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阴魂不散
董逢亚
为什么要把“侵略”改为“进入”？日本内阁的一位长官对此讲了一番道理。他说：“日本在‘进入’外国的当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如果把‘进入’说成是侵略，就是歪曲事实。孩子们就会说（日本的）祖先们干了坏事，不尊重他们了。”
长官讲话自然应该不同凡响，但这道理实在有点蹊跷，影影绰绰中分明闪现着阴魂。比如，究竟什么才是“事实”？“（日本的）祖先”的派遣者们干的勾当是事实呢？还是他们干这些勾当的当时用了什么“词”是事实呢？按常理当然是前者不是后者。然而长官却认为是后者不是前者。那末，我也依长官的逻辑来“如果”一下——如果有一个或一伙强盗“进入”了长官之家，杀了人，劫了财，烧了房……，而当时并没有用抢劫一词，试问，应该称作什么才不歪曲事实呢？是“进入”？还是“抢劫”？只好留待善于“审定”的长官们定稿了。
倘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事实”，那末，一言以蔽之：奸淫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长官的“祖先”当年在中国推行的三光政策，不就是烧光、抢光、杀光吗？此类事实，已载入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当然长达1，213页的判决书，也不过只能略录其大端罢了，而种在千百万中国人心目中的此类事实，要远比录存在案的那些具体得多，丰富得多，深刻得多。难道能说“侵略”一词是歪曲了这样的事实？而“进入”一词反倒是恰如其分的吗？
又如，究竟什么才是“歪曲”？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文过饰非，矫恶为善是歪曲呢？还是黑白分明、名实相副、直言不讳是歪曲呢？按常理自然也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然而长官却又认为是后者不是前者——所谓“如果把‘进入’说成侵略，就是歪曲事实”者是也。不过我又要因此来“如果”一下——如果长官的说法能够成立，那末，不仅日本原来的历史教科书是歪曲事实，也不仅中国现在的抗议是歪曲事实，而且，就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判决，也都成了歪曲事实了。因为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确凿的证据（在审判中出庭作证的人达419名，书面作证的人有779名，受理证据约4，300多件）“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而判决书的第五章，还赫然以《日本的对华侵略》为题。如果长官的高论能够成立，那末，诸如东条英机之流的战争罪犯的被判决，就是一桩国际大冤案，必须予以平反昭雪；整个的历史都必须加以颠倒，所有以确认日本的侵略战争为基础的声明、条约都得统统加以修改，试问，“事实”能够这样的不被“歪曲”吗？长官的鬼话虽于理欠通，但这个逻辑必然导致这种结果，确把长官们存心捣鬼的心迹，显露了一个真切的斑点，使人于此不难窥其全豹了。
还有，究竟什么才叫“干了坏事”？强占和践踏别人的国土，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按常理当然是“干了坏事”，但在该长官看来，干了这些滔天罪行的事也并不是“干了坏事”，只要在干这些勾当的当时没有用“侵略”一词，那就还是值得“尊重”的。倘使后来对此用了“侵略”一词呢？那就会变成“干了坏事，不尊重他们了”。所以教科书必须把“侵略”一词改为“进入”。这是有关长官一心尊崇的“祖先”们能不能也得到日本的孩子们尊重的大问题，尤其是关系到能不能让今天的人也以他们的“祖先”为榜样，再去舍命为长官们“进入”别的国家，从而求得将来的孩子们把自己也当作“祖先”来尊重的大事体。“进入”这个词，如此“中性”得可爱、便利，那又如何能够不挖空心思地用来修订“侵略”一词，修订之后又如何舍得再改动呢？谁要说是应改，那怕你曾是被这“进入”侵略得遍体鳞伤的，也必定要用“干涉内政”的帽子挡回去。
一切坚持世界和平和中日友好的日本人都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但必须警惕东条英机之流的阴魂附体！试看东条英机在《大日本帝国》电影中的出面喊冤，就不难看出这种鬼魂的附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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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所感
钟敬文
知日本作家鹿地亘于七月二十六日在东京病逝。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我国所组织之日本反战同盟活动，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特别在日本还有人公然把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改称为
“进入”的此刻。因取当年所作赠诗一绝刊之，以寄所感并志悼念之意。风霜笔舌抵千兵，华土争传节侠名。莫向月明思旧国，江南风物怆兰成。＊ ＊ 谓日本军阀，为侵略东亚各国，残酷压榨国内人民，使流亡海外志士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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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史小品
惨绝人寰的“无人区”
肖旭
这是我军缴获的日本侵略者制作的热河省兴隆县（今属河北省）地图（见附图）。图中深色部分是“无人区”。
什么叫无人区？194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残酷的扫荡。就以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700余里的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九县来说，日本侵略者划定长城以北40里，以南20里的广大地区为无人区，他们先是把三家五家零散户，集中到村子里，然后把所有小村子里的人都集中到离长城40里以外山沟口较大的村子里，取名叫
“部落”，老百姓叫它“人圈”。群众进行各种反抗，日寇每天就在山沟里、山顶上进行扫荡与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就是小小的茅草窝棚也难免化为灰烬，牲口和财物被抢掠一空。这样的搜索扫荡一个村至少几次，一个马尾沟的地方竟被反复烧杀了14次，以致庄毁人亡，许多村庄，被杀者在半数以上，全家被杀的也为数不少，使4．2万平方里的土地，人烟罕见，一片凄凉。
被逼迫到“人圈”里生活的人们，都过着非人的生活。人们只要稍有不满的表示，就被加上一个罪名处死。一旦进入“人圈”就要与外面断绝一切联系，10里以外的土地，不许耕种。凡是能拿得动枪的男人都要编为“自卫团”，每晚被迫巡查，不许睡觉，他们又都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每月要服劳役15天至20天，修路、开矿、挖壕沟、筑碉堡，到死干不完的活。男人的命运尚且如此，“人圈”里的妇女遭到的百般蹂躏更是难以想象了。
承德等九个县份，在“无人区”政策的摧残下，有600多万亩土地荒芜，1，000余村庄的房舍片瓦无存，将近50万的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被杀害和死亡的人数更是无法计算。
