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整军的强大武器
——回忆延安整风中毛主席写信指示留守兵团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莫文骅
毛主席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军的伟大纲领。每当我重温这篇光辉的文献，便回忆起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毛主席指示我们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情景。四十年过去了，历历往事，好象就在眼前，使我沉浸在深情的回忆和怀念之中……
1942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对当时的形势，毛主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黎明前的黑暗。我们面临的困难，首先是日寇的疯狂进攻、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对日投降、对我包围封锁。腥风血雨，黑云压城，使我党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由五十万减少到三十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党、政、军、民，无不感受到严重的困难。同时，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从思想上彻底加以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经常作怪，影响着我们对敌斗争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更加加重了我们的困难。为了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战胜严重的困难，开创新的斗争局面，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发动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抓住这两个中心环节，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那时候，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被国民党胡宗南的三十万重兵包围着。边区生活很艰苦。陕甘宁边区驻扎着很多机关、学校、部队，可是土地贫瘠，人口也只有一百五十万，供养不起这么多的机关、部队。1939年秋，国民党突然停发薪饷，弄得部队措手不及，寒冬在即，衣被无着。部队没有衣穿，没有被盖；粮食不够吃，吃黑豆；布鞋穿破了，补鞋没有布；没有烟叶，抽树叶子。在这样敌情严重、生活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直接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
留守兵团，是八路军挺进华北时留下的一万五千多人的部队组建而成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老红军，他们忠于人民，富有革命的精神。毛主席很关心、也很喜欢这个部队，经常来参加重要会议，接见干部，讲解党的路线和政策，谈工作，做指示。1938年，王明搞右倾投降主义，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毛主席驳斥说，你搬到武汉，人家几个卫兵就把你收拾了，你还能领导抗日？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坐镇清凉山！充分表达了对留守兵团的信任。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留守兵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战略策略，在前方主力部队的直接和间接支援下，以不到两万之众，和陕甘宁人民一起，抗击着胡宗南的三十万军队，英勇地保卫了全国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安全。留守兵团的同志们，在政治上反对王明的“左”右倾错误，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当时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以脱离群众为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和教条主义偏向。有一些干部，在困难面前不过硬，思想消极，行为不良，埋怨政府，谩骂地方工作人员，与民争利，甚至侵害老百姓的财物，对下级、对战士，摆官架子，有时训人骂人。由于以往各苏区农村根据地的分散环境，和各路红军不同的历史条件，政治工作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到工作作风，还不够统一，有些部队政治工作相当薄弱。
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整风的伟大决策，给全党全军照亮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程，同时也就给留守兵团指明了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整顿留守兵团的工作开始了。
正在这时，当时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给我转来了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谭 政莫文骅
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1月23日
当时，肖劲光同志是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留守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我是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曹里怀同志是参谋长。我们立即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研究留守兵团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我们红军，本来就有很好的传统。这个优良传统，是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培育起来的。但是到了内战后期，王明极力反对古田会议精神，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减为单纯打仗一项，并且破坏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正确关系的原则，搞军阀主义、惩办主义，政治工作中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败坏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抗战初期，王明又搞右倾投降主义，取消我军政治委员制度，把政治部改成国民党那样的政训处，降低政治工作的地位。