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精神文明与戏曲舞台
王蕴明 李准
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和时代潮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向文艺战线提示了历史性的要求。为城乡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我国戏曲艺术，无疑也应当适应这种形势，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要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等所构成的思想体系占绝对优势的地位。戏剧是通过舞台形象直接诉诸人们的感官，给人们提供鲜明、形象、逼真的生活图景，唤起人们的情感，激励人们的意志，启迪人们的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努力反映时代的风貌，表现生活中新型的社会关系，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表达崭新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给人们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的教益和健康的审美享受，无疑是戏曲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发挥的首要作用。而以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戏曲现代戏，更是要以此为重要使命。
我们高兴地看到，几年来随着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戏曲舞台同整个文艺战线一样，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批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现代戏。如京剧《南天柱》、《东邻女》、秦腔《西安事变》、越剧《三月春潮》等，通过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雄业绩的讴歌，生动地向观众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京剧《佤山雾》、《一包蜜》、评剧《野马》、《民警家的贼》、《银河湾》、川剧《四姑娘》、吕剧《张王李赵》、莱芜梆子《红柳绿柳》、汉剧《发霉的钞票》、淮剧《打碗记》等，则通过对极左路线、不正之风的批判和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歌颂，塑造出一批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的新人形象，谱写了一曲曲闪耀着崭新的时代精神的赞歌。这些，无疑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也有个别的剧目在表现十年内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时候，过度的压抑、低沉，不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还有个别剧目格调不高，流露出一些不健康的情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戏的数量在全国戏曲上演剧目中所占的比重太少了。1980年，全国上演的戏曲现代戏的剧目只占整个戏曲上演剧目的5％，直到现在，有的省、市只占百分之一、二！尤其是一些古老剧种，这几年新创作的质量较高的现代戏更是屈指可数。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京剧团体，“文革”前演现代戏很有成绩，近几年很少演现代戏，几乎全力以赴地搞传统剧目，有的甚至热衷于“老戏老演”。有的以演现代戏起家的新兴剧种，在既无传统戏的程式动作，演员又缺乏基本功的情况下，竟也硬去凑传统戏的“热闹”。一些以演现代戏著称的演员，不去继续实践和探索了；善于创作现代戏的编剧，有的也改弦易辙了。当然，戏曲是传统艺术，表现历史生活是它本来的优势所在。但任何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早在“文革”前，我们党就提出了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的方针，而且经过许多戏曲团体的反复实践、探索与创新，涌现了一批现代戏的优秀剧目，取得了一定的创作经验。由于十年内乱，戏曲现代戏的大好形势没有发展下去，被“四人帮”引向了邪路。现在，全国有300多个戏曲剧种，3，000多个戏曲团体，有10万之众的戏曲队伍，观众之多仅次于电影，而演出的现代戏却如此之少，质量又不是很高，这和它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潮流是不相称的。这就迫切需要有关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戏，让戏曲舞台在直接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希望多编多演现代戏，并不意味着排斥新编历史剧和传统戏。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不是要割断历史，恰恰相反，它要批判地吸收和发扬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要让人民群众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在这方面，历史题材的戏曲是大有可为的。