾炎武的《日知录》以及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都是这方面的巨著。作读书札记可以积累学问,加深理解。我从十五岁开始写日记、作札记,一直坚持,深受其益。如何作札记?我概括成“小、少、了”三字诀。本子不必大,便于携带;字数不在多,要言简意赅,理解要透彻。这样的知识才是扎了根的、会发酵的,能够产生质的飞跃。
求贤访友,转益多师,对于学问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温师毕业以后,听说南京高师办暑假学校,我就负笈千里,聆听了许多新学巨子的讲学,大开了眼界。词坛老宿如朱彊村先生以及吴梅、夏敬观诸翁,我一一登门拜访;同辈学人如龙榆生、唐圭璋、任中敏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密切联系。师友切磋,能启迪思路,鼓舞信心,对研究工作帮助极大。
诗词是一种文艺创作。我们攻治词学就是以它为评论和研究的对象。如果对其创作规律、艺术手法缺乏了解,便如隔靴搔痒,不易说到好处。比如苏东坡《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词歇拍云:“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况蕙风评云:“上三句未为甚艳。‘曾湿西湖雨’是清语,非艳语。与上三句相连属,遂成奇艳、绝艳,令人爱不忍释。”(《蕙风词话》卷二)蕙风此数语,指出了坡翁此词艺术手法方面的独擅之处,可谓具眼。非深知个中甘苦者,不易到此。所以历来的词评家,没有不是兼工创作的。以学人的识断来拓展词境,以词人的文心来丰富研究,二者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本是可以相得益彰,共促成功的。因此我在攻治词学时,并不废弃创作。1929年当我初识疆村翁时,曾以“青兕词坛一老兵,偶能侧媚亦移情。好风只在朱阑角,自有千门万户声”(论稼轩词)一诗持前请益,老人不以为谬,问:“何不多为之?”私衷深受鼓舞。迩来五十余年,每有所感,辄付吟笺。年来出版的拙著《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数种,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小结。虽不能佳,却也约略可以窥出自己攻治词学的一些经历和心得。知人论世,不知尚有一得之愚,可供采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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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起谷万川
杨纤如
在我党取得政权前的几十年中,为党献身的志士何止千万!功绩卓著的,赫赫有名的,早为群众所知,受到人民群众的崇敬。但是也有许多人,由于局限于时期、地区或者事迹并不突出而不易为人所知;有的则是人们一时想不起来。这些志士,就需要知情者,特别是记忆犹新而又身闲笔健的朋友,把他们表彰出来,供后死者悼念和学习。
最近朋友们叫我给几个老朋友写悼念文章,我想到谷万川同志。我虽与万川接触时间不长,所知也不全面,但万川的遭遇惨烈感人。
万川早在1925年即从事文学活动,著有《大黑狼的故事》一书和其他文章。1926年报考武汉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工作,入了党,在武汉政府时期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孙伏园主编)和《民国日报》副刊上(沈雁冰主编)以及军校日刊《革命生活》上,时常发表文章。大革命失败后,万川回到北平,考入师大读书,参加北方左联。他与人合编过《文学杂志》,在几个报的副刊上发表过多篇革命战斗性的文章。“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实际工作中。1933年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捕押到南京,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南京沦陷前夕,才被释放回到河北望都县老家。万川性本激烈易怒,狱中久囚,时常遭受非刑拷打伤脑,以致神经失常。在老家三十年生活中,万川变成一个疯人:蓬头垢面,碎布蔽体,一年四季均以败絮裹足为鞋,乡人均呼以疯子。
万川性格耿直,愤世嫉俗,有感即发,不畏强暴。试想如此一位有革命思想、有战斗意志的“疯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话会有遮拦吗?1970年11月,“四人帮”对万川诬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召开全县公审大会,当场执行枪杀!如此一位老革命战士,国民党摧残其心,“四人帮”戕杀其身,除了知情者外,还有谁知道过去有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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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筑路工诗情(三首)
叶晓山
月照帐篷
一轮新月悄悄爬上树顶,
凝神窥望山头褪色的帐篷,
此刻,风枪手都已休息,
沁汗的脸上睡意曚昽。
他们鏖战了三天三夜,
偌大一座冰山竟被掏通,
谁的双手还象紧抱风枪,
一阵抖动惊醒身边战友的梦。
月亮禁不住舒心地笑了,
给他们身上铺层婆娑花影,
山风也怕打扰战士酣睡,
轻摇树叶,发出浅唱低吟……
呵,只有那远天几颗星星,
象祖国亲人投来深情的眼睛:
睡吧,今夜由我们了望值勤!
