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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增强党性
——陈云同志讲话读后
傅钟
今年5月，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时候，重新发表了陈云同志1943年3月的重要讲话：《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使我倍感亲切。这个讲话，对于当时党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思想上存在的“特殊”和“自大”两个倾向，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透彻分析，切中时弊，语重心长，今天读来，更是温故知新，又给了我许多宝贵启示。我觉得在当前，这篇讲话，不仅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者有重大教育作用，对于全党同志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加强党性锻炼，也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同志在讲话中，希望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党员，不要看成是“与众不同”的文化人。这的确是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先锋队，不是“各界联合会”。虽然每个党员的社会分工不同，但都是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都要具有坚强的党性。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党的文艺工作者同其它战线的共产党员一样，是决不应该有什么例外的。
不妨作个回顾。陈云同志发表这篇讲话的时候，全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清除王明路线影响，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广大干部（包括文艺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与党性修养大大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空前提高，各项工作都沿着正确轨道胜利发展。同时，也确有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者，如陈云同志指出的，由于“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所以还存在着“特殊”、“自大”两个毛病，若不及时纠正，就会严重影响党的文艺事业。陈云同志的讲话，正是针对这种状况，高屋建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使文艺工作者认清了克服这种错误倾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精神下乡、入伍、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文艺工作发展的道路。
在这里，必须看到陈云同志运用批评武器教育干部、推动党的事业前进的领导艺术。他批评“特殊”、“自大”两个倾向，不是罗列现象，不搞“无限上纲”，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循循善诱，把现象当作认识问题的向导，进而抓住问题的内在联系和实质，全面地进行深刻分析，使人不仅明白“特殊”、“自大”为什么是错误的，它的根源在哪里，而且知道应该怎样自觉地下决心去把它克服掉。毫无疑问，陈云同志教育干部的这种“以理服人”的领导艺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也许有同志会说，不就是“特殊”“自大”两个毛病吗？小是小非，无关大局。这种说法根本不对。陈云同志批评的“特殊”和“自大”，是违反党性的严重不良倾向。这种错误思想，总是把个人同党、同群众的位置，摆得不正，不能正确对待党，对待群众。很明显，有了这种毛病，就不能真正做一个普通党员，做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样的问题，做文艺工作的党员同志要解决好，做任何别的工作的党员同志也要解决好，一般党员干部要解决好，中级的、高级的党员干部更要解决好；过去解决了的，当前还要注意，以后也不能放松。所以，陈云同志的讲话，对我们全党有普遍的、长远的教育意义。
个人同党、同群众、同全局的位置，摆得对不对，和正确对待个人的功过有密切联系。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应该怎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功劳和错误。这部分讲话，今年公开发表了，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非常中肯地指出，我们所以有力量，工作所以有成绩，“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如果真正认清这个道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个人的位置摆得对头，摆得恰当，任何时候都不会骄傲，而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谦逊本色，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因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按照分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党对人民是“尽了份内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就应该有自我批评，自觉地改正缺点，改进工作。这才是有党性，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看待自己的功过。而陈云同志所批评的那种“有功必居，有过必避”，“人家说功就舒服，说过就不舒服”，则是缺乏党性，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年作乱当中，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和是非观念。在彻底清除他们的流毒的今天，陈云同志的这两篇重要讲话，实在是我们扶正祛邪的良药。
良药苦口利于病。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病。我们党的某些文艺工作者同志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偏向是病，我们党的干部中一些同志的“特殊化”也是病，都是经不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及其它剥削阶级思想腐蚀和侵袭的结果。病的形态有各种各样，但有个共同的病源，就是个人主义。以往的“特殊”“自大”、居功骄傲也罢，今天的自由化、“特殊化”也罢，无不和个人主义有密切关系。毫无疑问，个人主义不管打什么旗号，穿什么华丽外衣，完全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它同共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其它阶级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373—374页）这个原则，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不论是入党前自己身上原有的病毒没有去掉，还是今天沾染了非无产阶级的病毒，都必须无条件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共产党员的党性坚决地去战胜它！