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历史岂能篡改
——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时，公然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当年日军对南京人民的大屠杀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城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从1937年12月至次年2月上旬，杀害我同胞30多万人。日本侵略军的这种暴行，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接着日军沿沪宁线、宁杭线以及由广德而芜湖，三路进攻南京。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由唐生智部5万人留守保卫南京。12月8日，三路日军进攻南京城廓阵地。12日，日军侵占雨花台、紫金山，其一部突入中华门。唐生智以战局难挽，为保存实力以图再战，下令放弃南京，于同日午后分别由西门和北门撤退。13日，南京终于落入敌手。
当淞沪战役紧张时，南京百万市民开始向各地疏散，但广大居民无力离乡远走，结果有20万左右市民在南京沦陷前只好到城外沿江四乡暂避，有25万以上市民躲入外侨划设的国际难民区，还有极少数人因故留在机关、公司或家中。另有大量从前方溃散下来的伤、病、散兵和家罹战祸的难民，拥入南京城，聚集在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一带。因此当12月12日晚日军猛袭南门时，南京城已是一座无抵抗力的都市，所谓“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根本是歪曲事实的谎言。
12月13日晨，日军谷寿夫部首先入城，立即抢占机关、公司、银行、仓库，血洗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群。自此一场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六代豪华的文化名城顿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14日，大批日军涌进南京城，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两天之后，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两旁的街巷积尸成垒，简直成了血路、血窟。同时大肆抢掠焚烧，先劫取仓库公司存货，然后纵火焚烧，使繁华街区顿成灰烬，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杀戮妇女，连8岁的女孩和70岁的老妇都未能幸免。日军还借口难民区藏有中国兵2万，将壮年难民分批抓走，押到下关一带，用机枪扫射，或迫入地窖聚而焚之。
环城和城外沿江一带的惨杀更为凶狠。自12日下午起，日军在紫金山活埋难民3，000人，雨花台搜杀伤兵、散兵和难民共2万余名。躲藏在和记制蛋厂内的成万的难民，尽被杀戮。上元门、凤凰街上新河等处杀戮从前方俘虏来的兵民2万余名。汉西门外一次押到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军警7，000名，被活活烧死；日军则群立两旁，看着一片摇曳的火光，听着凄惨的叫骂声，狂笑取乐。随后，又用数十辆大卡车载千余老幼男女到沙洲，掘一大坑道，全数活埋。
13日，一部分日军赶到燕子矶，对着正在通过八卦洲渡江的军民10余万，用机枪狂扫滥射，顿时，尸体蔽江，水流为阻，余存者悉围于沙滩，用几十挺机枪尽行射死。下关、中山码头聚集着待渡的伤兵、军人家属及难民万余人，也遭到同样命运，一息尚存者竟被驱进江心淹毙。日军又从沿江难民村搜捆难民57，000名，其中大批为伤兵和散兵，被驱赶到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士兵大声高喊“夺枪”、“夺枪”，猛冲向前，直至全部牺牲。
上述仅仅是日军在一周内大规模集体残杀的惨况。据一位外国观察家说，这是“日军最高当局采取了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12月17日，松井石根入城，举行所谓“胜利入城式”，实则布置第二步屠杀。当时，城内商店、公司、居民都已关闭了大门，他遂以“有意抗拒”的罪名，命令即行“敞开门户，以示欢迎”。于是，日军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勒令开门，如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射击。日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强奸，甚至因搜查不出妇女或钱财将全家杀害。一天之间被杀者数以千计。被认为有抗日分子嫌疑者，即行绑走，押集至五台山烧死。这样的狂暴屠杀持续至1938年1月上旬。以后，零星的残杀仍继续不止。
日军残忍成性，其杀人手段令人发指。他们或者随意从商店拉出一青年，脱光衣服，用硝镪水浇下，使浑身焦烂，再逼令行走，直到倒毙，以此取乐；或者剥去被俘士兵的衣服，捆在柱子上、门上，用锥子把他们刺成血人，士兵叫骂怒视，再猛锥眼睛，随后用刺刀把喉咙穿破；或者把成百俘虏绑起，挖出眼睛，割去耳鼻，放火烧死；或者轮奸一孕妇后，又剖出腹中胎儿，挑在刺刀上戏耍；甚至搞杀人竞赛，例如两个日军军官在紫金山下进行杀害中国人竞赛，《东京日日新闻》还刊以照片，称“两皇军正继续努力杀人矣！”如此等等。
日军的这种暴行就连当时国际舆论也纷纷表示不满。《字林西报》曾这样写道：“在南京的残暴行为还在继续，中国人民并没有可以引起日本军人施行报复的行动，他们一点罪过也没有。”“无辜的民众遭遇着最狠毒的待遇，这些凄惨的事实，其中一大部分全世界都已知道，其余的惨痛事实也要成为若干世纪的读物”。又说：“我们建议日本负责当局下决心将本报连续所揭露的以及一切正在进行中的罪行，完全予以制止。对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当然有制裁的法律。”连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代表就日军暴行向他的政府报告时也说：“这是整个陆军本身的残暴犯罪行为，他们是兽类的集团”。一位身临其境的外侨说得更为具体：“凡是可能想象的任何事情，日军进城后，就毫无顾忌，毫无节制，一一实行。在这一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军的暴行。”
松井石根在日军进入南京前命令其部队“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妄图以恐怖的手段，使中国民众畏惧、屈服，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日本甲级战犯28人。松井石根因其在南京所犯的滔天罪行，1948年被判处绞刑。谷寿夫在1946年被引渡到南京受审，次年被我国判处死刑。这是侵略者应得的下场。他们的罪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日本文部省妄图为这样的大屠杀翻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内，是一定不能容许的。 （蔡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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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觉能动性的一些探索