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也是大搞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要政治工作。后来，张国焘垮台了，党中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但他们的影响并未彻底肃清，留守兵团有不少同志还分不清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同王明、张国焘错误的根本对立，甚至不少同志还不晓得有个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有些部队政治工作薄弱，不良倾向得不到有力的纠正。毛主席为此曾多次批评过我们，嘱咐我们按古田会议精神搞好部队建设，这次又亲笔写信，要我们组织部队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参加军政委员会讨论的同志，一致表示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整风中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纠正不良倾向，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担负起保卫边区的光荣使命。
印一本书，现在很容易，那时可困难了。首先是纸张困难。没有纸，我们就自己造。在陕甘宁边区，路边、旷野，到处生长着一簇簇的马莲，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一种很好的造纸原料。那时印刷设备又少又简陋，铅印本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就土法上马，组织人刻蜡版，搞油印。窑洞里，油灯下，文印员们一笔一划，用工整的笔体精心地刻着。各部队的运输队员，打着响鞭，吆喝着牲口，把印好的古田会议决议驮运回去，很快就发到各级干部手中。
4月6日，由肖劲光同志和我签发了训令，要求各级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把古田会议决议当作课材，熟读牢记，作为行动的指南。学习中要联系实际，多举本部队活生生的事例，反对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空空洞洞的夸夸其谈。
很快，各部队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当时部队指战员普遍文化程度低，好多字不认得，好多名词如“非组织观点”、“流寇思想”等等，许多同志都搞不清，我军三大任务也说不上来。各部队就按照不同的职务和文化水平，把干部编成学习小组，由识字多的同志帮助解释。同志们用决议条文对照本部队实际，感到毛主席写的这个决议，好象就是针对自己部队写的，既实际又亲切。特别是过去没有见过这个决议的政工干部，更是感到新鲜、解渴。有的说，教条主义害得我好苦，当了几年指导员，还没学好做政治工作。有的说，张国焘把部队弄垮了，把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削弱了，政治工作不要了，好惨啊。要不是古田会议决议，我还不知道政治工作这么重要，犯了军阀主义，还不知道是错的。
这次学习和整顿，重点抓干部，抓领导思想作风的转变。普遍召开了民主大会，由战士提批评意见，帮助领导整风。广大指战员是一起从残酷的环境里打出来的，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生死相依，阶级感情十分深厚，所以意见提得很尖锐，有些话很不好听，但都是从爱护观点出发的，干部们能够耐心听取，诚恳接受，虚心检讨，认真改正。
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信，使留守兵团面目一新。
首先是大大加强了政治工作建设。各部队普遍加强党的领导，要求领导干部参加党小组过组织生活；认真整顿和加强了基层连队党支部建设，健全了党的生活，要求连长、指导员定期向党支部报告工作，把连队的各项工作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有的部队还举办了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怎样做支部工作。许多部队还建立和健全了革命军人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开展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党组织加强了对政治机关、政治工作的领导，经常讨论、检查、指导组织工作、宣教工作、保卫工作、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连队，调查研究，掌握思想动态，使政治工作做得切合实际，生动活泼。记得那时兵团政治部组织了考察团，抽调许多领导机关的干部，分赴各个部队，以数月的时间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和传帮带，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政治工作建设。当时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以及少数干部简单粗暴，有些部队发生过开小差现象。一些连长、指导员为这事特别伤脑筋。逃兵归队时，有时采取单纯的惩办方法，个别的甚至打骂，总是给点厉害看看。大家学习古田会议决议以后，从基层起普遍加强了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情况，及时谈心，把工作做在前头，使巩固部队的工作卓见成效。即使发生个别开小差的现象，也不打不骂，而是动员他们自动归队，开会欢迎归队的同志，鼓励他们改正错误，继续抗日。由于用古田会议精神统一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任务、工作内容、各项制度和工作作风，使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从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对敌斗争的各项工作中，很好地发挥了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
在干部的民主会上，大家把军阀主义的各种表现摆出来，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武器，进行严肃的批判。对一些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下级、对不起战士、对不起兄弟部队的事情，由有关部门和人员主动登门检讨错误，赔礼道歉，消除对方的不满，很快改善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军内外的革命团结。过去有的部队群众纪律不够好，军民关系紧张，住老百姓的房子，有的老乡就把烟囱堵起来，炊事班做饭，一烧火，满屋子冒烟，呛得呆不住。后来开展爱民活动，帮助老乡治病、盖房、耕地、收割庄稼，给人民群众做好事，加强了军民团结。有个部队助民劳动，时届严冬，指战员还光脚穿着单鞋。老乡们说，八路军这么好，怎么能叫他们挨冻呢？自动要求给部队做袜子，不到半月就做了一千多双。在官兵关系方面，过去有的领导沾染了旧军队习气，不尊重战士的人格，不关心战士的疾苦，管理教育不讲方式，态度简单生硬。个别干部自己过去挨过打骂，当了领导之后也学会了打人骂人，而且年轻火气大，训人骂人厉害。战士不服，常常是争吵一顿，个别的甚至一气之下开了小差。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人人都知道毛主席早就批判了军阀主义，主张官兵政治平等，团结一致，军阀主义没有多少市场了，官兵关系大大改善。战士有了思想问题，干部热情帮助教育；战士犯了过失，干部耐心启发觉悟；战士生了病，干部关心体贴，问寒问暖，端病号饭，送毛毡，感动得战士流下热泪。有个部队有一位老班长，一直没有提拔，他班里的一个战士却当了领导干部。过年的时候，干部去看望老班长。班长说：“哎呀，首长，你别开玩笑啦，这让我怎么担当得起呀！”干部说：“咋的，你是我的老班长嘛！”简单一件事，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官兵一致的原则深入人心。整个部队，尊干爱兵的事例层出不穷，军阀主义思想作风影响下的那种沉闷空气为之一扫。
