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收复张家口之战
段苏权
1945年8月23日,我冀察根据地军民经过浴血奋战,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华北重镇张家口。收复张家口之战,既是我军对日伪军进行的一次收复失地的战斗,也是我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一场斗争。势在必争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紧接着于8月27日攻占了张家口。不久,汉奸于品卿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1939年德穆楚克栋鲁普、于品卿等一批败类又拼凑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张家口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察哈尔、绥远地区蒙汉人民的中心。
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战后,八路军一部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同年11月成立了以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1939年初,以肖克同志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在包括张家口以东、潮白河以西的平北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940年建立了中共平北地委和军分区。1944年,我抗日武装力量有了更大发展。同年9月,中央决定,晋察冀军区成立包括冀察军区在内的四个二级军区。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区党委书记兼政委刘道生)下辖平西、平北、察南和原北岳一分区四个军分区。张家口是平北军分区的重要作战地区。
1945年4月,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我党召开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
“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冀察军区于5月至7月间相继发动了察南战役和平北战役。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大大改变了战场形势。日军在我军沉重打击下,被迫收缩在张家口及平绥铁路沿线的重要据点里,张家口实际上已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苏联已出兵我国东北,其右翼苏蒙联军一部正向张北方向推进。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命令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由绥远东进,企图抢占张家口。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向全党指出:“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并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同时,党中央作出了“分兵北进”的决策,一面命令绥远的我军部队阻止傅作义的部队东进,一面命令冀晋、平北和冀东三区的部队迅速分兵北进,与苏蒙联军配合作战。正在延安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的领导同志聂荣臻、肖克(副司令员)、刘澜涛
(副政委)立即打电报给代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和副参谋长耿飚,命令冀察军区的部队首先攻占张家口。自此,收复张家口的准备工作便紧张地开始了。进军张垣
1945年8月12日,平北军分区的部队正在围攻赤城,军区转来聂(荣臻)、肖(克)、刘(澜涛)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对日宣战并出兵,可能直趋张家口,命令平北的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与此同时,冀察军区命令平北部队立即作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并命令参谋长易耀彩指挥察南分区部队,协助平北部队攻占张家口。接到电报后,我们立即调动部队,进行部署。部队经过政治动员,情绪十分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8月14日,骑兵支队集结了三个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的狮子沟和张北县的脑包图出发,到张北至德化(今化德)方向接应苏蒙联军。
8月15日上午8时,我们收到冀察军区首长的电报,命令詹大南(平北军分区司令员)和我(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率领平北军分区主力攻占张家口;分区副司令员钟辉琨和陆平(平北地委副书记)指挥各县支队围迫各县城,令敌伪投降。不久又收到冀察军区的电报,命令钟辉琨率领新6团在宣化至南口之间破坏铁路,以便断敌退路,迅速迫敌投降。
出发前,我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是争取和平受降;二是如果敌人拒绝投降,我们就以武力收复张家口。根据军区的命令,詹大南和我率领10团(团长李荣顺、政委吴迪)、40团(团长杨森、政委刘国辅)、教导大队和直属分队立即向张家口进发。平北地区专员、张家口市第一任人民市长张孟旭,率领专署机关随军前往。部队行军速度很快,当晚就赶到了张家口以东30里的青边口,先头部队进至距张家口20里的羊房堡。我们一面派出侦察部队了解情况,一面进行战前准备。