我们要问，难道日寇在华北制造“无人区”的这一事实不是“侵略”华北，而是“进入”华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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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管读者问
贵在立志
黄绍芬
问：您是怎样开始电影摄影生涯的？
答：这还得从我踏上影坛说起。1925年，我年仅十五岁，迫于生计离开故乡广东中山，托人求情进了上海民新影业公司，拜黎民伟为师，开始了学徒生活。当时，正风行拍摄童星武侠片。我被看中扮演《木兰从军》一片中花木兰的弟弟，初获成功后，又让我在《西厢记》等影片中接连担任儿童角色。本来我也可能成为一个电影演员，但是，我看到当时的银幕充斥着西方武侠片，英、美影片的摄影技巧令人眼花缭乱，国产影片的摄影相形见绌，几无立足之地。我常常暗想：难道听凭外国影片充塞中国的市场吗？难道中国的电影天生就应落后于外国吗？我毅然向公司提出要学摄影技术。经理虽然答应，但只是让我在现场做做杂务。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要想学一门技术，谈何容易！掌握技术的人，是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别人的。因为，教会了别人就意味着砸了自己的饭碗。当时，摄影师的机器是不准别人碰的，而我只是做些吃苦费力的工作，如：帮照明工推重达一百余斤的炭精灯，晚上还要帮助冲洗片子……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一天下来总是干得精疲力尽。
我憋着一口气，决心要学会摄影。摄影机不能接触，我就悄悄地记下摄影师每次拍摄时，如何摆机位、布光、用多少光圈等。当时的摄影机没有马达，全凭手摇进行拍摄，每秒16格，摇时必须均匀、平稳，这正是摄影的基本技术，我一定要掌握它！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放映机上拿掉马达上的皮带，安上一个装片用的摇手柄，可以用来练习摇摄影机的本领。此后，我经常用手摇的方法，充当义务的放映员，有时胳臂摇肿了也不停歇。两三年后，我已掌握手摇摄影机的技术，摇得非常均匀、平稳。当摄影师和经理发现我已有了扎实的基础后，也就同意让我拍一些零碎镜头了。
1929年，我年仅十八岁时正式独立拍片，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心想，能有机会为中国电影争气了！我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孙瑜导演的《古都春梦》。担任女主角的阮玲玉虽具有较高的表演造诣，但面容有病遗的缺陷，为了使她在银幕上形象姣好。我苦苦琢磨，反复试验，采用了在镜头前加厚薄不同的细黑纱的拍摄方法，结果获得成功而使电影界的同行惊叹不已。从此，我就开始了电影摄影的生涯，一晃已是五十多个春秋，拍摄了近七八十部影片，解放前有《三个摩登女性》、《女性之光》、《夜店》等，解放后有《梁祝》、《林则徐》、《女篮五号》、《十五贯》、《枯木逢春》、《霓虹灯下的哨兵》、《白蛇传》等。每接到拍摄任务，我都牢牢记住最初跨入电影摄影行列时的志向：要为国产影片争气，为祖国争光，所以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如今，我虽已年过花甲，总还想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电影事业作一些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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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保持会“游水”的习性
方可
有人把被逼去作外行的事，称作“打着鸭子上架”，却从来没有人称之为“打着鸭子下水”。这是因为鸭子脚生双蹼，其天性会游水，却不能上架的缘故。如果有人说鸭子不会游水，就会使人感到是奇谈怪论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就见过有不会游水的鸭子。
上海禽蛋五厂饲养的一群群鸭子，外表看来和普通鸭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一放到河里，它不会游水，直往水里沉。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和普通鸭子的饲养方法不一样，是采用笼子饲养的。金黄绒球似的小鸭一钻出蛋壳，就被关进了笼子。它与水绝缘，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长得又肥又大。久而久之，它原有的那种水禽动物会游水的特性也就蜕变了。
由上海禽蛋五厂饲养的鸭子“沉水”，想到了我们党的某些严重脱离了群众的干部，也有个如何保持和发扬会游水的基本习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鱼，群众是水，我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本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特性之一。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干部都练出了一套较高的“游水”本领。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保持着血肉的联系。因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但有些干部逐渐地养尊处优，脱离了群众，离水索居得久了，也变成旱鸭子式的“怪鱼”了，再也深入不到水里去了，甚至变得怕水了。这是令人痛心的。
最近，一位红军老干部看了《邻居》这部电影，声声赞颂影片中那位红军干部在群众中如鱼得水的那种革命本色。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干部保持和发扬这种鱼水关系，是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这话是意味深长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我们原有的会“游水”的本性，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着力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一切弊病、灾难莫不是从离“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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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仙
何永年
在杭州华侨饭店的阳台上，摆着一盆水仙，一位华侨姑娘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浇一勺清水……
果然，叶儿长了，
象一片片翡翠；
随后，花儿开了，
象白玉雕成的六瓣……
少女眈视着它久久地伫立在花前：
“哦，这花儿多象我自己——
要是失去祖国与民族的清泉，
我怎能自豪地开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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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给英雄的歌（中国画） 梁战岩