近几年来演出的新编历史剧和传统戏中，有的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人民群众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有的讴歌了被压迫群众勇于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有的表现了男女青年对忠贞爱情的挚着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但可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而且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振奋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提供借鉴。这些剧目和其他许多剧目还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兴衰变迁，揭露了封建制度和礼教的黑暗、残忍，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提高认识，更增强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信心。尤其象京剧《正气歌》、《司马迁》、《徐九经升官记》，昆曲《唐太宗》、《血溅美人图》，越调《明镜记》等这样一些新编历史剧目，由于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表现历史，还可以使观众直接从舞台上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然而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来衡量，当前正在演出的传统剧目中，也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个别地区和团体上演了某些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应予禁止的剧目外，主要的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剧目中，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应当批判继承的东西和应当彻底抛弃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比如，有些剧目在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下层群众勤劳善良的同时，又肯定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好象君和臣、官和民、主和奴的关系与封建的忠孝节义作为道德规范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无可指责的；有些剧目在揭露封建压迫、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及赞扬历史上杰出人物、“清官”的正义行动的同时，又美化了封建特权，宣扬只有靠御赐“铜锤”、“铜铡”才能最后解决问题、惩恶扬善，宣传了人民群众要靠“救世主”来拯救的唯心史观；有些剧目在反映历史上进步与倒退、正义和非正义的矛盾斗争的同时，又肯定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和血统论，引导人们去忠于一家一姓，等等。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糟粕不仅对树立无产阶级的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没有任何借鉴作用，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它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只能起破坏、腐蚀作用。怎么办？把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这些剧目统统禁演吗？当然不是。正确的办法应当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要求，对这些传统剧目进行推陈出新，去芜存菁的改造工作。这项工作，“文革”前和最近几年已作出了相当的成绩，出现了象《十五贯》、《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牡丹亭》、《拜月记》等推陈出新的优秀剧目。但还很不够，还必须更加努力地坚持下去。对已经整理、改编过而没有明显封建糟粕的剧目，各剧团要严格按照整理改编过的本子演出，不能退回到整理前的本子上去。而对尚未整理或整理得不好的剧目，则要抓紧进行整理或改编。这自然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工程浩大。但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戏曲本身发展的需要，我们的戏曲工作者应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去完成这一艰巨的工程。
人们走进剧场，不仅要看演的是什么戏，还要看演员的表演如何。舞台作风的好坏高下，也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密切相关的。严肃认真的演出，高尚纯正的格调，不仅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可以弥补剧目本身的不足。相反，哗众取宠的表演，庸俗浅薄的作风，好的剧目也会演糟，只能败坏观众的胃口。