如果容许它存在，就等于是放手让病毒损害党的健康的肌体，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努力加强党性锻炼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每个同志都必须时刻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不论职位高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都不能疏忽，不能懈怠。并且工作越是有了成绩，职务越是重要，就越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密切联系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特殊化”和“自由化”，有效地抵御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只要全党同志，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切切实实这样做，就会象陈云同志说的，“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可以完全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步的。那末，我们的党，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会以灿烂辉煌的光焰，照耀全中国和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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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夏衍、叶圣陶、冰心在《文艺报》上谈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本报讯 即将出版的《文艺报》第九期，以《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笔谈》为题，发表了夏衍、叶圣陶、冰心、林林、袁鹰等人的文章。
夏衍在《无题的对话》中，肯定《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一部好影片。他认为这部电影通过中日两位棋手和他们的家庭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痛苦。这部片子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把凶残的军国主义者和善良的日本人民分开，反对和揭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同情和支持受法西斯军阀暴压和欺瞒的日本人民”。他说：“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十周年的时候，公映这部影片，它的意义将会超出电影艺术欣赏的范围，它将告诫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日本也还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妄想再走回头路的危险。”
夏衍说：“看了这部影片，真有点不胜感慨系之的滋味。象我们这一辈人，这种惨痛的历史，都是亲自经历过来的。”“这场死了上千万人的战争，我们是历史的证人。”“但，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把军国主义者和日本老百姓分开，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我们遵守和坚持这一方针，战争中如此，未复交前如此，复交十年后的今天更是如此。”他说：“我相信，尽管有一小撮法西斯余孽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但是深受过战争灾难的日本人民一定能挡阻这股逆流的。”
夏衍还谈到1942年他在重庆时写的话剧《法西斯细菌》。他说：“我同情那出戏中的女主人公日本人静子”，她“看到的是法西斯细菌患者的绝灭人性的行径”。夏衍深有感慨地写道：“消灭天花，花了多少时间？总在一千年以上吧。在今天这个世界，要消灭法西斯，可能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但是，中日两国人民，两国电影工作者团结起来，为消灭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奋斗，这是一天也不该松懈的。”
叶圣陶在《及时佳作，中日共鉴》中，称赞这部影片将在中、日两国同时上映“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大事”。
叶圣陶说：“值得庆贺的第一点：这部电影是中日两国电影艺术家第一次合作的产品，而且是成功之作。电影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日两国人民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因而双方都明白，要保卫各自的和平生活就必须相互紧密团结，警惕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值得庆贺的第二点：这部电影上映的日子正赶上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的十周年纪念日。大家不会忘记日本政府在联合声明中的郑重表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如果自食其言，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扔在脑后，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值得庆贺的第三点：这部电影的上映，正好用历史的真实来揭穿日本文部省歪曲历史，企图对中小学生进行欺骗教育的拙劣伎俩。让日本的中小学生都来看一看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所说的‘进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进入’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祸害。也让中国的中小学生都来看一看这部电影，让他们明白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冰心在《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中，认为这部影片的创作和上映是适时的。
冰心说：“自从我听到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中，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动，篡改为‘进入’这一消息起，我的心一直在怒涛翻滚之中！”她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含垢忍辱地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的经历，说：“国耻纪念，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五七’、‘五四’、‘济南惨案’、‘八一三’、‘九一八’、‘七七事变’……哪一个国耻纪念，不在我的脑海中掀起一张我目睹耳闻的血淋淋的画片？只在二十年代我在美国求学期间，有了几个日本同学以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是爱好和平的。特别是在1946年冬天我到了战后的日本，我才知道日本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伤害得家破人亡！……从这时起，我深切地体会到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这是关系到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头等大事，我必须以对日本广大人民的同情来代替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我誓同我的日本朋友们全心全意地为这伟大高尚的目标而终身奋斗！”
