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致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信
刘大年
福建郑成功研究会邀集各地有关学者，隆重集会，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很有意义。我因事不克出席，谨代表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预祝讨论会成功，并等待着捧读各位的宏文杰著。
郑成功收复台湾今年届满三百二十周年。1683年康熙重新统一台湾，明年正好是三百年整。郑成功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台湾，康熙则把台湾同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他们彼此立场不同，但对中国所作的伟大建树，正合着两句成语：相反相成，殊途同归。今天，在我们讨论、纪念郑成功的时候，自然地就想到明年是否也讨论、纪念康熙统一台湾的不朽功烈问题。
光是这样提到一下，难免叫人莫明所以。我想就两条主要理由，试作一点陈述。
第一，康熙对统一台湾所作的重大贡献，应当得到恰当评价。郑成功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台湾是完成了事情的一半，康熙把台湾同祖国大陆统一起来，则是完成了事情的另一半。而且可以认为，后面这一半意义更为长远。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必须有大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支援，才能安定发展。否则形单势弱，极容易受到象潮水一样不时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侵袭。当时统兵入台的清军主将施琅就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认为红毛无时不在涎贪此地，其人性情狡黠，船只制作精坚，无敌于海外。必须加强台湾政治、军事、经济建设，防止红毛重来侵扰。康熙的对内和对外的斗争，都为中国留下了足壮观瞻的篇章。重新统一台湾是其中重要的一页。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康熙统治时期，中国所形成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国家的强盛统一，人民群众的力量起着最后的作用。康熙作为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也知道他个人的作用有一定限度。1681年，即重新统一台湾的前两年，平定了“三藩”。群臣争着歌颂康熙的功德，几次请上尊号，康熙坚决不许。一位叫何嘉祜的湖广道御史请上尊号的奏疏说：天下荡平，皆由于皇上一个人的功德。康熙回答说，这样讲，令他惶惶不安，“此奏无益”。台湾平定，群臣又一次请上尊号，他仍然拒绝，反对借此矜夸粉饰。康熙统一台湾，正是代表着那个时期历史前进的动向，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活动和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摒弃历史唯心主义，研究它，纪念它，不但是为了客观地评定康熙的功绩，也是为了说明人民群众如何创造历史。
第二，历史的经验应当总结。近三百余年间，台湾地区经历的道路是曲折的，又是对我们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第一次，它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霸占蹂躏，郑成功把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去，表现出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外部势力侵略、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第二次，郑氏政权与大陆相对立，康熙统一台湾，加上其他对内对外斗争，国力蒸蒸日上。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长期生活安定，深受其赐。第三次，中国进入近代，遭到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台湾并有半个世纪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人民，并不甘心接受那种命运，英勇顽强，反复斗争，最后一一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民族独立。台湾别来无恙，依然是祖国的海上屏藩，东南一省。长江大河有支流，有主流。台湾近三百余年间，三次被分割、分裂，而又很快收复、统一起来，说明被分割、分裂是暂时的，是大河的支流，与大陆政治上的统一是常规状态，是大河的主流。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富于凝聚力量的民族。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由一千七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改变历史形成的中国河山统一、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道路。研究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它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台湾与大陆目前仍处在人为的分裂状态之中。中华各族人民，炎黄子孙，强烈希望台湾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去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委员长郑重宣布，然后又由我们党的主席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重申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反响热烈，大得人心。大陆与台湾学术界的接触，事实上已经开端。今年4月间，大陆学者以胡绳同志为首、台湾学者以秦孝仪先生为首，一同出席美国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举办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台湾报纸或发社论，或长篇报道。虽然会后秦孝仪先生发表谈话，说同大陆学者一道谈论历史，“无聊透顶”。但是据说他仍向台湾当局建议：今后遇有这类学术会议，还是应当参加。可见不论谁想要把大陆与台湾隔绝起来，于今已经办不到了。总结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经验，明辨人心之所归，历史潮流之所向，对于促进祖国统一，早日实现民族大团结，无疑地将重有裨益。
从上面说的这一些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与台湾有关的重要纪念日里面，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把台湾与大陆统一起来，都值得纪念，都需要重视。1945年日本投降，归还台湾，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它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同一件事，毋须乎单独对待。至于1983年康熙统一台湾三百周年，我们需要和可能做些什么，要各位研究者共同来出主意。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到时也可以议论一下这个题目。