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广大指战员明白了八路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单纯地打仗的；不但要会打仗，还要搞生产，做群众工作，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大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志们说，八路军是革命军队，在抗战战略相持的艰难环境下，就要搞生产；不搞生产，只知道向政府、向群众要粮要款，那是军阀主义，是国民党观点。各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提出了“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的响亮口号，自己动手，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自己动手，开办工厂，出布匹，出毛巾，出肥皂，出纸张；自己动手，捻羊毛，打手套，织袜子，织毛衣、毛裤；自己动手，打柴禾，烧木炭，做桌椅板凳……。在大生产运动中，以代管部队、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生产成绩尤为显著。国民党反动派想困死我们，可是我们不但有吃有穿有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把多余的粮食、布匹、纸张等等，交给政府，供应人民。政府高兴，人民高兴，进一步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
现在的情况，和1942年相比较，是大大地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大大地前进了。我们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展，把政治工作大大加强起来，领导和保证我军各项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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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邹风平同志
郑伯克 胡景祥 张文澄
邹风平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三十九年了，但许多同志回想起他在四川党组织内辛勤工作的年月，对四川党组织的建设做出的功绩，无不深切地缅怀他，尊敬他。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
邹风平同志是四川三台县人，1905年生，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加入共青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干事、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中心县委书记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中央于10月间，派邹风平、廖志高、于代生（于江震）等同志一道，从延安去四川，会合张曙时同志，组成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重建四川党组织。邹风平同志担任省工委书记。他运用曾在四川多年工作的经验和对四川政局比较了解的条件，和省工委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努力，很快打开局面，在成都民先队和重庆各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只花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把成都、重庆两个市委建立起来。不久，又分别建立了南充、阆中、自贡、乐山、宜宾、泸州等中心县委。到1938年10月，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时，四川党组织已发展到几千名党员，成为领导四川各界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
四川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从1925年建立省一级领导机关起，到1949年底全川解放为止，二十五年中，许多同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若干领导人呕心沥血，艰苦卓绝，使四川党组织在艰难困苦中，经历了发展——挫折——再发展——再挫折——再发展的顽强战斗的道路，没有衰败。邹风平同志就是这若干领导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他的政治素养和工作精神分不开的。
邹风平同志青少年时期熟读了很多古书，又在江油龙绵师范学校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潮的熏陶和新学教育，因此，具有较为丰富的古典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当时，如果只为个人谋生或个人前途着想，他本来可以去当中学教员或私塾老师，或者投靠于地方军阀官僚之门，寻求一官半职。但是，他生活在经济贫困、军阀剥削惨重的川北地区，目睹军阀的腐败无能，大小官僚的骄奢淫逸，老百姓的饥饿蓬首，使他萌发着强烈的正义感和愤懑之情。这时，他又身受北伐革命的启示，特别是受到思想上的启蒙老师——江油龙绵师范教师姚次恭的谆谆教导，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来。他参加革命后，从川北到成都，从成都到川南，不怕艰难困苦，党叫干啥就干啥，久经磨练，从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出生入死，无所畏惧。1933年冬，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他领导了遂（宁）安（岳）农民起义。1934年秋至1935年春，为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他又在川黔边境的叙永、古蔺、赤水等县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在泸州，他还计划在富顺召开川南几个中心县委的联席会议，发动规模较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由于叛徒的破坏，会议没有开成。待他从富顺赶回泸州作紧急部署时，叛徒带着特务已经追上门来。为了逃出敌人的搜捕圈，他跳越城墙，以致把腰骨跌断。后来，几经波折，他才安全转移到川滇边界的镇雄县王樵家里，经过较长时间的调养后，去上海继续寻找党组织。这次受伤使他的身体受损很大，多年来腰部使不上劲，行走不敏捷。1938年，正是壮年时期的邹风平，看上去却象一个瘦弱的五十来岁的老年人。由于长期的胃溃疡，他在从延安回川工作期间，经常胃痛难支，不得不将胃切除三分之二。然而，这些病痛没有减弱他的革命意志，他仍然勇敢地肩负起重建四川党组织的重任，日夜战斗。