近几年来，大多数戏曲舞台的台风是严肃健康、清新活泼的，许多表演艺术家所创造的动人形象和优美艺术使观众受到了真正美的陶冶和享受，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也确有那么一些戏曲剧团，演出作风不严肃，不是追求高尚的艺术格调，而是用低级庸俗的表演去赚廉价的剧场效果和“票房价值”。有的演员在演出中不顾剧情和人物性格的规定，动辄就卖弄噱头、出滑稽相、挤眉弄眼、胡扭乱摆，或用怪声怪调的演唱、声嘶力竭的喊叫以及奇装异服等去逗引观众。须知观众中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他们不仅有思想倾向的不同，也有审美趣味的差异。而且新时期的观众也有新的特点，他们的艺术趣味和鉴赏能力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演员的责任就是要用自己的表现去提高观众的精神境界和鉴赏能力，而不是去迎合一些落后的欣赏习惯和低级趣味，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应该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要准确地把握通俗与庸俗、轻松与轻浮、新颖与猎奇、时代气息与时髦等的界限，在舞台上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都要努力给观众以积极、健康的感染与启发。
戏曲艺术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戏曲工作者本身的精神境界。有些剧团不愿意创作演出现代戏和舞台作风上的一些不良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票房价值”、奖金的追求超过了对艺术创造的追求。而在传统剧目的演出中，除了“向钱看”的原因也还遗留有门户之见，“先师亲授”。此外，也还有少数人对现实政治不关心，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凡此种种，与戏曲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所肩负的使命是不协调、不相容的。必须要弄通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社会主义戏剧的任务是为建设精神文明，生产戏剧形式的精神产品，它所依据的主要是艺术规律。它固然也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决不能把经济收益作为主要依据，更不能把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当成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把艺术商品化。而戏曲工作者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的提高，又必须通过学习理论、深入生活和艺术实践来实现。只有学习理论，深入生活，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直接用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建设中，迸发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激情来充实自己，获得改革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
精神文明的建设者，自己首先要站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潮头。我们相信，伴随着戏曲队伍思想建设的加强，我国的戏曲艺术必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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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与“戏”
——人物传记电视连续剧《鲁迅》观后随感
张杰
在我国，传记体的戏剧、电影不乏佳作，传记体的电视连续剧却是空白。电视剧《鲁迅》一——四集开风气之先，以真实的史实依据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为鲁迅立传，获得了可喜的效果，为全剧拍摄成功迈出了第一步。这在我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上是不应忽视的。
电视剧《鲁迅》的片头，赫然冠之以“人物传记连续故事片”，这是对观众的一个交代和说明，也是一个标准，体现了编导的追求。这个标准，对于作品，需要同时具备传记性和戏剧性，对于编导，需要同时具备历史家的眼光与艺术家的才能。追求的目标是相当高的。
对于历史人物与其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曾经几度进行过争论。艺术实践与成果，也活生生地体现着不同的理解和处理。这种对历史人物艺术处理上的差异，在我国文学艺术的人物画廊中并不少见。艺术家们在不同途径的艺术创作中，分别塑造了一些典型形象，积累了不同的却又都是成功的经验。但是历史人物传记的艺术创作首要要求却是真实性，艺术的真实必须以历史的真实为前提，尤其对待象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举世闻名，尽人皆知，虽然逝世的时间愈来愈久远，他的思想与现实社会和人生却越发接近。因此，对他的生平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尤其需要慎重。电视剧《鲁迅》的编导，坚持“凡属重大的事件都事事有根据，件件有出处”的意见，就为这部人物传记电视连续剧的真实性提供了先决条件。在实践上，电视剧《鲁迅》中有关鲁迅的情节，从听长妈妈讲长毛造反，读《山海经》，对课，同农村的小朋友看戏、吃豆、扮义勇鬼，直至出入于当铺和药铺等等，所有构成鲁迅少年时代的生活内容，几乎全部出于鲁迅的著述和有关回忆。这显然是意在以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为前提，勾画十八岁以前的鲁迅成长过程的基本轮廓。起步是扎实的。