8月16日,日军司令部派出的两名骑兵,打着白旗寻找我军,联系投降事宜。我们把朱总司令要日军投降的命令交其带回。17日,我方派出两名代表前往日军司令部谈判。日军参谋长代表表示,同意我方提出的受降条件,但要请示北平司令官后才能办理投降事宜。第二天我方再去催促时,日方却说,已接到冈村宁次的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不准向八路军投降。我方代表据理驳斥,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根据上级通报,日军有可能继续抵抗,伺机撤退;傅作义的先头部队正在向张家口方向开进,国民党土匪武装,也准备配合傅作义的东进部队抢占张家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武力收复了。
16日晚,骑兵支队报告说,他们于15日在张北遇到了苏蒙联军。苏军对他们有怀疑,并索要联络手续。我们将此情况报告了晋察冀军区。军区很快转来中央的电示,要我们派领导同志前去与苏军联系。17日晚,詹大南和平北地委常委张克宇即带电台和一个连星夜赶往张北,直到他们向苏军转达了朱总司令给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祝贺电后,才消除了苏军的疑虑。
19日,詹大南来电报说,苏军计划于20日进攻张家口,要求我军从东、南两面配合进攻。同时要求我军破坏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以防止敌人逃跑。当晚,我召集了团、队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敌情,研究确定了战斗部署。
激战山城
8月20日拂晓,我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启刚,率领各团、队指挥员来到张家口以东人头山西侧高地察看地形。张家口北傍长城,南接平川,北、东、西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当时,张家口地区驻有日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和刚从上海调来的第118师团,共1万多人。还有伪蒙军第11师一部及伪警察约3,000人。日军主力大部集中在张家口西北30公里左右的春垦及大、小狼窝沟一带筑垒地区,以防御苏军的进攻。张家口只有一般的防御设施,没有城墙,守城任务主要由伪军担任。根据地形和敌人的设防情况,我们进行了具体的战斗部署。为了切断敌人退路,派10团一个连攻占榆林飞机场和十三里敌军营房。
20日清晨6时左右,部队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40团很快攻下了东山坡南山敌人碉堡,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居高临下,冲下山去。8时左右,占领了日本公使馆。部队冲进公使馆时,使馆人员已经跑光了。部队继续向清水河大桥方向攻击。随后,10团一部打进日军荒井部队(后勤警卫部队)营房,消灭了部分敌人;该团主力进至火车站附近,经过反复争夺,占领了车站及其周围建筑物。至下午3时,清水河以东地区全部被我军占领。10团2连按计划攻占了十三里营房和飞机场。这一天,我军进展比较顺利,部队坚守在清水河以东一线,等待苏蒙军的消息,直到天黑仍无动静。于是,我令部队撤至人头山、羊房堡一线待命。当晚打电报给詹大南通报战况时问及苏蒙军情况,得悉苏军一直拒绝我方人员与其同行,无法及时了解苏军意图。直到21日晚,詹才发来电说苏军在狼窝沟进攻受阻;并说苏蒙联军22日仍按原部署进攻张家口,要求我军按原计划行动。
21日,防守狼窝沟的日军开始撤退。15时左右,其先头到达人头山以西的甲官坪村,受到我10团的阻击。战至天黑,敌人丢下一批重装备绕道南逃。这一天钟辉琨指挥新6团和延庆县支队攻占了康庄,破坏了怀来到康庄的铁路和公路大桥,截断了敌人退路。接着,察南的察北支队解放了尚义县城。
22日上午,我军再次向张家口发起进攻,部队很快占领了清水河以东地区,侦察分队越过清水河,进入河西市区。
上午11时左右,从大同方向撤下来的大批日军乘火车到达张家口。敌人以铁甲车开道,企图通过张家口火车站向北平撤退。当他们发现火车站已被我军占领时,就在车站以西与我军展开激烈的争夺。后来,日军把大炮和重机枪架在敞车上向我军射击,掩护步兵冲锋,为了避免过大的牺牲,我命令部队稍向后撤,敌人乘机夺路南逃。
下午3时许,防守狼窝沟的日军主力撤至张家口。我军整整打了一天,又没有得到苏蒙联军的消息。于是我命令部队撤至人头山一带监视敌人。我军撤出战斗后,大批日军分多路急速向北平方向撤走。
同日,新6团攻占了怀来火车站;著名民兵英雄何金海带领的游击队和宣怀支队攻占了下花园发电厂和沙城;崇礼县支队再度收复了崇礼县城;赤源游击队和民兵收复了宝源县;骑兵支队一部收复了康保县。这些战斗都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
23日拂晓,张家口市内的最后一批日军集中到火车站附近加紧撤退。我侦察分队随即进入市区。接着40团从东山坡北侧进入市区。12时左右,40团包围了德王府。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龟缩在德王府里的伪军政头目及700多名伪军警全部缴械投降。10团一部进攻火车站,另一部越过清水河大桥攻入市区,同伪军展开了巷战。伪军向万全逃跑,我军乘胜追击,收复了万全。与时同时,察南军分区20团两个连攻占了西山坡,团主力随后进入市区。下午3时左右,市内战斗结束。傍晚,易耀彩带领一批干部及新华支社记者团赶到张家口。事先已组成的市党、政、军机关人员在部队协助下,连夜维持治安,查封仓库,接管银行、电台、报社等,使全市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
这次作战,我军共毙伤敌军200多名;打死、打伤、俘虏和被我军解除武装的伪军警共2,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活捉了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25日,晋察冀军区首长通电嘉奖了参战部队指战员。24日中午,苏军派库兹尼卓夫上校,乘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交谈中,库兹尼卓夫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外长城。8月25日,被我们接管的张家口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八年之久的张家口,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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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钢各级党委采取措施