雪山翡翠
追着雁翅我寻找春的芳菲,
雪山深处浮动起绿叶的娇美,
若不是战士泼洒晶莹的水珠,
几疑往昔商旅失落太多翡翠!
一片绿叶是一只神奇的手,
拎着风的耳朵喝令:
让位,漫空雪花变作了痴情玉蝶,
恋着大棚成群地娟娟低飞。
在这里,我找到了春的归宿,
尽管没有桃李争芳,蛙鼓频催,
满眼绿意象置身家乡的田园,
妻子割一刀嫩韭衣袖沾露水。
须臾间,种菜的战士担水回,
红星下,一双大眼多深邃,
我看到春的芽苞,春的蓓蕾。
……
举杯
一座新型车站就要坐落山背,
绿色的丛林画一般秀美,
吊车将它的长臂伸向高空,
日捧太阳金盏,夜端明月银杯。
司机陶醉于深山的变化,
他在繁忙之中参加“宴会”:
这是从祖国各地运来“美酒”,
要把山水灌得酩酊大醉。
让吐香的红花常在这儿开,
使爱唱的小鸟尽朝这儿飞,
就连月宫的嫦娥也羡慕人间,
追着他的吊车在月台低回……
呵,当北京开来了首次列车,
它又在新的工地倾倒“酒杯”,
繁华景象哟,常在“痛饮”中
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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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风物小志

水陆庵的彩色泥质壁塑
董长君
陕西省蓝田县以东十公里的莲花山下,有个四面环水、形似卧鱼的小岛,水陆庵便坐落在岛的尾部。水陆庵以众多的精美彩色泥质壁塑而著称于世。该庵原是六朝古刹,唐、五代、宋、元多次重修,明朝藩王朱怀卷将此庵奉为家祠佛堂,从明嘉靖四十二年至隆庆元年用五年的时间加以修缮重整壁塑。
现存水陆庵大殿南北约15米,东西约12米,面积约180平方米。在这样一个不大的房子里,塑像布满了南北山墙,殿中正隔间,西壁及西檐墙四部分。最大的高约三米,最小的只有几寸,南北山墙上分有五层,下层是横贯一组五百罗汉过海的壁塑,然后从下到上层层罗列着佛祖释迦牟尼传略故事。其中单是佛像就有三千多尊。其他还有亭台楼阁,山水桥梁,殿宇宝塔,园林瀑布,以及飞龙、舞凤,狮子、大象等各种动物。结构紧密,主次分明,姿态各异,令人目不暇接。
更珍贵的是在西墙上还留有五代时期的几百尊壁塑佛像。
水陆庵内的壁塑迄今色彩鲜艳,涂的金粉还熠熠发光,保存得这么完好,堪称是我国明代彩色泥质壁塑的艺术宝库。
佛像、佛画本是宣扬宗教迷信的工具。明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不断发展,佛教艺术也注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如水陆庵壁塑在释迦牟尼的左右有孔子、老子。在药王菩萨像的周围也出现了我国十大名医和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塑像。在亭台楼阁的雕塑上也颇有明代园林艺术的特点。所以这里的壁塑除了给人们艺术上的享受和借鉴外,也为研究明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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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乐的小森林(油画) 孙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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