冰心说：“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涌现了许许多多我的日本朋友的诚挚的面颜：已故的松本治一郎先生，中岛健藏先生，松冈洋子女士，……以及其他当前健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他们都仍在为中日友好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十年前我在《樱花和友谊》一文中，曾写道：‘亲爱的日本朋友们，二十多年来，我们在风里、雨里、冰里、雪里，并肩携手一砖一石地铺出了这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道路，过去并不是平坦的，将来也还是有曲折的，随时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真是不幸而言中！十年之后，果然出现了这件要污染日本子孙后代的篡改教科书的事件！……”
冰心表示：“我有限的岁月不会增添，而我支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并没有丝毫的减退。我信赖我们两国坚持人民友好的接班人！”“我再重复一句：请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正在努力创造世界和平历史的中日两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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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四川《社会科学研究》发表文章
提出重新评价《三国演义》
四川的《社会科学研究》从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起新辟了《〈三国演义〉研究》专栏，开展对《三国演义》的讨论和研究。这期除刊登了刘知渐等同志的三篇文章外，还发表了该刊编辑部整理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和编者按语。
编者按语指出：“《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长篇文学名著之一，问世六百余年以来，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一部通俗的历史和军事的教科书。建国后，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对此书曾经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可是，在这之后的一二十年间，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讨论却一直中断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重新广泛开展了对《红楼梦》、《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和讨论，而唯独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和讨论迟迟未能充分展开。为此，本刊特将刘知渐等同志的三篇文章，连同本刊整理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发表于此，以后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重新开展对这部古典长篇文学名著的研究和讨论。”
这期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指出：《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它的成就无疑是主要的，而其思想艺术方面的缺陷则是次要的。精华多于糟粕。我们不能轻率地否定或贬低它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长篇小说积累下来的艺术经验，难道《红楼梦》会从天而降么？但是较长时间以来，我们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却做得很不够，这一现状与该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很不相称的。刘知渐在文章中建议认真地研究一下《三国演义》，澄清以往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重新给予它一个正确的评价，以推动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刘知渐的文章还对《三国演义》一书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罗贯中进行了考订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此外，作者着重论述了《三国演义》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作者认为《三国演义》除了起到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之外，还在其它许多方面起到了有益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如帮助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分久必合”的规律，认识政治斗争的胜败决定于人才的多少和是否善于使用人才以及“斗智优于斗力”的真理，等等。作者认为《三国演义》中的忠义思想及它教育读者的一些作人的道理，尽管从伦理观念上讲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只要不是反动的东西，“对读者仍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比如廉洁奉公、光明磊落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效法。
李厚基的《〈三国演义〉构思基础质疑》一文，从艺术创作的规律出发探讨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构思和创作过程，否定了罗贯中是从“拥刘反曹”或“正统观念”出发来进行艺术构思的传统说法。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就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改进行了分析探讨，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胡邦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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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发掘生活的新意
——谈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
吴松亭
粉碎“四人帮”几年来，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有100多部，几乎占全部长篇小说总数的一半。
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了艰苦曲折的二十八年漫长的历程，无数革命先烈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文学作品对之进行描写和反映，无疑将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帮助青年了解革命斗争的艰苦曲折的历史，可以潜移默化地对青年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从而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激励他们为四化建设而献身的精神。