我国古人很早就懂得，从就近的历史中，探索辨别有关事件的是非成败，用以匡正自己的行动。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是要阐发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矛盾和规律，引导人们更自觉地创造、推进历史。鉴古观今，评定事件的价值和人物的是非功过，也就在其中了。我们反对篡改、涂抹历史来解说现实，反对如“四人帮”那样，以谈说历史为名，行政治阴谋之实。那都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是唯心论，必须奋力扫除之。我们也反对因袭陈旧观点，看待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的关系。那种观点以为学术似乎是象牙之塔里的东西，研究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越少越好。即使有联系，也必须是“浩然中立”，“无偏无党”的。人对社会历史领域种种现象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无数的奥秘等待着去揭开。但是这种研究工作与现实的关系毫无神秘的地方。古往今来的所谓“学术”、“学理”、“学说”等，无非是不同时代，带着不同阶级烙印的人们对社会历史、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所作的解说，就象人至今还不能脱离地球和它的卫星一样，那些解说也不能脱离时代环境、阶级土壤，反映出现实的某种需要。区别在于有的联系现实旗帜鲜明，有的千方百计加以掩饰；有的讲真理，有的讲假理；有的联系直接，有的间接；有的告诉人事物的状况或逻辑是甲，或被认为是甲，结果反而告诉了人事物的状况或逻辑是乙，或者实际是乙。事情异常复杂，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避免简单狭隘地看待这个问题。研究历史，联系现实，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并不需要逢什么纪念日，多少周年。不过临到那种有意义的日子，回顾先代光荣业绩，总结以往，启发人们的思想认识，推进当前的斗争，只要我们采取科学态度，严肃对待，就有可取，而且是历史研究者无可旁贷的职责。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和康熙统一台湾三百周年，我想应该属于这一类。前面说的预祝各位集会讨论成功，理由也就在这里。
同志们评价郑成功，我主要讲了讨论、纪念康熙统一台湾的问题，希望不算是跑题太远。因为我们把中国历史上关于台湾的几个重要日子联系起来考察，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意义会了解得更加完整。刍荛之议，质诸高明，不知以为怎样？
1982年7月14日
第5版()
专栏：
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
——读《中国财政问题》
蒋映光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财政问题》一书，收录了陈如龙、许毅等同志的文章43篇。这些文章，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对财政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全书内容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坚持计划经济制度，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正确认识和发挥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这是不能动摇的。问题在于如何实行计划管理，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建国三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来看，对于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有些年份搞得好一些，有些年份搞得差一些，有的年份发生严重失误。实践的经验说明，财政职能作用发挥的好坏，对于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关系极大。什么时候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对财政的职能作用比较重视和注意正确运用，计划管理就比较科学，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地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财政的职能作用受到歪曲，计划管理就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就会失调，经济发展就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挫折。
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之所以要正确认识和正确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是因为财政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是国家有计划管理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必须科学地处理生产和分配、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辩证关系，科学地计划生产，计划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的分配。处理好这些关系，要正确运用财政这个经济杠杆。财政分配不能囊括整个社会产品的分配，但是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我们国家，企业折旧基金的提取，工资奖金的发放，纯收入的分配，要受国家财政的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新企业的建设，老企业的改造，主要受国家财政的制约。正确发挥财政的分配职能，有助于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财政的调节职能，主要是调节国营企业收入，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关系；调节集体经济收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调节地方收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科学的计划管理，要求实现国家集中的计划指导与地方、企业、职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正确结合，财政的调节职能是达到这个正确结合的重要手段。
财政的监督职能，主要是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缴款拨款活动（包括税收），对企业的经营及成果，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通过财政掌握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渠道和资金数量，对固定资产的再生产实行全面的计算和监督；通过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把住积累与消费的增长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口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比例关系进行计算和监督。财政的监督职能，实际上是运用财政的反馈作用，检验计划是否科学，校正计划的偏差，保证计划的正确执行。