由于斗争经验丰富，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他在领导四川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时，思想开朗，作风泼辣，信心足，魄力大，善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提出一些新措施，所以能够很快打开局面。
比如在使用干部方面，他一方面积极了解，将一些在十年内战后期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以他（她）们为骨干；另一方面，他又积极选拔并大胆使用新入党的党性强、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同志。实践证明，这些年轻同志在老同志的带领下，负起了重建地下党和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重任。当时，邹风平同志敢于大胆使用年轻同志，除了工作上急需的原因外，还由于他正确地研究分析了这些同志的具体情况。他认为，这些同志是自“一二·九”运动以来，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生长起来的骨干分子。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献身革命的热忱，具有与民族国家共存亡和为劳苦大众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要求。他们还熟悉情况，联系群众，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工作能力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依靠这些同志，好好地使用和领导他们，就能够较快地把工作开展起来。但是，邹风平同志的这种主张和做法，却曾遭到某些带狭隘经验的同志的非难，认为他太过于信任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干部了。当然，对个别人，他的确曾有过过于信任与姑息迁就的时候。可是，对绝大多数，他是使用得当，有批评、有帮助的。他大胆信任和使用年轻同志，是因为他深深懂得党的干部政策。
又比如在发展党员方面，他注意了在工农群众中的建党工作，但他又不拘泥于这种发展。根据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他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城市里的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和职员以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使党组织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很快地成为四川许多城市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而这样工作的结果，除了能及时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唤起群众的觉悟外，又使四川党组织向延安和华北解放区输送了很多知识分子干部。
为了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邹风平同志很注意培植宣传阵地。他到成都不久，很快派有文字工作经验的李亚群同志等去加强车耀先同志主办的《大声周刊》的工作。以后，又抽调杜桴生同志去加强对《四川日报》地下党的领导。他还经常关心深受群众欢迎的《时事新刊》和《星芒报》的工作。他在检查和布置各中心县委的工作时，总忘不了各地方的报纸工作。因此，各中心县委都直接掌握了当地的一些宣传舆论阵地，为打开工作局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邹风平同志工作上艰苦朴实，任劳任怨；学习上勤奋努力，孜孜不倦。他不顾病弱之躯，白天劳累，夜间还在灯下攻读。有时，深夜伏案书写给各中心县委的信件，或在蝇头小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上签字。他除自身的学习外，很注意对党员和干部的训练工作。1938年和1939年间，他同罗世文、程子建等同志定期为党员上党课。邹风平同志讲授“党的建设”、“支部工作”等课程。至今，许多同志牢牢记在心里的党的基本知识，如“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党的铁的纪律”、“支部是党的战斗堡垒”、“共产党员要保守党的秘密”、“共产党员要有革命气节”等等，还是从当时的党课中第一次听来的。
邹风平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胸怀坦白，对青年同志既严肃又热情。凡接触过他的同志，总是希望听他那娓娓动听的分析说理，都把他当作师长、挚友相待，都愿向他一吐心中的疑问或喜悦或抑郁之情。凡是他主持的会议，总是开得生动活泼，饶有风趣。
总之，邹风平同志不愧为我们党的一位有领导才能的组织者。1938年10月，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为了工作需要，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由罗世文同志任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同志为副书记。罗世文同志主要负责政策、方针的领导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特委的组织领导工作仍以邹风平同志为主。
1940年3月，蒋介石指派康泽到成都制造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式的“抢米事件”，使白色恐怖笼罩成都。在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被捕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邹风平、张曙时等同志疏散回延安。邹风平同志于1940年6月离川。他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起，整整在四川工作了十二年。他对四川党组织的建设有不可泯灭的功绩。
1943年底，邹风平同志在“抢救运动”中不幸逝世。他曾表示，“只要问心无愧，何惧暂时委屈”，“只要于党有利，个人荣誉得失应当置之度外”。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终有为党知道的一日”。邹风平同志的死，无疑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从中我们应当汲取沉痛的教训。1945年8月，党组织为邹风平同志作了甄别结论，充分肯定了他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彻底推倒了对他的诬陷不实之词。
邹风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那献身革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