人物传记在勾画了人物基本轮廓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要看与此同时是否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形成其思想性格的内外因素等等。电视剧《鲁迅》的着眼点始终是在这方面。尽管在前四集中是以周介孚科场舞弊案败露，和由此引起的周家的破落为主线，这除了为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的匠心之外，用意之一就在于充分反映形成鲁迅思想性格的外在因素。剧情的发展使人清楚地看到鲁迅从封建家庭的少爷到破落户子弟的全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的这一根本变化对他思想性格的深刻影响。这也就为鲁迅对社会人生的细致观察和勤于思考，以及反抗复仇心理等思想性格的逐步萌发生长，找到了生活的根源和形成的条件。这些都说明，电视剧《鲁迅》作为人物传记，决非徒有其名。
然而电视剧《鲁迅》毕竟不是一般单纯的人物传记，电视剧是以表演艺术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因而就不能不依靠戏剧矛盾和戏剧冲突产生艺术感染力。可是要坚持人物传记的真实性，而史料中的矛盾冲突又肯定不能满足剧情的需要，那么剧中的矛盾冲突从何而来呢？这似乎只有靠编导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挖掘、组织所获得。
在选材上，编导者坚持以周介孚为官，周伯宜求官终于导致家道中落为主线，而以鲁迅的事迹相穿插，应该说是最佳的选择。从鲁迅作为主人公的角度看，这似乎是喧宾夺主，但是应该看到一——四集并不是全剧，而只是全剧中表现鲁迅少年时代的片断。在实际生活中，鲁迅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他对家庭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并不负责，而只是这些变化的感同身受者、体验者和认识者。这样处理至少得到这样几个结果：一、符合历史的真实；二、人物关系得当，尤其是少年鲁迅，是作为对周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能施加影响，而是从中接受各种影响的这一地位，安排得十分贴切；三、增强了故事性和戏剧性，在戏剧结构上确立了主干，避免了枝蔓（这是很可能出现的情形），同时使情节产生较大的波澜，形成了第二、第四两集中周介孚、周伯宜被捕和分家两次大的矛盾冲突的高潮。
对素材的挖掘深入与否，当是最能体现编导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功力。电视剧《鲁迅》在挖掘上颇为用心，比如鲁迅诞生的一场戏，作为全剧的序幕，效果就很好。画面上分别是，几支燃烧的蜡烛，婴儿，亲悦的亲人，几只碗。与此同时没有一句台词，而是伴之以旁白：“……一个婴儿诞生了。按照当时的习俗，家人在孩子吃奶之前要依次给他尝酸味的醋，咸味的盐，苦味的黄连和甜味的糖，最后才将乳汁喂到嘴里，这似乎象征着这孩子须先迎接人世的辛酸磨难，来争取最后的甜。”接着才是片头：鲁迅在荆天丛地中向我们走来……。这一节全无虚构，却多么富于象征色彩！它激发人联想，并能造成了一种淡淡的意境。作为序幕，它是精彩的。再如，小鲁迅的台词是很少的，但凡有台词之处，一般都反映了他对客观事物的体会，对各种影响的感受，都表现了小鲁迅认识上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从感性到理性的进展。这些剧情的关节点和落脚点，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以他的生平史实为素材的艺术创作，其结构决不会单纯。从电视剧《鲁迅》一——四集看，对剧情的驾驭，对结构的组织的任务是艰巨的，而且将会越来越艰巨。在一——四集中，在组织上除了以上所说的主线与鲁迅的事的穿插外，至少还有这样两个问题：一、鲁迅生平史料是丰富的，可是有些材料却是零星的，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二、还有一个鲁迅笔下的艺术形象的原形，与鲁迅周围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在作品中的融合统一问题。这无疑都要靠出色的组织才能生色。电视剧《鲁迅》，把鲁迅小说《社戏》与散文《无常》、《女吊》所提供的情节组织得天衣无缝，连贯而又简洁，就是很成功的一例。巧妙的组织所显示的更好效果还有不少，如寿老先生同儿子合穿一件长衫的情节不仅反映了寿老先生生活简朴、清贫的一面，而且更加映衬了他对政治现实清醒的认识和视富贵为粪土的正直性格。再如鲁迅拜师一场戏中，一束葱缚于灯笼之上，廿五婶高声叫道：“葱明、葱明，阿张聪聪明明地上学去。”不仅极富时代特色，也极富地方风俗特色，自然也是书香门第所独有的特色。显示了编导对细节安排组织的精心。
当然，无论在选材、挖掘和组织上，电视剧《鲁迅》一——四集也还有较大的缺憾。鲁迅作为书香子弟，古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几乎读遍十三经，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但是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感到封建典籍与自己不相干。在青年时代，他已对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表示绝望。在鲁迅，从接受系统的封建教育到较早地挣脱其桎梏，是一次伟大的觉醒。这个过程，在鲁迅生平中是重要的，对他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从一开始就表现鲁迅思想进程的曲折、艰难和复杂。而电视剧《鲁迅》一——四集对此却毫无反映，相形之下，与此相反的教育的比重就显得较大，这就使鲁迅少年思想的成长和发展在无意间简单化了，这是十分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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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继往开来谱新篇