帮助中青年干部增长才干
本报讯 通讯员汪命舵、记者蒋志敏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陆续选拔了160名中青年干部担任相当县级以上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大学、中专毕业生,年富力强,有比较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但不少人缺乏企业管理和领导工作的经验。马钢各级党委普遍采取“压担子”的办法,把中青年干部推到第一线去锻炼。
原一钢厂技术科副科长王秀智,今年46岁,1980年被提拔担任三钢厂副厂长。王秀智一到这个厂,厂党委先让他负责安全工作。他很快和厂有关部门一起制定出一套符合本厂实际的安全生产制度,并不断加强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全厂的安全生产很快出现新起色。46岁的炼铁工程师李国成被提拔为厂长后,根据企业整顿的要求,结合本厂实际,他提出了
“全面质量管理”的办法。这一办法开始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厂党委力排非议,明确给予支持。李国成提出的办法得到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今年上半年,这个厂的生铁合格率达到99.99%,其中优级品率达到91.67%,跨进了全国重点钢铁企业的先进行列。
马钢公司各级党委中的许多老干部,还热情对中青年干部进行传、帮、带,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桃冲铁矿提拔了三名中年技术人员担任副矿长后,矿党委书记、老干部李宗元经常对他们言传身教。一次,一位主持生产的副矿长未经集体研究,给他分管的生产系统科室增加了部分奖金,引起了其他科室的议论。李宗元及时找这位副矿长谈心,使这位副矿长增强了集体领导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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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有动于衷又如何?
佳望
人民日报不久前登过一篇题为《湖南新田县中小学屡遭破坏》的来信,同时写了一篇短评,问道:当地的党委和政府为什么对此事无动于衷?
事实上,从来信中看,新田县政府去年7月就发过《关于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意见》,应该说是“有动于衷”的。只是破坏学校的现象并未因此被制止,而且愈演愈烈,“意见”成为一纸空文罢了。
这种现象真是习空见惯,有的人甚至多少有点麻木了。什么地方有了问题,那里的领导部门照例要发“通告”、提“意见”,等等,一时还很有声势。下文呢?对不起,不见了。好象他们的责任就是发出指令,至于问题能否解决,就无关紧要了。
十年浩劫中,有些干部养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就是用空话代替具体的领导。这个“遗风”至今似乎并未根除。例行“公事”,空话塞责。但是,空话毕竟是空话,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此病可有药医?列宁开过处方:“把我们的指令(好指令,坏指令,反正都是一样)由肮脏的废纸变为生动的实践——关键就在这里。”
不组织具体实施的领导,即使发一万条意见,也是于事无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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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牡丹江地委认真整顿党风
本报讯 记者段存章报道:近两年,中共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委带领各级党委认真整顿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去年,牡丹江地委查处了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招生办主任李石一为孩子在高考中营私舞弊,以及东宁县委书记王德春违反政策擅自安排妻侄女等事件。据统计,截止今年7月底,全区共清理了1,000多户侵占公款公物建私房的问题,清退了招工、招干、参军、“农转非”中走后门人员600多名,查出违犯财经纪律事项上千件。
现在,试看、试穿、试用的不正之风基本被刹住,招生工作中的营私舞弊漏洞基本被堵住,动用公款大吃大喝事件很少出现,一些已查出的经济领域严重违法犯罪的案件得到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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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高原的东乡族
东乡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约23万,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
东乡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大多数人兼通汉语。东乡族通用汉文。
历史上东乡族因居住在河州(临夏)的东乡而得名。东乡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与西北的回族相似,因此解放前只以“东乡回”或“蒙古回回”见称,反动统治阶级不承认东乡族是单一民族。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东乡族获得了民族平等的地位,在聚居的东乡成立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作为单一的民族行使了本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山岭重叠,沟涧纵横,农产品有小麦、土豆、青稞,部分地区盛产瓜果。唐汪川的桃杏,醇香甘甜,色味俱佳,在甘肃享有盛名。山区还生长着多种野生药材。