张华金
自觉能动性和科学、技术
人的自觉能动性，一方面来自人的生理机能所具有的能力，即先天的自然力；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实践所获得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力，这里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人类的认识史证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能力，主要来自后天，就是通过学习、教育而获得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一定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水平，就是人类在一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标志。人类的自觉能动性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的特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提高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就要大力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受过科学和技术知识教育与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相比较，受过初等教育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较，其工作和劳动的效能确实是明显地不一样。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就是“开发人的能力”。过去我们对待自觉能动性，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指的就是“干”或“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强调广大干部和群众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十分强调发展教育，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这对提高全社会、全民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自觉能动性和科学预见
过去一个时期，把人的自觉能动性简单地归结为实践活动。近来也有文章说：“人的能动性就在于实践性”。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够全面，忽略了科学的预见性也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的自觉能动性在客观上具有在客观规律认识基础上的科学预见性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性这样两个互相联系、又不能等同的特点和作用。研究人的自觉能动性，只讲实践性（这是根本的）不讲预见性，是不妥当的。
恩格斯说过：“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论述人的自觉能动性时也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革命导师这里所指出的这种科学预见性对指导社会实践、提高实践效果都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重视科学预见的作用，他总是谆谆告诫我们：不仅仅要干，要革命，而且要掌握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认清矛盾转化的必然趋势，树立起必胜的信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之所以能够弱不畏强，败不气馁，一往直前，就是由于发挥了这种善于分析形势、把握发展总趋势、预见未来的自觉能动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科学的预见性，即在实践基础上对自然现象的本质分析和认识，根据这种认识去推论其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此物向他物转化的可能及其转化的趋势和条件，从而促进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获取更大的成果。
真正的先进科学理论、先进的技术知识，都是对客观对象的本质、规律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预见作用。科学的预见是每门科学都具有的职能。科学水平越高，越具有预见性。科学预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中，我们绝不能只看现在而不考虑未来，安排计划、制订措施也绝不能只图当前一时的利益，而必须顾及十年、二十年后可能产生的结果。自觉能动性和实际效益
人的自觉能动性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人们常说这要看是否符合实际，当然这是对的。但是要进一步思考，究竟怎样才算符合实际，符合实际的程度用什么来测量。其根本的标准应该是实践活动的实际效益。效益是检验自觉能动性的尺度。
赵紫阳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国三十二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低得多，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同时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提出了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搞经济建设和做其他工作一样，不能不讲效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能动性，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的能动性。效益观念应是人类发挥自觉能动性的一个根本观念，讲发挥自觉能动性就必须同时讲效益是检验自觉能动性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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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土地问题是否农民战争的核心？