就这100多部作品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反映。有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过去的作品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到而未充分表现的，现在也有了反映。如写淮海战役的有《淮海大战》和《决战》，写中原突围的有《覆灭》，写南方三年游击战的有《梅》等等。这都是题材领域的新的开拓。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对过去某些人为的禁区敢于涉猎，并作出正确的描写和反映。如正确理解列宁关于领袖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集团的论断，从而塑造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站在党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评价和描写了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遵循周恩来同志的“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教诲，抒写了革命者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提高人民的道德情操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在革命与爱情的对立统一中，描写了革命者纯洁、高尚的爱情。题材领域的扩大和某些禁区的冲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势头。
五年来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从总体上看，从质量上看，似乎还没有超过建国以来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优秀作品。但是，其中有些佳作，在深刻反映社会矛盾，表现时代精神，塑造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在主题思想的开掘和深化，艺术手法的探索和追求等方面，都有各自独到之处，在思想艺术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首先，一些作品从时代的高度上对生活作整体的反映。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处，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从而在广阔的生活画面上，突出地表现出时代的主调、重大的社会问题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鄢国培的《漩流》，反映的是三十年代川江流域的社会生活。作品中有两条情节线，一是涪陵和民成两大轮船公司的由互相倾轧到最终联合，一是党在川江海员和川东沿江城镇中开展革命工作。作家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民族矛盾开始上升的时代潮流的高度上，将这两条情节线索交织起来，把矛盾的各个方面，人物的各种关系，进行有机的排列和组合，展开了各种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及其他势力的角逐，各种人物都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展开了思想交锋和性格冲突。真是处处充满着危机，事事隐伏着矛盾。时代的主调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在其中起着轴心作用，各种矛盾、各种人物都卷入了时代漩流之中，围绕着这个轴心旋转。党的地下工作者、不同思想觉悟的海员和群众、不同类型的民族资本家、大小军阀、袍哥头子、蒋帮特务、日本间谍、女交际花、外国牧师等等，在时代历史的漩流中，在相互矛盾、关联、依存和思想渗透下，显示了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命运。时代的风云变幻牵动着每个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每个人物的思想行动又折光地反射出时代的风貌。在时代的主调和广阔的生活画面的结合中，我们透过川东这个社会生活的窗口，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时代前进的总趋向。此外，还有象陆地的《瀑布》这样的小说，作品中所展开的生活场景和矛盾冲突，也是十分广阔和复杂的。
然而，如果严格要求的话，这些作品在生活画面与时代主调的结合上还不够完善。《漩流》的不足主要是在时代主调上有薄弱之处。从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背景看，当时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应当是诸多矛盾中的主导方面，可是作品恰恰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比较薄弱，其中的革命者和工人群众没有多大作为，未能够充分地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因此，作品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相对地削弱了。有的作品则恰恰相反，其不足是在生活画面方面——人物不集中，矛盾不集中，整个生活画面给人以松散的感觉。由此可见，时代的高度与生活的整体，必须在创作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任何一个方面的欠缺或薄弱，都将直接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其次，不少作品从人们熟悉的题材和生活内容中挖掘出了新意。作家们较深刻地把握了生活的本质和底蕴，准确地认识了人物活动的历史动机和社会意义，在这个前提下对人们熟悉的题材和生活内容进行开掘，使作品有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并给读者以思索和启迪的新意。
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包括两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内容，一是四十年代的游击战争，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小说从历史发展的内部规律上，将今天与昨天、现实与历史联结起来交错地进行描写，自始至终围绕着两个对立的人物于而龙和王纬宇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游击战争在其中占有很大篇幅，作家的更多激情也倾注于此。可是，老而又老的一支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并未使小说落入旧的窠臼，相反，我们从熟悉的题材和生活内容中看到了生活的新意。于而龙回到阔别多年的石湖去寻找杀害芦花的凶手的罪证。他，经过几番波折终于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罪证，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历史的风云变幻，从心里找回了尤为宝贵的东西——群众。小说写的是“冬天里的春天”的故事，而春天正在人们之中，春天正在人民的心里。这就是小说所表现的生活的新意。