东乡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在国家的帮助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发展了农业生产,办起农机厂、地毯厂和电站,偏僻的山区也点上了电灯,修通了公路,社社通了汽车。东乡村寨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化教育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现在东乡族自治县有五所中学和一所民族师范学校,不少生产大队办起了小学。本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成长。东乡族人民还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省、州的人民代表大会。
甘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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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乡族儿童。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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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东乡族人民的“泥土书记”
——记县委副书记伊德勒斯·马正廉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伊德勒斯·马正廉,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好领导人。乡亲们称他为东乡人民的“泥土书记”。
伊德勒斯·马正廉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选拔到县委领导班子里来的东乡族青年干部。在这之前,他担任考勒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考勒是全县最干旱的地方之一。县上在这里修了一座六级提灌站,引刘家峡水库的水上山浇地。为了提高水利效益,增加粮食产量,他带领群众经过三年的辛勤劳动,修出了3,500亩水平梯田,使这个历史上没一亩水田的地方,也种上了水稻。
高山连绵的考勒公社,过去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四塞之乡”。这里的农民祖祖辈辈行走在狭窄陡峭的羊肠小道上,运送粮食、货物全凭驴驮人背,群众的困难和交通闭塞,使伊德勒斯·马正廉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他动员并组织了1,000多名农民的筑路队和100多人的基建队,利用农闲进山修路。伊德勒斯·马正廉和民工们一起勘测路线,制造炸药,挖土运土,经常是一身汗水和泥土。有一次,公社的一个干部到工地找他,在人群里几乎认不出这位朝夕相处的书记来。他们没有用国家投资,自力更生在海拔2,400米的胡麻岭修通了一条宽6米、长6,000多米的盘山公路,把考勒和通往县城的公路连接起来。现在,这条大路上奔驰着汽车和拖拉机;“四塞之乡”办起了农贸集市,方便了群众,促进了城乡交流,也活跃了农村经济。群众把这条公路称为“庆胜路”。
在刘家峡水库南岸弯曲的库岸线上,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覆盖着山坡和堤岸,控制了水土流失。绿树倒映在碧澄的水库中,平添了不少秀丽景色。这里近千亩的林地,留下了伊德勒斯·马正廉的脚印和汗水。为此,甘肃省林业部门嘉奖了考勒公社。这以后,考勒公社的许多村落,在伊德勒斯·马正廉的领导下种上了杨树、榆树、李树、杏树和柠条,绿化山乡的活动在偏僻的旱地干山上开展起来了。
伊德勒斯·马正廉当上了县委副书记,主管文教卫生方面的工作。为了改变全县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他走访了12个公社的20多所中小学,对教师队伍和教学现状做了详细的调查,并访问了许多农民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然后,他和教育局的同志们一起,对全县教育工作进行了一次整顿。通过考试和考核,辞退了不合格的民办教员,对在职教员加强培训,严格要求,并实行教育工作责任制,全县学生入学率和学习成绩都有了提高。有人问伊德勒斯·马正廉,是什么力量使他和群众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指着几株盛开的桃花说:只有深深地把根扎在泥土中,才能把春天的绿荫和鲜花还给供给养料的土地。 本报记者 何东君 本报通讯员 马自祥
(东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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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讲礼貌爱整洁的民族
和许多兄弟民族一样,东乡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很讲礼貌的。互相见面,年轻的要先给年长的问安,年长的也要答礼。东乡族也十分好客。客人到家,立即被请到炕上,用家中最好的茶饭招待。主人陪客,不和客人一起上炕饮茶用餐,而是在一旁端饭倒茶,自己不坐不吃,以示尊敬。炸油果、手抓羊肉、炖鸡是待客的食品。东乡人对吃鸡十分讲究,把鸡的各部分分为13块,鸡尾最贵重。如用鸡肉待客,则让最年长或最尊贵的主客吃鸡尾。
东乡族的服饰衣着大方整洁。古时,妇女爱穿一种领圈、大襟和宽袖的绣花衣服,下穿滚花边的套裤。喜庆日子,身穿绣花裙子,足蹬后跟高寸许的绣花鞋,头戴包巾,发髻和前胸都佩插饰物。后来,服装逐渐发生变化。青年妇女爱穿大襟在后边的上衣,外加齐膝的坎肩。男人多穿宽大的长袍、束宽腰带,腰带上挂小刀、荷包、鼻烟壶和眼镜盒之类的物件,头戴平顶软帽,分黑白二色。中、老年人穿长袍和“仲白”,“仲白”的样子象维吾尔族的对襟长服,一般用灰布和黑布缝制。
东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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