探讨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时，论者常以“土地兼并”作为回答，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在唐以前的历次农民战争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土地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宋以后虽然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但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却是明以后的事。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唐以前的农民战争中却没有反映出来，而直到明末农民战争中才提出来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唐朝中叶的均田制遭到破坏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最近，李桂海在《农民战争与土地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唐以前，农民在土地被豪强地主兼并之后，一般情况下并未变成一个“自由人”。他还必须为封建国家和地主承担一定的徭役，不能随意迁移和流动。如果擅自离开故土，就是逃亡。本人受到追捕，邻里连坐。农民失去土地后，本来可以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开垦一块土地。但由于封建赋役的束缚，由于人身的不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农民要想得到土地，首先必须进行反对封建束缚、争取人身的生存权利的斗争。也只有在争得了人身生存权后，才谈得上争取土地的问题。同时，农民所以失去土地，也与没有人身生存权有很大的关系。
作者指出，由唐末开始，虽然农民起义一再提出“均平”、“均贫富”、“铲平”等口号，但直到明末才明确地提出了“均田”的具体土地要求。“均贫富”当然应包括对土地的要求，但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平分财产、平均赋役的行动，在土地上的“平均”要求还没有突出显示。因为当时造成农民失去土地的，是地主和官吏利用自己的特权，把沉重的赋役转嫁到农民头上造成的。而到了明朝末年以后，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以雇役代替了工役，农民与封建国家政权的依附关系，逐渐由政治上的强制过渡到经济和货币关系，农民取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这时农民如果失去了土地，也可以比较自由地迁移和流动，到比较容易得到土地的地方去谋生。所以明朝有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向边疆，进入山区进行垦荒，重新得到土地。但是边疆和山区的开发毕竟是有限的。当明末连年灾荒，数百万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当时很低的生产力水平和腐败的政治条件下，地广人稀的边疆和山区很难容得下这样大批的劳动力，土地问题越来越尖锐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明确提出“均田”口号，正是这种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更将这种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想发展到了高峰。
总之，在封建社会前期，土地问题被层层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所束缚和掩盖着，农民要想得到土地，必须首先揭去掩盖着土地矛盾的层层封建外衣。随着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农民起义才有了明确提出土地问题的可能和条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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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八章 从各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节 提高劳动者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各种途径
途径之一：加强对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教育
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建立在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基础之上，因此，对广大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一个根本途径。对此，我们要从多方面作出艰巨的努力，使广大劳动者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人，使他们懂得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
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科学总结，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不可能在无产阶级群众（更不是一般劳动群众）中自发产生，而需要从外面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去。当劳动者抛弃了旧的思想和狭隘意识，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就有了为社会主义事业积极劳动的自觉态度，而这种自觉的劳动态度，正是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取之不尽的源泉。途径之二：对劳动者进行物质鼓励
在社会主义阶段，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对劳动者进行物质鼓励，是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另一个根本途径。
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必须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还没有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这个原则，才能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获得基本的保证。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下，劳动者会这么想：我劳动得好，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多、质量高，劳动成果好，我得的报酬就多，我的生活就好，因此我应该积极地从事社会劳动。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只要劳动者有社会主义觉悟，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社会作贡献，他的上述积极性，就应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应该得到保护和发扬。如果不肯定这一点，而要求广大劳动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只为社会的利益进行劳动，反对他们同时考虑个人的物质利益，就会贬低按劳分配的意义和作用，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起破坏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错误地批判物质鼓励原则，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必须牢牢记取的教训。