——看话剧《不尽长江》
冯夏熊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不尽长江》（顾威编剧，方琯德导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一出以当前严肃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政治思想性相当强，而又没有什么曲折离奇故事情节的正剧，居然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响，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不尽长江》通过干部让贤与新老交接问题，揭示了当前老中青三代人在改革、前进道路上的风姿。这出戏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舞台效果，至少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
第一是它的题材。题材是应该注意的。《不尽长江》所取的题材很有意义。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富有革命朝气的、懂得业务知识、聪明能干、年富力强的干部推到领导岗位上去，这是关系到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事情。《不尽长江》从正面描写了这个重大问题，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第二是它不但不回避、而且充分地描述了改革、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冲突。这一台戏，可以说，满台都是矛盾；从戏头到戏尾，就是矛盾演化的过程。而且是实打实的矛盾，不是牵强虚设的巧遇误会。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根据是否写矛盾，习惯地把艺术作品区划为歌颂的和暴露的。一些人在指某件作品为“歌颂的”时候，面带冷笑。另一些人在指另一件作品为“暴露的”时候，紧皱眉头。我们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对矛盾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态度。
很难往《不尽长江》这出戏贴“歌颂的”或者“暴露的”标签。它既是歌颂的，又是暴露的。因为它暴露的深刻，所以它有激昂的歌颂；因为它激昂地歌颂，所以它才能深刻地暴露。这是因为它正确地认识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当前生活中的矛盾而且抱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所以它才能相对准确地充分地如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前进步伐。
《不尽长江》基调健康高亢，敢于与“硬”问题交手，这在近几年来写现实生活的话剧中是较有特点的一出戏。它既不同于那些专门写“矛盾”、写“问题”、写“伤痕”而看不到出路的作品，也不同于那些回避矛盾、一味打太极拳、一味唱高调的作品。这正是它既令人震动又令人振奋的地方。
第三是它热情洋溢，生活情趣浓郁。这正是矛盾所寓，矛盾所依，矛盾所化。应该说《不尽长江》的人情与情趣，正是近几年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我们的社会风气得到改善的反映。要是剥去这种人情与情趣，那么这出戏一定会是面目可憎的了。这也正是它既诱人发笑又催人泪落的地方。
《不尽长江》在上述三方面取得了成果，它就有筋骨有血肉，显得比较丰满；有来龙有去脉，显得合情合理。当然这主要还是表现在人物关系与他们的性格上。
如果单纯地按照年龄来区划，《不尽长江》的人物可分为老中青三组。这三组人物互相关联，各有千秋，看来作者用笔墨最多的是中年人这一组，但收效最大的却是老年人这一组。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郑维中，工程师孙涛和女工程师袁婕，水位站退休工人李凤才，写得也好，演得也好，都是一些难能可贵的舞台新形象。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郑维中这样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人物的出现，这既为我们的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崭新形象，又是现实生活中可以令人置信的活生生的人物，这是很有意义的。
郑维中，和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干部一样，走过了战争的和建设的长达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从中国的坎坷历史中跋涉出来的，历史无可置疑地加诸他们肩背上以负担。壮士步入暮年，何止慷慨万千。舞台上的郑维中，与壮烈无比的生活舞台上的成千成万的革命老干部一样，终于继续提携着晚辈们的手，肩并肩汇成滚滚洪流，浩浩荡荡，一浪接一浪，前进不已，犹如不尽长江。