怎样正确发挥财政的作用，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呢？《中国财政问题》一书总结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的关系。一般说，应当首先考虑经济计划，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据以制定财政计划。按照切实可行的计划，采取积极措施，广开财源，保证各方面资金的需要。同时，要用财政计划从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来测算经济计划是否积极可靠，用财政计划的执行情况来检验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增加财政收入，主要靠发展生产，但是在经济杠杆的运用上，要考虑它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财政支出计划的制定，要坚持量力而行，注意建设规模与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需要而留出一定的后备，不能只顾建设的需要，不顾财政的可能，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计划和投资计划。
第二，坚持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应和外汇收支平衡及其相互平衡。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相互平衡，财政平衡是关键。财政收支平衡是信贷收支平衡的基础。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平衡了，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在总量上就可以大体平衡。要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打赤字的预算方针。预算赤字是对财政预算收入的过头分配。财政预算发生赤字，会使简单再生产受到干扰，基本建设形不成生产能力，通货膨胀，市场紧张，物价不稳，人民生活不能安定。要坚持财政信贷统一平衡，对生产和流通扩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投资要合理安排。盲目扩大银行贷款，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没有一定的数量界限，对于合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是有害的。
第三，搞好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过去财政管理上实行的统收统支制度，不利于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经济效果的提高，必须进行改革。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计划性和积极性的关系，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既要坚持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又要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关键在于承认地方、企业必要的物质利益，同时又使国家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作为实现宏观计划指导和控制的物质基础。这几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起了良好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但是，资金比较分散，国家集中的资金相对说少了一些。扩大企业自主权不能理解为只是扩大财权，在企业收入的分配上，国家、企业各占多少比例，要研究出一个合理的界限，并且把责、权、利正确地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要改革税制，通过税收合理调节收入，适当解决企业间由于价格等不合理因素带来的苦乐不均的矛盾，增加国家财力。财政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来搞，各种体制改革要尽可能配套同步进行，各种经济杠杆要配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改革的效果。
第四，加强综合财政计划。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财政是综合财政。综合财政的理论，应当包括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统一平衡的理论，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关系的理论，正确处理国家、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之间经济利益的理论，等等。综合财政计划，核心是国家预算收支计划，但不仅仅是国家财政预算这一项，还要包括信贷收支计划、企业专用基金计划、预算外资金计划，专项贷款和借用外资计划。因为现在资金渠道很多，预算外资金数量很大，经济领域的浪费损失相当严重，急需通过综合财政计划，从政策上和数量上加以协调和衔接。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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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十七）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七章 采用和推广先进的适用的生产技术
第三节 发展新技术，推广新技术
做好技术发明创造的推动工作
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一种情况：由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努力，创造发明出某种对发展生产有价值的技术。对于这种生产技术，生产部门是需要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样的创造发明并没有在生产中得到应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里都是大量存在的，我国也不例外，于是就有必要进行一种把已经创造出来的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的工作。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推广工作主要是由国家机关进行的，但也可以由某一些社会团体或专门的技术服务企业来进行。从事这种技术推广的机构要做的工作有：（1）对各项技术创造发明进行科学鉴定。包括这个技术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技术水平的高低；取得这项技术的难度；适用的范围；在经济上是否有应用的价值；价值水平的高低等。（2）对各项技术进行登记，做好使有关单位和个人知道有这项技术的工作，如发行出版物；通过图书馆、技术档案馆为查阅者提供方便；举行会议，建立技术推广的咨询服务工作等。（3）推动进行一些必要的中间性试验，以使这种技术更能站得住脚等。接受的机构要做的工作，则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研究使用与自己有关的某项技术的可能性。做了这些工作之后，这些技术便成为可供选择的对象。