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的新意则在于对历史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认识。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淹没四十四个县的空前浩劫为背景，写了七户农民的不幸遭遇和坎坷命运。作家没有去着力塑造拔高了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对普通劳动人民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的礼赞上。它从七户农民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以及对土地的眷恋，对爱情的坚贞，对生活的执着，对困难的蔑视，对邻里的互助……深入写出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这，就是作品的新意。
新时期的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突出地显示了对生活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的特点，也进入了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之中，上面我们论述的两个作品之所以有生活的新意，正是作家思考的结果。在《冬天里的春天》里，我们还可以直接从作品的议论中看到作家的这种思考的特点。小说中许多哲理性的议论，就是作家还来不及将思考的结果溶化于艺术形象之中，而情不自禁地在作品中直接剖露出来。这些哲理性的议论，启迪着人们对人生的思索。
第三，不少作品象生活本身一样复杂地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性。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性是完全符合文艺反映生活的规律的，是社会生活丰富复杂性的必然反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置身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要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时代潮流、社会矛盾、阶级关系、传统观念以至家庭、亲友、社团等等的制约和影响。
杨佩瑾的《旋风》能在读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主要原因就是刻画了几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其中女主人公凤妹子的形象尤为出色。凤妹子出身于西塔贫苦劳动人民家庭，从小父亲就在宗族械斗中丧命，由义父张万安收养教育成人。父亲的死在她身上投下了性格的复杂性的阴影，使她十分仇恨东塔人，而她后来所处的地位又加深了这种复杂因素：虽然从阶级地位上看她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鞭炮作坊女工，但在封建宗族和帮会势力中又处于大师妹的优越地位，宗族的偏见给阶级的感情蒙上了厚厚一层灰尘。阶级的感情和宗族的偏见矛盾地揉合在一起，她的性格就表现得十分复杂。她有同情弱者的正义感，有同情受苦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情谊，但对东塔人却不分地主豪绅或贫苦农民一概视若仇敌；她对压迫剥削工人的作坊庄主有阶级本能的厌恶，并敢于对庄主戏弄和抗争，但她又极为热心地参与八仙会购买枪支弹药的秘密活动，而这一活动实际上是维护了作坊庄主的利益的。她的性格的复杂性也渗透到了爱情的领域。她与东塔的赵泉生的爱情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时断时续，常常处于又矛盾、又苦恋的情境之中。凤妹子这种性格的复杂性，正是社会生活复杂性的反映。这个艺术形象对生活的概括有一定的深度，因此也就具有较高的典型性。
不过，我们所肯定的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描写，并非主张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描写人物性格上的分裂。作为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总还是有一个性格的核心在其中处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凤妹子的性格的核心，是由她的阶级地位和劳动人民的乳汁对她的哺育形成的。因此，在敌人的分化、毒害与党的教育、争取同时对她进行影响时，尽管土客籍的长期宗族械斗造成了她思想上的偏见，但她还是在痛苦的矛盾之中得到转化，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漩流》中的朱佳富，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作为民族资本家，朱佳富既是一个实业救国的爱国主义者，又是极端自私而有个人野心的人物。在民族矛盾开始上升的时期，他那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是作了肯定性的描写的。然而，作家并未因此忘记他性格的核心部分，对他那种野心勃勃，在矛盾的夹缝中努力扩张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不择手段地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因此，性格十分复杂的朱佳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既不同于同是民族资本家的高伦，更不同于共产党人李明及其他海员工人，尤其是后者与朱佳富有着阶级本质上的差别。朱佳富和凤妹子的性格的复杂性，是作家从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出发，抓住人物性格的核心进行描写的，因此人物的性格既是复杂的，又是有着本质的真实的。如果与此相反，作家予人物性格的核心以不顾，一味追求性格的复杂性，将那些琐碎的、毫无意义的东西硬加到人物身上去，那也只能是“恶劣的个性化”的表现之一种。
上面我们论述了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所取得的一些成就，然而这种成就还只表现在少数作品之中，较多的作品还停留在一般的水平线上。从我们看到的这类作品中，一般化的问题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首先是故事落套。这样的作品，过于偏重写一个战斗的过程，一个事件的始末，一支部队的发展壮大，而未将艺术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中去，显得视界比较狭窄，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广阔的生活画面。由于拘泥于写“事”、写“史”，而把文艺作品要着重写出人物这一点忽视了，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就为事件所淹没。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着思想净化和性格凝固化的弊病。一部长篇小说总是要包容特定历史时期一长段社会生活史的，而人物在这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思想性格也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高尔基曾经说过：“人不是停滞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他是生活在‘形成’过程中，并向着发展其力量和品质的道路前进。”因此，人物的思想净化和性格凝固化，不仅是一个能否产生艺术魅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能否真实的问题。第三是缺乏思想深度。这样的作品，尽管也注意了写人，而且写了人物的成长或转化，但是由于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去观察、分析、描写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人物的思想行动缺乏明确的历史动机和丰富的社会意义，因此人物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不强，典型的意义比较差，作品也就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