途径之三：对劳动者进行精神鼓励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既然有为社会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的愿望，他就会有这样的心理，即希望他所作出的贡献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社会的正确评价，还希望他作出的良好的成绩得到表扬。这种承认、评价和表扬，可以对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产生鼓励的作用。这完全是利用精神因素来鼓励积极性，因此我们把它叫做精神鼓励。这种精神鼓励，不仅表示对劳动者劳动贡献的承认与正确评价，还起着对劳动者的事业心、创造性进行鼓励的作用。和剥削阶级学者丑化劳动人民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对劳动的爱好，想把事情办好，想干一番事业，想有所创造，是劳动者的一种天性。但是，在私有制下，这种天性经常遭到摧残。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这种天性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和发展。正因如此，我们也就可能采取对劳动者进行精神鼓励的方法，来发挥和发展他们的这种天性。口头表扬、书面表扬、戴红花、发奖章等，就是一些常用的精神鼓励形式。这种精神鼓励，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和物质鼓励结合进行。应当看到，即使不同时伴之以物质鼓励，这种精神鼓励也能对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产生重要作用。途径之四：开展劳动竞赛
人有一种在竞赛中成为优胜者的社会心理。开展竞赛，常常可以激发起人们的热情。我们可以从体育竞赛中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现象。傅立叶曾经将人们的竞赛心理称为竞赛欲，并把它视为人类的最高情欲之一。
开展劳动竞赛，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一种精神动力。正如体育竞赛能够激发进取心一样，劳动竞赛也能振奋精力，提高工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仅由于劳动协作和社会接触而产生竞赛欲，而且由于主人翁的地位而产生自觉的劳动态度。自觉的劳动态度和振奋精力的劳动竞赛相结合，就使得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优越于私有制下的某些竞赛活动，而成为提高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列宁曾根据十月革命后俄国工人阶级开展劳动竞赛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给予很高的评价。途径之五：为劳动者发挥才能提供有利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看，要求发挥自己的才智与能力，也是劳动者的一种天性。傅立叶认为，创造欲也是人类的一种最高情欲。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过度劳动、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下，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很难得到发挥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强烈地要求发挥自己的才能。可是，单调的、笨重的、对身心健康有害的劳动，不容易引起劳动者的兴趣，而内容丰富、对身心健康有益的劳动，则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因此，应当通过技术或工艺改革、合理组织分工与协作等途径，来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
劳动者普遍具有在劳动中取得成就的愿望，这是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积极的心理状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应当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必要的条件，这也是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一个重要途径。途径之六：在劳动者周围建立良好的关系，形成愉快的气氛
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他们所处的周围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劳动者所在单位的人事关系，对劳动者的积极性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如果劳动者在他所处的周围环境中感到融洽和愉快，他的生产积极性就高。因此，我们要关心每一个劳动者，在每个劳动者周围造成一种使之愉快的气氛，形成一种互助合作的良好关系。劳动者周围的人事环境对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往往不亚于物质利害关系对它的影响。途径之七：保障和加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社会制度，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主人翁的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劳动者的日常生产活动中，劳动者能否参加生产管理，他们的意见有无发表的机会和是否得到应有的重视，意味着劳动者主人翁地位是否真正得到体现。如果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保障，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高涨；反之，如果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遭到削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必然下降。保障和加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提高劳动者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途径，不止于这七个方面，我们应当不断地探索其他的途径。即使在这七个方面，我们也应当在做法上不断加以完善。从各个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经常地总结经验，不断创造出更加有效的方法。
本章执笔：赵履宽 姚裕群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27期）（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