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是发展生产的一个巨大潜在力量，应该想方设法使各种有价值的发明创造在生产上发挥作用。由于各种原因，要使一切技术上的发明创造都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未能在生产上得到应用的创造，也会作为一种财富积累起来，成为创造另一种技术的基础。
技术转移
把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生产中已经得到应用的技术，推广到尚未应用这种技术的另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叫做技术转移。技术转移也是一种技术推广工作，它比把从未在生产中应用过的技术推广到生产中去优越，表现在：
第一，这种技术能在生产中成功地运用，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它的经济价值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证实。这比经过中间性试验又前进了一步。
第二，这种技术在生产应用中会发生的问题已经在实践中显露了出来，而且已经得到了某种解决。
第三，这种技术已经在生产中得到应用，应用这种技术的资料（文字资料和图纸）都是现成的，能掌握和传授这种技术的人员也比较多。
这三条都说明技术转移比较容易，能够比较快地收到效果。因此，在技术推广中的技术转移应该受到特别重视。
为了在我国发展生产，还有应该特别重视技术转移的原因，那就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复杂的国家，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技术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我国东部南部比较发达的地区与西部北部比较不发达的地区之间，存在于城市与广大农村之间，也存在于上海等沿海大城市与内地各省之间。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在我国国内开展技术转移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决定了这种技术转移工作系统地、持久地在全国进行下去，必将使我国原先技术相对落后的地方，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从而使我国生产获得很大发展。技术转移也可以使先进地区得到利益，例如可以使先进地区减少生产传统产品的负担，而去发展新产品，等等。
第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掌握了许多先进技术，其中有些是我国的独创，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这种情况也决定了由外国向我国技术转移的重大意义，决定了这种技术转移工作应该系统地、持久地在全国进行下去，将使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得到很大的促进。
第三，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争取军事装备上的优势，在军用方面都不惜支出大量的费用发展和推广最先进的技术，而许多生产技术常常是先在军用部门使用，然后推广到民用部门。在我国，国防现代化是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方面，在军用方面也有许多比民用部门先进的技术，因此从军用向民用的技术转移，也是技术推广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技术转移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但不论哪一种形式的技术转移，都应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出发，做到转移的双方互利互惠，才能使这项工作能够很好地进行下去，收到更大的实效。
为了发展某种生产的特定需要从事技术创造发明的研究工作
已有技术的推广，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但是经常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为了发展某种生产，期待着某种技术能够发明和创造出来。于是就有必要有计划地进行为解决某个特定的技术问题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工作大体上同现在科学技术管理工作者称之为“发展研究”的范围相当。
进行这种研究工作，要求它在应用上的目的应尽可能明确，任务尽可能具体。但是既然这是一种创新的工作，就带有探索的性质，允许在工作进程中失败，允许改变原先的研究方案，改走新的路子。这是它同生产工作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这种研究是在技术推广以前进行的，但在技术推广过程中仍旧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因为技术推广工作就是把现有技术与当时当地具体的情况相结合。如何结合得好，也是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我们还要在推广过程中使现有技术能够有所提高。
总之，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不但是科学变成直接的生产力的必要环节，而且它本身就是科学工作。不仅为发展生产对技术上的需要去从事创造发明是这样，就是推广已有的技术也是这样。
本章执笔 任俨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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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唯物主义论丛》出版
《历史唯物主义论丛》是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辑的理论性、学术性和资料性的丛书，第一、二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前，在国内外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给予科学的回答。《论丛》将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地深入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供一个园地。其内容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专论、学术探讨、马克思主义原著介绍、研究资料、问题解答、社会调查报告、动态、书刊评介及历史唯物主义文摘等。（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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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出版
此书由全国妇联选编，三联书店出版。编者从当时报刊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编选了有代表性的文章六十三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在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争取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此书是研究五四时期思想史和中国妇女运动史的重要资料，书中的有些见解今天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借鉴作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