金无足赤。天衣无缝的好戏是很少的。《不尽长江》的不足之处是：全剧矛盾的焦点应该是改革这一点，还不够明确。因此首先就影响到主角李扬这个人物的创造与再创造：他进击方向不明，胸无成竹，常常凭灵感采取行动；其次就叫人把握不住全剧的中心事件与贯穿线索：一会儿是干部荐贤，一会儿是待业青年的安置，一会儿是住房分配，一会儿是江绸染色……头绪纷纭，层次不很分明，节奏稍显缓慢。但是，这都不足以影响《不尽长江》作为一台好戏出现在首都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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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市话剧团最近来京演出话剧《三代女经理》（编剧叶槐青、成滴石，导演成滴石）。图为剧中的一场：待业青年李婷婷组织同学办起了饭馆“小白松居”，得到外祖母、昔日“白松居”经理文修容的支持。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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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英雄主义的赞歌
——读短篇小说《八百米深处》
黄益庸
孙少山同志的短篇小说《八百米深处》（载《北方文学》1982年第2期），是一篇在主题提炼、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上都有自己特色的作品。
小说描写的是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而面临特殊境遇的几个煤矿工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作品一开头就把人物置身于发生大地震后的煤矿井下。四名幸存的矿工，靠一把斧头好容易砍出一条出路，又被余震把通道堵死了。正当老工长张昆鼓励大家掘开左边的煤帮，企图找到另一条通道的时候，在八小时前乘地震时的忙乱，抢了大家的面包袋独自逃命的李贵，却从右边煤帮的后方发出了求援的敲击声。在这生死存亡系于一发，利害冲突极端尖锐的时刻，是首先援救孤立无助的李贵呢，还是撇下他不管呢？这是摆在老工长张昆和另外三名矿工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个十分个别而又典型的环境，给各个人物的现身说法以最好的舞台，特别是给张昆这个英雄人物创造了用武之地。
在张昆的身上，那有点令人生畏的外貌，和美好的、崇高的内在素质是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表面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儿”，但在关键时刻，他的形象陡然高大起来了，光彩起来了。在小说里，作者不仅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他怎样以无比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带领伙伴们从只有“万分之一”希望的大地震的灾难中死里逃生，而且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他怎样一分为二地看待灵魂被污染了的李贵，并以煤矿工人的传统美德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教育伙伴们，说服他们首先抢救孤立无援的李贵。在“表决”是否援救李贵而出现“一比一”的局面时，他没有照搬什么“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之类的大道理，而只是用三弟跳下河里救活一个俘虏而差点儿淹死和冻掉十个脚趾头的例子去启发大家，用下面这样饱含着无产阶级深情的贴心话去叩动伙伴的心弦：“……万一有那一天，光咱们活着出去了，见了李贵的老婆孩子，你们就会明白今天的事儿该怎么办了。你们还年轻，你们会一辈子都受着良心的折磨，一个人内心有愧，活着又有啥意思？！”这个老工人的心胸是何等的开阔，心灵又是何等的美丽啊！
虽然小说里的人物有主次之分，但作者并没有忽视次要人物的刻画。在作者笔下，他们都是按照生活和性格的逻辑而行动、而相互联系和冲突的。譬如，那个死也不想和李贵死在一起的冷西军，最后由衷地谅解了李贵，不只是由于张昆的身教言教，更主要的是由于李贵以自己的行动使冷西军相信他还可救药；又如，李贵之所以从一个朴实的农村青年变成损人利己的人，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特殊的经历，他后来又终于为自己损人利己的行为而羞愧，也是由于事实的教育，改变了他“如今社会，谁还顾谁呀”的成见，而并非只是张昆给他上了政治课。
这篇小说结构严谨而又情节紧张，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看，大地震造成的困境尚未解除，李贵的求援又带来了爆炸性的思想斗争；“表决”之后对立的主张刚刚勉强统一，小王的抽泣和“呱哒板子”下流的说笑，又预示了精神崩溃的征兆；经过殊死的搏斗，好容易从通风井看到了生还的希望，可怕的睡魔又缠住他们，隐伏着瓦斯中毒、功亏一篑的危险。紧张的情节使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但在波澜起伏的情节中，作者自始至终都不只是单纯“突出”张昆，而是同时着力描写这个历尽危难，充满矛盾，然而并没有丧失求生的愿望和斗争的意志的集体。例如，作为全篇高潮的《相会》，就通过大伙和李贵的相会，出色地描写了这个集体。作者以抒情诗般真挚感人的语言，抒发了他们从“相会”中深切感受到的那种同心协力的集体所具有的无比强大的力量：
谁也没再说一句话，静默之间，象有一道强烈的阳光照射到了这千尺地下，扫荡了阴冷黑暗，一股暖流注入人们胸间，一切仇恨、隔膜，全冰化雪消了。他们觉得心胸无限舒展开来，感受到了地面上少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似乎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即使大山把他们压成粉末，也绝不能使他们分开。这难道不是最感人肺腑的集体英雄主义的赞歌么！小说的结尾，描写张昆在耗尽了全部精力为大家开拓生路，自己却无力爬出通风井的时候，“水火不相容”的两条汉子——冷西军和李贵，却以惊人的意志，同心协力把他抢救了出来。这也决不是简单的“光明的尾巴”，而是贯串全篇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